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拉結死了，葬于去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她的墳上立了塊碑：這就是拉結的墓碑，至今日依然存在。（《創(chuàng)世紀》35：19）

無論是漫步墓地時收集墓志銘，抑或流連于卷帙浩繁的圖書館收集文著，二者皆是有趣的消遣。墓志銘的吸引力一如生命本身永恒不息：與世長辭之際，如何將生命歸納總結？到了古稀之年，這看似漫長的一生，又如何用短短的三言兩語詮釋？

這份生命的總結必不可少，因它往往精辟雋永。千百年來，只要條件允許，對逝者的告別就絕不僅是入土為安那么簡單。豎一塊墓碑，或是立一個載有描述的類似標志物，即使僅有只言片語，都是對逝者一生某種恰如其分的認可。雅各與拉結的愛情是《圣經(jīng)》里最偉大的愛情故事之一，拉結難產(chǎn)死后，雅各在他愛人的墓前立起了碑，這塊碑自故事誕生至今依舊可見，或許上面也印刻著某種銘文吧。

許多迄今留存的碑刻實物已印證，紀念碑文自古文明時期便由埃及流傳開來，蔓延至蘇美爾、希臘、羅馬與中國。英國也存有許多羅馬時代（公元1—5世紀）的碑文。下面這則碑文近期才入駐牛津阿什莫爾博物館，非常典型：

獻給逝者的靈魂，緬懷第二奧古斯塔軍團的百夫長威武斯·馬爾西安，他最忠誠的妻子——雅努阿里亞·瑪?shù)倌攘⑾麓吮?/p>

盎格魯-撒克遜的石碑則起源于7世紀末以后，有時它們會以禱告的形式出現(xiàn)：

騰萬立下此十字碑，緬懷他的主人（或兒子） [1]托徹德。

為他的靈魂祈禱。

在中世紀，教堂墓地里鮮少出現(xiàn)石碑。大多數(shù)逝者僅是被埋于地下，可能輔以臨時的標志物，通常是枚木牌。起初，只有圣徒和神職人員能被安葬于教堂里，后者的墓碑會刻上簡短的拉丁銘文，有時也會有細長的十字架。自13世紀以來，世俗人士 [2]亦被葬在了教堂中，他們主要是騎士。公認現(xiàn)存最早的英文墓志銘悼念的主人是福爾克的妻子艾瑪（約1300年），發(fā)現(xiàn)于林肯郡的斯托教堂：

所有還活著的人

請為福爾克之妻艾瑪祈禱

宗教改革之后，墓碑與其他的紀念碑成倍增加，這既映射了社會繁榮，也體現(xiàn)了個人身份的新意識。富人們甚至建造了更精致華麗的紀念碑，堪與中世紀的小教堂相媲美。直到某個時候，這些紀念碑與教堂的其他構造實在難相匹配，建碑的舉動才有所放緩。在1631年約翰·韋弗收集整理第一批墓志銘時，陵墓的裝飾已相當先進完善了，以至于他不免抱怨道：

若有人認真審視這一時期的陵墓，查看墓上裝扮點綴的種種細節(jié)，他一定能輕易地從這些人浮夸古怪的癖好與盛大的裝扮下，看到我們腦海中充斥著的滿滿的虛榮。而這份虛榮，在將來會激起更多的惡意而非善心；于是，本該屬于上帝的殿堂，卻變作當下各類怪癖與裝扮的孵化地……而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會將裸體男女的圖畫繪在墓上，使它們從塵埃中顯現(xiàn)，連同那些異教諸神的記憶與輪回變遷，一并搬入教堂。

是宗教改革讓這一趨勢變得可能。韋弗自己也證實道：

在每個郡，都有一些特定的人被賦予權力，去摧毀教堂、十字架（耶穌受難像）、圣像（雕像）、圣壇及其留存的物品。任何無知的人們成群崇拜或迷信之物，通通被一棄了之。

以往的宗教屏風與圣人雕像，被世俗的紀念碑所取代，用以紀念有一定社會地位或做出值得銘記的社會成就之人。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是這一趨勢中的典例。它曾是蒸蒸日上的本篤會建筑，在宗教改革前也是一些君主的墓地。而宗教改革后，它和之后的圣保羅大教堂，便一同成為整個英國的圣地以及陳列展示雕像的場所。到了17世紀，石碑已廣泛見諸教堂墓地。至于新大陸的第一批立墓碑的主人，則是“五月花號”上的乘客了。

幾個世紀以來，墓志銘的內(nèi)容與形式，以及它們所傳達的情緒，都在不斷演變。中世紀的墓碑文字通常較短，往往包含祈禱逝者的靈魂，或勸誡路人也來為逝者禱告。還有各類有關死亡的圖像（雕刻的頭骨、其他骨頭、沙漏、鐮刀、喪鐘），以及讓人們準備迎接死神降臨的警告。以上種種皆表明，17世紀至18世紀的墓碑是用以警示生者的。然而，這一時期也是墓志銘最繁盛的時代，它留下了一些最為有趣、無厘頭、輕松詼諧的碑銘，更不消說那些字字珠璣、意味深長的墓志銘了。而到了19世紀，死亡的象征則變?yōu)榫痈吲R下的道德說教、多愁善感與對宗教的熱忱——這些也成了復活重生的標志。維多利亞時期的墓志銘則大多冗長，絮叨著逝者一生的辛勞、死亡帶來的解脫、對“善有善報”的期待、回到造物主身邊時孩童般的純真……也有許多墓志銘意在撫慰失去至親之人，字句深切，似寫于莫大的悲慟之中。

20世紀的墓志銘傾向于記錄一些簡單明了的事實，譬如逝者的姓名及生卒年月，有的會輔以一句《圣經(jīng)》中的話，或一些簡短的情緒抒發(fā)。相較于前幾個世紀，有人覺得墓志銘的藝術感已然消亡，這也許可以被諒解。雖然這一趨勢無可否認，但人們也能發(fā)現(xiàn)一些反例，譬如C.S.劉易斯為妻子喬伊·戴維曼所寫的墓志銘，以及斯派克·米利根寫給自己的銘文。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部分雜志也邀請美國名人們撰寫自己的墓志銘，由此出現(xiàn)了一些頗為精辟風趣的語句。類似風格的墓志銘在20世紀后期亦有出現(xiàn)，部分收錄于本書第五章。

人們撰寫墓志銘的目的有很多種：記錄逝者的一生，或其去世的相關信息；表達某些情緒；記錄逝者的態(tài)度，如虔誠或憤世嫉俗；安慰逝者的親人；表達對“來世”一說的肯定或否定；對逝者及其同類人的贊揚或譴責；繼承發(fā)揚逝者的某項事業(yè)；勸誡生者……不一而足。至于那些喜歡在墓志銘里使用過多雙關語之人，他們撰寫墓志銘與其說是出于紀念，不如說是在自負地作秀——譬如下面這篇，據(jù)說是一位名叫理查德·沃姆 [3]爵士的墓志銘（于1589年），位于彼得堡大教堂：

沃姆會被蟲啃噬？且讓沃姆爵士來證實，

沃姆爵士葬于此，為蟲腹中食。

沃姆會被蟲啃噬？沃姆必將否定之，

既為蟲類盤中物，說謊欺騙又何苦。

既是這樣又不是，如何避免被蟲噬。

沃姆蒙諸神福佑，必將免受蟲啃食。

20世紀的一些墓志銘似乎也體現(xiàn)了撰寫者的新目的：娛樂，尤其是通過幽默來呈現(xiàn)。不過，這對于杰克·萊蒙這類的喜劇演員倒是無可厚非（第301頁），但有些刻意為之的幽默卻容易演變成某種不合時宜的突兀，抑或是低級趣味，有時甚至還會怪異到令人震驚的地步。

關于墓志銘的文獻著作已經(jīng)出版了很多：從選摘到論文，尤其以威廉·華茲華斯和塞繆爾·約翰遜的著作為代表，此外還有很多相關的學術文章與書籍。甚至還有許多專門供碑匠與雕刻者參考的墓志銘選集。這種專為人提供墓志銘來參考的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約翰·鮑登的《墓志銘作家》（1791年），書中有600條原創(chuàng)墓志銘，道德、訓誡、幽默、諷刺應有盡有，主要是為那些希望在墓碑上書寫篆刻的人所設計。除了文物研究者所收集的墓志銘，各郡與教區(qū)的歷史記錄同樣是搜尋墓志銘的豐富來源。

雖然以親自參觀墓地的方式來閱讀墓志銘的體驗無可替代，但如今互聯(lián)網(wǎng)能為我們提供大量世界各地墓園的墓碑圖片，進而也改變了墓志銘的收集品讀方式。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就收集抄錄到遠方某地的銘文（不過要提防虛假信息，它們通常是拙劣的修圖技術與荒謬不可靠的內(nèi)容泛濫的產(chǎn)物）。這些墓碑圖片已被各類人士發(fā)布在網(wǎng)上，發(fā)布方包括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園（綠色公墓）、各類機構（國家海洋博物館等）、專業(yè)網(wǎng)站（f indagrave.com, www.geograph.org.uk）等，以及一些前往墓地或紀念館的個人游覽者。本書中的許多墓志銘，就摘錄于各方發(fā)布的照片及其他網(wǎng)絡資源。還有的來源于部分參考文獻中的紙質(zhì)和電子版資料，以及游覽者對墓園的實地訪問。

石頭看似堅固永恒，實則瞬息萬變。那些刻于石碑上的精美文字只有幾毫米深的印記，通常在短短幾十年間，碑匠當年的一筆一刻會在許多情況下被腐蝕殆盡。而室內(nèi)的情況也好不了太多，教堂地板上的石碑會被人們踩踏磨損。這就使得我們有必要在石碑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辨時，就及時將其記錄下來。只是在前幾個世紀，并非所有的摘錄都遵循這一原則。一些人復制抄錄墓志銘時，連逝者的姓名、日期，甚至地點都不甚翔實。而據(jù)編輯這些銘文的人說，有時同一條墓志銘還會以各種形式在摘錄里呈現(xiàn)。由于這些石碑通常早已消逝，“回收”的各抄錄版本實在難以靠得住，尤其是連出處都缺乏的情況下。我已嘗試著通過來源的可靠性、隨帶的特定信息（姓名、地點、日期）、本身的合理性來篩選掉那些存疑的墓志銘。不過，我在本書中依然保留了少量無法追溯核實的銘文，因為它們具有獨特的內(nèi)在價值。對于這些銘文我會專門標注，對其可靠性存疑進行說明。

本書中的一些墓志銘來自墓碑，但也有些出自紀念碑的碑文，有的甚至是逝者去世幾個世紀后才撰寫的。書中還包含了一些集體性的紀念碑文，用以緬懷戰(zhàn)場上犧牲的人們。還有一些來自墓地附近紀念墻上的字句。英語世界已創(chuàng)造了各種千奇百怪的墓志銘，不過有些存在古英語和現(xiàn)代語言翻譯的問題。盡管在不同時間地點，墓志銘的風格和內(nèi)容也會受到相應文化背景的制約，但數(shù)百年來它們所傳達的情感卻驚人地統(tǒng)一。故此，本書雖然收錄范圍甚廣，囊括古希臘時期至21世紀的各類墓志銘，且看似毫不相干，但也能概括成某幾類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為人類所共有，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

為了讓這本主觀色彩濃郁的選集有更清晰的脈絡，我嘗試著為這些墓志銘分類，并以不同主題和章節(jié)的形式呈現(xiàn)——盡管這樣的做法有些武斷。按照分類，很多墓志銘其實不僅適用于某一個章節(jié)。我沒有在書中過多添加自己的筆墨，而且鮮少點評，盡可能讓這些墓志銘呈現(xiàn)出最原本的面目。

英語世界里有個極好的編寫墓志銘的傳統(tǒng)，即在某個人還在世時就開始撰寫。這些字句通常并沒有真的打算用在墓碑上，它們只是以墓志銘的形式被創(chuàng)作出來：內(nèi)容嚴肅活潑、嬉笑怒罵、情感各異。這些文字促成了一種盛行于18世紀至19世紀的特有的文學體裁。這類墓志銘我也收集了少許，它們位于本書的第七章。

在抄錄墓志銘時，我盡可能地保留了銘文本身的拼寫、換行與大小寫，但沒有使用斜體字（斜體在18世紀的碑銘中甚為流行），也沒有保留墓碑上大小不一的字號。 [4]我并非每篇墓志銘都全文摘錄，對此我也試圖在批注里指出這點。這不是一篇學術著作，故此，我沒有分別就每一條引用都列出來源。但在書中所附的文獻目錄里，我會列出所涉及的參考資料。

墓志銘蘊含著令人動容的力量。在那些對于前人掙扎、歡樂、悲劇與勝利的記錄中，我們能從中品讀到自己與之相似的經(jīng)歷，以及其對人性本質(zhì)要素的刻畫。這些要素突破了時間與文化的界限，亙古綿長。雖然某一條具體的墓志銘通常只關乎一個人的生死，但從總體來看，這些墓志銘組成了一面人類的反射鏡，以石刻成，映鑒?人生。

在編寫此書的過程中，牛津大學圖書館的克里斯·哈格里夫斯給予了我許多協(xié)助和鼓勵。珍妮·菲利普斯在編輯和打磨此書的過程中給出了不少建議。黛博拉·蘇斯曼和艾米麗·布蘭德以慣有的快速高效出版了這本書。尼古拉斯·斯托格登和亨麗埃塔·雷瑟讀了這篇引言的草稿，并做出了很有幫助的評論反饋。然而最讓我受益的，還是幾個世紀以來大量墓志銘的收錄者們。如今，許多的游客、教堂墓地與墓園方將墓碑與紀念碑的圖片發(fā)在網(wǎng)上，為收錄者的工作增添一臂之力，也延續(xù)了一個迷人而富有價值的傳統(tǒng)。至于書中可能出現(xiàn)的任何錯誤，皆因我個人造成，我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