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學術本身成為目的才會有真學術

就在前幾年，大學期間和年輕時代的記憶越來越多地被喚醒，經(jīng)常想起給我們上過課或有過學術及其他交往的學術前輩。他們教書的樣子，他們學術研究的事件，激起我們重讀他們留給后人的那些沉甸甸的文字的熱情。上大學的時候雖然就知道這些前輩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學者，他們不僅是樹在我們心中的一面面的旗幟，而且在全國乃至國際同行中享有盛譽。在重讀這些前輩著作的時候，還是遭遇到了一種陌生和驚奇，不由得懷疑自己，懷疑我們這些后學的治學道路來。基于此，就想把前輩的學術選集起來重新與讀者見面，以便更有效地釋放榜樣的力量。當時我作為學科帶頭人和院長，責無旁貸，便開始準備條件，與大家一起策劃和推進這套書的出版事宜。現(xiàn)在，《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學術史文庫》（以下簡稱《文庫》）即將在中華書局陸續(xù)問世了，這意味著我們這些后學在實現(xiàn)著一種夙愿。

學術史不接受事實不清、更不接受罔顧事實的知識和觀點。因為重讀，領略到了前輩學者學術成就的不可多得。人文學術雖然不像科學那樣，只有第一，沒有第二，而是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存在多種觀點甚至不同結(jié)論的可能，但不論有多少結(jié)論，都是朝向事實的差異和依據(jù)事實的不同判斷。我們常說，欲研究某個學術題材，必先知道其有什么，而后才可談是什么或為什么，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像孫常敘先生的《楚辭〈九歌〉整體系解》，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歷時60年才拿出來出版；何善周先生的《莊子》研究雖在上世紀70年代末才與讀者見面（《〈莊子·秋水篇〉校注辨正》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78年第1期），到他發(fā)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3期上的《〈莊子·德充符〉校注辨正》的時候就已經(jīng)有25年的時間；王鳳陽先生的《漢字學》歷經(jīng)30年時間，幾經(jīng)周折才最后完成，正如他所體會到的“事非經(jīng)過不知難”（《漢字學·后記》）；逯欽立先生的陶潛研究從發(fā)表于《讀書通訊》1942年第50期上的《陶淵明行年簡考》算起，到1964年載于《吉林師大學報》第1期上的《讀陶管見》的20多年時間里，才完成了10萬余字的陶潛研究文稿；蘇興先生的吳承恩研究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近30年時間里，除了訂正增修了趙景深的《〈西游記〉作者吳承恩年譜》（1936年）和劉修業(yè)的《吳承恩年譜》（1958年），進而做成新的《吳承恩年譜》之外，也主要是完成了10萬余字的《吳承恩傳略》；孫中田先生的《論茅盾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研究對象盡管是現(xiàn)當代作家，孫先生也與茅盾多有交往，但也花了20多年的時間才出版；張人和先生1955年就給楊公驥教授做助手，并參與了古代文學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西廂記》研究，僅從1980年投師《西廂記》研究泰斗王季思到他出版專著《〈西廂記〉論證》，有15年的時間。

我并不是說，研究的時間長就必然地會產(chǎn)生更出色的學術成果，但《文庫》中的前輩活生生的研究歷程和非凡的學術成就，卻真的與他們長年累月的考索探求密不可分。學術史一再地告訴我們：研究的史料鉤沉不僅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還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達成，這正如胡適喜出望外地得到《紅樓夢》的“程乙本”，克羅齊等待多年發(fā)現(xiàn)了鮑姆加登的拉丁文《美學》（Aesthetica）一樣；同時，對研究題材深層邏輯的發(fā)現(xiàn)，不僅僅需要反反復復地“入乎其內(nèi)，出乎其外”，還需要歷經(jīng)長時間的發(fā)酵，才會得其要領，發(fā)現(xiàn)意義，超越前人。

張松如先生評價孫常敘先生的《楚辭〈九歌〉整體系解》是“集六十年治楚辭《九歌》的心得創(chuàng)獲，裁云縫錦，含英咀華，結(jié)成新篇”（張松如《序》）。王國維大概是最早提出《九歌》為“歌舞劇”的人，但沿其提法展開，研究者一直未見作為戲劇應有的自覺性完整結(jié)構(gòu)。孫常敘先生在發(fā)現(xiàn)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之后《九歌》研究中的疑點基礎上，大膽反思，扎實考證，洞察到《九歌》的整體有機結(jié)構(gòu)，即由《東皇太一》、《云中君》兩章構(gòu)成的“迎神之辭”；由《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七章構(gòu)成的“愉神之辭”；由《國殤》構(gòu)成的“慰靈之辭”；由《禮魂》構(gòu)成的“送神之辭”。又如在與《九歌》相關的“莊蹻暴郢”問題上，作者“一時間疑竇叢生，百思莫得其解”（《楚辭〈九歌〉整體系解·自序》），被迫暫時擱置，在迂回路線，放開視野，沉淀發(fā)酵以及對文字的精深訓詁中，終獲新解。逯欽立先生對陶潛的研究真可謂一絲不茍，考版本，查史籍，對陶潛詩文真?zhèn)巫屑毐鎰e，明確了陶潛研究的許多問題，于是才有他特別為學界珍重的《讀陶管見》等研究論文。馮友蘭先生評價何善周先生的《莊子》研究說：“《莊子校注辨正》已讀數(shù)則，真是前無古人。《莊子》原文費解之處一經(jīng)校釋，便覺文從字順，真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保ā恶T友蘭先生的來信》）又說：“聞先生的及門弟子中，唯有善周能繼承聞先生研究《莊子》的衣缽，后來者居上，甚至能超過他的老師?！保ā逗紊浦芟壬鷤髀浴罚┞勔欢嘞壬?946年就離何先生而去，何先生的《莊子》研究新時期才開始發(fā)表，想想這是多么長久的積淀和承繼。王鳳陽先生的《漢字學》系統(tǒng)詳實地深入討論了關于漢字的知識、理論、歷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建構(gòu)了迄今為止最為系統(tǒng)、最為詳實的漢字學體系，是一部在海內(nèi)外漢學中具有廣泛影響的著作。它的豐富性和學術力量，主要來自于它幾易其稿，歷久彌新，深究細琢，最大限度地激發(fā)自己的所能，更廣泛地汲取到學界新的成果。孫中田先生的茅盾研究之所以被境內(nèi)境外的同行高度認同，也是作者在長期的積累過程中，從眾多機緣里獲得了更多的學術素材、事實和思想啟示的結(jié)果。他的《論茅盾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雖是只有近30萬字的專著，但其研究背景卻是全面而豐富的。關于茅盾的代表作《子夜》的討論，在《論茅盾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中大體上集中在其中一節(jié)的內(nèi)容里，可后來作者將這部分專門寫成了一本高質(zhì)量的專著《〈子夜〉的藝術世界》，先是在1990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付梓，2014年又由中國臺灣地區(qū)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再版。

《文庫》的前輩作者中，大部分我都接觸過，記得他們經(jīng)常說起有關治學的方法、學術思想和學術價值等等，但我不記得他們談到過治學的目的?，F(xiàn)在想來，對他們而言，仿佛如此治學是天經(jīng)地義的，學術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目的，可我們今天經(jīng)常會追問“治學為了什么”，經(jīng)常會有人質(zhì)疑治學的現(xiàn)狀，質(zhì)疑當下的學術體制，質(zhì)疑學術研究的急功近利。重讀這套《文庫》，讓我看到了那個時代學術研究的縮影，他們把學術成果作為自我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作為手段，把學術研究活動作為某種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僅僅作為謀生的路徑。時代遷移，學術的應有尺度卻不會改變，當今學術界不可忽視的急功近利傾向如此普遍不應是時代的必然產(chǎn)物，而是另有其他的人為原因（人們多認為這個根源來自于學術體制的不當力量），警惕急功近利應是每個真正學人的長鳴警鐘。

學術史是一個知識增量的過程，那些重復前人的知識是沒有資格進入學術史的。我們常說，好的成果要么有史料的發(fā)現(xiàn)，要么有思想的發(fā)現(xiàn)，最好的是史料和思想都有發(fā)現(xiàn)，歸根結(jié)底是要有發(fā)現(xiàn)。從前輩們的研究及其成果中，我們也許能夠體會到，雖然對新的史料的發(fā)現(xiàn)也是一種學術價值，但一般而言史料的發(fā)現(xiàn)就可能會改變一種學術判斷，生成一種新的學術思想，有時史料的發(fā)現(xiàn)又是在證明某種合理假設的過程中獲得的，總之學術研究常常是綜合的、復雜的，是史料發(fā)現(xiàn)與思想發(fā)現(xiàn)并存的。孫常敘先生不正是因為對王逸以后有關《九歌》研究“多所疑慮”，對“人神雜糅之解，君國幽憤之說，不能安矣”，才“盡屏舊疏，專繹白文，即辭求解，別無依附”（《楚辭〈九歌〉整體系解·自序》），對《九歌》展開了幾十年的另辟蹊徑的研究，從而發(fā)現(xiàn)了《九歌》11章的內(nèi)部體系，在此基礎上發(fā)現(xiàn)了《九歌》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隱含讀者”。蘇興先生在遍查有關吳承恩生平和創(chuàng)作《西游記》的史料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學界認為《西游記》是吳承恩晚年創(chuàng)作的通行說法是有問題的，遂提出四點證據(jù)證明《西游記》為吳承恩中年時期開始創(chuàng)作或者完成初稿的作品，從而發(fā)現(xiàn)《西游記》與其他文獻的具體關聯(lián)，也為重新認識作品本身與作品之間的關系留下了空間（蘇興：《吳承恩傳略·吳承恩的中壯年時期及寫作〈西游記〉》）。在重讀汪玢玲先生的《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研究》的那些天，不僅因其民間文學視角的闡釋引導我看到一部別有洞天的《聊齋志異》，如同何滿子先生所說：“從這個角度來研究蒲松齡，過去雖也有人作過零星的嘗試，但都沒有系統(tǒng)地進行過。汪玢玲同志是專攻民間文學的，因此她從自己的專業(yè)出發(fā)，描畫出了由民間文學土壤中培養(yǎng)出來的蒲松齡藝術的輪廓。她的努力給研究蒲松齡開拓了一個新的疆域，特別是對研究民間文學與文人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她的實踐經(jīng)驗。而這種經(jīng)驗，首先是她選取的角度，便有助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工作的展開?！保ê螡M子：《蒲松齡與民間文學》小引）而且，不由得自心底生出另一種感慨，感慨那一代人在充滿不幸和挫折的人生情境中，依然在其行動中始終釋放著濃厚的人文情懷。重讀《蒲松齡與〈聊齋志異〉研究》，胡適的“雙線文學史觀”總是在我的腦海中平行地顯示，因為我清楚，汪先生的民間文學情結(jié)并非僅僅是一種學術題材和方向的選擇，而是其歷史觀和人文態(tài)度的表現(xiàn)，這與作為五四文化先驅(qū)的胡適們對平民文學或民間文學的敬重來自于相似的思想動力。楊公驥先生的《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所討論的學術題材實際上也是民間文學。楊先生從《敦煌掇瑣》發(fā)現(xiàn)28首混抄在佛教勸善歌中的唐代民歌，并從出處分析、斷年依據(jù)和民歌所反映的歷史生活進行了有力的考釋：說明了28首民歌所反映的唐開元、天寶時代中下層社會的真實面貌；證實了這些民歌“正史書之不當，補文獻之不及”的史料價值；考論了《舊唐書》和《新唐書》的錯誤，以及唐開元、天寶時代社會經(jīng)濟崩潰、階級斗爭尖銳的真實情況（楊公驥：《唐民歌二十八篇考釋后記》）。我想《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中的論文《論開元、天寶時代的經(jīng)濟危機和階級矛盾》和《論胡適、杜威的歷史偽造與實用主義的文學史觀》兩文，當是在上述28首民歌的考釋基礎上完成的。這兩篇論文尖銳地質(zhì)疑了胡適的看法，鮮明地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觀點。其中的思想貢獻自不必說，我們也不必去討論學術觀點的孰是孰非，只是這里的基于嚴肅考釋、敢于懷疑和挑戰(zhàn)權(quán)威的治學精神就顯然特別值得我們后學追隨，因為追求真理是治學的第一原則。張人和先生在談自己的古代戲曲研究時，曾總結(jié)了許多有效的經(jīng)驗，其中的兩個關鍵詞“辨別真?zhèn)巍迸c“貴在創(chuàng)新”，這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出版《〈西廂記〉論證》之后，經(jīng)過仔細考證，深入思考，繼續(xù)發(fā)表了關于《西廂記》版本系統(tǒng)，《西廂記》研究史，《西廂記》效果史等高屋建瓴的成果，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他過去的研究。王季思先生在評價張人和先生時引用了《學記》中的“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這句話，我想就是在喻指張先生在繼承與創(chuàng)新上的特別表現(xiàn)。知識的增量正是在懷疑、證實或證偽中實現(xiàn)的，波普爾把“可反駁性”作為科學的核心尺度，正是告訴人們真正的知識既是反駁的結(jié)果，也是經(jīng)得起反駁的結(jié)果。

就學術研究而言，無論是自覺的預期或是“無用之用”，其中都存在著某種效果的實現(xiàn)。學術不僅是發(fā)現(xiàn)新史料和新思想，還應致力于知識的傳遞，以及傳遞的效率和方法。在這套《文庫》中，一部分著作是以系統(tǒng)的知識構(gòu)成的，諸如曾任中國語文教學法學會會長的朱紹禹先生的《中學語文教學法》，羅常培先生的入室弟子李葆瑞的《應用音韻學》，曾任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吳楓先生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等。這些著作里雖高屋建瓴、深入淺出地討論知識，但字里行間蘊含著對更多讀者的召喚，蘊含著傳遞知識的方法，蘊含著教學經(jīng)驗。盡管這樣的著作有更多的讀者閱讀，這里的知識有更多的學者和教師一代接一代地研究和思考，因而更新升級的速度也相對快些，但他們的學術史價值是不可磨滅的。

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創(chuàng)建于1946年，最初成立于遼寧本溪。1948年秋，東北大學與吉林大學合并，首先設立文學院，由張松如教授任院長，吳伯簫教授任副院長。歷史上，古典文學專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作者、著名詩人張松如，著名中國文學史家楊公驥，著名語言學家孫常敘，聞一多先生的高足、《莊子》研究專家何善周，中國現(xiàn)代詩人、魯迅研究專家蔣錫金，現(xiàn)代著名小說家、學者李輝英，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家逯欽立，早期創(chuàng)造社成員、現(xiàn)代詩人穆木天，詞學家唐圭璋，明清小說研究專家蘇興，東北作家群經(jīng)典作家蕭軍，左翼文學家舒群，中國古典文學和紅學家張畢來，現(xiàn)代文學研究家孫中田，新中國第一代語文教學法專家朱紹禹，都曾在我院工作過。張松如、吳伯簫、蕭軍、舒群等均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套《文庫》只是收入了一直在文學院工作到退休的前輩學者的部分著作，我們將努力使更多前輩們的著作以新的面貌與廣大讀者見面。

重讀前輩著作時的感動真的是言猶未盡，但我必須留一點文字來表達我對為此《文庫》的編輯出版付出辛勤汗水的各位同仁的深深敬意。李洋院長一直作為編委會的前線推動者，為《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可以說沒有他的付出，《文庫》出版不會有如此效率和效果；解玲、王春雨、王軍等老師為出版前的版權(quán)、編務等工作不厭其煩，辛勤工作；許多老師不辭辛苦，在肩負著繁重的科研、教學和其他任務的情況下，優(yōu)先安排自己的時間來推進書籍的編輯工作，他們分別是：張世超、劉雨、付亞庶、蘇鐵戈、李德山、高長山、黃季鴻、宋祥、徐鵬等老師。在此，一并對他們的忘我工作致敬。

請允許我代表《文庫》編委會特別感謝龐立生處長和社科處的同志們，感謝他們對《文庫》出版計劃的肯定，感謝他們在《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上給予的智慧和資金上的大力支持。

我還要代表學院特別感謝中華書局的申作宏編輯，他為《文庫》的出版多次專程從北京來長春，商討和處理出版前的各種問題，感謝他能以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推進《文庫》的出版工作。

《文庫》真的要問世了。當我們這些后學的期待將要實現(xiàn)的時候，那種心情的確無法用喜悅能夠釋放出來。我們對《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學術史文庫》的輝煌出版，翹首以盼。

在我這篇拙文準備收筆的此時此刻，前輩的學術生活在回憶和想象中仿佛歷歷在目，于是，耳畔縈繞著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聲音，盡管我知道這聲音原本是說給君主的治天下之道，但細細傾聽，反復想來，直面當下學人學術，倒是深覺這聲音亦是引學人和學術去光明之處的呼喚。如此，我不妨把這并不陌生的聲音錄在這里，與大家分享：“非淡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淮南子·主術訓》）

王確

2015年4月26日 于北海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