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歷程中的點點滴滴

——《文學遺產(chǎn)》六十華誕感言

盧興基

《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于1954年，迄今已60年。60一甲子，是為花甲之慶。我作為它的早期編輯之一，為它志賀。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代我國凡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或多或少可能都和《文學遺產(chǎn)》這份刊物有一點聯(lián)系，甚至有一段因緣，是幾代人的記憶?！段膶W遺產(chǎn)》做出了它的成績，作為曾經(jīng)的編輯，我由衷地欣慰。但早期的《文學遺產(chǎn)》，也充滿了風風雨雨，說起來，未免會有些許蒼涼。物換星移，是免不了的，早期的檔案資料包括數(shù)量最多的審稿單、存檔的刊用稿，上面留下的不僅是作者的筆跡，還有編輯修改的印記。但這些經(jīng)歷“文革”以后，已片紙無存，編輯部歷年精心購置的圖書也大多下落不明。

圖1

《文學遺產(chǎn)》是中國作協(xié)古典文學部倡辦起來的。編輯部就設(shè)在東總布胡同，人員從無到有，和作協(xié)一起辦公。說起來，也是緣于老作家們對古典文學情有獨鐘，他們有舊學的修養(yǎng)，許多人還兼事研究，有專著。但終究因為刊物的研究性質(zhì)，所以1956年隨著古典文學部的撤銷而劃歸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了。也恰在這時，文學所也從北大改隸于中科院，《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就從東總布胡同直接遷到中關(guān)村的中科院社會南樓辦公（圖1）。

文學所的所長是原作協(xié)的古典文學部部長鄭振鐸，當時他也是文化部副部長。副所長是原古典文學部副部長何其芳?！段膶W遺產(chǎn)》的主編陳翔鶴是原古典文學部的另一位副部長。也正是此時，我大學畢業(yè)分配到文學所。翔老（編輯部的人對陳翔鶴同志的昵稱）說服我做了《文學遺產(chǎn)》的一名編輯。鄭振鐸和何其芳都很關(guān)心這份刊物，翔老作為專職主編，更是為它付出了晚年的全部心血，直至“文革”中含冤去世。我們在回憶早期《文學遺產(chǎn)》時，是絕對不能忘記這位老主編的。

早期的《文學遺產(chǎn)》是周刊，翔老是主心骨，從創(chuàng)建編輯部、編委會，建立通訊員制度，以至訂定編輯方針、計劃，都出自他的精心考慮。許多重要的事，他都要親自過問。作協(xié)和后來文學所的領(lǐng)導，也都支持他的工作，《文學遺產(chǎn)》的作者、老專家，也少不了由他親自出馬，奔走聯(lián)絡(luò)或?qū)懶?，我們編輯部的人誰也不能替代他。為此，《光明日報》社給他撥了一筆車馬費，但他都沒有用，存在編輯部的一個公用賬戶上了。此外，編輯部還有《光明日報》給每期刊物支付的編輯費。因而文學所都知道《文學遺產(chǎn)》有個“小金庫”，還為它是否合法的問題鬧過誤會。這筆小款項，翔老提議作編輯部購置圖書之用，編輯部成員也允許按月報銷5元的購書費。當然，逢編委開會之類聚一次餐也是少不了的。當時，不知是誰還說過，有人問過會計室，說這類收入，會計是無法下賬的，所以盡管有人貼了大字報，后來也不了了之。當時，東安市場和西單都有舊書攤，逢假日，我還隨翔老一起去這樣的舊書攤淘過書。平時，翔老也和我們一樣天天來上班，不遲到早退。一襲布裝，腋下夾著一個蘭底花布包，里面包著文件資料或帶回家看的稿子。他個子不高，走起路來揺搖擺擺，極為慈祥而平易近人。就是這樣一個人，引領(lǐng)我走上編輯的道路，默默地影響著我的人生。他不說假話，盡管后來在刊物上身不由己地發(fā)了一些學術(shù)批判性質(zhì)的文章，他也要求盡量地“擺事實，講道理”，力求以理服人。盡管如此，翔老心里仍是很不安。1958年的“拔白旗”勢頭剛過，形勢略有緩和，翔老就在《文學遺產(chǎn)》和《文學評論》兩個刊物的聯(lián)席會議上作檢查，并向受到錯誤批判的專家學者道歉。翔老對年輕人更是寬厚。我清楚地記得，1957年“反右”運動中我受到批判時，從未聽到過他對我有聲色倶厲的指責和批判，相反地，我從他的面色里，時時感覺到他對我的命運的關(guān)心。1961年，我“摘帽”了，但按當時的方針仍必須“下放”內(nèi)蒙古。宣布那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慈祥地囑咐我：“好好工作，不要放棄希望！”他對我仍然有期待，而我卻差不多要掉下眼淚了。翔老為我還挨過大字報的批判，標題是：“陳翔鶴同志為什么欣賞右派分子盧興基！”這是我永生都不會忘記的一張大字報。因此后來我聽說他在一個會上聽到宣布陳涌（我所現(xiàn)代文學研究組組長楊思仲）為右派分子時會失聲痛哭，相信是真有其事的。但不想在“文革”中，他自己也被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受到批斗?，F(xiàn)在想來，那次我臨別去內(nèi)蒙古前他找我的談話，竟是我見他的最后一面。

翔老在“文革”中挨批斗，主要就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初他發(fā)表的兩篇小說《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陶淵明和嵇康的故事，早年我在編輯部聽他說過，像是“擺龍門陣”一樣講故事。他尤其喜歡陶淵明，還對我們幾個年輕編輯說，書要多讀，不必每本書都細摳，他認為這就是陶淵明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意思。馮至先生回憶說他們年輕時交往，就聽他談過對陶淵明的欣賞。主要是陶淵明有洞達的人生，表達過“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挽歌》）的生死觀（馮至：《陳翔鶴選集》序）。但他絕不會料到，這兩篇小說竟會給自己帶來如此的后果。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高校和科研領(lǐng)域已感到人員的青黃不接。長期的戰(zhàn)亂，使高等教育受到很大的影響，職稱評定也長期停滯，因此在世的老專家希望中青年學者盡快成長起來，希望《文學遺產(chǎn)》注意發(fā)表他們的成果。翔老主持《文學遺產(chǎn)》沒有辜負老專家的愿望。他一再告訴我們注意年輕人的來稿，說“凡有一得之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我們都要注意。有缺點，可以提出來修改，幫助他發(fā)表。翔老又關(guān)照老專家的文章，我們不要輕易動筆修改。他的文章這樣說，這樣寫，必有他的考慮，我們先要讀懂、弄清。但并不是一律不得動。凡涉及內(nèi)容的修改，我們都是先提出來和作者商量。我們也發(fā)現(xiàn)，老先生的引文也會出現(xiàn)問題。因為我們按程序，凡決定發(fā)表的文章，都要找可靠的版本，查對引文。老先生引文不準確，常常是因為憑記誦而來?！段膶W遺產(chǎn)》刊發(fā)的文章，常常經(jīng)過不厭其煩地修改，也會有編輯的動筆，翔老親自動筆的文章更多，所以編輯部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文學遺產(chǎn)》鼓勵中青年來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后來成了各自領(lǐng)域的專家、教學骨干或者教授、博導。但說起來，他們當中有的人的第一篇論文還是在《文學遺產(chǎn)》發(fā)表的。當年，其中不少是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個別的還是在讀的大學生。幾十年過去，如今他們也已是老專家了，不少更已是耄耋老人。對于《文學遺產(chǎn)》，他們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是我后來見到他們，或是在各種學術(shù)研討會上感受到的，他們還很懷念翔老。對青年學子的關(guān)心，后來成了《文學遺產(chǎn)》的傳統(tǒng)。這里我想舉一個不算很久遠的例子：大家可能注意到，在1995年紀念《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40周年暨復刊15周年出的《紀念文集》中，有一篇張乘健先生寫的《荒野上的光明》的文章，記述他的第一篇論文《〈桃花扇〉發(fā)微》在《文學遺產(chǎn)》1984年第4期上發(fā)表的經(jīng)歷。他的那篇論文寄來，先是由我審的。我感到這篇文章角度新，從哲學史的角度來剖析《桃花扇》，視野開闊，也頗有見地。雖然還存在一些缺點，但仍不失為一篇好文章。我推薦給勞洪再審，他也有同樣的感覺。這樣的研究，按理是應(yīng)受過專業(yè)訓練的人才能寫得出來的，但我一看來稿的聯(lián)絡(luò)地址竟是浙江某地的副食品公司。多年形成的習慣思維，讓我一團疑惑，并種種猜測。最后是按編輯部的慣例（《文學遺產(chǎn)》周刊時期就有規(guī)定，作者的政治面目要清楚），發(fā)公函給該公司黨委了解，不久后收到回函，說張乘健確在該單位工作，沒有政治問題，他一直勤奮自學等，黨委的態(tài)度客觀而公正，也讓我感動。這樣，我們就放心地發(fā)表了他的文章。發(fā)表以后，反應(yīng)不錯。次年第1期上，我們還發(fā)了一篇由讀者楊炳寫的“《〈桃花扇〉發(fā)微》是一篇好文章”的來信。張文的發(fā)表促使他走進高校和科研的殿堂，我為他高興。

構(gòu)成早期《文學遺產(chǎn)》周刊的主力仍是當時著名的老專家、老學者。創(chuàng)刊號和最初幾期的作者便是鄭振鐸、馮至、俞平伯、孫楷第、余冠英、詹安泰、聶紺弩、羅根澤等人?？梢哉f，當時健在的老一輩學者、專家都有研究成果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除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如郭沫若、郭紹虞、游國恩、林庚、譚丕模、劉大杰、陳中凡、蕭滌非、高亨、陸侃如、馮沅君、夏承燾、唐圭璋、王季思、任二北、段熙仲、程千帆、沈祖棻等，他們對刊物異常關(guān)心，即使沒有給我們投稿的文史工作者，也異常愛讀這份專刊，如上海的沈尹默先生，我們也給他寄贈每期周刊和增刊。當時我負責增刊的具體工作，和沈先生有聯(lián)系，至今沈先生還保留著他用自己印制的箋紙寫的回信，雋秀的書法讓人珍愛（圖2）。

圖2

對于翔老，說起來，老一輩的人都異常懷念。因此在1980年復刊的第1期上特為發(fā)表了郭紹虞先生的《從悼念到建議》一文，來表達這一哀思。4年后，郭先生也以91歲的高齡去世了。

《文學遺產(chǎn)》雖然只是一份報紙的副刊，但它的影響之大，超出了預(yù)想。當時的高校并不都有學報，即使有學報也未能有《文學遺產(chǎn)》那樣的全國性影響。它的讀者從專業(yè)研究工作者、教授到中學教師、古典文學愛好者，給當時的《光明日報》平添了不少訂戶?！段膶W遺產(chǎn)》在周日出刊，后來報社決定允許訂戶單訂該日報紙。這也是一個特例?！段膶W遺產(chǎn)》有廣泛的社會聯(lián)系。遷到中關(guān)村以后，還特別在編輯部所在的社會南樓門口掛了一塊編輯部的牌匾，和哲學所的牌子相對（社會南樓一層屬哲學所，與文學所同在一幢），為的是便于來訪。

《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伊始便在各重點高校、出版社聘請通訊員，建立通訊員網(wǎng)絡(luò)。各單位也積極支持，向編輯部推薦得力教師和骨干受聘，其中不少人還具有講師職稱。講師，在20世紀50年代屬高級知識分子，至少在我就讀的北大就是如此劃分的。周刊時期，陳貽焮、袁行霈（北大）、郭預(yù)衡、聶石樵（北師大）、馮其庸（人大）、寧宗一（南開）、王運熙（復旦）、袁世碩、周來祥（山大）、鄭孟彤、黃天驥（中山大學）、胡國瑞、蘇者聰（武大）等，都是《文學遺產(chǎn)》最早的通訊員，他們后來都成為知名的教授、博導或終身教授，他們培養(yǎng)的研究生如今許多也是專家教授了，與《文學遺產(chǎn)》也有著接續(xù)不斷的關(guān)系，和眾多作者一起，構(gòu)成一個由幾代人組成的人物譜系。通訊員溝通了刊物和外界的聯(lián)系，編輯部很重視他們的作用。聘任以后，翔老一般都要和他們談話。此外，還常召集通訊員座談，交流情況，聽取意見，也便于我們有針對性地組稿，制訂計劃，編輯部同時也鼓勵通訊員自己撰稿。翔老不厭其煩地給他們寫信、改稿。我曾聽黃天驥回憶他和翔老的通信，說：“翔老批評我字寫得太潦草，說，排字工人排這樣的字是會一邊排一邊罵娘的?！焙髞硭秃茏⒁庾约旱膶懽?。

《文學遺產(chǎn)》作為一項文化事業(yè)，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同樣也經(jīng)歷了它的風雨坎坷。1954年，《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10月秋，便發(fā)生了圍繞小說《紅樓夢》的批判以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研究的運動。毛澤東主席在寫給中央政治局的《關(guān)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批評了某些“大人物”對“小人物”的壓制。其中，在批評《文藝報》時也捎帶到《文學遺產(chǎn)》，導致有中央派人到編輯部來調(diào)查。雖然從調(diào)出的對“小人物”來稿的審稿單看并不存在“壓制”的情況，但這也足以引起一場虛驚。在編輯部對工作的全面檢查以后，認識到在刊登的文章前的按語缺乏熱情肯定而作了公開檢討，并于當年11月7日發(fā)表了編輯部的題為《正視我們的錯誤，改正我們的缺點》的自我批評文章。從此，由批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到批“胡風反革命集團”，從“肅反”“反右運動”，再到1958年的“拔白旗”、批右傾機會主義，環(huán)環(huán)相扣，接連發(fā)生。由文化教育界擴大至整個社會，掀起一個個運動，《文學遺產(chǎn)》必須緊跟這一形勢，發(fā)表緊密配合這一連串運動的文章，其中自然少不了會有質(zhì)量不高、缺乏實事求是的文章在刊物上刊出，但即便如此，刊物也并沒有避免給人以配合形勢不力的“右傾”的印象。1958年10月，《光明日報》決定停止該報的所有副刊，文學所也只能決定《文學遺產(chǎn)》?？?，退還所有的存稿。不料毛主席不同意《光明日報》的決定，導致《光明日報》連忙收回成命，通知到達文學所，迫使編輯部的王則文同志連夜從郵局把退稿追回來。1963年，光明日報社向文學所提出撤換主編或讓翔老改任副主編的建議被何其芳拒絕。因此刊物也只好交回報社自辦了，報社自辦的《文學遺產(chǎn)》兼容外國古典文學研究，而文學所主辦的《文學遺產(chǎn)》是在1963年6月9日第463期以后?？模鋵嵾@時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63年12月2日毛澤東《關(guān)于藝術(shù)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給彭真、劉仁的批示》說，文藝界“問題不少，人數(shù)很多”，“至今還是死人統(tǒng)治著”，“許多共產(chǎn)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藝術(shù)”。這一批示，震動了文藝界，《光明日報》自辦的《文學遺產(chǎn)》到“文革”前夕，也最終?？?，文學所的《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的成員其實早已星散。1958年，張白山、勞洪調(diào)入《文學評論》，其余5名成員中，2名成了“右派”，先后調(diào)至西北和內(nèi)蒙古，余下的3位中，王西方、王熙治請調(diào)回原籍，只有白鴻同志一人還留在所內(nèi)。

《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以后即以它的尊重學術(shù)、尊重人才的品格以及貫徹“百家爭鳴”、獎掖后學的形象深深地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因此當“文革”剛一結(jié)束，文化學術(shù)界就傳出恢復這份刊物的呼吁，1979年我調(diào)回文學所，便義不容辭地接受了所領(lǐng)導交下來的任務(wù)，恢復《文學遺產(chǎn)》。這時，《光明日報》也有意恢復這份副刊，而文學所方面則考慮將其改版為大型期刊，擴大篇幅，容納較長的論文。1980年初，兩家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開了一次聯(lián)誼會，決定在同一刊名下分工合作。文學所的《文學遺產(chǎn)》最初是季刊。季刊的出版，也有賴于中華書局的支持，時任副總編的程毅中、傅璇琮，是《文學遺產(chǎn)》周刊時期的作者，他們呼吁并實際支持復刊不遺余力，冀勤同志更是付出了具體的辛勞，應(yīng)志不忘。

早期的《文學遺產(chǎn)》有賴于專家學者的支持，但“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和科研工作基本中斷，大量的作者情況不明。因此恢復刊物的第一件工作便是要調(diào)查。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2年，我的工作重點就是在東南沿海高校集中的地區(qū)展開調(diào)查，其中老編輯張白山同志、高光起同志和王學泰同志都同我一起做過這一工作。許多健在的老專家、老教授熱情接待了我們。其中有南京的范存中、錢南揚、陳白塵（同時也見到了他的夫人金玲，金玲是《文學遺產(chǎn)》最早的一位編輯）、程千帆、唐圭璋、段熙仲、吳調(diào)公、孫望；蘇州的錢仲聯(lián)；上海的朱東潤、郭紹虞、趙景深、蔣天樞、張世祿、施蟄存、徐中玉、王元化、豐村、蘇仲翔、萬云駿、程俊英；杭州的姜亮夫、蔣祖怡；揚州的任二北；山東的田仲濟、殷孟倫、嚴薇青、孫昌熙諸先生。同一時期，我也借各種學術(shù)會議的機會，訪問了當?shù)氐母咝＝處?。其中有開封師范學院的任訪秋和山西大學的姚奠中，老先生中，不少仍精神矍鑠，但也有不少人進入了衰邁之年?！拔幕蟾锩钡娘L風雨雨，也不免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印記。像郭紹虞先生、姜亮夫先生，視聽已極度衰退，說話要借助筆談，而且字要寫得極大才能辨認出來，姜先生的一支筆用線繩吊在書案上空，便于抓著它。郭先生不住在校內(nèi)，工作上還要靠系里指派的蔣凡先生幫助，此外，他手下還有一個編纂歷代文論的班子集中在巨鹿路的上海作協(xié)，是由上海幾所高校的教師抽調(diào)而來，需要郭老作指導。施蟄存先生是白山同志和我一起去拜訪的，他告訴我們剛做完直腸癌切除手術(shù)，手術(shù)做得很好。但讓我遺憾的是，后來他寄來的一篇約稿我們決定用在《文學遺產(chǎn)增刊》第17輯，不巧的是負責此書出版的中華書局沒有及時出版，反倒是山西人民出版社負責的第18輯出在前面了。施先生也來信抱怨，不要在出版時在他的名字外面加黑框。雖然未致如此，但我終覺對不住施先生。

復刊初期有的來稿是在作者人身受厄失去寫作條件下克服了種種困難寫出來的。像1982年第1期上刊載的董每戡先生的《論〈桃花扇〉的“余韻”》一文，是董先生《五大名劇論》完稿后的一篇佚文。這篇文章是作者已于1980年去世以后由哲嗣發(fā)現(xiàn)以后寄給本刊的，據(jù)其哲嗣董苗說，當時條件極其困難，無書桌，就在床上墊上木板，寫在一疊廢紙的背面（圖3）。這類情況，據(jù)我所知，并非董先生一人。

圖3

學校的老師聽說《文學遺產(chǎn)》要復刊，都表示贊同、高興。在舉行的座談會和私下的訪問中，我還聽到許多寶貴的建議。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一是認為周刊有周刊的長處，可以及時發(fā)短小精粹的論文。周期短，也便于討論問題。長的論文，要有突破性研究，發(fā)現(xiàn)新材料，新的文獻并有新的闡釋。二是撥亂反正，清算“四人幫”的流毒，也清算“左”的思潮。如怎樣對待清宮戲、鬼戲，尤其要清算思想理論上的混亂。三是放開眼界，在學術(shù)上，與海外、港臺交流，介紹他們的成就（如開辟“學術(shù)動態(tài)”），必要時也可以直接利用或譯介他們的論文。但要立足于我們自己的成就，樹立自己的信心。四是關(guān)注薄弱環(huán)節(jié)，試探過去沒有碰過的禁區(qū)。傳統(tǒng)的詩文、戲曲小說、俗文學（如鼓詞、子弟書），都存在過去少有研究的領(lǐng)域，如有人說，宋代有歐、蘇、辛、陸，固然可以是代表，但朱熹就乏人研究，其實他的詩寫得也很好。

《文學遺產(chǎn)》的編委會不是一個榮譽機構(gòu)，他們要參與刊物決策和審稿。早期，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趙其文、林如稷等先生，翔老都請他們看過許多稿子?！段膶W遺產(chǎn)》歸屬文學所后，加強了審稿力量，余冠英、吳曉鈴、范寧、陳友琴諸先生看的稿尤多，初審稿看不過來，所里的曹道衡、中華書局的程毅中也代為審讀，校外的編委大多是翔老自己去跑。外地的編委，由翔老寫信。翔老忙不過來，一般聯(lián)系，我也去跑過，如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的府上我也去過。浦江清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患有較重的胃病，但看稿仍很認真，有時我也當面請教他對稿子、對某些戲曲小說問題的看法，聆受教益。師大的劉盼遂先生不住在校內(nèi)，記得是住在西單長安街南的一條胡同的四合院內(nèi)，異常雅靜。他家中藏書之多，據(jù)說堪比當時北京的傅惜華，這是我親眼所見?？上А拔母铩敝腥怀耍瑒⑾壬约阂脖痪径?。因為是校外去的紅衛(wèi)兵（或說是西城“聯(lián)動”），學校也無力去保護。

《文學遺產(chǎn)》劃歸文學所領(lǐng)導以后，與研究工作也更密切了。周刊上展開的關(guān)于文學史編寫問題的討論，就是配合文學所當時正編寫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的。古代文學組（室）召開的文學史編寫討論會，編輯部也主動參加聆聽。不是編委的錢鍾書先生其實也很關(guān)心《文學遺產(chǎn)》。他對作協(xié)創(chuàng)刊時起名“文學遺產(chǎn)”就提出過意見，說刊物登今人的文章，不是“遺產(chǎn)”。這確也有道理，我早年就聽翔老在編輯部說過。20世紀80年代改版復刊，我在錢先生府上又聽他親口對我說了一遍，但他對《文學遺產(chǎn)》能復刊是表示贊同、高興的。至于“遺產(chǎn)”一名，已經(jīng)約定俗成，無法再改了。改版以后，我們想兼附英語目錄。20世紀80年代，學英語的多了，但涉及中國古代文學的英譯，需有專攻。于是我想到了吳世昌先生，但顧慮難以輕易打動他，最后仍是硬著頭皮到干面胡同他的府上去試試，不料竟一說就通，他滿口答應(yīng)了，算是解決了這一難題。吳先生很有個性，這是全所都知道的，但對我卻很隨和。1980年，哈爾濱第一次全國《紅樓夢》研討會就是我陪同他前去的。但另一件事卻弄得我很尷尬。1981年，《文學遺產(chǎn)》收到一篇重申宋詞有婉約豪放之分的文章，其實是針對吳先生的觀點的，編輯部覺得不無道理，打算刊用。但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即涉及對老專家或某名學者的見解，我們事先都必和他打招呼，必要時，把對方的文章給他看看，并說明可以反批評，這次，我們照例把來稿給了吳先生。盡管我們猜想?yún)窍壬遣粫p易改變自己的觀點的，但不想?yún)窍壬霉P就在原稿上逐條批駁，把原稿弄得面目全非，我們刊用不是，退稿也難。后來只好找人把來稿抄錄一遍，并坦率告訴作者本人原因。好在這位作者非常通情達理，沒有追究。吳先生個性鮮明也很有“童心”，有時還會上當。但他給我的印象還是不錯的。

《文學遺產(chǎn)》用稿，質(zhì)量是唯一的要求。當年所謂“贊助費”“版面費”則是聞所未聞?；蛟S，其中也可能有它的某種無可奈何，但影響取稿是必然的，當年《文學遺產(chǎn)》登載的文章，也未必都是好文章，少不了也有質(zhì)量不高的文章，例如，把“階級性”“人民性”當標簽貼的文章。當代的研究，自然已超越了這一層次。當然，從主觀上講，要辦好一份學術(shù)刊物，必有賴于編輯的素養(yǎng)和遠見卓識。翔老非常重視編輯的素養(yǎng)，他要求我們多讀書，在自己審稿領(lǐng)域作專題研究，有積累，嘗試寫論文，弄清自己審稿領(lǐng)域的問題，哪些已經(jīng)有人做過，哪些還需要研究，不容“炒冷飯”。編輯工作的遠見卓識，應(yīng)超過一般的科研，但論文的數(shù)量不必多?？傊?，不做編輯匠。

早年的《文學遺產(chǎn)》經(jīng)歷了自己的風雨滄桑，雖然也做出了一點成績，但只是為今后的辦刊工作提供了一點經(jīng)驗和教訓。當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空前發(fā)展，《文學遺產(chǎn)》也已邁入一個新時期，它不斷展示著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可能也是一座風向標，在學術(shù)領(lǐng)域起到某種導航的作用，相信《文學遺產(chǎn)》能不辱使命。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