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理想的少年中國”

《曾琦先生文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11月第1版

曾琦天賦異稟，四歲就開始讀書。后來他在成都高等學堂分設的中學就讀，其“博聞強識，于書無所不窺，尤嗜中外歷史”。博覽之中，他非常喜歡讀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等人的著述，漸生經(jīng)世致用志向，并在就職于《成都商報》《四川公報》《民國新報》等媒體時發(fā)為言論。

用曾琦自己的話說，這是他“廁身報界”的歲月。這段文字生涯，讓他“屢感學問不足的痛苦”。1915年，曾琦北上京城，向章太炎、梁啟超等請教，學業(yè)大進。

1916年，他東渡日本，在中央大學研究憲法及行政法，同時致力于國學，“讀竟曾文正公全集，深服膺陽明學說”。是年，梁啟超受命于段祺瑞內(nèi)閣，出任財政總長一職。曾琦遂作《致梁啟超書》——

琦留學異邦，了無善狀。自公入閣，數(shù)月迄今，辱荷門墻之收，而無尺寸之報。蓋初心于吾師之出山，原不敢謂然；特既已就職，則亦不欲多言，以阻賢者任事之勇。惟是竊竊私意，懼九關(guān)虎豹終不能使公挾國家以入坦途耳。向固為公言之，非武人跋扈之可憂，實官僚陰險之可畏，彼輩狼子野心，深根固蒂，如蠹蟲之藏于巨樹，非空其實而使之傾不已也……今則國事愈棘矣，官僚愈橫矣；日美共同宣言發(fā)表，我國主權(quán)已潛移矣；軍器同盟告成，敵人且制我死命矣。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知負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國而反與他人同蒙賣國之名，前途癡夢，亦可醒矣。

正大，莊嚴，沉痛。梁啟超不能不動容。他回信給曾琦說：“得手書，字字悉如鄙懷，而所以匡其不逮者且無量。禹聞善言則拜，況聞而至再三哉！”

因?qū)Α肮倭抨庪U”且根深蒂固有深入認識，曾琦曾有過“不作政治活動”的自許。但在留日期間，日本通訊社操縱東亞輿論、壓抑中國國際地位之事引其憤慨，遂與唐有壬、易君左、張夢九等在東京發(fā)起成立華瀛通訊社，揭露日方陰謀。

此后，曾琦更是罷學歸國，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在上海創(chuàng)辦《救國日報》，并與王光祈、李大釗、陳愚生、張夢九、周太玄等人一起，在北京發(fā)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立志為國家復興從事社會活動。

曾琦此舉，誠如多年后聞一多在西南聯(lián)大時所言：我們這些人，多少都有些政治上的潔癖，不愿過問政治。但現(xiàn)在是政治逼得我們不得不過問它了。

1919年7月26日，曾琦寫信給胡適說：“我們的《少年中國》已出版，你看見了么？有工夫能為我們作一段批評的介紹，那更感激不淺?！睹恐茉u論》三十一號所登的大作，對于現(xiàn)在空發(fā)議論而不切實的言論家，痛下針砭，我是萬分佩服?！?/p>

這一年，曾琦實現(xiàn)了赴法國留學的夙愿。行前，他留下《致少年中國學會同志書》，其中說到自己曾寫的《少年中國主義》一文，“文字淺俗，學理觕疏，實在不足闡揚本會之精神，最好由諸同志各撰一篇關(guān)于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之論文……由本會之提倡，引起國內(nèi)少年之贊同起而協(xié)力進行，吾儕‘理想的少年中國’，不難實現(xiàn)耳”。

曾琦思想所受梁啟超的影響，從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樣一個風云際會的大時代，“少年強則中國強”的信念，鼓起多少中國人的熱血情懷？作為發(fā)起人之一，曾琦為少年中國學會的發(fā)展、壯大所付心血，在這一時期他寫給朋友的書信中，多有真實記錄。

1920年4月28日，曾琦從法國寫信給少年中國學會評議部，談吸收會員過程中注意糾正偏向的想法。他說：“本會章程既經(jīng)規(guī)定‘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則以后取人，似不當偏于能為文化運動者，凡能了解本會精神，而從事于實際運動，如昔人所謂‘有血性而無俗氣，少大言而多條理’之士，似不當以其樸質(zhì)無文而少之，使不得與吾儕共同從事于‘少年中國之創(chuàng)造’。”

當年，曾琦連續(xù)寫了多封書信給其好友左舜生，談到了更深一層的問題。當時，少年中國學會成員“人雖不多，但是世界上重要都會幾乎布滿”，其影響已十分廣泛。于是，曾琦在信中說：情勢如此，“‘奮斗’兩字，庶幾無愧了，只是‘修養(yǎng)’上還須要大大的注意。不但是‘智識’要求進步，‘感情’也須要陶冶，意志更須要鍛煉……從前滿清時代同盟會諸人，雖則頗多椎魯少文的，但他們的長處，在乎‘敢作敢為’，能置生死利害于不顧。智識雖嫌淺薄，感情卻極熱烈，意志也還堅強。如徐錫麟、彭家珍那樣的實行家，如今哪里還尋得出？”

接下來，曾琦就“重公德不重私德”、“為目的不問手段”兩種“謬說”直陳己見，剖肝瀝膽，意在告誡會內(nèi)同志，避免像“從前那班污爛政客做出許多寡廉鮮恥的事”。這些話，早已在曾琦心里醞釀良久。他在信末說：“這是我久蓄未吐的意見，以后還想作文痛說一番。請你先把這信在月刊上發(fā)表給諸同志看，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