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模天一閣”

1996年12月9日至10日兩天，“天一閣及中國藏書文化研討會”在位于浙江省寧波市的天一閣博物館召開，國內的藏書文化研究者40余人云集在甬城，共同研討天一閣以及中國藏書文化的有關問題。而為此次研討會所征集的學術論文，也先期結集為32萬字的《天一閣論叢》（寧波出版社1996年版）。

由明朝嘉靖年間的退休官員范欽（字堯卿、安卿，號東明山人，1506—1585）創(chuàng)建的天一閣藏書樓，在中國藏書史上具有獨特的文化影響力和文化標本價值。范欽在那六開間的兩層木結構的藏書樓上，先后收藏了7萬多卷從全國各地搜集而來的地方史志、政事文獻、登科錄、鄉(xiāng)試錄、會試錄和詩文集，其中有的文化典籍，如宋、元鈔本和刻本，即使在當時也是彌足珍貴的精善之本。當年編有《范氏書目》2卷、《天一閣藏書目》等，均佚。

盡管范氏為傳承閣書，苦心孤詣地采取了一個對封建家族來說堪稱周密的藏書保護條例和措施，但是天一閣所藏的珍貴文獻傳到了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已經(jīng)只剩下不足六分之一了。盡管如此，歷經(jīng)戰(zhàn)亂、兵火、盜賣等天災人禍而存世的天一閣藏書樓，至今仍是寧波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因為天一閣是我國歷史上藏書及其建筑均保存較好的歷時最久的私家藏書樓，這一性質即使在整個亞洲也是獨一無二的（據(jù)說，它也是世界藏書史上持續(xù)時間位居第三的家族圖書館）。如今，它作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已由原來的范氏家族藏書樓，經(jīng)過天一閣文物保管所階段，演變成為“天一閣博物館”，重新征集并入藏圖書已超過30萬卷，其中僅古籍善本就多達8萬多卷。

然而，天一閣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此，它的文化影響力是多方面的。

天一閣在明嘉靖年間（1561—1566）落成后的經(jīng)久不廢，使得浙東乃至整個中國的藏書家們有了一個重要的心理依附。著名學者、藏書家阮元（1764—1849）在近兩個世紀前就稱贊道：“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钡鋾r的藏書實際上已經(jīng)有所損失，而且藏書樓用木也漸朽壞，所以，阮氏在為《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寫序的1808年，就對其后人提出了增藏明天啟以來的圖書和修繕乃至增建藏書處所的期望。清道光九年（1829），范氏后人集資對老藏書樓進行了一次全面修葺。而再下一次的大規(guī)模維修，卻是1933年的臺風以后的事了。

清代著名的《四庫全書》編修成功以后，乾隆皇帝就曾特派大臣到天一閣查看其藏書樓的建筑樣式，“欲仿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上諭），并特派經(jīng)辦大臣畫成圖本，作為文淵、文津、文源等“七閣”的參考。弘歷在1775年的《文源閣記》中寫道：

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既圖以來，乃知其閣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雖時修葺，而未曾改移。閣之間數(shù)及梁柱寬長尺寸，皆有精義。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御園中隙地，一效其制為之，名之曰“文源閣”。

這里所謂的“御園”，便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圓明園。據(jù)史料記載，乾隆四十九年春（1784），第三部《四庫全書》入閣收藏以后，弘歷每年進園，必到此看書，間或吟詠題詩。但不到一個世紀，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lián)軍的入侵，使得文源閣及其收藏的《四庫全書》，連同這個一代名園一起化為灰燼。文源閣原址在園內“映水蘭香”之北略偏西之處。

弘歷在《文源閣記》中，還曾特別聲明：“吾于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jīng)，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數(shù)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边B皇帝都表態(tài)要以天一閣為其皇家藏書樓建筑的范式，將他所看重的《四庫全書》附麗于天一閣式的藏書建筑，則當日天一閣的文化影響及其時代榮譽可謂大矣。

實際上，當時不僅僅是皇帝詔令效法，民間也多有默默效法者。同在寧波城里的藏書家盧址（1725—1794）就是這樣的一位。盧址字丹陛、青崖，鄞縣人。他對范氏天一閣的羨慕追隨，可以說是溢于言表且付諸行動的。

盧址生于當?shù)匚墨I世家，從小在良好的詩、書、禮、樂教育下，培養(yǎng)出了慕古嗜書的癖好。他經(jīng)過三十多年的購書抄書的積累，藏書所達到的規(guī)?！皫壮鎏煲婚w之上”（《鄞縣志》）。于是，他為之筑建了一座“修廣間架，悉仿范氏”（黃家鼎《抱經(jīng)樓藏書顛末記》）的藏書樓。據(jù)姚椿（1777—1853）在日記中所記其登臨該樓的見聞，“其族人在者五六人，諸規(guī)制皆仿天一閣”。言下之意，似乎在藏書樓的“硬件”之外，連藏書管理制度也是照搬范家的。

敢于做此結論，是因為當?shù)胤街具€記載了如下這則有趣的掌故：盧址“嘗以未得內府《古今圖書集成》為憾”。他感到遺憾的原因，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欽八世孫范懋柱（字漢衡，1721—1780）響應朝廷號召，代表范氏宗族向清廷進獻了特地從天一閣所藏秘藏中抄錄下來的602種珍籍，供《四庫全書》館臣編纂之用。范家為此得到了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的嘉獎，“以為好古之勸”。這在當時顯然是無上榮光的事。

《四庫全書》開館征書的時候，盧址的藏書已經(jīng)有一定規(guī)模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所點名的藏書家中，并沒有他的名字，這樣盧家自然也就沒有了效忠乾隆帝的機會，及其獲得獎書的資格。因此，當他聽說在北京可以買到《古今圖書集成》這部巨編的稿本時，便傾家蕩產(chǎn)，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購買，志在必得。以至于書到之日，“衣冠迎于門”。當?shù)胤街居涊d：“盧址……羨天一閣之有《圖書集成》也，竟至北京購得《圖書集成》底稿以歸，以為抗衡范氏之資。當時一為底稿，一為賜書，競美一時，甬人引為藝林佳話?！?/p>

果然，曾為抱經(jīng)樓服務近十年的黃家鼎在《抱經(jīng)樓藏書顛末記》中記載：

歷三十年，得書之富與范氏天一閣埒。乃于居旁隙地構樓，修廣間架，悉仿范氏。惟廚稍高，若取最上層，須駕短梯。四面有圃，圃外環(huán)以垣墻，略植花木，以障風日……其保守之法，亦祖述天一閣。平日封鎖，禁私開，禁煙火，禁出借。每歲伏日檢曝，非云礽畢集不上樓。其所以無中墮，無偏廢，良有以也。

雖然抱經(jīng)樓藏書最終并沒有像天一閣那樣幸運地完整傳承下來，但是能夠持續(xù)到1916年才散出（其中史著佳本為劉承幹嘉業(yè)堂所得），也可謂模仿得法者了。數(shù)年前，我們到寧波城里的君子營，還能見到這座外觀同天一閣幾乎一模一樣的古樸蒼老的抱經(jīng)樓，矗立在街巷民居之間，為當?shù)匕傩杖粘Ｉ钪Ｈ缃袼驯徽w搬遷到天一閣文物保護區(qū)的南園內。

盧氏抱經(jīng)樓果然是模仿和追隨范氏天一閣的典型，但是與這一典型反其道而行之的，卻也有人。余姚梁弄鎮(zhèn)的五桂樓藏書主人，就是這樣的例子。五桂樓是清嘉慶十二年（1807）落成的。創(chuàng)始人黃澄量，字式筌，號石泉，有志于學，日寢書叢，聚圖書在5萬卷以上，在其宅南“創(chuàng)樓三間，庋藏卷軸”（蔣清翊《五桂樓藏書記》）。1811年，他在《五桂樓藏書目識》中，明確了自己與范氏不同的藏書管理方式，從而體現(xiàn)出他對天一閣以“典藏”為首務的藏書規(guī)制的“革命”。他說：

今世藏書之家，惟寧波天一閣為最久。其制：櫥門樓鑰，子孫分房掌之，非齊至不得開，禁書下樓梯及私引親友。擅開，皆罰不與祭。故歷久而書不零落。余既構樓三間，以藏此書，蓋欲子孫守之。后世能讀楹書，可登樓展視?；蚝群檬拢父Q秘冊者，聽偕登焉。五桂樓第一代傳人黃肇震（字伯器），努力增益藏書一萬余卷，因接近天一閣藏書之量，因而贏得“浙東第二樓”之稱，亦同范欽一樣，致力于地方志收藏，藏志多至168部，近4000卷。

千萬不要以為天一閣的影響力僅在浙東一隅。就在五桂樓建成以后的那些歲月里，浙江嘉興籍藏書家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甘泉鄉(xiāng)人，1791—1863）在其《曝書雜記》中記下了“近來積書家，如浙之天一閣、昆山徐氏斷不肯借與人書。欲觀者至其家觀之，欲鈔者至其家鈔之”（《湯文正家集》）的資料。此外，南京有一位姓甘的藏書家，也一直有建筑私家藏書樓的理想。然而傳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天一閣的好名聲就有些走樣了：

有人云：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書架間多庋秘戲春冊，以避火也。予謂春冊乃誨淫之具，雖是名筆，豈可收藏？況與古人書籍同列，更滋褻瀆。避火之說，本自何書？范氏貽謀不若是其謬，當是傳聞之誤。縱或信然，亦不足法。

家大人聞之曰：“爾之言是也。惟聞天一閣北方有隙地，壘石為坎卦，取生水之義，此實有至理，異日予家‘津逮樓’，宜北向，即于壁間以磚作坎卦六象，其謹識之。”

（《白下瑣言》卷六）

這里的“家大人”，即金陵藏書家甘福（字德基，號夢六，1768—1834），“津逮樓”就是由他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建成的?？上H傳世三十年，這座坐南朝北、上下三楹的大藏書樓，就被毀于太平天國攻占南京城的戰(zhàn)火之中。

稍后于此，在山東聊城，楊以增（字益之、至堂，號東樵，1787—1855）建成藏書樓時，便從寧波天一閣之名源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語中受到啟發(fā)，取《學記》中“先河后?！敝x，“顏曰‘海源’，蓋寓追遠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閣云”。時在1840年。至于晚清揚州吳引孫（1851—1921）建造的“測海樓”，更是模仿天一閣的典型。

假如說，盧氏“抱經(jīng)樓”、黃氏“五桂樓”、甘氏“津逮樓”、楊氏“海源閣”和吳氏“測海樓”，主要還是模仿天一閣建筑的“硬件”的話，那么，曾經(jīng)充分考察過“天一閣”和“五桂樓”的阮元，則曾在較大范圍內推廣過天一閣“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參阮元《杭州靈隱書藏記》和《焦山書藏記》）的藏書管理經(jīng)驗。所以，近代學人陳登原（1900—1975）在其《天一閣藏書考》一書中感慨道：“天一閣之禁遏政策，在藏書史中，又不得謂之無影響也?！?/p>

于1939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由張元濟、葉景葵、陳陶遺、陳叔通等主辦的合眾圖書館（1953年6月將館藏文獻全部捐獻給上海市政府，后并入上海圖書館），一時“購地建屋，小有規(guī)模”（《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而其經(jīng)營思想，除了征集私人藏書以外，就是借鑒范欽天一閣的經(jīng)驗，致力于當時的通行本收藏，以待來者。

擔任過南京中央大學教授的現(xiàn)代史學家朱希祖（1879—1944）更曾留心學習天一閣在藏書管理方面的經(jīng)驗。1943年底，他接受長子朱偰（1907—1968）的建議，計劃將因日寇侵華戰(zhàn)火而藏匿在南京和安徽鄉(xiāng)下的三處珍貴藏書集中一地，仿照范欽將天一閣藏書作為家族公有資產(chǎn)以求久遠保藏的做法，設立家族的“酈亭圖書館”，后因病去世而沒有實現(xiàn)。

由此看來，天一閣在它問世以后的三個多世紀中，一直是公私藏書家不遺余力地追隨的文化楷模。此外，還有一些事例，也可以說明天一閣廣泛的文化感召力。其一是，天一閣成為清代以來私家藏書的評價尺度。如前已述及的抱經(jīng)樓“得書之富與范氏天一閣埒”，或如《續(xù)甬上耆舊傳》說寧波陸氏南軒藏書，“其富為范氏天一閣之亞”之類皆是。其二就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陸續(xù)捐獻自己藏書入其閣的學者文人之多。例如寧波張氏、李氏、劉氏、徐氏，在50年代初就紛紛捐贈藏書，其數(shù)量達到百余箱之多（后調撥寧波市圖書館古籍部收藏）。1957年7月，樵齋藏書主人張季言（1897—1957）將藏書5.7萬卷捐贈；1962年4月，伏跗室藏書主人馮貞群（孟顓，1886—1962）將藏書10萬余卷捐贈；1979年8月，別宥齋藏書傳人將朱贊卿（1886—1967）藏書1萬卷捐贈；1979年10月，蝸寄廬藏書傳人將孫家桂（翔熊）藏書1.4萬余卷捐贈；清防閣藏書傳人將楊容林（容士，1892—1971）藏書1.2萬卷捐贈，以及張孟契先生捐贈其先人遺藏古籍3000余卷，袁梅棠先生家屬將其所藏靜遠山館藏書捐贈等，從中我們既可見“四明文獻之邦”藏書傳統(tǒng)的久長，也可見天一閣具有“百川歸流”的文化感召力。

因此，我在參加“天一閣及中國藏書文化研討會”的活動期間，對當?shù)匦侣劽襟w建言，不妨將天一閣這個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建設成為一個中國當代私人藏書的捐贈中心，仿照中國現(xiàn)代文學資料館的做法，具體規(guī)定捐贈到若干數(shù)量，即可以設立專人藏書紀念室，從而讓中國當代的藏書者有個永久的“家”，為當代中國藏書史書寫出一個新的篇章。

（1999年元月定稿于金陵鼓樓雁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