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北京

一、任教北京大學

1916-1919年的北京，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薈萃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精英，同時也麇集著舊文化舊思想的遺老遺少。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于袁世凱死后，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任。蔡元培在就職演說中，闡明了三項原則：一、保定宗旨；二、砥礪德行；三、敬愛師友。同時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薄按髮W生當以研究學術(shù)為天職，不當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睂Ρ本┐髮W進行了一系列的整改，聘請有真學問、真本領(lǐng)的人為教授。蔡元培深受19世紀初期柏林大學的創(chuàng)建者威廉·馮·洪堡(1767-1838)和那個時代其他一些大學者的影響，主張學術(shù)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發(fā)展。因此，他在整頓和改革北大過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使這所學府成為一個心胸廣大的學府，網(wǎng)絡百家人才，不以成見取人，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據(jù)，即任其自由發(fā)展。一時人才薈萃，各派人物畢至。在這種辦學方針的指導下，北京大學教員中，包括了不同政治傾向和不同學派的人。既有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進步人物，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作人、劉半農(nóng)等人，也有政治上保守但學術(shù)上確有造詣的學者，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崔適、陳漢章等。

1923年9月，北京大學迎來了一位新教員，這就是胡適引薦的歸國博士林語堂。當時林語堂二十八歲，他被聘為英文系語言學教授，妻子廖翠鳳則在預科教英文。此時，胡適因病去了杭州煙霞洞療養(yǎng)，校長蔡元培也因抗議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在羅文干案件上干預司法獨立，宣布辭職，拂袖南去。經(jīng)北大評議會議決，由總務長蔣夢麟出任代理校長一職。林語堂初登北大教習就被聘為教授，可見北大對他的重視和充滿希望。

1923年的北京，已經(jīng)不是四年前的北京了，五四運動早已落下了帷幕。北京政局混亂不堪，變化多端。盡管環(huán)境如此黑暗，林語堂還是力爭把在外國飽學之知識，用于教學與研究。

林語堂所在的英文系，師資力量比較雄厚，有胡適、溫源寧、徐志摩、陳源、張歆海、潘家洵、宋春航、柴思、柯樂文等人。林語堂是這支隊伍中的新人。林語堂在這年秋季給學生開了《基本英文》(一)、《寫作》(一)、《英文教授法》、《英國語言史》、《語言學》等課程。到第二年春季又增開了帶有研究型的新課程《中國比較發(fā)音學》。林語堂還多次主持英文演講會，以訓練和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在教學之余，他還積極從事學術(shù)研究。早在出國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過有關(guān)漢字改革的文章?；貒螅衷凇冻繄蟾笨飞习l(fā)表了《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科學與經(jīng)書》、《古有復輔音說》等文章。他不但研讀《廣韻》、《音學辨?zhèn)巍返戎袊糯繇崒W著作，而且還專題研究語言學、音韻學、方言學、漢字改革和漢字羅馬化等方面的知識。

林語堂在1923年的《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和1924年《晨報副刊》第56號，分別發(fā)表了《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后》和《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兩文，與汪榮寶和章太炎商榷有關(guān)“歌、戈、魚、虞、?！钡茸值墓抛x音問題。

北京大學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長以來，學術(shù)氣氛十分活躍，學術(shù)自由帶來了豐碩成果。學校的研究所設(shè)有多門學科的研究機構(gòu)，如國學門等，學校的教員和學生也組織了各種學會、研究會，如國文學會、英文學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孔子學說研究會、國家主義研究會、孫文主義研究會、中山主義研究會、方言研究會、國是研究會、中國書法研究會、造型美術(shù)研究會、高等教育訪問社、歌謠研究會、新聞學研究會、進德會等等。林語堂就參加了歌謠研究會和方言研究會。

歌謠研究會成立于1922年，由周作人主持，錢玄同、沈兼士、容肇祖、常惠等是其骨干，林語堂來北大后參加了此會，并且在每次會議上都是積極發(fā)言的一個。林語堂提出：“音標為劃一起見，應該只限二十六個字母，這可以用國際音標和羅馬字母對照拼寫?！贝酥鲝埖玫搅隋X玄同、周作人的贊同。林語堂還提出應擴大對“神話”的調(diào)查，“收集的目的該是注重在民間未經(jīng)記載的文學；在這文學的材料上，再拿種種方面的眼光分析研究”。這些意見也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歌謠研究會出版了《歌謠》周刊，經(jīng)常撰稿的人有錢玄同、鐘敬文、臺靜農(nóng)、顧頡剛、魏建功、周作人等。林語堂在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歌謠周年紀念增刊》上發(fā)表了《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在1924年5月18日出版的《歌謠》周刊第85號上發(fā)表了《方音字母表草案》，在1925年5月2日出版的《歌謠》周刊第98號上又發(fā)表了《關(guān)于中國方言的洋文論著目錄》。這些文章，尤其是《方音字母表草案》表現(xiàn)出了林語堂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特點。

1924年1月26日，方言研究會宣布成立。它是由林語堂主持，有董作賓、溫晉韓、容庚、容肇祖、楊世清、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魏建功、夏曾佑、黎錦暉、汪詒、顧頡剛、沈兼士等三十二人組成的一個專門研究方言的組織。方言研究會確定的宗旨是：“以語言學方法調(diào)查及研究中國的方言。凡方言的現(xiàn)象如語音、語匯、語法，俱常用的歷史的及比較的方法研究整理它。凡與中國語言之研究有關(guān)系的，都在研究范圍之內(nèi)?！?/p>

“五四”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是文學革命運動的主要內(nèi)容。1919年下半年，全國白話文報刊風起云涌，達四百種之多。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白話文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實的情況下，終于承認了白話文為“國語”，通令從小學一二年級起全部采用白話文，白話文取得了勝利。但如何統(tǒng)一國語讀音仍然是語言學界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課題。1919年4月21日成立了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由張一麐任會長，趙元任、錢玄同等先后共一百七十二人加入，每年開大會一次，主要研究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林語堂到北大后立即參加了第五次年會，成為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的一員。第五次大會組成“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其主要成員為錢玄同、黎錦熙、黎錦暉、趙元任、林語堂、周辨明、汪詒、葉谷虛、易作霖、朱文熊、張遠蔭等十一人。林語堂積極參與國語羅馬字拼音的研究，他認為羅馬拼音并非不能實行，他的母親就借羅馬拼音法把《圣經(jīng)》全部讀通，并且還用完全清楚的羅馬拼音字寫信給他。1925年9月，為了加強聯(lián)系和溝通信息，錢玄同、趙元任與汪詒、劉半農(nóng)、黎錦熙、林語堂、周辨明經(jīng)常碰頭聚會，形成了一個“七人會”。從這些活動中可以看出，林語堂回國不長的時間就成為語言學界的知名人士。此后，他繼續(xù)在研究古音、探索文字改革的途經(jīng)和推廣國語羅馬文字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