一三　漢代諸帝與儒術之效

前漢諸帝，高祖以泗上亭長起家，其人本出無賴，好酒及色，了不知書，猶不喜儒生。孝惠在位日短，呂后亦無更革。殆及文、景，黃老興盛，二帝又恭自節(jié)儉，無為而治，“移風易俗，黎民醇厚”[50]。武帝親政，遂用董仲舒、桑弘羊輩，大興儒學，功罪參半焉。然其時儒術，亦非后世所謂大一統(tǒng)者也。昭、宣二帝，創(chuàng)制亦鮮，唯師其意而已。漢元為太子，嘗侍宴，從容謂宣帝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钡圩魃唬骸皾h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51]此可見彼時絕非儒化之天下，而漢元之嗣位，亦幾幾乎不保焉。至元帝即位，多才藝，善史書，“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下牽制文義，優(yōu)游不斷，孝宣之業(yè)衰焉”[52]。此雖班史有意著語以應宣帝之言，然亦明元帝好儒之失也。

西漢至成、哀間，政從他出，朝綱已亂，甚無可述者。西漢諸帝，于學問書籍之事，皆平平也。孝宣雖有石渠之會，然經術亦非其長。光武幼時耕植，“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53]。較其父祖，為粗通經書，然終西、東漢諸帝，深于儒術者，蓋未之有也。

又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有“漢詔多懼詞”，言漢帝遇水旱風雷、星隕地震，莫不下罪己之詔，謂詔書“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yè)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54]。趙氏所列，尚為西漢諸帝詔書，及光武詔言“上書者不得言圣”，則視己為渺矣。皮錫瑞《經學歷史》以為：“其時人主方崇經術，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詔罪己，或責免三公。雖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尚有君臣立儆遺意。此亦漢時實行孔教之一證?！贝搜钥捉讨螄В迦逵謱已詽h人以經術治世，文質彬彬，天下太平，盛世光景，言之鑿鑿，宛似昨日焉。

案經術之不能治國，《周禮》難致太平，《禹貢》不可治河，世人亦言之多矣。儒者之好為大言，食古不化，又“牽制文義，優(yōu)游不斷”，自古而然。漢詔多懼詞，趙氏以為家風如此，皮氏以為儒學之效。以愚之見，一則雖經蠻秦一統(tǒng)，然當時高祖初立，諸臣拔劍擊柱，爭功而不相能，叔孫通創(chuàng)立儀制，高祖方知帝王之威重，然君主權威，尚未擎天而搘地也；二則當時天人感應、陰陽災異及讖緯之說，大行其道，故遇天災人禍，輒下罪己之詔，祈福禳禍，如履薄冰，多存罪己寬人之心。所謂儒術浸染，而經術治國者，乃想當然耳。唐、宋之君，尚存惕懼之心。至明清兩代，洪武之撤孟子于陪侍，乾隆之蓄群臣如狗彘。帝王之位，如日中天；臣子之身，不若草芥。遂一人在上，乾綱獨覽，藐視天下，無所不為，無所畏懼，登其峰而造其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