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柯科迪男孩
1723—1746年

這是歷史上最有趣的傳說之一。大約在1726年，瑪格麗特·斯密帶著她唯一的兒子，快3歲的亞當·斯密，和他的舅父一起住在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這里距離他們在蘇格蘭東海岸柯科迪的家只有幾英里。偉大的約翰·雷是19世紀時亞當·斯密傳記的作者。根據(jù)他的記錄，當時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

一群過路的吉卜賽人偷了這個孩子，孩子的母親一直找不到他。忽然有一位紳士說他在幾英里外碰見了一個吉卜賽女人背著一個可憐的孩子。巡警立刻出發(fā)…… 他們在萊斯利森林找到了那個吉卜賽女人。女人一見到巡警就把孩子扔下逃跑了，最后孩子被帶回了母親身邊。

后來人們常常講起這個故事。斯密的朋友，哲學家杜格爾德·斯圖爾特，在第一次談起這個故事時曾稱贊道，這次救援“為世界保住了一個天才，他命中注定要擴展科學的邊界，并為歐洲的商業(yè)政策帶來新的啟迪和改革”。但任何好事導致的結果可能都是雙向的，亞當·斯密后來“心不在焉”的形象廣為流傳，約翰·雷也曾調侃道：“我擔心他會成為一個可憐的吉卜賽人?！?/p>

亞當·斯密一直在母親的關注中生活，他們母子之間的聯(lián)系異常緊密，在一起生活了60多年。斯密出生于1723年6月5日（或者更早），他和牛頓一樣是個遺腹子。他的父親老亞當·斯密在他出生前5個月就去世了，年僅43歲。老斯密通過公共服務和法律工作一路晉升，最終成了柯科迪的海關監(jiān)察。斯密家族在歷史上留下的信息很少，但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大概來自阿伯丁附近的西頓地區(qū)，老斯密從那里出發(fā)去愛丁堡學習法律。1705年，他成為蘇格蘭勞登伯爵的私人秘書。勞登伯爵是當時蘇格蘭的兩位國務卿之一，參與了《聯(lián)合法案》歷經(jīng)兩年的復雜談判，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通過了《聯(lián)合法案》。在那一年，老斯密成為格拉斯哥市的公民，他的家庭與這座城市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他還獲得了一個皇家職位——軍事法庭書記，負責軍事審判。同年，他還被任命為律師，取得了提供財務和不動產(chǎn)咨詢服務的資格，這是一個很有專業(yè)含金量的職位。

老亞當·斯密結過兩次婚，這兩次婚姻都幫助這個出身小士紳階層的年輕人提升了社會地位。他的第一任妻子，莉莉婭斯·德拉蒙德（或者叫莉莉），來自愛丁堡一個有名望的家庭。1709年他們有了一個兒子休，他是亞當·斯密同父異母的兄弟，比斯密大14歲左右。莉莉生下孩子后不到10年就去世了，只給丈夫留下了一個孩子。1715年爆發(fā)了詹姆斯黨人叛亂，這次叛亂在謝里夫繆爾戰(zhàn)役之后無疾而終，戰(zhàn)亂逐漸平息，漢諾威黨被阿蓋爾公爵二世控制，軍事法庭有很多工作需要老斯密處理。

當時老斯密還擔任柯科迪的海關監(jiān)察。他從愛丁堡去了柯科迪，顯然心存疑慮，但仍期望能從蘇格蘭海關系統(tǒng)的重組中獲得一些好處?？驴频系礁Ｋ篂车闹本€距離僅10英里，但是當時橫跨海洋的福斯大橋尚未建成，海灣邊的陸路十分漫長。于是當?shù)厝税涯莻€長條形的小鎮(zhèn)稱作“長鎮(zhèn)”。小鎮(zhèn)的建筑就在海岸邊沿著一條主干道蔓延開來，鎮(zhèn)子長約1英里。這個地方在歷史上頗有地位和淵源：此地大概從1450年開始就是皇室自治區(qū)，有資格進行海外貿易和銷售外國商品，并且有資格派代表參加議會。16世紀，柯科迪港口一直是蘇格蘭向歐洲大陸輸出煤炭、鹽和亞麻的出口，是一個繁榮的貿易中心。但是17世紀40年代的內戰(zhàn)，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統(tǒng)治期間與法國的戰(zhàn)爭，17世紀90年代的歉收和饑荒等一系列事件對貿易造成了嚴重沖擊。再加上后來美國殖民地的擴張，尤其是煙草貿易的發(fā)展，導致蘇格蘭的貿易經(jīng)濟中心越來越向格拉斯哥和西部地區(qū)轉移。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聯(lián)合加速了這一進程，在《航海法案》的要求下，蘇格蘭貿易商不得不融入更大的英國市場。

老斯密于1714年抵達柯科迪，當?shù)亟?jīng)濟正處在下滑期，到1755年，該鎮(zhèn)人口減少到2 296人，幾乎不到1個世紀前的半數(shù)。而且由于海關監(jiān)察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針對貿易額的收費，經(jīng)濟衰退對老斯密的財務收益很不利。更糟糕的是，由于停止了征收農業(yè)稅，為了彌補財政虧空，新的愛丁堡海關專員委員會又開始大力打擊走私，激起了當?shù)厝嗣竦牟粷M。老斯密本人聰明且有教養(yǎng)，他年輕時曾前往法國，在去波爾多的途中還遭遇過海難。他的家中充斥著自由主義的氛圍，家里的小圖書館藏有大約80本書，大部分是法律類、宗教類，也包括歷史、文學和自我提升的書籍。柯科迪的地理位置很靠近愛丁堡，但是從文化、經(jīng)濟及政治方面看，與愛丁堡咖啡館高談闊論的大城市氛圍還是相差甚遠。

不過斯密家族在這個小鎮(zhèn)還是有了很大收獲：老斯密認識了家庭背景深厚的瑪格麗特·道格拉斯，她是法夫郡望族的后代，她父親來自道格拉斯家族，母親來自巴爾福斯家族，都是有影響力的大家族。道格拉斯家有很多軍方的人脈，瑪格麗特的父親羅伯特·道格拉斯也曾在1689年被任命為民兵團的上校。這些似乎給亞當·斯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很多年后的1763年，詹姆斯·博斯韋爾記錄道：“格拉斯哥的斯密先生曾告訴我，他的朋友們曾因為不想讓他參軍而試圖割他的喉嚨?！?sup>作為亞當·斯密曾經(jīng)的學生，博斯韋爾認為這個故事非?；奶疲笳J識這位知名哲學家和政治經(jīng)濟學家的人想必也有同感。

瑪格麗特和老斯密在1720年成婚，但不到3年老斯密就去世了，死因不明。對這位準媽媽和她年輕的繼子休而言，老斯密的死是莫大的打擊。對休來說，他再次失去至親。也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瑪格麗特給亞當·斯密取了和父親一樣的名字，并且一生都與他非常親密。和許多喪父或是父親缺席的成長故事一樣，亞當·斯密繼承了父親的生活，他在長大后成了一個嚴肅的年輕人，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思考法律、貿易以及如何優(yōu)化經(jīng)濟上，后來還加入了蘇格蘭海關委員會（不僅僅是柯科迪的監(jiān)察）。

許多人認為亞當·斯密出生在柯科迪的高街（可惜房子早已被拆除）。在兒子出生前，老斯密可能已經(jīng)預感到了死亡，他在1722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前兩個月，重新立了遺囑。遺囑中指定了“導師和監(jiān)護人”（都是男性）來幫助瑪格麗特撫養(yǎng)孩子。被指定的人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兩個叔父，以及其他一些和斯密夫婦有私人關系或社會關系的人。來自鄧尼克的詹姆斯·奧斯瓦爾德是其中之一，他雖然是外地人，但已經(jīng)成為當?shù)刈畲蟮牡刂鳎Ц读死纤姑茉岫Y的費用；還有老斯密的一個侄子和一個堂兄，名字都叫威廉·斯密，他們一個為有權勢的阿蓋爾公爵二世當秘書，另一個在阿伯丁的馬里沙爾學院做校董秘書；還有亨利·米勒，他是著名的大衛(wèi)·米勒的親戚，在柯科迪的一個學校當校長；還有兩個出身顯赫的監(jiān)護人來自佩尼庫克的克勒克家族，一位是約翰·克勒克男爵二世，他曾在萊頓大學學習歷史，并在羅馬的科雷利門下學習歷史、建筑和音樂，他擁有財政法庭男爵的肥差，還積極推動啟蒙思想在科學、藝術和文化等領域的深入發(fā)展；另一位是來自禮斯頓謝爾的約翰·克勒克博士，他是公共衛(wèi)生方面的革新者，也是1729年愛丁堡醫(yī)院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梢?，亞當·斯密雖然缺少了父親的陪伴，卻是在一個多元而龐大的親友網(wǎng)絡中長大的，他周圍的長輩人脈豐富、樂于助人，有獨立思考能力，并且富有遠見。

即便如此，年輕的單身母親的生活還是很艱難。那時每4個孩子就有一個會在出生時或嬰兒期夭折。小亞當·斯密常常生病，休的身體也不強壯，而他們家有時也拿不出錢來。1730年，瑪格麗特不得不寫信給勞登勛爵，追討他拖欠的一只債券的6年利息。那時勞登勛爵因為南海經(jīng)濟泡沫的崩潰而陷入了財務危機，瑪格麗特在信里表示自己“非常貧困”。道格拉斯家的親戚也沒能提供多少經(jīng)濟上的幫助，直到1750年12月，亞當·斯密27歲時，瑪格麗特才從她父親的遺產(chǎn)中獲得一些錢。

雖然在經(jīng)濟上總是緊張，瑪格麗特仍然對亞當·斯密投入了很多的愛和關注，斯密對母親也是一樣。杜格爾德·斯圖爾特在1793年記錄了斯密的一生，那時距離斯密離世不久，斯圖爾特的記憶還很鮮活，他寫道：“人們指責她（斯密的母親）對他（斯密）過于放縱和缺乏限制，但是這并沒有對斯密的性情造成什么壞影響；斯密也從回報母愛中獲得了難得的滿足感，他在60年的漫長歲月中盡可能地孝順母親?！?/p>

休被送到珀斯的一所寄宿學校，后來他像他的父親和斯密家族的其他親戚一樣，在當?shù)睾ｊP大樓中工作，直到1750年去世。亞當·斯密則去了柯科迪的一所學校。那是一所不尋常的學校。1496年，蘇格蘭議會通過了一項教育法案，要求“所有男爵和富裕的自由人”將他們的長子在八九歲時送入文法學校學習拉丁語，并在三年后學習法律。該法案的目的是在蘇格蘭建立義務教育體制，旨在加強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改善司法效率，讓“窮人不需要為了每一次小糾紛都來找領主當主審人”。這項法案提升了教區(qū)學校的質量，讓教區(qū)學校有能力為當?shù)貙W生提供文法教育?？驴频系膶W校就是這樣一所學校，它成立于1582年，在亞當·斯密上學時由大衛(wèi)·米勒接手。米勒原本在附近的庫珀的一所學校當校長，被重金聘請來?；蛟S是由于雄心勃勃的“鄧尼克夫人”的推動（即奧斯瓦爾德夫人，她早年喪偶，有個兒子需要接受教育），1724年，市議會不僅同意提高米勒的薪水，還要提高學費，建一棟新校舍，并且完全采用米勒制定的課程大綱。

這是一項明智的投資。米勒不僅教他的學生閱讀、寫作和算術這些基礎知識，更提供了一種古典教育方法，包括古代歷史、拉丁文（還有希臘語的啟蒙）和宗教教育，還包括回答在教理問答中的問題。另外他也讓學校更注重有效的自我表達和修辭教育。其他類似的學校并非不知道這些理念，那些學校紛紛組織演出約瑟夫·阿迪遜的《加圖》（一出宣揚斯多葛派的自律和自立理念的戲劇，在18世紀備受推崇）。米勒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自己創(chuàng)作了一部戲劇，亞當·斯密正好參與其中。米勒成立了“皇家咨詢委員會，為男孩們提供正規(guī)教育及所有其他發(fā)展的基礎”，他讓男孩們模擬組建了一個理事會，模擬聽取不同行業(yè)的成員提出的請愿并做出回應的情景。通過這種方式，米勒的學生們接觸到了公開演講，更確切地說是接觸到了“公共生活”，同時也向他們的父母傳遞了明確的信息——如果他們希望繼續(xù)享受這些教育成果，就應該接受更高的學費，并繼續(xù)送孩子去學校。這得到了家長們的熱烈歡迎。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大力稱贊蘇格蘭的教區(qū)學校體系，認為英格蘭的慈善學校相比之下做得不夠好。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經(jīng)歷的學校教育。他對拉丁文法學校更傾向于教授初級幾何和力學的做法很失望。他接受了充分的良好的經(jīng)典教育，在后來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時甚至獲得了可以豁免第一年的補習課程的資格。亞當·斯密在結交同輩朋友方面也很幸運。他最重要的一個朋友是小詹姆斯·奧斯瓦爾德，他比斯密年長8歲，后來成了一個杰出的地方議員，他是斯密終身的朋友，后來的研究者認為是他引發(fā)了斯密在政治經(jīng)濟學方面的興趣。另一位重要的朋友是約翰·德賴斯代爾，他是蘇格蘭教會溫和派的重要成員。還有亞當一家杰出的建筑師，威廉和他的3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羅伯特·亞當后來成了國王的建筑師，設計了寇松家族的華麗宅邸、凱德爾斯頓莊園和愛丁堡皇家交易所，并且開創(chuàng)了富有個人特色的新古典主義風格。

對年輕的斯密來說，柯科迪本身就是一個教育場所：它的規(guī)模不大，可以讓他深入了解，同時又很精彩和多樣化（可以開闊眼界）。柯科迪的市場，就像所有類似的市場一樣幾乎就開在家門口，有大量的行會制定規(guī)則，依靠慣例行事。在社區(qū)生活中起核心作用的當?shù)亻L老教會也以同樣的方式運行。柯科迪也是一個活躍的國際港口，在17世紀曾有一個拉脫維亞領事館。因為這些淵源，尤其是對熟悉海關大樓的人來說，柯科迪能提供很多關于貿易的信息，啟發(fā)各方面的深入見解，例如貿易的類型、條件、模式等等。尤其是當時盛行的走私行為對年輕的亞當·斯密來說一定很容易接觸到，可能就是這一現(xiàn)象啟發(fā)了他對走私的成因和影響的早期思考。同樣還有經(jīng)濟增長帶來的影響。到18世紀30年代中期，法夫郡的經(jīng)濟開始改善，尤其是亞麻貿易的發(fā)展，受到當?shù)亟?jīng)商的地主的推動。奧斯瓦爾德家在帕斯黑德（離柯科迪鎮(zhèn)不遠的地方）的制釘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啟發(fā)了斯密后來的勞動分工論。斯密在去往鄧尼克的大宅的路上，有很多機會觀摩釘子的制造過程。如果我們的猜測沒錯，這些場景給斯密提供了很多素材，這個闡釋工業(yè)專業(yè)化的簡單例子在《國富論》中占據(jù)了核心位置。

年輕的亞當·斯密身體并不強健，他的筆跡一直都是“圓形的小學生筆跡”。在他的一本學校教科書中仍然可以見到他大而圓的字跡，好像寫得很費勁似的。但顯然他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并且素有和善可親的名聲。斯圖爾特記錄說：“斯密先生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對書籍充滿熱情且記憶力非凡。他孱弱的身體使他無法參加更多的娛樂活動，但他仍然深受同伴喜愛，他性情獨特，不僅溫和，還十分友好和慷慨?！?/p>

1737年10月，亞當·斯密上了格拉斯哥大學。這個選擇并不是提前決定的，他原本可以有更合適的去處——比如近在咫尺的圣安德魯斯或者愛丁堡，雖然要跨海但也不遠，另外斯密家族和阿伯丁的馬里沙爾學院也一直都有聯(lián)系。但斯密命中注定要去格拉斯哥。對蘇格蘭來說，當時的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大學都處于快速變化中，斯密在其中做了不小的貢獻。

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的《聯(lián)合法案》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幾年后爭議也沒有平息，因為古老的蘇格蘭獨立問題一直反復引起紛爭。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聯(lián)盟，到底是因為蘇格蘭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太弱勢需要聯(lián)盟，還是英格蘭單方面壓迫和操縱的結果？作為一個國家，蘇格蘭與英格蘭聯(lián)盟究竟是獲得保護并走向強盛的手段，還是剝奪了蘇格蘭與生俱來的獨立權的一種徹底的背叛？這些對立的觀點總是使人們爭論不休。

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的利益一直是對立的，聯(lián)盟主義本身就是一個現(xiàn)代才有的發(fā)明，很不符合蘇格蘭傳統(tǒng)。但無論怎么爭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事實很清楚。首先，蘇格蘭在17、18世紀之交在經(jīng)濟和金融方面都在苦苦掙扎。蘇格蘭的制造業(yè)很少，經(jīng)濟規(guī)模小，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是農村，出口產(chǎn)品也局限在食品和原材料上。17世紀90年代，蘇格蘭發(fā)生了多次糧食歉收，導致許多人因饑荒而死亡。于是大量的人口遷出，1650—1700年，多達10萬蘇格蘭人在愛爾蘭的阿爾斯特定居。在一個貿易完全由國家控制的時代，蘇格蘭非常缺乏經(jīng)濟和軍事力量，以至于它面對英格蘭的高關稅和《航海法案》幾乎無能為力。《航海法案》要求，與英格蘭的殖民地進行貿易必須使用英格蘭船只，并且煙草、棉花、糖等重要的“清單商品”必須在英格蘭港口靠岸，并向英格蘭交稅。

在1707年以前，《航海法案》和英格蘭商業(yè)政策極大地限制了蘇格蘭的外交政策和經(jīng)濟增長。另外，17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荷戰(zhàn)爭，以及1689年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加冕之后與法國的戰(zhàn)爭，也對蘇格蘭貿易造成了破壞。1698—1700年，蘇格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嘗試在達里恩（位于被西班牙控制的巴拿馬海岸）建立殖民地，遭遇了災難性的失敗。英格蘭把蘇格蘭建立殖民地的行為視為挑釁，他們不擇手段地想打消西班牙與法國之間任何可能的聯(lián)盟形式。另外，由于蘇格蘭自身的領導和計劃不力，西班牙的強烈反應，以及猖獗的疾病，殖民地的狀況十分萎靡。隨后不久，在殖民地計劃進行第二次融資時，倫敦商人的撤資宣告了殖民計劃終結。隨著殖民地的崩潰，那里大概1/4的資本流入了蘇格蘭低地。

18世紀，經(jīng)濟疲軟加劇了蘇格蘭在政治上的脆弱。蘇格蘭的3個地區(qū)——高地、島嶼、低地，在地理環(huán)境上非常不一樣，在語言上也有很大差異。當時大多數(shù)高地人講蓋爾語，在社會和經(jīng)濟上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1603年，英格蘭人不得不向北拓展主權，達成了所謂的“皇冠聯(lián)盟”，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在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去世后，也成了英格蘭的國王，即詹姆斯一世。雖然蘇格蘭人為此而自豪，但是外交決策中心跟隨新國王轉移到了倫敦。彼時英格蘭和蘇格蘭仍然是獨立的王國，擁有各自的政府機構，但是英格蘭作為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一直更受青睞。相反，蘇格蘭議會在大部分時候既沒有表現(xiàn)出獨立行動的能力，也沒有顯示出獨立的意愿。

關于兩個國家締結更深層次的政治聯(lián)盟的設想，在當時已經(jīng)不是一個全新的想法。1657年，克倫威爾的第二屆議會就是一個聯(lián)合議會，包括30名蘇格蘭成員（和30名愛爾蘭成員）。1660年查理二世即位后解散了議會，但這些蘇格蘭人仍然請求留在英格蘭。1689年，聯(lián)盟計劃又邁出了一步，蘇格蘭貴族大會議向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發(fā)出了繼承蘇格蘭王位的邀約。威廉和瑪麗接受了蘇格蘭王冠，這次皇權轉移不是通過篡奪，也不是假借任何神權或者世襲權達成的。這一事件說明，除了國王本身，蘇格蘭和英格蘭之間可能存在著更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但是蘇格蘭人拒絕了天主教國王詹姆斯二世/七世對王位的要求，故意推舉了一個新教徒（還是由長老會提名的），這引發(fā)了極大的爭議。1689—1691年的詹姆斯黨人叛亂被威廉三世鎮(zhèn)壓了，但是詹姆斯主義的火種在蘇格蘭埋藏下來，在之后的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總是時不時引發(fā)叛亂。

英格蘭國內長期以來一直對聯(lián)合蘇格蘭持反對態(tài)度，或者頂多算是無動于衷。在17世紀，各種試圖推動聯(lián)盟的嘗試都失敗了。但到了1705年，一切都發(fā)生了變化，主要原因是安妮女王在三年前繼承了王位。1701年頒布的王位繼承法規(guī)定，安妮女王去世后將由一位新教國王繼承英格蘭和愛爾蘭的王位，但是唯獨蘇格蘭沒有達成這樣的協(xié)議。于是，安妮女王的繼位重新點燃了蘇格蘭的爭端，詹姆斯黨選舉成功更是火上澆油。這反過來又引發(fā)了蘇格蘭議會內部長期以來的不滿情緒，蘇格蘭議會于是拒絕提供財政支持（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并且通過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限制王位繼承和軍事權力，以保證貿易自由。英格蘭人認為這一舉動太激進，尤其是在當時極端敏感的國際形勢之下。1701年，在西班牙王位更替之時，英國再次與法國開戰(zhàn)。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不停煽動詹姆斯黨叛亂，甚至放出傳言說法國可能會入侵蘇格蘭。

1704年末，馬爾伯勒公爵在布倫海姆擊敗法國人，這一決定性的勝利終于讓緊張的局勢有所緩解。但這只是暫時的，因為在女王的軍隊中，很多精銳部隊主要是由蘇格蘭人組成的（即便在現(xiàn)代也是如此）。于是，在安妮女王的首相戈爾多芬和馬爾伯勒將軍領導下的威斯敏斯特政府極力推動“合并聯(lián)盟”，希望兩個國家的政府合為一體。他們希望可以一舉解決眼下的經(jīng)濟、政治、安全各個方面的問題。但是蘇格蘭教會擔心聯(lián)盟會導致主教位置被安排給外來人，于是帶領民眾強烈反對。民眾激昂的情緒引發(fā)了暴力抗議和騷亂。

1707年1月16日，蘇格蘭議會以110票對67票通過了建立聯(lián)合王國的法案。對議會當時的情形，至今仍有很多學術上的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采取了大范圍的經(jīng)濟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拉攏措施，尤其是拉攏了飛行黨的25票。這個小黨派之前并沒有表示支持，最后卻全都投了贊成票。另外，英格蘭也發(fā)出了威脅——如果法案不通過，他們將會報復反對者。

還有兩個關鍵因素大大減小了法案通過的障礙。首先，《聯(lián)合法案》的主要反對派（國家黨和騎士派）被分化了。國家黨即長老會，他們對詹姆斯二世的回歸完全敵視，而騎士派則站在詹姆斯黨一邊。原本大眾強烈的反聯(lián)盟情緒可以起到團結作用，不同黨派有可能暫時放下分歧，但是當時太缺乏有效的領導力將他們團結起來。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威斯敏斯特政府為了確?！堵?lián)合法案》獲得支持，做出了許多讓步。1706年的《安全法》保障了蘇格蘭教會一直以來的權利和長老會治理制度。蘇格蘭公法被納入聯(lián)盟，蘇格蘭私法及其法律實踐、法院和法庭的地位仍然受到保護，蘇格蘭皇室成員和地方政府制度的特權也繼續(xù)保留。在很多方面優(yōu)于英格蘭的蘇格蘭教育系統(tǒng)沒有受到影響，選舉制度也沒有受到影響。蘇格蘭許多的重要機構，比如銀行，都保持不變。威斯敏斯特政府的資助項目，無論在本土或者帝國范圍內，民用或是軍用，蘇格蘭人都有資格爭取。并且，蘇格蘭得到了一筆高達398 000英鎊的巨資，用于償還英格蘭國債，以及補償達里恩災難造成的損失。有些憤世嫉俗者可能注意到了，這筆錢明顯影響了飛行黨的立場。這些并非微不足道的瑣事，也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讓步。這些跡象顯示了聯(lián)盟對蘇格蘭制度的重要性和獨特性的認可，也說明了聯(lián)盟并非由英格蘭一廂情愿的傲慢主導。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