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學蘇俄
（1925.11—1930.5）

一、中山大學

蔣經國懷著無限憧憬，興奮地踏上了赴蘇留學的旅程。

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和第一批同學馮玉祥之子馮洪國、葉楚傖之子葉南、于右任之女于秀芝以及谷正綱、王覺源等二十二人，在國民黨中央代表邵力子率領下，于廣州搭乘一艘蘇聯貨輪啟程。路過汕頭時，蔣介石特予接見并多加勉勵。輪船經過三晝夜的航行到了上海。乘著在上海候船的間隙，蔣經國趕回奉化溪口看望了久別的母親。毛福梅對兒子出洋留學是一百個不情愿，但蔣經國留學心切，執(zhí)拗不過，只得依依惜別。她為兒子縫制了一件棉背心，真是“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一針一線縫進了慈母的愛和淚。

蔣經國和齊集在上海的近九十名同學登上了一艘蘇聯貨輪出發(fā)。途中同學們分成幾個小組一起開會、學習。蔣經國年紀最小，他穿一身皮夾克，頭戴鴨舌帽，一副工人模樣，同學們叫他“小工人兒”。他在船上讀了布哈林（H.И.Бухарин）的《共產主義ABC》等書。貨船駛抵海參崴，他們改乘火車西行?；疖囇赝就？客Χ?，蔣經國一行在火車上整整待了二十五天，直到11月下旬才抵達一心向往的莫斯科。

中山大學設在沃爾洪卡大街14—16號，離市中心紅場不遠。第一期學員共計二百一十七人，其中屬國民黨籍的一百五十人，屬共產黨籍的六十七人[1]。原來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一百名學員，以及在德、法、比留學的一百一十八名學員，后來也先后轉來中山大學學習。學員中年齡大小不一，最小的十四五歲，年長的近五十歲，形成“三代同堂”、“長幼同課”的有趣局面[2]。

為了便于保密，每個學員都使用俄文名字。蔣經國取名葉利扎羅夫（H.В.Елизаров），馮弗能取名涅日丹諾娃（Нежданова）等。在學員登記表上，蔣經國填寫的出生年月是1909年3月30日[3]。虛報了一年，大概是自嫌十五歲太小了點吧。

1925年11月底的一個晚上，中山大學在莫斯科工會大廈金碧輝煌的圓柱大廳舉行了盛大的開學典禮，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許多領導人托洛茨基（Л.Д.Tpoцкий）、季諾維也夫（Г.E.Зинoвъeв）、拉狄克（K.Б.Paдeк）等都出席了。托洛茨基富有感染力和鼓動力的演說，向學員們描述了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說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即將滅亡，共產主義的勝利已經為期不遠。他勉勵學生要革命—進攻—努力奮斗—不斷進攻，做舊世界的掘墓人、新世界的開路先鋒。

中山大學校長由拉狄克擔任，他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波蘭裔，先后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于克拉克夫大學和伯爾尼大學，1904年參加了波蘭立陶宛的社會民主黨，在波蘭和德國從事秘密革命活動，曾入獄一年，1917年和列寧（B.И.Лeнин）、季諾維也夫等人一起為俄國革命出生入死，曾參加了蘇德的布列斯特談判。1918年德國革命爆發(fā)時，他以俄共（布）中央代表身份幫助工作，1922—1923年間又一次在德國組織工人起義。他在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聲望卓著。作為中山大學校長，他在開學典禮上講了學校的宗旨是對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進行社會政治教育。

學習生活立即緊張有序地展開了。學習的課程很多，有俄語、社會發(fā)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中國階級斗爭史、政治經濟學、歷史、當代世界問題、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社會發(fā)展問題、語言課[4]。課堂教學是上大課，然后分班分組討論；還讓學員按指定題目先做一個報告，然后老師點評和補充。

蔣經國分在第十一班。他的同桌同學是烏蘭夫。怪怪的名字，長相也有點怪異，下課一打聽，才知道他是蒙古族。

蔣經國的熱情和誠實，很快贏得了學校老師和同學們的好感。沒有幾個星期，他就被吸收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團小組長是從法國轉學來的鄧希賢（即鄧小平）。鄧伶牙俐齒，言辭激烈，外號“小鋼炮”。

蔣經國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學習俄語的成績甚好，比較快地掌握了聽和說的能力。他擔任了第十一班俄文課代表[5]。此后他又先后擔任了俱樂部書記兼副主席、俱樂部政治委員會主席、搜集中國情報委員會委員、俱樂部活報組副組長、少共委員等職，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他還擔任墻報《紅墻》的編輯。在汕頭的蔣介石于1925年12月21日寫信給蔣經國，勉勵他“既到俄國，應專心學習俄語，多與俄人交談說話，少與本國人說中國話，然后俄語精通則一切學問皆可獲得”，還說：“在俄須謹慎，格外謙和，切勿驕矜?！?span >[6]

1926年2月1日，在廣州的蔣介石，給遠在莫斯科的蔣經國寫來了信，關心兒子“讀俄文聽俄語能懂得幾成？英文有否溫習？中國書有看否？”勉勵說：“你在俄先習俄語，必使其爛熟。其次，對于經濟學、政治學與世界革命政治消息，在報紙上要天天留心。”“我希望你做一有魄力、有見識、有學問、有勇氣、強干精明之革命家，以繼吾黨之后也?！毙胖羞€說：“你將入何黨，隨你所愿，余不限制，但總要革命急進、有革命性之團體為重也。你既在俄，必能認識現在時勢與潮流，凡事總要向上、求新，尤須注重民眾利益，犧牲個人一切幸福，為國際無產階級求解放是第一義也?！?span >[7]這時的蔣介石，在廣州正春風得意之時，他給兒子的信言辭之堂皇，自在情理之中。這封信后被校方收藏。

中山大學學員的生活待遇很高，每月都發(fā)有零用錢四十盧布。被褥和生活日用品都由校方供給。伙食先是一天五餐，除早中晚三餐外，還有兩餐茶點和咖啡，甚至還備有夜宵。舒適的餐廳里，餐桌上鋪著潔白的桌布，放著插有鮮花的花瓶，笑容可掬的少女把可口的飯菜端到桌上來。除了俄式飯菜，還備有中式飯菜—請來了中國廚師烹飪。當蔣經國等人了解到蘇聯人民的艱難生活時，主動向校方提出了降低伙食標準的要求。校方同意取消了兩餐茶點和夜宵。此舉使中國學員獲得了美譽。

二、托派信徒

國內第二次東征的勝利，使蔣介石聲望大振。在1926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高票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又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被委任國民革命軍總監(jiān)。父榮子貴，年輕的蔣經國在中山大學受到國民黨籍的諸多學員多方照顧，共產黨籍的學員也表示了友好。蔣經國如沐春風，意氣風發(fā)。

這期間蔣經國不斷給蔣介石寫信，報告他在蘇聯的學習情況。蔣介石很是高興，他在1926年6月13日的日記中記載：“接經兒稟，文理甚有進步，遞與靜江兄閱之?！?span >[8]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蔣經國的學習十分努力。他最愛聽拉狄克的“中國革命運動史”課，每周有兩三次，每次都要三個小時。他目不轉睛地看著老師，用心地做著課堂筆記。他對拉狄克講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要盡快地行動起來，把蘇維埃革命的紅旗插遍全球，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有些學員對拉狄克的講課，常常提出疑問和不同意見，如有學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要人人有飯吃，但按蘇俄的革命理論去行動，把那些稍微富裕一點的人都歸入剝削階級，沒收他們的財產，讓他們連起碼的生活都維持不了，只照顧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這怎么能做到人人有飯吃呢？還有學員提出，《真理報》上有篇文章說，到1921年已經有十幾萬工人被清除出黨。難道工人階級內部有這么多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人嗎[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蔣經國對這些疑問，從來沒有想過，課后還常到校長拉狄克的辦公室去請教。拉狄克向他表示了對托洛茨基理論的贊賞，諄諄地對他說：我們革命者不能只考慮一個國家的事情，不能認為蘇聯一個國家把共產主義建成了，世界革命就好辦了。這是不行的。我們的革命，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沒有全世界革命的支援，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要用大氣力去促進各國的蘇維埃革命，造成全世界的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把革命的火種撒遍全世界。拉狄克這是明白地反對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論，但年輕的蔣經國還是全神貫注地聽著校長的教導，眼睛里閃耀著熱誠的光芒。

如同有些學員后來回憶所述，在中山大學里，“教員中有大量的托洛茨基派教授，這就為中山大學傳播托洛茨基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0]。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都十分清楚，學校的“指導權，從開始便在反對派（拉狄克等人）手中”[11]。初出茅廬的蔣經國在課堂里大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論，毫無保留地信服。他多次參與了同校托洛茨基派的激進學員的集會和活動。他牢牢記住了托洛茨基對他說的話：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好比上樓梯，不能一步一個臺階，而要一步蹦跳兩個或者更多的臺階[12]。

三、風云人物

1926年3月國內發(fā)生的“中山艦事件”，在中山大學也引起了反響。事情的起因是正在如日中天的蔣介石，疑心重重地猜疑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要綁架他去蘇俄。他聽信了部屬的報告，懷疑中山艦“擅自”開進黃埔，是要搶軍校的軍火并劫己北上。于是于3月20日下令宣布廣州戒嚴，調動親信部隊占領中山艦及海軍艦隊，逮捕了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等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并收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包圍并監(jiān)視蘇聯顧問住宅和汪精衛(wèi)公館等等，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后來在蘇聯顧問的妥協下，事件得以平息，蔣介石釋放了被扣押的人，但迫使汪精衛(wèi)“告病”出國，逐走了幾名蘇聯顧問。消息傳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員們十分驚詫，眾說紛紜。蔣經國弄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只能沉默不語。校方當時請來了共產國際東方部遠東局的庫西寧（O.B.Kуусинен）來做形勢報告。他在講了事件的經過后，聯系英國煤礦工人罷工失敗的事例，說絕對不能采取調和折衷的方法處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一定要徹底推翻資產階級統(tǒng)治，把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這個報告引起了學員中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鄧文儀、康澤等人的強烈不滿，提出了抗議。而中山艦事件的最后結果，亦并未按照庫西寧的說法了結。過了一些時日，學校才逐漸恢復了平靜。蔣經國一改原來無憂無慮的景況，對同學中關于三民主義是否是革命的原則、中國革命是否應當經過兩個階段等等許多爭論，他都沉默不語。他也在學生刊物上發(fā)表一些文章，如《中國的展望》《中國北伐一定成功》等[13]，但都回避了不同觀點的爭論。

這年7月，國內的北伐戰(zhàn)爭啟動，捷報不斷傳來。蔣經國大大舒了一口氣，他的日子也逐漸好過了起來。他又恢復了自信，活躍在同學們中間。7月19日，暑假開始了。按照校方的安排，他們來到離莫斯科七十公里的塔拉索夫斯基休養(yǎng)所，度過了歡樂愉快的一個月。他們和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一起，享受了舒適而幸福的生活。當蔣經國在和老工人的交流中了解到革命勝利前后的兩重天后，感慨萬端[14]。

其實，中山大學的學習生活并不輕松，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方面制定了一個《訓練指導工作綱要》[15]，提出了一系列行為規(guī)范，例如：

“我們應該消滅家庭、地域和國家的觀念—無產階級沒有家庭、地域和國家的界限”；

“消滅在感情基礎上的團結—感情上的團結是資產階級的團結—我們的團結要在黨的利益的基礎上”；

“我們必須同心避免學院式的學習—學院式的學習否認理論來源于實踐”；

“我們必須致力于消滅知識分子的惡習—大學生和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惡習”；

“我們必須隨時隨地互相糾正錯誤思想和行為”；

“我們必須有什么意見講什么意見—隱瞞自己的觀點就必然是活在組織之外和幫助反革命（的傾向）”；

“組織利益就是個人利益，我們一定不能由于個人利益而妨礙組織的前進”；

“我們必須具有徹底信任組織的心理—不信任組織就是反革命行為”；

“我們的生活和意志一定不能建立在個人的信念和個人意志的基礎上。根本沒有個人生活、個人意志那樣的專區(qū)”；

“我們必須嚴格地批評同志的錯誤和虛心接受自己同志的批評”等等，一共有二十六條之多。

這個《綱要》規(guī)定了工作、生活、學習、待人接物等各方面的行為規(guī)范，在實際生活中成了開會公開批評和壓制一切有違這些規(guī)范的學員的利箭，也成了一些人監(jiān)督別人、向領導匯報“打小報告”的準繩。于是，人人自危，人人小心翼翼，人人自己顧自己；如若沉默寡言、不管閑事，則也會被說成是“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埋頭讀書”，甚至是“心懷詭計”。

但是《綱要》并不能遏制學員中的種種疑問和不解。校方難以完滿回答學員的疑問。后來于1927年2月請來了聯共（布）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H.K.Kрулская）為大家作了一次題為《共產主義教育》的講演。她針對《綱要》中的一些論點，闡述了一個人應有的道德修養(yǎng)和黨的應有態(tài)度。她說道：“維護黨的團結，對于我們事業(yè)的成敗是非常重要的。黨的團結只能建立在黨員之間互相信任和了解的基礎上?？渴裁础ハ啾O(jiān)督’，搞得人人自危，顯然是離間黨的隊伍而不能團結黨的隊伍。絕對不能依靠壓服和讓黨員產生恐怖的辦法來達到黨的團結?！?span >[16]這才使校園內的緊張氣氛得到一些緩解。

四、風光一時

蔣介石指揮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進軍，使得在莫斯科學習的蔣經國處境大為改善。他被邀請在莫斯科一個三千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以《中國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為題作了演講。他回憶說這次演講“贏得蘇聯人的激賞。一星期后，我在一個鐵路工人大會上，就《孫中山先生的偉大處》這個題目，向大約三千五百人作另一次演說。此后，我經常獲邀發(fā)表演說，每次都受到熱烈歡迎”[17]。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舉行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派出代表出席了這次全會，中國共產黨代表譚平山當選為主席團成員。蔣經國和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中山大學的國民黨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白瑜等人也列席了這次全會的開幕式和后來的某些會議。蔣經國在開幕式上聆聽了布哈林的開幕詞。當他聽到開幕詞的第三四句話就是贊頌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北伐戰(zhàn)爭是波瀾壯闊的革命解放戰(zhàn)爭時，興奮不已。對于譚平山講話中說到共產國際正在領導著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偉大斗爭時，蔣經國覺得這話說得好極了。而當邵力子代表國民黨在講臺上說到人們堅信，只有共產國際能夠把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們團結起來去最后戰(zhàn)勝帝國主義，蔣經國更是激情滿懷。

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按照議程通過了《致戰(zhàn)斗的中國民眾書》，高度贊揚“正在順利進行的北伐是直接打擊人民之敵的戰(zhàn)爭”。蔣經國很是為指揮這場戰(zhàn)爭的父親蔣介石而自豪。

這時候，在聯共（布）黨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И.В.Cталин）之間不同觀點的對峙，日益加劇。托洛茨基不僅鼓吹“要以革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反對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他還不止一次地說：蘇聯對華政策中確實存在大國沙文主義的余毒，要真正做到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等等，極大地贏得了中山大學許多學員的好感。蔣經國更是積極參加學員的集會，研讀托派傳閱的秘密文件，在?？献珜戭}為《我從未如此說過》以及《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文章。他記述說：“我和托派的關系日益密切，最后還加入了托派的秘密組織。贊同我的人愈來愈多，并把我視做托派的領導人?！?span >[18]

北伐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蔣介石志得意滿。他在1927年2月1日舊歷年除夕之夜提筆寫信給遠方的兒子經國：“不勝想念之至。古人所謂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不知我子亦如是否。”[19]思念之情殷殷。就在江西、安徽、江蘇和浙江連戰(zhàn)皆捷的凱歌聲中，北伐大軍直逼上海。這時，上海的工人階級于1927年3月22日取得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消息傳到莫斯科，紅色首都一片歡騰，“革命的中國萬歲！”“偉大的中國革命萬歲！”口號聲此起彼伏。莫斯科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游行示威，中山大學的隊伍走在最前面，聯共（布）中央的大樓前舉行了熱烈的慶祝大會。蘇聯其他各地也相繼舉行游行和集會。蔣經國沉浸在歡慶的喜悅中。他和同學們一起制作標語，寫游行用的口號。當他看到有個同學畫了一幅很大的蔣介石肖像時，心頭涌起不可名狀的喜悅[20]。

五、與父決裂

但是好景不長。4月12日，上海發(fā)生“清黨”反共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消息迅速傳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員們震驚得不知所措。他們燒毀了蔣介石的肖像，貼出了怒斥蔣介石暴行的標語，聚集在白色大理石的禮堂里，開會聲討蔣介石的暴行，學員們爭先恐后地走上講臺。感到無比難堪和羞辱的蔣經國，打破了沉默和無措，勇敢地跳上主席臺，用他那純熟的俄語激昂慷慨地說：“我是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在這里我以共青團員的身份表示我的態(tài)度，我不是以蔣介石的兒子的身份講話的?！彼又f：“上海無產階級的起義，不僅決定了國民革命的命運，而且決定了社會革命的前途。只有像我父親這樣的盲人才看不到這一點。現在他想當中國革命的領導，可是資產階級絕對領導不了國民革命，取代不了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所以作為對我父親卑鄙行為的回答，我要高呼‘打倒蔣介石！’讓全世界都聽到我的呼聲吧！”[21]他鮮明的政治立場，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這次大會通過了一項致電武漢革命政府的建議：“當前中國革命的發(fā)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的反擊。假革命的蔣介石及其一伙違背了黨的原則和紀律，他們背叛了我們的革命，屠殺上海的革命工人，從而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現在他們成了我們革命道路上的障礙，但是我們有信心，得到我們工人群眾和革命軍隊支持的國民黨中執(zhí)會和國民政府一定會勇敢堅定地進行反對反革命的蔣介石及其一伙的斗爭。我們確信我們會得到最后的勝利?！彪妶蟮穆淇钍恰爸猩酱髮W的全體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22]。

蔣經國一時成了莫斯科的紅人。他對《青年列寧主義者》發(fā)表談話，說自己早已看到“蔣介石并不真心”革命，現在他血洗上海灘，說明“他已變成資產階級領袖”。蔣經國聲稱：“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同志?，F在他投入敵人陣營了，他是我的敵人?！?span >[23]《真理報》報道了他的革命行為，說這證明他“回到了”革命行列，像他一樣年青熱情但政治上不單純幼稚的同學們重新“接納”了他，他甚至站在革命者的行列里參加了反對蔣介石的大游行[24]。

過了幾天，蔣經國又發(fā)表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蔣介石的叛變，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開始叛變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的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25]少年時期熟讀四書，頗受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孝悌之道熏陶的蔣經國，這時候說出了這樣與父決裂的言辭，其思想矛盾的沖突和痛苦又會是怎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