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譚家健

《晏子春秋》是春秋時期齊國名相晏嬰的傳記資料匯編。晏嬰曾輔佐齊景公等三代國君，立朝數(shù)十年，是與管仲齊名的杰出政治活動家、道德高尚的賢者，在先秦以及后世享有崇高的聲譽?！蛾套哟呵铩饭舶似?，二百一十五章，全部與晏子有關(guān)?；驗槎绦」适?、傳說，或為君臣問對，或與多人議論，具有不同程度的歷史真實性和一定的文學形象性、趣味性。是我國第一部以一個人為中心的傳記文學作品。

關(guān)于《晏子春秋》的研究，清以前學人關(guān)注者不多。其成書時代和作者，或以為戰(zhàn)國齊人，或以為秦末漢初某人，甚至有人懷疑是六朝偽書。其學術(shù)體系，或歸入子部儒家、或墨家、或雜家，或列在史部。清中期以后，學者們對該書的文字?？?、音義訓釋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上世紀七十年代，山東臨沂西漢初年墓中出土大批《晏子》竹簡，內(nèi)容與今本大致相合。于是成書于先秦遂成定論，對該書的諸多問題從各方面進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逐漸增多，終于改變了長期冷落的局面。

劉文斌教授的《晏子春秋研究史》是第一部對該書產(chǎn)生二千多年來的編輯、整理、考定、研究狀況進行系統(tǒng)全面梳理的學術(shù)史。對西漢以來《晏子春秋》研究的大致歷程、主要成果、各種學術(shù)問題和重要見解，做出盡可能科學的、中肯的評述與闡釋，理出一條比較清晰的發(fā)展脈絡(luò)，為今后繼續(xù)研究提供學術(shù)積累和經(jīng)驗教訓，并匯集了大量資料以備參考。對于《晏子春秋》的研究來說，無疑是帶有總結(jié)性的學術(shù)專著。

我粗讀書稿之后，有三點突出印象：

第一點是內(nèi)容充實、系統(tǒng)。

導論之后，第一章是清以前的研究。以劉向編輯《晏子春秋》和柳宗元《辯晏子春秋》為重點。這兩位的貢獻是人所共知的，書稿給劉、柳以充分的評價。宋明時期，劉先生引述了晁公武、項安世、程大昌、王應(yīng)麟、宋濂、焦竑、胡應(yīng)麟、王鏊等人的意見，多為片斷、零散的文字，吉光片羽，一般人并不了解，書稿下了一番爬梳發(fā)掘的功夫。

第二章，清代的研究。重點介紹了孫星衍、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蘇時學、黃以周、文廷式、陶鴻慶、于鬯、蘇輿等人的校釋成果，同時介紹了吳德旋、管同的六朝偽書說，惲敬、凌揚藻對《晏子春秋》內(nèi)容的理解，還介紹了一些人對晏嬰政治活動和其他表現(xiàn)的不同評價，如馬骕、趙青藜、姚鼐、馬國翰等，還引用了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的意見。雖然是討論歷史人物，而其行事在《晏子春秋》中亦是重要情節(jié)，評其人與評其書是一回事，對于研究《晏子春秋》很有意義。

第三章，民國時期的研究。首先介紹“蛤笑”的《晏子春秋學案》，以西方現(xiàn)代政治理念解讀《晏子春秋》，認為其中“有與君主立憲之義相符合者”，未免牽強，卻是一股新風。還有梁啟超、尹桐陽肯定該書不偽，錢穆、黃云眉重申偽書說，劉師培、張純一、于省吾等繼續(xù)對該書進行校釋，他們的成就超越前人。

第四章，1949-1976年間的研究。校釋成果有吳則虞的《晏子春秋集釋》，論文只有高亨、董治安師生的兩三篇。

第五章是1976-2010年間的研究。列舉的文章和著作相當多，但介紹有所側(cè)重。

第六章，臺港之研究，介紹王更生、陳瑞庚、鄭良樹等人的論著。

從上述簡介可以看出，書稿規(guī)模宏大，涉及面相當廣泛。

第二點印象是評論周詳細致。

對許多學者成果的評論，既講貢獻，也講缺失和錯誤，如對孫星衍，劉著推崇備至，又指出，音韻注釋存在不少問題，少數(shù)語詞解讀有誤，某些關(guān)鍵語詞漏注，個別語詞解釋迂曲。對盧文弨、洪頤煊、孫詒讓、劉師培等人的失誤，亦多有匡補。每章之末有小結(jié)，總論該時期研究的成就與不足，有相當概括性和理論深度。面對當代各種不同學術(shù)見解，書稿隨時提出討論，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即使觀點大致相近而表述語言不一致，劉先生也力求精確，不隨意茍同。他這部學術(shù)史，絕不是純客觀地羅列介紹，而是處處滲透他本人的研究心得和獨立判斷。在某些方面他比古人站得更高，（例如他可以利用最新出土材料糾正古人的校勘）比當代某些人看得更廣，（他熟悉某些問題的來龍去脈，不會炒冷飯）他與古人對話與今人討論，態(tài)度都是相當認真摯著的。

余論《晏子春秋》研究的成就與反思，總結(jié)相當精辟。成就概括為六點：一、文本校釋取得巨大成績，二、對作者和成書時代進行了深入的考辨，三、對著作性質(zhì)形成了比較符合實際的認識，四、對晏子的思想進行了比較深入地探討，五、對《晏子春秋》語言的特點有所歸納，六、研究方法不斷改進，運用了考古資料，吸納了西方某些文藝理論觀點。反思幾個問題很有啟發(fā)性：一、《晏子春秋》中的晏子與歷史人物不能等同，二、該書中的材料不能都當成信史，三、該書的作者不可能坐實為某一個人，四、書中反映的語言特點不宜局限于某一地區(qū)，五、不能為了突出某地區(qū)的歷史文化地位而過高地放大晏子的思想水平。劉先生提出的這些問題在其他學術(shù)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具有普遍意義。

第三，材料相當豐富。

此書有三個附錄，一是歷代版本及箋校書目，收錄中國書目119種，日本書目29種；二是研究論文索引，中國大陸306篇，臺港及海外26篇；三是重要研究資料選編，并附有按內(nèi)容分類檢索表。三種附錄合起來占全書相當大的篇幅。據(jù)我所知，劉先生為收集這些資料下過很大功夫，到訪過全國許多圖書館，征求過多位有關(guān)專家的意見，還寫信求助于臺灣學者，有些資料來之不易。即使用電腦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檢索，也是很難達到他這種程度的。

當然，作為第一部研究史，既是開創(chuàng)，必有遺漏。據(jù)我所見，明代對《晏子春秋》的選評之書，尚可補充：如焦竑選、陳懿典評的《諸子折衷匯錦》中有《晏子》選評，陳仁錫《子品金函》中有《晏子春秋》選評。臺灣近數(shù)十年出版了十余種關(guān)于《晏子春秋》的專著，劉先生自稱只見過幾種，有不少尚未親見。附錄中列舉了2010年以前的報刊文章和碩博論文目錄，卻忽略了這個時期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散文史有關(guān)《晏子春秋》的專節(jié)，這些文學史的意見影響廣泛，值得重視，對讀者是有參考價值的。

劉先生對古人是敢于批評缺失的，然而對于今人似乎有些過于謹慎。小的問題可以批評討論；遇到某些重大問題，似乎頗存顧慮。今人有些所謂“新見”明顯屬于猜想，缺乏充分的理由和嚴密的論證。劉先生雖然也表示不贊成，卻沒有如同古人那樣加以認真的反駁，反而稱為“貢獻”。既質(zhì)疑其說不能成立，又怎么談得上“貢獻”呢？

祝劉先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學術(shù)研究中作出更大成績。

2013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