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偓貶官前后的心態(tài)及對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韓偓于龍紀元年（889）“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不久，入任朝中，累遷司勛郎中、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天復元年（901）冬，從昭宗避亂鳳翔，以功拜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天復三年（903）二月，因不阿附朱全忠，為其所嫉，貶濮州司馬，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此后即流寓湖南，經(jīng)江西，于天祐三年（906）入閩，后寓居南安至卒?？芍鞆腿晔琼n偓仕宦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從這年開始，他結束了受唐昭宗器重而為朱全忠等人嫉惡的朝官生活，開始了貶謫流寓的生涯。這一轉折，不僅使他的政治命運、個人生活發(fā)生了重大改變，而且使他的思想情感心態(tài)產(chǎn)生了相應的變化，并由此影響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使其詩歌在內容、情感、風格乃至表現(xiàn)手法上出現(xiàn)了明顯的變化。此處擬就詩人貶官前后的心態(tài)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具體情況做一探討，從而加深對韓偓其人其詩的認識。

一

人們的心態(tài)受諸如政治、生活狀況、理想追求、世界觀、文化道德修養(yǎng)等等多方面支配。對于像韓偓這樣已經(jīng)在朝廷為官的封建士人而言，更直接而起重大影響作用的，應是其仕途的境遇。因為上述屬于觀念形態(tài)的諸方面，在韓偓入仕于朝的年紀過五十的人生時期，應是基本確立而呈較穩(wěn)定狀態(tài)的，這些方面對于其心態(tài)的影響基本上是穩(wěn)定的，但仕途境遇的變遷與隨之而來的生活狀況的改變，這時已成了影響其心態(tài)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對其心態(tài)的研究，也就將著眼點放在這一方面。

那么，韓偓貶官前的仕途境遇如何呢？韓偓貶官前有近十年時間任職朝中，而最后的二三年間頗受昭宗器重，為朝廷出力獻策尤多，因而升遷頗速，成為朝廷顯宦。我們且摘錄史籍的記載，以對韓偓貶前的仕途境遇有具體的認識?！顿Y治通鑒》卷二六二天復元年六月記：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shù)召對，訪以機密?！∶溪氄賯?，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鄙显唬骸爱斒菚r，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無所問?！蛉酥魉?，莫大于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shù)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撫諭其余……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zhèn)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茍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鄙仙钜詾槿唬唬骸按耸陆K以屬卿?！?sup>

昭宗于光化三年（900）十一月為左軍中尉劉季述等人所廢并囚禁，后得以反正。在反正中，韓偓參預謀劃，得到昭宗的倚重。從此，昭宗多次召見他，訪以機密大事。上面即是昭宗獨自召見韓偓，訪以機密的一次記載。昭宗對韓偓的對策“深以為然”，并且說“此事終以屬卿”，可見昭宗對他的寵重信任。

韓偓既為昭宗所倚重，立朝忠耿無私，幾次婉辭任相而推薦他人，《新唐書·韓偓傳》即謂“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又記昭宗曾想任命他為宰相，韓偓則“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不僅如此，韓偓為人剛正，以禮法立朝處事，凜然不阿。同上書又記載他堅持不起草韋貽范起復為相的制誥之事：

宰相韋貽范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范處喪未數(shù)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菹抡\惜貽范才，俟變缞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睂W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榷畚罚ɡ睿┟懀湓t貽范還相，（姚）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

正是韓偓的剛正無私，凜然不媚附權幸，因此他在朝中后期遭到崔胤、朱全忠、李彥弼等人的嫉恨讒毀。天復三年，朱全忠“欲召偓殺之。鄭元規(guī)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zhí)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sup>以此可見韓偓在朝廷中的最后一段時期，處境是險惡艱難的。

上述韓偓任官朝中的這一地位處境，必然影響及其心態(tài)，并作用于其詩歌創(chuàng)作?？上КF(xiàn)存作于這一時期的詩歌較少，而展現(xiàn)其心態(tài)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史籍、筆記資料也寥寥無幾，以此我們在這方面的探索也只能是大略而已。

天復元年前后，韓偓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是他在朝中頗受器重，較為得意，心情頗為愉悅之時。他對這段翰苑生活十分重視與懷念，終其生均懷著深厚的情感，這從《筆精》的記載即可見：“偓卒于閩。其子寅亮與鄭文寶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甚固，發(fā)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余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郁，乃偓為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皆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sup>詩人至晚年謫居南安時，依然珍藏著當年保留下來的燒殘龍鳳燭和金縷紅巾以為紀念，可見這一段翰苑生活在他一生中的重要地位。透過這些，我們不難看到他當年的心態(tài)情感。這心態(tài)情感促使他不禁詠歌，而詩歌也漾溢著這一心態(tài)情感。翰苑生活使他感到肅穆崇重，雍容適意，不禁于《雨后月中玉堂閑坐》詩中流露出這一心態(tài)：“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熨齒冰盤果，清冷侵肌水殿風?！辈⒃谠娔耙咕煤雎勨徦鲃樱裉梦髋享懚|”句下注：“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于門外，鈴聲動，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sup>詩人特地寫下這一翰苑制度的小注，乃同詩中一樣，均表露出他處身禁苑中受寵重的地位與優(yōu)裕適意的生活與心態(tài)。這種生活、心態(tài)情感也同樣見諸另一些詩中：“二紀計偕勞筆硯，一朝宣入掌絲綸。聲名烜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貴身。”他謳歌雍容適意的禁苑生活，于草制畢，“紫泥封后”，登樓憑欄，感受到“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云端”的舒適愉悅；他用詩筆描摹受恩寵被邀預宴的優(yōu)禮際遇：“玉銜花馬踏香街，詔遣追歡綺席開。中使押從天上去，外人知自日邊來?！庞挟惗黝C稷契，已將優(yōu)禮及鄒枚?！?sup>昭宗對他的倚重，時時召對訪以機密，使詩人在這一階段的另一明顯的心態(tài)是獨自受到寵重的快暢得意。他有題為《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院》的詩，即是在上引《資治通鑒》所記的那次召見后寫下的：

清暑簾開散異香，恩深咫尺對龍章?；☉蠢飳こ０l(fā)，日向壺中特地長。坐久忽疑槎犯斗，歸來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漢皇。

詩人這一次獨自召對，時間長達五個時辰，而召對的內容乃如何處置宦官的重大機密。因此詩人極為快暢得意，以至于冷笑東方朔只能以詼諧來取悅漢皇，以此反襯自己“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的受寵重的地位。他還曾以司馬相如相對比，吟出“長卿只為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認為司馬相如只是以文才為漢武帝所賞識，而自己則與昭宗君臣際遇，如魚得水，這一難得的君臣際會殊非司馬相如可得知。以此，詩人常滿懷著蒙恩感激之心，并屢形之于歌詠：“臣心凈比漪漣水，圣澤深于瀲滟杯?！?sup>“笙歌錦繡云霄里，獨許詞臣醉似泥?！?sup>他有一首《宮柳》詩頗值得玩味：“莫道秋來芳意違，宮娃猶似妒蛾眉。幸當玉輦經(jīng)過處，不怕金風浩蕩時。草色長承垂地葉，日華先動映樓枝。澗松亦有凌云分，爭似移根太液池。”詩人以太液池邊的宮柳自擬。宮柳以其長于宮中，故有“玉輦經(jīng)過”之幸，又獲日華（喻皇恩）映枝之先，因此盡管深澗中的青松（比擬才志之士）高凌云霄，也比不上宮柳能最先稟受皇家和煦的陽光。詩人蒙恩受寵，感激得意之情態(tài)于此可見?！笆繛橹赫咚馈?，這是中國士人的為人準則，韓偓當然也如此，因而盡力忠耿報國，效忠昭宗，是他在朝時也是貶官后一以貫之的心態(tài)。上引史籍的記載，有的即表明詩人的這一心態(tài)。再如《新唐書·韓偓傳》記宦官“（韓）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顿Y治通鑒》天復二年四月載“回鶻遣使入貢，請發(fā)兵赴難；上命韓偓答書許之”，而韓偓則深謀遠慮地以“戎狄獸心，不可倚信……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恐其乘危復怨”等由勸諫，昭宗悟而從之。這種在內患外憂中效忠報國的忠耿之情，應該說是作為朝臣的詩人最突出的品格特色。為此，詩人胸中總充溢著“孜孜莫患勞心力，富國安民理道長”的責任感與報國濟民的激情。

當然，韓偓在朝的最后一段不長的日子，由于與崔胤等人政見分歧，崔胤又勾結橫蠻專權的朱全忠讒毀迫害他，此時他雖然也有“報國危曾捋虎須”的不屈己獻媚、阿附權貴的正氣與膽量，如《新唐書》本傳所記：“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sup>不過也必然在某一情勢下表現(xiàn)出憂慮甚至是懼禍的心態(tài)，這盡管在現(xiàn)存他這一時期的詩作中沒有反映，但是在史冊中卻有所透露?！缎绿茣ろn偓傳》即記他拒草韋貽范復任相制后，“自是宦黨怒偓甚。（馬）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資治通鑒》天復三年二月記在崔胤的慫恿下，朱全忠怒韓偓薦趙崇、王贊為相，斥偓罪，欲殺之，昭宗只好“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上述的“偓不敢對”以及在與昭宗泣別時所言，均可反映詩人為國為己的憂慮與懼禍之心態(tài)。

二

貶謫，特別是忠而見讒，位尊而遠斥的貶黜，這對于被貶者來說，不僅政治地位、生活狀況會產(chǎn)生巨大的變化，其思想情感、心理心態(tài)也必然會發(fā)生震蕩與裂變，這對感觸靈敏、情感細膩的文士尤為明顯。何況對韓偓來說，他不僅位尊望重、忠而見黜，而且他的被貶是在頗受昭宗寵重，可昭宗又為權奸挾制，愛莫能救的這一極為特殊的情勢下發(fā)生的。那么貶后情感、心態(tài)的復雜多樣及其變異也就很自然了。概而言之，有以下種種。

對朝廷和往昔朝中生活的深情懷念。詩人受到昭宗的倚重與優(yōu)禮，自己也發(fā)揮了一位重臣的“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的作用。對這一君臣際會經(jīng)歷的追念，確實成了韓偓貶后心中不斷泛起的一種既神圣而又不免悵惘的情感。他流寓天涯至死猶珍藏的燒殘龍鳳燭與金縷紅巾，即是這一情感心態(tài)的見證。而且，這也見諸其詩作中。在湖南他見到含桃，“感事傷懷”，所賦詩有“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句，并注云：“每歲初進之后，先宣賜學士?！?sup>從長沙往醴陵途中，忽見到村籬畔的紫薇花，遂觸景生情而賦，詩題中謂“因思玉堂及西掖廳前皆植是花，遂賦詩四韻”。是詩首四句云：“職在內庭宮闕下，廳前皆種紫薇花。眼明忽傍漁家見，魂斷方驚魏闕賒?！?sup>甚至形之于夢中，其《夢中作》再現(xiàn)了往日朝中景象：“紫宸初啟列鴛鸞，直向龍墀對揖班?！群蠀s循黃道退，廟堂談笑百司閑。”其懷念朝廷及往昔生活之深情于此可見。當然，這種情感是基于他忠于唐室，感恩依戀昭宗的心態(tài)之上的。以此從貶謫至唐亡后，他“詩文只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晉甲子異世同符”，“自貶后，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決不稱臣于后梁，他?；貞浧稹白系畛卸骶茫痂幦胫蹦辍?sup>的蒙恩歲月，為此而“心為感恩長慘戚”。

對誤國篡權的權奸的痛恨蔑視，以及堅貞抗暴的不屈撓心態(tài)。詩人被貶后，朝廷很快就被朱全忠、崔胤所控制，昭宗被逼遷都洛陽并被殺。哀帝立后不久，何皇后又遇害。柳璨、李振等群小也大肆迫害戮殺朝士。在李振的慫恿下，“時全忠聚（裴）樞等及朝士貶官三十余人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衩孔糟曛谅澹⒈赜懈Z逐者，時人謂之鴟梟”。天祐四年（907），朱全忠干脆逼哀帝遜位禪讓，自己登后梁帝位。韓偓遭到迫害后，又在貶中經(jīng)歷了這一段殘暴血腥的歷史滄桑，作為李唐皇室的忠耿臣子，他自然對這些權奸充滿了憎惡嫉恨，屢屢將此心態(tài)情感流瀉于詩中。其《感事三十四韻》即記下了唐將亡時這一權奸誤國篡權、讒害忠良的鬼魅橫行的政局：“恭顯誠甘罪，韋平亦恃權?！徶睂ゃQ口，奸纖益比肩。晉讒終不解，魯瘠竟難痊。只擬誅黃皓，何曾識霸先。嗾獒翻丑正，養(yǎng)虎欲求全。萬乘煙塵里，千官劍戟邊。……中原成劫火，東海遂桑田?！彼麑嗉閭兗韧春?，又充滿了蔑視的譏笑與詛咒，既以“應笑暫時桃李樹，盜天和氣作年芳”譏乘時竊位之輩，又借“夭桃莫倚東風勢，調鼎何曾用不材”之句詛咒仗勢恣威、迫害忠良的柳璨、李振之流。這一對權奸誤國篡權、殘暴奸佞的痛恨，最集中地表現(xiàn)在朱全忠被其子所殺后，詩人感此而作的《八月六日作四首》中，其中“左牽犬馬誠難測，右袒簪纓最負恩”、“金虎挻災不復論，構成狂猘犯車塵”、“圖霸未能知盜道，飾非唯欲害仁人”、“簪裾皆是漢公卿，盡作鋒芒劍血腥。顯負舊恩歸亂主，難教新國用輕刑”等等詩句猶如鋼鞭，有力地鞭撻著這些歷史的罪人，顯示了詩人正義的歷史批判。作這一批判，韓偓是最有資格的。他在強權迫害、群小肆虐時，從不阿附屈服，即使在被貶流寓中也能堅貞不屈，不被拉攏收買，不屈服于偽政權之下。約天祐元年冬，他以梅花自喻抒志：“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艷陽?！L雖強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sup>“玉為通體依稀見，香號返魂容易回。寒氣與君霜里退，陽和為爾臘前來。”梅花的堅貞標格與形象即是詩人凜凜風骨的寫照。如果考慮到詩歌乃作于唐昭宗被弒的數(shù)月后，其時實際已是朱全忠的天下這一背景，則“不肯傍春光”，風雪的強暴侵凌，實際上正表明詩人不阿附朱全忠政權，而敢于抵御強暴的心態(tài)。事實也正是如此，此后朱全忠政權幾次召他返朝復職，但他一直拒絕，“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為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糟?！讯捍厶?，乾化三年，復召，亦辭不往?！?sup>他非但自己拒召不往，當唐舊臣鄭璘將應舉薦赴洛陽仕于后梁時，詩人以“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悵沙堤別筑基”等詩句“戲以贈之，或冀其感悟也”，同樣也顯示了詩人于唐亡后的不肯傍后梁“春光”，恥作梁臣的心態(tài)。

遠禍避害，寧肯隱居的心態(tài)。朱全忠等人所控制的唐末，由于對朝士迫害貶戮不斷，“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如“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xiāng)王官谷，昭宗屢征之，不起”，后柳璨召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終于避免入任而放還山中。韓偓在這種政局下，又身遭迫害放逐，也自然難免遠禍避害的心理。他有過太多的“燒玉謾勞曾歷試，鑠金寧為欠周防。也知恩澤招讒口，還痛神祇誤直腸”的遭遇，以此在貶逐流寓中時刻警惕設防，以免遭害。曾賦詩自謂“咋舌吞聲過十年”，又曾頗寄深意地提醒水禽“勸君細認漁翁意，莫遣羅誤穩(wěn)棲”，勸告翠碧鳥“挾彈小兒多害物，勸君莫近市朝飛”。他的一再不肯應召回朝，固然有不愿屈附朱全忠之意，也與這種遠禍避害的心態(tài)相關。以此他詩中常有這一心聲的流露：“宦途巇崄終難測，穩(wěn)泊漁舟隱姓名”，“道方時險擬如何，謫去甘心隱薜蘿”，“宦途棄擲須甘分，回避紅塵是所長”。既然認定宦途險惡，心存遠禍避害之意，則詩人所求也只能是隱逸一途了。他詩中不斷地流露出這一心態(tài)：“屏跡還應減是非……世亂豈容長愜意，景清還覺易忘機。世間華美無心問，藜藿充腸苧作衣?！?sup>“紫泥虛寵獎，白發(fā)已漁樵?！魹閷⑿噘|，猶擬杖于朝。”在這種心態(tài)下，他貶謫以至入閩后，不斷有描寫隱逸生活與情感的詩篇，如《小隱》、《卜隱》、《閑居》、《南安寓止》、《幽獨》、《秋村》、《息慮》等，而且也堅定地走向隱居之路。隨著時間的推移，唐室的覆亡，身體的老邁病殘，其隱逸的心理更趨于平定，他將身心融入隱居生活中，從中體驗到“景寂有玄味，韻高無俗情?！θ顺_擾，安得心和平”的情趣，最后終老于南安鄉(xiāng)中。

傷悼故國，欲報國而不能的悵恨。貶官以來，特別是唐亡梁立之后，韓偓心中彌漫著一種濃厚沉重的傷悼故國的情緒。此時他有如被放逐行吟澤畔的屈子，為故國的頹敗淪亡而神傷心哀，不時地發(fā)出黯然憤郁的歌吟。“悽悽惻惻又微，欲話羈愁憶故人?！寂钜押逓殄涂停瓗X那知見侍臣”，這是唐亡前一年的悽惻之音。而作于唐甫亡時的《故都》一詩，則是一首極為感愴人心的哀悼故國的悲歌，那“故都遙想草萋萋……宮鴉猶戀女墻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強魂必噬臍”之句，浸染著亡國后天涯舊臣的悲哀郁憤之情?！陡惺氯捻崱吩娀厥鬃约菏軐櫺艜r的朝中往事以及國家亂起、逐漸淪亡的重大事件，最后感時傷世，悲極而歌：“郁郁空狂叫，微微幾病癲。丹梯倚寥廓，終去問青天。”為傷故國而幾近狂癲，世事無情而只能叩問蒼天，詩人的哀悼故國，終與貶中屈子同一心態(tài)。此后在詩人的有生之年，他總不能從這種心態(tài)中解脫。“秦苑已荒空逝水，楚天無限更斜陽”，傷悼無奈之情伴隨著詩人度過了人生黃昏歲月。不過，也應看到詩人在這期間仍存報國濟世之心，《有矚》詩中云“安石本懷經(jīng)濟意，何妨一起為蒼生”，《疏雨》詩中云“但欲進賢求上賞，唯將拯溺作良媒。戎衣一掛清天下，傅野非無濟世才”，《感事三十四韻》更明確抒發(fā)“四夷同效順，一命敢虛捐”的以死報國之情。然而詩人貶官南荒，后又遭遇新朝篡立，他真感到“掩鼻計成終不覺，馮無路敩鳴雞”的徒有報國之志而又報國無門的悵恨。

三

作家的心態(tài)是會影響到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前面我們論述了韓偓貶官前后的心態(tài)及其變化，并涉及到其詩歌創(chuàng)作在內容、情感上與其心態(tài)的呼應情況。以下，我們著重闡述其貶官后的心態(tài)對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立意、表現(xiàn)手法以及風格方面的影響。

首先，在詩歌立意上，詩人因貶后心態(tài)的作用，常喜借用各種事物來表達貶后的各種感受與心境。其《失鶴》詩云：

正憐標格出華亭，況是昂藏入相經(jīng)。碧落順風初得志，故巢因雨卻聞腥。幾時翔集來華表，每日沉吟看畫屏。為報雞群虛嫉妒，紅塵向上有青冥。

這首詩實際上是借失鶴詠其心態(tài)。既有自己“標格”、志向的自白，又有自己“初得志”不久，即遭遇故朝（巢）毀于血腥之中的哀痛；在對故國的哀思與期盼中，同時抒發(fā)了對讒毀嫉忌他的群小們的蔑視。值得玩味的是詩人有三首詠柳之作。寫于入仕前見于《香奩集》的有《詠柳》：“裊雨拖風不自持，全身無力向人垂。玉纖折得遙相贈，便似觀音手里時?！弊饔谌胧撕笤诤苍窌r的有前文提及的《宮柳》詩。而《柳》：“一籠金線拂彎橋，幾被兒童損細腰。無奈靈和標格在，春來依舊裊長條?！眲t乃貶后所詠。這三首成于不同時期的詠柳之作，其立意不同。第一首乃一般的詠柳詩，第二首則以宮柳比擬自己優(yōu)渥受寵的際遇，而第三首的立意則受其貶后心態(tài)影響，乃著意表現(xiàn)詩人雖遭殘害被貶出宮，但猶如舊宮芳林苑中靈和殿前的宮柳，他的“靈和標格”依然故我，不因貶逐而變節(jié)失態(tài)。由于詩人深受權奸的迫害，目睹新貴小人的擅作威福貶戮朝士，出于對他們的憎惡蔑視心態(tài)，其詩也時有立意于此者。如《觀斗雞偶作》：“何曾解報稻粱恩，金距花冠氣遏云。白日梟鳴無意問，唯將芥羽害同群?！憋@然立意在譏刺柳璨、李振之流。又如《火蛾》中寫其“非無惜死心，奈有滅明（一作趨炎）意”，意在指斥那些趨炎附勢投靠朱全忠新朝而為非作歹之徒。詩人對“須穿粉焰焦，翅撲蘭膏沸”的“火蛾”們，既傷且恨：“為爾一傷嗟，自棄非天棄！”

這類在貶謫心態(tài)影響下，以別見立意為重要特色的詩作，其立意內容除上所言外還有多種，譬如《凈興寺杜鵑一枝繁艷無比》詩，以“蜀魄未歸長滴血，只應偏滴此叢多”句，抒發(fā)哀傷故國之情；《玩水禽》、《翠碧鳥》，借勸誡水鳥而以遠禍避害自警；《鵲》詩則以“偏承雨露潤毛衣，黑白分明眾所知”等句，寫自己在朝際遇與品格，又以“莫怪天涯棲不穩(wěn)，托身須是萬年枝”句狀貶后心態(tài)；《雷公》詩又有“必若有蘇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句，立意于希冀天下賢豪起而拯世濟民等等。通觀韓偓詩，這種重在抒發(fā)貶后感受與心境，別具立意之巧的詩作大量出現(xiàn)，是其貶后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色，故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八云：“致堯閩南逋客，完節(jié)改玉之秋。讀其詩，當知其意中別有一事在。”

其次，與上述特色直接相關，在貶官后的涉及政治局勢和與此有關的一己情志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其表現(xiàn)手法也有值得注意之處。其一，在抒情寫志敘事上，在朝時多采用直抒胸臆、據(jù)事鋪寫的方法，如《與吳子華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懷恩敘懇因成長句四韻兼呈諸同年》、《雨后月中玉堂閑坐》、《從獵三首》、《錫宴日作》等均是；而貶官后上述手法呈現(xiàn)弱化趨勢，轉向更多地采用含蓄婉轉的表現(xiàn)方法，如上舉《火蛾》、《觀斗雞偶作》、《失鶴》等作皆如此。其二，任官在朝時，他極少有比喻寓托而成的詩篇，但貶官后則大量采用此法。這不僅表現(xiàn)于個別詩句，而且多有通首如此者。他作于湖南的兩首詠梅之作，即以梅花自寓，以夭桃喻朝中得勢權奸；《鵲》、《柳》等詠物之作，實際上均是寓托之什；《翠碧鳥》之“挾彈小兒”，《玩水禽》之“依倚雕梁”的“社燕”，“抑揚金距”的“晨雞”，也均有所喻指。其三，典故的應用較貶前增多。貶官之前韓偓較少用典故，貶謫流寓中，尤其在涉及政局、時事人物以及抒發(fā)自己情志的詩篇中，詩人卻較多應用典故。比如《感事三十四韻》、《八月六日作四首》、《有感》、《余臥疾深村聞一二郎官今稱繼使閩越笑余迂古潛于異鄉(xiāng)聞之因成此篇》、《余寓汀州沙縣病中聞前鄭左丞璘隨外鎮(zhèn)舉薦赴洛兼云繼有急征旋見脂轄因作七言四韻戲以贈之或冀其感悟也》等作皆有大量典故。且以后詩而言，“桑田變后新舟楫，華表歸來舊路岐。公干寂寥甘坐廢，子牟歡抃促行期”等句均含典實。更值得一提的是，其詩中多有舊典寓含今典之處，即以前朝典故人物寓指當世實有人物與事件。如《感事三十四韻》詩中的“恭顯誠甘罪，韋平亦恃權?！瓡x讒終不解，魯瘠竟難痊。只擬誅黃皓，何曾識霸先。嗾獒翻丑正，養(yǎng)虎欲求全”，《八月六日作四首》中的“左牽犬馬誠難測，右袒簪纓最負恩”、“金虎挻災不復論，構成狂猘犯車塵。御衣空惜侍中血，國璽幾?；屎笊怼?、“袁安墜睫尋憂漢，賈誼濡毫但過秦”等，句中的典故均有其時現(xiàn)實的人物與事件與之對應，而詩人之意乃在于用舊典喻指比附今典。這些表現(xiàn)手法的采用，均與詩人貶后已變化了的特殊的心態(tài)直接相關。

最后，貶后的心態(tài)也影響其詩歌風格。這種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三方面：其一，詩人目睹權奸當?shù)?、兵連禍結，經(jīng)歷忠而遭貶、唐室衰亡的滄桑巨變，在此“國家不幸詩人幸”之際，他的心態(tài)情感頓改，變得忠憤悲郁、黯然沉摯，此時已罕有早年那風流輕靡、詞致婉麗的香奩之作，與在朝時溫婉和麗的主流詩風有異。其不少涉及政治與個人遭遇的詩作，如《故都》、《安貧》、《感舊》、《八月六日作四首》等，誠如《四庫全書總目·韓內翰別集提要》所言：“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于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全唐詩錄》謂其“后遭故遠遁，出語依于節(jié)義，得詩人之正焉”，指的也是這類風概的詩作。因此，我們說這種悲憤沉郁、風骨凜然詩風的出現(xiàn)，正是貶后遭遇與心態(tài)影響所致。其二，由于唐亡前后政局混亂殘酷，詩人又慘遭讒毀貶斥，于易代換朝之際，拒不稱臣于新朝，現(xiàn)實已逼得他改換舊心腸，懷有避難遠禍唯恐不及之心理。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當忠憤之氣沖激得他情不自禁賦詩抒發(fā)情志時，他也就有意識地采用曲筆，或用比喻寓托，或借典實暗指，或委婉立意，將詩作寫得意蘊深藏，若顯若晦。有時有的詩句則詩旨迷離，甚至有點晦澀難解，如《八月六日作四首》的個別詩句即如此。以此也就形成了他部分詩作含蓄委曲的風格特色。這種特色在他仕于朝時是不太多見的。其三，韓偓貶官入閩，最后寓止南安村居至卒，其間村居生活的平淡閑靜，環(huán)境的自然幽美，甘于隱逸不仕的心態(tài)，讓詩人欣賞熱愛這一生活與環(huán)境，他的心態(tài)情趣與之逐漸協(xié)調融合，以此不少描述村居生活與景色的詩篇中，呈現(xiàn)出前所少見的自然沖淡且不乏韻致的特色。這類詩作頗讓前人稱賞。羅大經(jīng)云：“農(nóng)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飽后，啜苦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shù)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sup>其所摘即有韓偓的“聞說經(jīng)旬不啟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聪蠋壮呱健?sup>、“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詩。這類詩作尚有不少，如《深院》、《野塘》、《即目》、《蜻蜓》、《清興》、《晨興》、《山院避暑》等，而“樹頭蜂抱花須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細水浮花歸別澗，斷云含雨入孤村”、“斷年不出僧嫌癖，逐日無機鶴伴閑”諸句亦頗能見此詩風。

綜上所述可見，韓偓貶官前后詩歌的種種變化不同，乃由其心態(tài)的變化不同所致。

原刊于《寧夏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1.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八三《韓偓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387頁。
2. 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553－8554頁。
3. 《新唐書》卷一八三，第5389頁。
4. 《新唐書》卷一八三，第5387頁。
5. 《新唐書》卷一八三，第5388頁。
6. 《新唐書》卷一八三，第5389－5390頁。
7. 王士禛原編、鄭方坤刪補《五代詩話》卷六，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頁。
8. 彭定求等《全唐詩》卷六八○，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7787頁。下引韓偓詩均見此書卷六八○至六八三（第7787－7846頁）韓偓卷，僅標詩題，不具注。
9. 《與吳子華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懷恩敘懇因成長句四韻兼呈諸同年》。
10. 《中秋禁直》。
11. 《錫宴日作》。
12. 《中秋禁直》。
13. 《錫宴日作》。
14. 《苑中》。
15. 《新唐書》卷一八三，第5388頁。
16. 《資治通鑒》卷二六三，第8573－8574頁。
17. 《朝退書懷》。
18. 《安貧》。
19. 《新唐書》卷一八三，第5389頁。
20. 《新唐書》卷一八三，第5388－5389頁。
21. 《資治通鑒》卷二六四，第8604頁。
22. 《湖南絕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見惠感事傷懷因成四韻》。
23. 《甲子歲夏五月自長沙抵醴陵貴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步勝絕去綠口分東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籬之次忽見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廳前皆植是花遂賦詩四韻聊寄知心》。
24. 劉克莊《后村詩話·新集》卷四，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13頁。
25.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五《韓偓傳》，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71頁。
26. 《感事三十四韻》。
27. 《秋郊閑望有感》。
28. 《資治通鑒》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六月，第8643頁。
29. 《梅花》。
30. 《湖南梅花一冬再發(fā)偶題于花援》。
31. 《梅花》。
32. 《湖南梅花一冬再發(fā)偶題于花援》。
33. 《十國春秋》卷九五《韓偓傳》，第1371頁。
34. 《余寓汀州沙縣病中聞前鄭左丞璘隨外鎮(zhèn)舉薦赴洛兼云繼有急征旋見脂轄因作七言四韻戲以贈之或冀其感悟也》。
35. 《資治通鑒》卷二六五，第8644頁。
36. 《資治通鑒》卷二六五，第8645－8646頁。
37. 《病中初聞復官二首》之一。
38. 《即目二首》之二。
39. 《玩水禽》。
40. 《翠碧鳥》。
41. 《病中初聞復官二首》之二。
42. 《雪中過重湖信筆偶題》。
43. 《即目二首》之一。
44. 《卜隱》。
45. 《乙丑歲九月在蕭灘鎮(zhèn)駐泊兩月忽得商馬楊迢員外書賀余復除戎曹依舊承旨還緘后因書四十字》。
46. 《閑興》。
47. 《丙寅二月二十二日撫州如歸館雨中有懷諸朝客》。
48. 《感舊》。
49. 《故都》。
50. 胡震亨《唐音癸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頁。
51.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韓內翰別集一卷”條，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302頁。
52. 《五代詩話》卷六，第230頁。
53. 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卷二甲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頁。
54. 《寄鄰莊道侶》
55. 《醉著》
56. 《殘春旅舍》。
57. 《春盡》。
58. 《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