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櫻花之國的求索（1920—1927）

第一節(jié)　“頑張”和迷惘

1920年9月13日，^[1]夏衍一行數(shù)人終于登上了東去的客輪，從上海起航，駛向了那個依稀夢里尋見、感覺上又是那樣遙遠的櫻花之國。

船出了黃浦港，陣陣海風便迎面撲了過來。夏衍站在船舷旁，本想多看幾眼遠去的上海背影，卻被風嗆得有點喘不過氣來，只能退回艙中。但三等艙五六十號人混在一處，還有把雞鴨也帶上船來的，使原本污濁不堪的空氣，更加讓人無法忍受。

夏衍覺得胸口發(fā)悶，勉強躺到自己的鋪位，卻又聞到了刺鼻的船壁新漆的味道。這一下，他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吐特吐起來。所幸的是同船的友人蔡昕濤等人對此頗有經(jīng)驗，趕快拿出暈船藥片讓他服下，又向茶房要來開水讓他喝，夏衍才勉強止住了惡心。過了一陣子，藥力上涌，他便沉沉睡去，等他完全清醒時，船已抵日本近海了。

自上海起程航行三天后船到達長畸，夏衍整理好行李，準備由這兒下船，轉(zhuǎn)乘火車去東京。不料，到了海關檢查口卻不讓他們這批人上岸，說上海有時疫，他們要在隔離所過一夜，觀察無礙后才可入境。然而，在隔離所等候的時候，夏衍卻分明瞧見，住一二等艙的西洋人、日本人和高級華人們，手拎大包小包，毫無阻擋地離去了。原來所謂的“隔離”“觀察”僅僅是對付住三等艙客人的！

這一段船上的經(jīng)歷，夏衍后來寫進了他第一篇見諸于文字的小說《船上》。其中有幾節(jié)文字可見出他當時的感受：

——為什么單有三等艙客要隔離呢？坐了一二等，便不至于染疫了嗎？

——為什么朝鮮人，可任意地逮捕的呢？他亡了國了！那么我們能夠不被逮捕，是不是還感謝我們那殘破不全、干戈遍地的祖國呢？

——為什么日本人可以使喚茶房；寧波人可以使喚茶房；勞動者不能使喚茶房呢？^[2]

這一連串發(fā)問，凸顯了夏衍對階級和民族國家問題獨有的關切之情。事實上，對這三個問題的求索貫穿了他整個留學階段。而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則完全顛覆了他東渡日本的初衷。

1920年9月下旬，夏衍和他的好友蔡經(jīng)銘一起到達東京，進了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預備學校，專攻日語。三個月的預備期很快就過去了，隨后就要報考專業(yè)學校。二人一合計都填報了以難考而著稱的明治專門學校（以下簡稱“明專”）。明專是私立學校，在當時是不接受官費留學生的。但明專的創(chuàng)始人安川敬一郎和松本健次郎對中國人都很友好（據(jù)說安川和清朝洋務領袖張之洞有過往來），因此明專愿意和各地帝國大學直屬的高等學校和少數(shù)公立?？茖W校一樣，接收中國的官費留學生。不過，明專每年招收的學生名額很少，有時一年只取一二名，考題難度也大，考中很不容易。——以夏衍當時的基礎，“一擊而必中”考中明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夏衍當時的一個隱秘愿望是去法國勤工儉學，因此不能被明專錄取在心理上反而不是一件不能被接受的事情了。^[3]不過他的運氣似乎不壞，這一年明專招生名額比往年有所擴大，一共招了7名全額官費的留學生。夏衍以總分473分，平均79分的好成績赫然在榜，進入電氣工學科，蔡經(jīng)銘考入了應用化學科。

這一年，明專還招收了另外兩位少額官費的留學生龐大恩（廣西人）和崔鐵（四川人）。龐大恩后來成為夏衍的摯友，可惜在長征時犧牲在了祁連山腳下。

1921年2月，^[4]夏衍和蔡經(jīng)銘一道，從東京來到位于北九州戶畑町的明專報到，正式開始了一年預科、四年本科的留學生涯。

北九州在歷史上，一直是日本與中國文化交流的重要門戶，從隋唐直到明清，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遣明使，都是從北九州的門司和下關港出發(fā)的。許是有了這層淵源關系，這里的民風質(zhì)樸，居民對待中國留學生態(tài)度都很友好，不像日本其他一些地方到處是軍國主義者的趾高氣揚的神氣。

明專還規(guī)定，中國留學生必須分開來與日本學生混住。一般6人一間的宿舍，只能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像夏衍這樣一路應付考試上來的學生，大多學的是“啞巴日語”，筆試、閱讀之類還過得去，但開口說話，聽別人講話，那就十分費勁了。有些日本學生講話又有極重的方言口音，就更難聽明白了。

開始，夏衍的確是受了不少罪，結(jié)結(jié)巴巴地與同學講話，十分費勁地聽同學講話，有時還會弄錯。不過，他知道這樣強化訓練對自己是很有好處的，因此他說話時對于日本同學善意的哄笑，便也不以為意了。過了一兩個月，他的語言關也就過了。日本青年與中國青年在一起，共同語言還是很多的。兩國間的文化血緣關系畢竟是很深厚的，因此在對待西方文明的態(tài)度上，在一種現(xiàn)代技術條件下道德文明的追求目標上，都有著許多極為相似的地方。比如明專為學生們倡立的國民精神，一開始就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而獨不取“主爾忘身”，這自然是大有深意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資產(chǎn)階級民權思想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但傳統(tǒng)精神中重集體、重奉獻這一面，又被充分肯定了下來。而這些對夏衍這樣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內(nèi)心里正隱隱為新舊思想交替而思索的年輕人來說，自然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再加上北九州一帶本來就是舜水學說流行的地方，明末思想家朱之瑜（1600—1682，晚年去日本后乃號舜水）的“經(jīng)世致用”的儒學思想，對于夏衍這樣一個從小在舊式家庭長大，本人卻又思想活躍開放，受到時代潮流強烈沖擊的青年來說，不會一點影響力也沒有。這樣，夏衍與室友之間情感溝通的談資便很多了。

除了專業(yè)課之外，明專還有十分嚴格的軍事訓練。每天清晨的體操之外，還有一門軍事課，學的是“步兵操典”“筑城教范”，由一名退役的佐（校）級軍官指導。每個學生都發(fā)一支三八式步槍、背囊、綁腿、水壺等等，和正規(guī)的步兵一樣。最緊張的是每次出操，都必須在接到命令后5分鐘內(nèi)扎好綁腿，背上背包，拿著槍支到操場集合，遲到半分鐘就會受到訓斥。^[5]留學生們初來乍到，一下子要適應這種生活，開始一段時間不免叫苦連天。

對于這樣的生活方式，夏衍后來回憶說：

現(xiàn)在回過頭來想，盡管這種訓練也許可以說有點捉弄人的味道，但是對我來說，不論在體力上，心理上，都還是有好處的。我從小身體很弱（夏衍是所謂“老來子”，據(jù)說是養(yǎng)不久長的——引者注），在國內(nèi)也沒有受過嚴格鍛煉，通過這種強迫訓練，總算把松垮的、不守時間的習性改過來了。我后來經(jīng)得住吃苦，不怕困難，做事不茍且的性格，都是從這時候形成的?！覐娜毡救四抢飳W到了兩個字，就是“頑張”。頑張這個日本特有的詞很難譯，Can-baru就是堅持，不松勁的意思。^[6]

夏衍這段自我概括說得十分到位。年輕時代的嚴格鍛煉，為后來夏衍的體質(zhì)尤其是堅韌的意志，打下了基礎。十年浩劫時，他身受非人折磨卻能挺過，出獄后又能度過20余年康健的晚年生活，未嘗不是得益于此！

在日本，當時有一些正直的知識分子，覺得幾千年來，日本一直是從中國吸收先進的文化，現(xiàn)在日本走到中國前面了，應有責任還一份“債”，盡一切力量幫助中國變得富強起來。明專有這樣的老師，他們經(jīng)常為中國留學生“開小灶”，好讓一些原來程度較差的同學跟上功課。夏衍在“甲工”打下的基礎很好，無需開小灶，他便用更多的時間學習外語。幾年下來，夏衍的英文、德文達到相當水平，閱讀原版著作較為輕松，搞點翻譯也不是什么難事，甚至可以比較熟練地運用英德文寫作。他的畢業(yè)論文便是用英文寫的，題目為：On Insulating-oil（日文原名為《變壓器用絕緣油じ就し》，直譯當是《關于變壓器用的絕緣油問題》）。后來夏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手頭拮據(jù)，便經(jīng)常搞點翻譯貼補家用，也救助過一些經(jīng)濟困難的革命者。

夏衍自己都感到有些驚異的是，在明專待的時間越長，他就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個性、追求，離明專的現(xiàn)實越遠。當年在許炳堃校長面前許過的誓言，進明專時暗下過的決心，對自己的約束力也越來越小。對于電氣工程力率、能率云云，他越讀越覺興味索然。他后來在自傳體小說中就感嘆過：“力率能率、正弦曲線，做了我的終生伴侶，是何等可悲的不幸！”“我現(xiàn)在從事著的學問，實在和我的天性相去太遠?！?sup>[7]而真正令他激動不已的，還是諸多世界文學名著在他眼前展示的奇妙天地。明專的圖書館很大，有許多外國原著。他所以苦學外語，主要是想讀一些外文原著。

這時，最令夏衍崇敬和感動的，是英國小說家R.L.Stevenson（今譯斯蒂文生）。夏衍“對他的浪漫主義色彩和人道主義精神有好感，特別是他為了同情麻風病人，舉家遠離故園，到英國放逐麻風病人的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西薩莫亞去定居那一壯舉”^[8]。夏衍贊揚他是“文壇空前的作家”，是一個“獻身于virginibus（純真——引者注）的人”。并歡呼說：“我愛歌德，我愛Wordsworh（今譯華茲華斯），我更愛Stevenson?！?sup>[9]除了斯蒂文生，華茲華斯、雪萊、白朗寧等人也是夏衍喜愛的詩人與作家。這時，他雖然也看到了狄更斯、莫泊桑、托爾斯泰、左拉等不少現(xiàn)實主義、自然主義作家的作品，但真正能打動其肺腑的，還是華茲華斯等人。在現(xiàn)在看得到的夏衍的早期作品如《童心頌贊》《新月之下》《圣誕之夜》中，他對于雪萊、華茲華斯的詩常常是順手引用，深得妙諦的。如：“偉大的詩人便是童心未泯的成人，Common things wake him more serious（對普通事情更感興趣——引者注）的人，See every things more brightly，to find more pleasure andjoy and beauty in world than we do（在這個世界上對一切比我們看得更清楚，因而能發(fā)現(xiàn)更多的快樂和美——引者注）的人。”^[10]——這里引用的華茲華斯的文句，對于詩人的感覺天賦，詩人與一般人不同的見解，是很獨到的。今天來看，這種漢英夾用的表達方式未必值得稱道，但夏衍對于浪漫詩人的熟悉可見一斑了。

在人的一生中，青春歲月是一個詩的時代。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往往特別鐘情于浪漫，酷愛文藝作品。不過，夏衍知道，自己的心情波蕩，情感體驗，和一般意義上的“愛好”是有所不同的。他是用著一顆純樸而真誠的心去感受這世俗浮沉、人事變遷的。而他又是一個沉默寡言、不愛說話的人，因此，那心靈中許多熾烈的狂想便只能像玫瑰花露一般，一次次地飄揚，一次次地沉降。而每次心靈興奮過后，留下來的卻是更為沉重的壓抑感受。有時——尤其是在寂寥的冬夜，他會感到異常的悲傷：“我這幾年來，既沒有病痛，更沒有重大的不幸，我盡怪自身為什么消瘦到這種地步，本來呢，像我這般平庸的人的生死，值不得世人的注意。死了，只當是園子里少開了一朵野花，墻腳下多爛了一枚釘子。但是，再一想，假使這一朵野花真?zhèn)€美了的時候，你必能為之灑下一掬同情淚，那么，能夠博得處女的眼淚的‘萎謝’，我何必當作畏途呢！”^[11]

在春天，他看到片片櫻花的凋落，凝聲追問的也是：

一片片的殘櫻，

蝶兒般地向春泥去。

被時光逼走的么，

還是伊自己不愿長存？

我問。^[12]

《殘櫻》一詩1922年4月1日作于戶畑，夏衍寫回憶錄時已經(jīng)把它遺忘了。這首詩仿佛帶著一絲預言的氣息，不經(jīng)意間流露了他的心曲：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生活處境中，青春的美麗只能在痛苦的毀滅和犧牲中才能得到吧！

是服從于力率能率、正弦曲線，還是服從于他自己內(nèi)心的那份隱秘的渴望？歷史沒有底稿，人生的沉浮往往寄寓于某種偶然性，然而這其中確有著內(nèi)在的、不可改易的必然性。在日本的三四年間，他無意中一只腳踏進了他大半生將要從事的文學之門，然而，由于主客觀的許多條件準備得還不充分，另一只腳竟十分遺憾地晚邁了許多年。

[1]夏衍到日本的確切日期，這里依據(jù)沈乃熙（夏衍）填寫的學生登記表（今存九州工業(yè)大學）。

[2]沈宰白：《船上》，“夏全9”，第7頁。

[3]“夏全15”，第33頁。

[4]這是夏衍回憶錄中的說法，按明專的入學規(guī)矩，夏、蔡二人“3月底”報到似更可靠。

[5]“夏全15”，第46頁。

[6]“夏全15”，第46—47頁。

[7]沈宰白：《圣誕之夜》，“夏全9”，第17頁。

[8]“夏全15”，第40頁。

[9]沈宰白：《童心頌贊》，《獅吼》1924年第11、12期合刊，“夏全9”第13頁。筆者懷疑“夏全9”中所采用者非該文初版文本，故保留原始信息，供查考。

[10]沈宰白：《童心頌贊》，《獅吼》1924年第11、12期合刊，“夏全9”，第13頁。

[11]沈宰白：《圣誕之夜》，“夏全9”，第19頁。

[12]宰白：《殘櫻》，“夏全9”，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