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抑揚參半的狀態(tài)

毋庸諱言，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與諸葛亮形象相比較，還比較粗糙，還保留著一些毛坯子的痕跡。透過這些痕跡，可以清晰地觀察到羅貫中創(chuàng)作思想的矛盾。

首先，有的情節(jié)，破壞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tǒng)一，違背了人物性格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最突出的例子是殺呂伯奢。這一情節(jié)，是作者捕風捉影，憑想象虛構出來的  ¹ 。虛構故事，本是歷史小說習以為常、近情合理的藝術手段；孤立地看，這個故事也的確十分精彩。然而，從全局看，殺呂伯奢的事件（指的是虛構呂伯奢其人，并讓曹操恩將仇報，將他殺死一事），并不是在那一特定境遇中必定要發(fā)生的，也不是曹操性格發(fā)展邏輯的必然，可以說，是強加于他的外在行動。試想，在曹操奮勇刺卓和會盟討卓之間，硬是安插這個恩將仇報的故事，是何等地不協(xié)調。它像贅瘤一樣，附著在曹操形象上面，絲毫也溶化不進他此時此刻的性格中去。由于在小說開始不久，就出現(xiàn)了這個情節(jié)，此后，曹操形象中不斷增加的那些璀璨奪目的成分，似乎都因此而顯得黯然無光了。這個情節(jié)，對讀者的感情影響極大，夸張點說，它簡直起了一丑遮百俊的作用。它不僅損傷了歷史人物，也損傷了藝術形象本身（參見拙文《關于〈三國志演義〉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從熊貓是熊談起’中評析‘殺呂伯奢’”故事的文字）。

其次，作者還依據裴注、《后漢書》和其他軼聞逸事中的線索，塞進了左慈戲曹操、老梨樹罵曹操以及馬騰伏后的陰魂現(xiàn)形索命等荒誕不經的文字。這類文字用簡單、拙劣、粗俗的筆法，進行封建綱常倫理的說教，無論就思想傾向或就藝術手法而言，都是《三國志演義》的敗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嘉靖本曹操形象的幾個主要側面，沒有天衣無縫地、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它們之間，存在著平分秋色，相互游離的現(xiàn)象。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曹操形象的藝術魅力。換句話說，嘉靖本中的曹操，盡管已跳出“類型化”窠臼，告別了單一型模式，并開創(chuàng)性地構成一個矛盾型性格框架，卻不那么圓熟，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天然渾成。它留下某些毛坯子痕跡。一方面是人物性格內涵的空前深邃，一方面是藝術或技術處理的較為粗疏，兩者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不盡平衡、不盡協(xié)調狀態(tài)。這是很可惜的。

凡此種種，或許是任何一位14世紀小說家都難以超越的局限，但同時也告訴我們，羅貫中完成曹操形象的過程中，其創(chuàng)作思想的確存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一方面，他極其自然地接受了南宋以來占統(tǒng)治地位的“尊劉抑曹”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又鄭重地參閱了《三國志》及魏晉以后各個時代、各家各派對曹操的描述與評論，從而，使他的曹操形象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種兼收并蓄、抑揚參半的獨特面貌。當曹操與董卓、二袁、呂布、張繡、李傕、郭汜等大小軍閥發(fā)生沖突的時候，作者的同情顯然在曹操一方；而當曹操與獻帝、劉備（他們其實并非同類）發(fā)生沖突的時候，作者的同情便轉向獻帝、劉備一方了。這種搖擺不定的傾向性，從嘉靖本中看得十分清楚。魯迅在研究了嘉靖本之后，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間亦采平話，又加推演而作之；論斷頗取陳、裴及習鑿齒孫盛語?！?nbsp; ² 這段話，對羅貫中所用材料及創(chuàng)作思想的蕪雜性，作了精辟的概括。

眾所周知，《三國志》、裴注、《平話》對三國人物的態(tài)度很不相同，陳、裴、習、孫諸人的歷史觀點也大相徑庭。陳壽《三國志》是把曹魏視作正統(tǒng)的，即后人所說的“帝魏寇蜀”派，雖然他對吳蜀也較客觀公允。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務求周悉，他是一位搜集保全史料的專家。至于習鑿齒和孫盛，則是旗幟鮮明的“尊劉抑曹”派人物。顯而易見，他們提供的史料，肯定是眾說紛紜，他們的論斷，也必然多有觀點相悖之處。對此，羅貫中竟然一一兼收并蓄了。換言之，在浩如煙海的史料面前，他審慎，矛盾，舉棋不定，他在尊曹和抑曹兩派之間徘徊。這種矛盾態(tài)度，貫穿于曹操形象的始終。下面，補舉兩例，以資說明。

先看曹操第一次出場。曹操第一次出場，安排得十分“隆重”。作者用不同筆法，從不同角度，反復介紹這一重要角色。而這一層層介紹，卻自相矛盾，沒有和諧地統(tǒng)一在一起。

開頭的評語，贊嘆他是“一位好英雄”“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用兵仿佛孫吳，胸中熟諳韜略”，但同時，又把他與齊桓、晉文、趙高、王莽（他們也并非一類人）類比，說什么“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毛本已刪）。

介紹曹操家世時，強調指出他“乃漢相曹參二十四代孫”，其曾祖曹節(jié)“仁慈寬厚”（并插入了曹參善待鄰人的佳話），其父曹嵩“忠孝純雅”等（毛本已刪）。如此介紹家世，顯然是龍生龍、鳳生鳳的意思，絕非明揚暗抑筆法。

接下去，插敘一則曹操少年時代詐中風的故事，以證明他 “自幼便奸”；接著，又轉引橋玄、何颙、許劭對曹操的評議，其中，橋、何的評議旨在贊賞，許劭的評議則重在貶斥。

最后，又追敘曹操青年時期仗義執(zhí)法、忤犯豪貴的事跡，又是對曹操的褒揚（見《劉玄德斬寇立功》）。

這種羅列材料，無所適從的態(tài)度，在曹操死后的詩詞論贊中，表露得尤為分明。曹操死后，作者首先引用三段熱情洋溢的詩文，評說他的非凡才智和畢生功績：

詩曰：“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煙。動靜皆存智，高低善用賢。長驅百萬眾，親注十三篇。豪杰同時起，誰人敢贈鞭？”（毛本已刪）這顯然是曹操的贊歌，咀嚼不出任何抑曹的味道。

其論贊曰：“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zhàn)，然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jié)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  ³ 如此全面周嚴、簡明精當的論贊，在整部小說中十分少見（毛本已刪）。此外，全文轉錄了《三國志·武帝紀》的“總評”，其結語是：“（太祖）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yè)者，惟其明略最優(yōu)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保疽褎h）古代史學家對曹操的贊許，莫過于陳壽和司馬光，羅貫中在小說中一字不易地采納了他們的論斷。

然而，對曹操的論定，并未到此結束。在陳壽的“總評”之后，則羅列了“前賢”“宋人”的貶曹詩。其一曰：“殺人虛墮淚，對客強迫歡。遇酒時時飲，兵書夜夜觀。秉圭升玉輦，帶劍上金鑾。歷數奸雄者，誰如曹阿瞞？”其二曰：“堪嘆當年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昆吾直上金鑾殿，蔓草空余銅雀臺。鄴土應難遮丑惡，漳河常是助悲哀。臨風感慨還嗟嘆，向日英雄安在哉？”（見《魏太子曹丕秉政》；毛本改為《鄴中歌》）這等詩作，雖不足以與司馬光、陳壽的贊語相抗衡，卻足以說明，羅貫中在創(chuàng)作的全過程中，對曹操形象，始終持亦褒亦貶、既抑且揚的態(tài)度。

羅貫中何以如此莫衷一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歷史上的曹操，本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其自身就充滿著矛盾。由于歷史條件和其他種種主客觀限制，任何一個古代作家，都難以透過那些相互矛盾的現(xiàn)象，精當地把握再現(xiàn)與表現(xiàn)這一復雜人物的“度”。二、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復雜的歷史人物，總要引起人們的爭議，而曹操尤甚。他的歷史功罪，被爭議了千有余年。他受尊崇的年代，有人辱罵他；被辱罵的年代，也有人尊崇他，民族矛盾尖銳激化的金元時期也無例外（參見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一分冊，卷十七）。這種狀況，自然不能不影響羅貫中對這一性格的思索。三、羅貫中和大多數古代作家一樣，其世界觀也充滿了矛盾。他的政治觀念、歷史觀念、倫理觀念中，先進與保守、清新與陳腐的東西，往往交織在一起。這些矛盾必然制約著他對曹操這一客觀事物的態(tài)度，并反映到塑造曹操形象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來（素材的選擇，情節(jié)的安排，環(huán)境氣氛的渲染，人物性格的刻劃等）。

從嘉靖本的曹操形象中，我們不是實實在在地看到了羅貫中創(chuàng)作思想的大雜燴狀態(tài)了嗎？不是既看到了他的卓越與深刻，也看到了他的平凡與淺浮嗎？

1979年夏改定

（原載《文學評論》1980年第2期）

注解：

1《三國志·武帝紀》注中，匯集了有關曹操路經呂伯奢家的史料有三，均不見有呂伯奢出場，更無曹操將其殺害的文字。

2《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頁。

3《資治通鑒》（卷六十九），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