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

1990年，我撰寫了《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一文（載《社會科學研究》1990第6期），《社會科學報》介紹了此文的主要觀點，《文匯報》《文摘報》《東方時報》《工人日報》《齊魯晚報》等紛紛予以轉(zhuǎn)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2期又全文轉(zhuǎn)載，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此文寫作時，我正在進行重新校理《三國演義》的探索實踐。此后，我接連出版了四種《三國》整理本，它們是：

《校理本三國演義》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 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 巴蜀書社1993年11月第1版。

這四種《三國》整理本，都校正了原本中的大量“技術(shù)性錯誤”，得到了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同行的高度評價，并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被稱為“沈本《三國》”“迄今最好的《三國》整理本”。其中《校理本三國演義》1995年初已是第五次印刷。

此外，我又于1995年出版了《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其中也校正了原本的大量“技術(shù)性錯誤”。

幾年來，我對“重新校理《三國演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這里就幾個關(guān)鍵性的問題，再作申論。

一、《三國》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概況

明、清兩代的各種《三國》版本，都存在大量的“技術(shù)性錯誤”?，F(xiàn)代的各種《三國》標點整理本，有的對底本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毫不觸及，以訛傳訛；有的雖然有所校正，但由于種種原因，錯誤仍然很多。所謂“技術(shù)性錯誤”，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并非作品藝術(shù)虛構(gòu)和藝術(shù)描寫的需要，而純粹由于作者知識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時筆誤或者傳抄、刊刻之誤而造成的，屬于技術(shù)范疇的錯誤。它們與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觀、歷史觀和藝術(shù)觀而產(chǎn)生的作品內(nèi)容上的缺陷和藝術(shù)上的不足，完全是兩碼事。我整理的幾種《三國》版本，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以很大力量指出和校正底本中的“技術(shù)性錯誤”。

綜觀各種《三國》版本，“技術(shù)性錯誤”的類型基本相似。茲以流傳最廣的毛本《三國演義》為例，“技術(shù)性錯誤”可以分為五個大類。

（一）人物錯誤

主要包括五種情況。

1．人名錯訛。如第5回寫陳留孝廉衛(wèi)弘資助曹操起兵討伐董卓，據(jù)《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郭頒《世語》，“衛(wèi)弘”當作“衛(wèi)茲”；第65回寫劉備任用劉璋舊部龐義，據(jù)《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龐義”當作“龐羲”，等等。

2．人物字號錯訛。如張飛本字“益德”，《演義》卻誤為“翼德”（第1回）；劉曄本字“子揚”，《演義》卻誤為“子陽”（第10回），等等。

3．人物身份錯訛。如丁原曾任并州刺史，后入京為執(zhí)金吾，《演義》卻誤為“荊州刺史”（第3回）；楊阜在魏明帝時任少府，《演義》卻誤為“少傅”（第105回），等等。

4．人物關(guān)系錯訛。如董貴人本系董承之女（《后漢書·伏皇后紀》），《演義》卻誤為董承之妹（第24回）；魏國燕王曹宇本系曹操之子（《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演義》卻誤為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