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隱逸思想探析

本章分為兩節(jié)，主要論述隱逸是什么，隱逸如何分類，隱逸怎樣產(chǎn)生的問題。探析隱逸思想的具體內(nèi)涵及思想特點，為后文研究六朝隱逸詩學(xué)做好理論上的準(zhǔn)備。

第一節(jié) 隱逸概念界定

什么是隱逸？隱，《文選·卷二十二》錄左思招隱詩兩首，李善注引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弊⒅貙幼…h(huán)境的要求和士人心理狀態(tài)的調(diào)試。釋“隱逸”含義，重點是“逸”，《說文解字》釋為“逸，失也，從辵（chuò）兔。兔謾訑（dàn），善逃也”，又引申為“避世”，《正字通·辵部》有“逸，隱遁也”，《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耙菝瘛迸c“隱士”相當(dāng)，“逸”也就有“隱”之意?！稘h書·何武傳》：“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dāng)召見，不可有所私問?！睍x葛洪《抱樸子·貴賢》：“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彼浴半[逸”指隱居不仕，遁匿山林，也指隱居的人，尤其是指不愿意跟統(tǒng)治者同流合污，隱居避世的士人?！半[逸”開始是單音近義連用，后發(fā)展為復(fù)合詞，有“隱遁”“隱居”之意。值得一提的是，“逸”還有“飄逸”“安然”之意，《尚書·無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碧圃　逗蜆诽熨浄鳌贰八煳乙簧荩蝗缛f物安”。這層含義，也給中國的隱逸文化附加了高蹈超逸的色彩。

陳謨在《鏡湖書隱記》釋隱逸為：“古之君子窮而處于下，以求其志，謂之隱，達而用于時，以行其學(xué)，謂之顯，及其澤施于民物，功銘于旂，常辭榮去寵以養(yǎng)其貞，全其天，則謂之歸隱焉。”“窮”并非指經(jīng)濟上困窘，而謂士人在集權(quán)專制政治體系或權(quán)力斗爭中所處的地位，“志”指士人對獨立人格和個性的追求，為世所用，行其學(xué)則為“顯”，辭榮去寵歸于本真，順乎自然天道，則為歸隱。這基本上概括了隱逸的基本要素：地位、個性、自然、本真。

隱逸是有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特定的對象的。作為實踐隱逸思想的人，即隱士，必須是士人，而非山野之農(nóng)。因此，若去掉隱逸的一些復(fù)雜表現(xiàn)形態(tài)及功利性的因素，回歸本原，給隱逸下定義，可以表述為：隱逸是中國古代士人，在專制王權(quán)政治體制的制約下，為了保持個性的自由和精神上的獨立，主動或被動地改變地位和環(huán)境，以逃避現(xiàn)實政治的束縛，主要以回歸自然或追求自然的本真狀態(tài)為目標(biāo)的心理或行為方式。

第二節(jié) 隱逸思想淵源

隱逸思想是如何產(chǎn)生的，隱逸思想有哪些源頭，隱逸思想和先秦典籍有何關(guān)系？要研究隱逸詩學(xué)，首先要弄清楚隱逸文化之源。因為隱逸詩是隱逸思想的載體，隱逸思想是隱逸詩的靈魂，隱士與隱逸詩人是隱逸思想的踐行者。研究隱逸思想，則須振枝求葉，觀瀾索源。已有研究成果對隱逸思想淵源有多種說法，本書認為《易經(jīng)》是隱逸產(chǎn)生的重要源頭之一。

隱逸思想通常被認為源于儒、道兩家，孔孟和老莊通常被奉為隱逸思想的開創(chuàng)者，這是一種誤讀。隱逸源于《易經(jīng)》，可從《易經(jīng)》中的陰陽五行觀念、剛?cè)峁矟枷搿ⅰ百t人”與“隱士”的關(guān)系進行考辨?！兑捉?jīng)》把人天性中的剛?cè)崤c外界環(huán)境結(jié)合起來，形成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xué)，無論是在現(xiàn)實人生中的積極進取，還是退讓隱忍，儒、道兩家都可以從《易經(jīng)》中可尋覓到為之所用的文化因子，因此《易經(jīng)》應(yīng)是隱逸思想的發(fā)源地。

一《易經(jīng)》中的陰陽五行觀念

在先秦文化思想體系中，有著多元的復(fù)式結(jié)構(gòu)，儒、道、法、墨、陰陽等各派相互爭辯、滲透、吸引、融合，儒道兩家脫穎而出，最終凝聚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由“百家爭鳴”到“兩足鼎立”，“進取”與“退守”，“陽剛”與“陰柔”，既相互沖撞，又互為補充，形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推動力。

既然“退守”與“陰柔”思想是道家思想的內(nèi)核，研究隱逸文化的一些學(xué)者，便習(xí)慣性地認為隱逸思想濫觴于此。實際上，《易經(jīng)》中的陰陽五行觀念，即“物我同構(gòu)”自然主義哲學(xué)觀，及“相時而動”的人事觀，才是誕生隱逸文化最早的土壤之一。說儒家的隱逸思想源于《易經(jīng)》，首先可以從文獻學(xué)角度得到印證。孔子是《易經(jīng)》思想重要的傳承者，《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笨鬃油砟晗矚g讀《易經(jīng)》，并且撰寫了《彖》（上、下）、《象》（上、下）、《系辭》（上、下）、《文言》、《序卦》、《說卦》、《雜卦》等，合稱“十翼”，又稱《易大傳》?？鬃幼笆怼保苏f雖遭后人質(zhì)疑，但孔子曾研讀《易經(jīng)》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受其陰陽變化、剛?cè)嵯酀挠绊?，也就不奇怪了?/p>

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其實儒家的人道也是從天道衍生而來的，這可從考究“陰陽五行”說得到理論支持。據(jù)現(xiàn)有資料，“五行”說始載于《尚書·夏書·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庇浵膯⑴c有扈氏戰(zhàn)于甘之野之事，“威侮五行”，偽《孔傳》作“威虐侮慢五行”，語義未詳?！逗榉丁分袑Α拔逍小弊隽司唧w的闡釋：“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對五行的自然形態(tài)做了界定，《漢書·五行志》引述《尚書·洪范》的“五行”之文，顏師古注“五行”之義曰：“皆水火自然之性?！睆脑甲匀晃飸B(tài)中抽象出自然的辯證思維，體現(xiàn)了先民認識自然物質(zhì)運動的理性抽象能力，這種素樸的人與物的關(guān)系，便是對自然及其運行規(guī)律的遵從，稍后發(fā)展起來的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也是初民在生產(chǎn)實踐中總結(jié)出來的經(jīng)驗，違背這些經(jīng)驗和法則，則會受到自然的懲罰，因此，隨自然之性而為，與隱逸思想的“自然”情結(jié)一致。

二《易經(jīng)》中的剛?cè)嵯酀枷?/h3>
《易經(jīng)》本是當(dāng)時占卜人事吉兇用的書，但中國后代的人生哲學(xué)與此有所淵源?！兑捉?jīng)》的卦象，用幾個極簡單極空靈的符號，來代表天地間自然界乃至人事界種種復(fù)雜情形，而且就在這些符號上面，中國的古人想要借此把握宇宙人生之內(nèi)秘的中心，而用來指示人類種種方面避兇趨吉的條理，這幾個符號便是陽“—”和陰“--”。錢穆先生認為人有男女之性，人事全由人起，所以《易經(jīng)》的卦象原始意義與兩性之別有關(guān)，“—”為男，“--”為女，并由卦象的疊加組合發(fā)展開去，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卦象錯綜變化，象征事物變幻無窮，“在某一時候的某一地位，宜采取男性的姿態(tài)，以剛強或動進出之的，而在某一時候的某一地位，則又宜乎采取女性的姿態(tài)，以陰柔或靜退出之了”。因為人類自身就有男女剛?cè)岬奶煨?，所以在遭遇不同的外部環(huán)境的時候，如窮與達、尊與卑、順與逆的時候，就能考量自己的剛?cè)嶙藨B(tài)，選擇進退顯隱的態(tài)度，以趨利避害，這就是“陰陽”要表現(xiàn)的“道”。
就文獻資料而言，《易經(jīng)》為隱逸思想產(chǎn)生的源頭。一些研究者持“儒道淵源論”的觀點，認為孔孟和老莊是隱逸文化之淵藪?！兑捉?jīng)》中的陰陽五行、剛?cè)嵯酀乃枷耄芸赡苁亲钤绠a(chǎn)生隱逸思想的土壤?！兑捉?jīng)》里“潛”與“用”的理念，陽剛與陰柔的轉(zhuǎn)化，催生了儒家的“順時而動”“待機而隱”思想?！兑捉?jīng)》中認為隱忍待時而發(fā)，是合乎天道的表現(xiàn)，“待時而隱”很容易生化出“以退為進”的思想，后者為儒家“窮獨”的人生哲學(xué)的理念基石，深刻影響了后代知識分子。
《周易》第一卦乾卦的爻辭：“初九，潛龍勿用。”“潛”與“用”，多釋為事物在發(fā)展之初，雖然有發(fā)展的勢頭，但是比較弱小，所以應(yīng)該小心謹慎，不可輕動，也作進退、顯隱之解?！吨芤准ⅰ肪硪唬骸按酥芄抵o，以判一爻之吉兇，所謂爻辭也……潛藏也，象初龍陽物變化莫測，亦猶乾道變化，故象九……如占得潛龍之象，在天子則當(dāng)傳位，在公卿則當(dāng)退休，在七子則當(dāng)靜修，在賢人則當(dāng)隱逸，在商賈則當(dāng)待價，在戰(zhàn)陣則當(dāng)左次，在女子則當(dāng)愆期，萬事萬物莫不皆然?！比绱私馕?，則把宗教神秘色彩的卜筮之書，上升為社會、政治、經(jīng)濟等方方面面，既作道德的評判，又用一種理性的教訓(xùn)來指導(dǎo)人生。
“遁世無悶”，語出《周易·遁卦》。“遁”有退避而去的意思，從人事上說，就是急流勇退以避禍之義。人們在此特定的環(huán)境下，當(dāng)審時度勢，毅然隱退，如此則身雖隱退，而功與名反得以保存，所謂身雖遁而道亨，故心情舒暢而無遺憾。若眷戀祿位，茍且流連，必然遭禍，故曰遁世無悶。
后之儒者解析了《易經(jīng)》陰陽關(guān)系模式與產(chǎn)生隱逸思想的聯(lián)系?！吨芤籽芰x》卷三曰：“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能自亂也，有寬裕之道，則得隱逸之正，九二以剛居柔在下卦，之中寬裕得其中，所履得坦然平易之道，此乃幽隱之人正道，故吉也?！比缓笤僬摗坝娜恕敝邼嵑汀袄撜摺钡膼簼幔骸笆乐b幽人之德者，蓋曰貪利祿者其名濁，遺聲勢者，其神清，慕功名者，其志卑，安貧賤其節(jié)高?！彼噪[士才能“無躁進熱衷之心，無怨天尤人之態(tài)，無僥幸悶世之情，其不失隱逸之正宜也”。
《讀易詳說》卷六釋“巽”曰：“巽以柔順為體，巽入為用，而九三以剛而處陽位，正應(yīng)在上而下，牽于初進退無常，無常則剛?cè)崾?，可謂不恒其德矣，故有以隱逸自名，而志在要祿，以廉儉飭身而終于貪競者，謂可以欺愚惑眾，而世固有不可欺者，若察知其奸，適足為辱，故曰或承其羞，以此為恒?！薄皠?cè)崾弧眲t“不恒其德”，所以“以隱逸自名”，而隱逸也有真假之分，“志在要祿”，“終于貪競者”，則“察知其奸”，“或承其羞”了。
儒家的“待時隱”直接源于《易經(jīng)》的剛?cè)嵯酀碚?，“潛”和“用”是乾卦的思想?nèi)核，生發(fā)出“藏”與“時”的理念，“器以禮藏”（《左傳·齊晉鞌之戰(zhàn)》），“藏”猶言“蘊涵著”，社會的尊卑貴賤之序，寓于日常的器用之中?！按龝r而發(fā)”“順時而為”，成為最高的道?！蹲髠鳌x楚鄢陵之戰(zhàn)》載子反與申叔時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對話：“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zhàn)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jié)，時順而物成。”“禮以順時”“時順而物成”，成為戰(zhàn)爭勝負的關(guān)鍵，順時而動，一切事務(wù)皆能成功，反之，“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國語·吳語下》載范蠡諫于勾踐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zāi)。贏縮轉(zhuǎn)化，后將悔之。天節(jié)固然，唯謀不遷?！薄疤旃?jié)”即為“天道”，無過“天極”，則功成事遂。

三《易經(jīng)》中的“賢人”與“隱士”

《易·坤》：“天地閉，賢人隱?！薄兑捉?jīng)》認為，隱逸可以成為衡量政治的晴雨表，并賦予了隱逸思想的踐行者——“隱士”，以極高的標(biāo)準(zhǔn)，將其稱為“賢者”，把“隱”的行為與“賢”的品德等同視之，搶占了道德的制高點，自此，“隱士”幾與“賢人”“形影不離”，與“直道”“忠正”“賢良”等品德保持一致。孔子云：“賢者避世?！卑选百t人”和“隱士”畫上了等號。此后，“薦隱士”“聘賢才”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nèi)容?！逗鬂h書·卷七十六》：“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征聘賢才，以宣助教化，數(shù)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爕、杜根、成翊世之徒，于是公車禮聘?！薄度龂狙a》卷三：“撰錄上古以來圣賢隱逸遁心遺民者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狈菜狗N種，不一而足，士常以隱逸來彰顯高蹈之志，有異于常人，而執(zhí)政者要粉飾太平，要達到“野無遺賢”的理想境地，常借顯用隱逸忠正之士為標(biāo)榜，因此，隱逸思想在中國隆盛不衰，“禮失求諸野”“問政于隱”，隱士在社會道德倫理結(jié)構(gòu)中始終享有較高的清譽，基本上是緣于《易經(jīng)》之“天地閉，賢人隱”了?！吨芤自斀狻肪砦逶疲骸扒饒@者，山林隱逸之地也，天下文明在世，必至于野無遺賢，而后為至治之極，故雖賢者之于丘園，高蹈不屈而束帛，兼有以增草木猿鳥之光?！薄爸林沃畼O”的一個重要指標(biāo)就是“野無遺賢”，隱逸思想表現(xiàn)了與政治的結(jié)合和游離態(tài)度，這也成為士人對抗政治權(quán)力的一個法寶，如同給統(tǒng)治階級套上了一個緊箍咒。

四《易經(jīng)》隱逸思想的影響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隱忍待時而發(fā)的思想，被認為是合乎天道的表現(xiàn)。隱逸思想中的“含垢”“忍恥”是符合天道規(guī)律的?！按杉{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保ā蹲髠鳌ば哪辍罚按伞笔潜姸嗨鶜w之處，無所不容，故可納物；“山藪”是山林草莽之中，亦可隱藏。上至國君含垢，也是合于天道，由此產(chǎn)生了大批“幽隔”“隱忍”的人物?！妒酚洝ぞ硪话偃ぬ饭孕虻谄呤份d周文王隱忍一事：“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薄兑捉?jīng)》按司馬遷所論，為周文王所推演，而文王“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而呂尚便是“待時隱”的典范，《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呂尚處士，隱海濱”，嘗屠牛于朝歌，賣飲于孟津，七十釣于渭渚，以漁釣干謁周西伯，終為其所用，為“文武師”。呂尚實際上是開了“待時而發(fā)”的先河。再有“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國語·越語上》），“與范蠡入宦于吳”（《國語·越語下》），臥薪嘗膽滅吳后，范蠡“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接踵而來便是大批“隱忍而遂其志”的人物：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子，等等?！敖砸庥兴艚Y(jié)”“不得通其道”，隱忍負重，而終成大業(yè)。時史遷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身毀不用”，退而以“《詩》、《書》隱約者”論之?！半[約而能成其志”，這便是給予儒者于逆境中相時而動的精神原動力，這也是中國隱逸思想史上，士人“待時而隱”、隱士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

“待時而隱”很容易生化出“以退為進”的思想，后者為儒家“窮獨”的人生哲學(xué)，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

篤信好學(xué)，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窮獨”的人生哲學(xué)的形成與保持人格獨立和心理平衡的價值觀緊密相連，就陶冶情操和提升人生境界而言，有其積極作用。“窮獨”與“達兼”是儒家“道”的兩極，“仁”“賢”“善”等是評判“道”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這種“道”，是在《易經(jīng)》“道”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一種人道?！兑捉?jīng)》中的“道”，帶有原始的宗教色彩，是人考量與外界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根據(jù)外部的環(huán)境態(tài)勢和內(nèi)在的剛?cè)嶙藨B(tài)，而選擇動靜進退的態(tài)度，以此避兇化吉，在人生復(fù)雜多變的環(huán)境中與其內(nèi)在的本性相結(jié)合，找出一條最適合的道路，帶有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類似于“神道”。而孔子及以后的儒者，則是把《易經(jīng)》中的“道”與社會實踐結(jié)合，為政治意義所融化，在道德上完全倫理化了，這是一個飛躍。

宗教政治化與政治倫理化，是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古代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有三種形式：神權(quán)、君權(quán)與師權(quán)。隨著階級的出現(xiàn)、國家的產(chǎn)生后，王權(quán)逐漸代替神權(quán)，宗教政治化為政治倫理化所取代，王權(quán)與神權(quán)的結(jié)合，變?yōu)橥鯔?quán)與師權(quán)的結(jié)合，而儒家認為，王道與師道的結(jié)合程度，即“顯”與“隱”，是判別治世與亂世的標(biāo)準(zhǔn)。錢穆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君師合一則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君師分離則為道隱而在下，即為亂世?！?sup>

儒家的“窮獨”是隱逸思想的重要內(nèi)涵，其源于《易經(jīng)》的陰陽五行理論，而道家隱逸思想的產(chǎn)生，也與《易經(jīng)》思想緊密相關(guān)?！兜赖陆?jīng)》中剛?cè)?、雄雌、強弱、尊卑、有無等概念的生成，互相對立又統(tǒng)一的模式，與《易經(jīng)》中乾坤兩卦剛?cè)嵯酀枷氩粺o關(guān)系。不同之處在于，儒家的隱逸是過程和手段，其目的是積極入世；道家的隱逸是方法和結(jié)果，目的是達到“適性”“無為”的自然之境。儒家的隱逸多為被動的選擇，故功利性強；道家隱逸則超脫一些，非功利性，有益于審美的建構(gòu)。

《易經(jīng)》對中國隱逸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作為中國隱逸思想的一個重要源頭之一，對個體而言，《易經(jīng)》把人天性中的剛?cè)崤c外界環(huán)境結(jié)合起來，用一種社會的、政治的、道德的、倫理的理念來指導(dǎo)生活，形成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xué)?！兑捉?jīng)》為后代士人在修齊治平的同時鋪平了另一條達觀的道路，成為一種很重要的平衡力量，為保持人格的獨立自由開辟了另一個獨特的時空。隱居的田園，成為調(diào)試心靈的場所，正是因為有隱逸的途徑存在，無數(shù)士人在進退取舍之間游刃有余，消融了以權(quán)力為核心的政治斗爭中的種種矛盾，形成了一種宏觀大度的文化，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單從隱逸角度來講，《易經(jīng)》應(yīng)該是儒、道兩家思想的發(fā)源地，后來《易經(jīng)》被儒家據(jù)為經(jīng)典，則對道家略顯不公。

第三節(jié) 儒家隱與道家隱

隱逸的分類，顯得繁雜一些。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型：儒家隱和道家隱。中國佛家思想，雖然是一種外來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結(jié)果，但和隱逸也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豐富了隱逸文化的內(nèi)涵，是隱逸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由于佛教出現(xiàn)較晚，與儒道兩家時空距離較大，故此處略去不述，作為補充，在六朝隱逸詩學(xué)部分，佛隱詩作為隱逸詩的一個重要類型，另辟專題論述。

儒家隱以入世為主，道家隱則主張避世。隱逸是儒家的過程和手段，對道家而言，則是目的，道家隱有別于儒家隱的功利性，其內(nèi)涵和表現(xiàn)形式都很豐富，成為隱逸文化的主流，對隱逸思想基本風(fēng)貌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有關(guān)道家隱逸的論述很多，其實中國的隱逸文化，從廣義上講包括儒家隱和道家隱，從狹義上講，其實就是道家隱。但不能忽視儒家隱的價值，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儒家隱是了不起的大發(fā)明，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個輝煌的思維成果。

儒家隱有兩個標(biāo)準(zhǔn)，一為政治標(biāo)準(zhǔn)，二為道德標(biāo)準(zhǔn)。兩者都是具體的。所謂政治標(biāo)準(zhǔn)，即為某個特定的政權(quán)或者是某個統(tǒng)治者；道德標(biāo)準(zhǔn)則是指是否符合儒家的倫理道德。前者以“忠”為準(zhǔn)繩，后者以“道”來衡量。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自然是實踐“忠”政治標(biāo)準(zhǔn)的典范，而“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隱逸觀則建立在道義的基礎(chǔ)上：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

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

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公孫丑下》）

儒家以社會倫理道德為標(biāo)準(zhǔn)建構(gòu)的隱逸觀，仍是用世的，匡正時弊，達于王道，本質(zhì)上是一種方法而不是最終的目的。以孔子為例，他始終是積極用世者，為實現(xiàn)理想的“道”而周游列國，由于特殊的時代關(guān)系，屢遭挫折，所以表現(xiàn)出對隱逸的渴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這是他內(nèi)心矛盾的體現(xiàn)，但終其一生，他非但沒有歸隱，而且“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保持著強烈的進取之心。這和他對隱逸的特殊理解密不可分。首先，孔子對隱士是尊敬的，對隱逸行為是理解的。孔子最喜歡的學(xué)生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的顏回，夸他“賢哉，回也”，孔子對擺脫物欲，“清而不污，人格獨立”，保持心靈平靜的隱士很佩服。對曾晳所勾勒的近乎隱士的生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孔子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實際上這是孔子理想的生活模式。孔子還把隱逸行為做了區(qū)分：“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保ā墩撜Z·憲問》），基本上把避世行為分為“辟人”和“辟世”兩類。前者是回避無道之君，后者是回避無道的時代?？鬃邮遣惶狻氨偈馈钡?，在“長沮、桀溺耦而耕”章中，孔子對長沮、桀溺的“辟世”之舉，認為“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易也?！保ā墩撜Z·微子》），他不贊同避世，是因為避世沒有現(xiàn)實性，人要脫離社會，擺脫與人的交流，剝落人的社會屬性，“與鳥獸同群”，則人就失去了生存意義，與動物無異了?？鬃佑泻軓姷氖姑?，《里仁》言“士志于道”，《泰伯》里又重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衛(wèi)靈公》篇有“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把道放在首位，越是無道的社會，士人對道義的捍衛(wèi)就越重要，在禮崩樂壞的社會背景下，雖然孔子理解并尊重隱逸行為，但他不得不采用積極救世的人生態(tài)度。維護“道義”，就是實行“仁義”，維持基本的倫理道德秩序。孔子對于“辟人”，即士人回避無道之君，還是持贊同態(tài)度的。南容在無道之邦能全其身，孔子便將侄女嫁給他，寧武子裝傻避禍，孔子贊揚他“其愚不可及也”，他還肯定了亂世中“卷而懷之”，免于災(zāi)難的遽伯玉，對這些“辟人”的隱士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朱張、夷逸、虞仲是孔子所推崇的7位隱士，《微子》篇中不啻贊美之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quán)。”“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敝祆洹端臅戮浼ⅰ吩x氏語：“七人隱遁不污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遁世離群矣，下圣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彪m同為隱士，評價卻各有不同。談到自己與他們的區(qū)別，孔子說：“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焙沃^“無可無不可”，《四書章句集注》引孟子的解釋為“孔子可以仁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笨鬃訛榱藢崿F(xiàn)政治主張，周游列國，蒙難于陳、絕糧于蔡，顛沛流離，少有遇合，頗似“辟人”，所以他是懂得隱逸的真諦的。

此外，孔子懂得隱士簡約的生活方式所蘊含的美質(zhì)，“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氨偃恕闭摺疤幖s”，崇尚安貧樂道，閃耀著儒家的人格力量和光芒。執(zhí)守道義和安于貧賤，是孔子最看重的品質(zhì)，這也成為儒家隱士恪守的價值觀?？鬃印氨偃恕倍弧氨偈馈?，避免了看破人世的消極，同時又不是盲從，有選擇地積極有為，這是一種辯證的隱逸觀。

孟子論及隱逸思想，側(cè)重于道德教化，“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xiāng)人處，由由然而不去也……故聞柳下惠之風(fēng)者，鄙夫?qū)?，薄夫敦”（《孟子·萬章下》）。孟子雖然“用世進取而少隱逸之言”，但他提出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豐富了孔子的隱逸觀，士人可以在現(xiàn)實矛盾沖突無法調(diào)解時，變換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學(xué)而優(yōu)則仕，不仕則隱，以退為進，找到人生的價值所在。對于士大夫從容進退的人生模式的形成，有重大的促進作用。

道家隱是隱逸思想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老子的“無為”與莊子的“逍遙”。老子認為“有為”是社會混亂不堪的主要原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道德經(jīng)·第七十五章》）。解決方法就是“無為”，“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道德經(jīng)·第六十三章》），“是以圣人無為故無事，無執(zhí)故無失”（《道德經(jīng)·第六十四章》）?！盁o為”本是老子提供給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統(tǒng)治術(shù)，后來演變?yōu)橐环N處世的哲學(xué)和人生的態(tài)度，成為道家隱逸思想產(chǎn)生的重要原動力。老子的“無為”與“無欲”往往聯(lián)系在一起，“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德經(jīng)·第五十一章》），“持而顯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道德經(jīng)·第九章》）。老子提倡節(jié)欲保真，功成身退，事實上也是一種辯證的隱逸觀，“功成”說明道家思想并不是無原則的避世，“身退”從個體的角度進行精神層面的超越，雖然反對人為，倡導(dǎo)“無為”并不意味著歸隱，而是主張人回歸自然之性。老子言“致虛極，守靜篤”，“復(fù)歸于嬰兒”，“各復(fù)歸其根。歸根曰靜”（《道德經(jīng)·第十六章》），這便是自然之性，自然本性和天道應(yīng)該相合，關(guān)于隱逸和自然，隱逸和天道，后面有專門論述。

莊子在生命哲學(xué)和美學(xué)方面對老子的思想做了拓展，他繼承了老子“功成身退”的觀點：“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fā)也，時命大謬也。當(dāng)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dāng)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莊子·繕性》）他認為只要“時命而大行乎天下”，還是可以出世的，“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靜以待之”。然而，莊子隱逸觀的核心還是“逍遙”和“適性”。“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也，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丈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shù)子者，事業(yè)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保ā恶壞础罚┣f子反對物對性的束縛，“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心靈自由的前提，一般是沒有背負太多塵世的負荷。心不能為太多的物役，物的法則勝利了，人的法則就要失靈?！拔镂锒晃镉谖铩保ā渡侥尽罚安灰晕锎熘尽保ā短斓亍罚?，“不以物害己”（《秋水》），“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茍于人”（《天下》），不“喪己于物”（《繕性》），保持人格的純潔和個性的獨立，才是“適性”。莊子的“物論說”旨在還原人性之本，他描述了免于“中于機辟，死于網(wǎng)罟”（《逍遙游》），逃避名韁利鎖之后，隱士所處的自然的狀態(tài)，“行而無跡，事而無傳”（《天地》），“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庚桑楚》），“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xiāng)，禽獸成群，草木遂長”（《馬蹄》）。和老子的小國寡民一樣，莊子也設(shè)計了這樣的隱逸生活圖景：“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盜跖》）這種狀態(tài)并不意味著莊子主張回到原始社會，而是達到一種無為無欲、返璞歸真的自然狀態(tài)。隱逸思想和老莊思想的結(jié)合，正是出于對這種逍遙無待、與世無爭的境界的追求，是由其思想本身的特點決定的。莊子本人也被后人視為隱士賢人的代表，道家隱風(fēng)流韻，影響深遠。唐代詩人高適與李杜游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帶），作《宋中十首》，其七為：“逍遙漆園吏，冥沒不知年。世事浮云外，閑居大道邊。古來同一馬，今我亦忘筌?！?/p>

道家隱逸思想是一種主動自覺的追求，摒棄物的桎梏，追求心意的自由，重在精神的超越，強調(diào)對人的解放，加大了對社會的批判力度，試圖從自然中找到自我救贖的道路，為保全人格的完整和弘揚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開辟了道路。

陳謨：《陳聘君海桑先生集十卷》，明刻清康熙十九年陳邦祥重修本，上海圖書館古籍線善本。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修訂本），商務(wù)印書館，1994，第69～70頁。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修訂本），商務(wù)印書館，1994，第80頁。
隱逸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型：儒家隱和道家隱。本書傾向于佛教也是一種隱逸。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分類，如西漢的東方朔提出“避世金馬門”的“朝隱”理論，調(diào)和“仕”與“隱”的矛盾，將儒家隱與道家隱合二為一?！妒酚洝せ袀鳌罚骸埃|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吩唬骸缢返龋^避世于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jù)地歌曰：‘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東漢的揚雄：“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法言·淵騫》）此后，由“朝隱”生發(fā)出“吏隱”與“中隱”，“吏隱”見于宋之問《藍田山莊》：“宦游非吏隱，心事好幽偏?！笔Y寅先生認為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既歡懷祿情，復(fù)協(xié)滄洲趣”，是將“吏隱”進行詩意的表達。白居易有《中隱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li>

第二章 隱逸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