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古代中印關系概述

季羨林先生將中印文化交流分為七個時期：漢朝以前為濫觴期，東漢三國為活躍期，兩晉南北朝隋唐為鼎盛期，宋元為衰微期，明代為復蘇期，明末清初為大轉變期，清代、近現(xiàn)代為涓涓細流期?？偟膩砜?，在整個古代時期，中印交往是兩個文明繁榮國家間的平等交往，友誼是貫穿該時期兩國關系的一根紅線。

中印兩國交往的源頭亙茫不可確究。漢朝以前，在《山海經(jīng)》《列子》《天問》等中國典籍以及《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摩奴法論》等印度典籍中，已隱約透露出關于中印交往的荒幻信息。此時，彼此間可能已經(jīng)有了物質上的來往，但由于漢朝以前在這方面沒有可靠的文字記載，只能借助考古、天文、神話這三種形式來推測?？脊欧矫妫诮裉斓挠《群恿饔蚣班徑貐^(qū)發(fā)掘出的彩陶在花紋等方面與中國甘肅出土的史前彩陶有一些相似或共同之處，學者們推斷它們之間可能有互相學習模仿的關系。天文方面，竺可楨于1944年發(fā)表的《二十八宿起源的時代與地點》證明，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國，然后大概在周初傳入印度。在神話方面，中印“月中有兔”的故事也成為兩大古老文明間可能存在互滲影響的一個早期線索。[2]

東漢三國時期，兩國間的交往已經(jīng)有了可靠的實物確證和文字記載。物質交流方面，中國的絲、紙、鋼開始傳入印度，而印度的琉璃、動物、植物等也已傳入中國。在精神文化交流方面，“佛興西方，法流東國”[3]，佛教的傳入開啟了中印古代文化交往的大幕?！胺鸾虃魅胫袊?，是東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義無論怎樣評價，也是不會過高的。”[4]在以后的兩千年間，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兩國間的貿(mào)易活動開始出現(xiàn)，外交往來也初露端倪，其中有不少是以朝貢之名，行貿(mào)易之實的。技術、物質交流方面，中國的印刷術、造紙術、羅盤指南針、火藥四大發(fā)明和桃、梨、杏、白銅、瓷土、肉桂、黃連、大黃、土茯苓、茶等物品傳入印度，印度的天文歷算、醫(yī)藥、制糖技術、雜技、幻術和胡椒、琉璃、甘蔗等物品也傳入中國。在精神文化交流方面，雖然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的佛教之間尚時有齟齬，如曾發(fā)生“沙門不敬王者”“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以及牽涉到儒道派別參與的崇斥之爭等，但總體上看，此時期佛教在中國的影響達到極盛。中印間僧人往來頻繁，印度方面，以竺法護、鳩摩羅什、菩提達摩等為代表；中國方面，以東晉法顯、唐代玄奘和義凈等為代表，形成了一個來往的高峰。[5]譯經(jīng)活動也漸趨頻繁，中國本土僧人的數(shù)目也日趨增多，并逐漸形成了中國的佛教宗派。此期間，印度的寓言、童話和故事也大量涌入中國，與佛教文化一起，對中國文學、史學、音韻學、藝術（音樂、繪畫、舞蹈、雕塑）等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當然，也出現(xiàn)過佛教倒流的情況。

宋元時期，由于佛教在印度漸趨衰落以至幾近消逝[6]，其在中國的影響也漸趨衰微，中印文化交往的這一重要載體的作用漸漸減弱，中印文化交流活動也受到很大影響。[7]但此時期，由于航海技術的大發(fā)展，中印間海上交通漸起，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兩國間貿(mào)易及其他交往的發(fā)展，特別是在元代，中印貿(mào)易活動相當頻繁。

到了明朝，中印間通商貿(mào)易和外交活動又較元代有較大發(fā)展（自從印度佛教失去了交流載體的作用之后，中印交往就主要表現(xiàn)在通商貿(mào)易與外交活動上了）。這一時期最著名的交往就是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這七次出使西洋的經(jīng)歷中，至少有六次到過當時的印度，當時的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澤科德）、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欽）曾是鄭和船隊的重要補給站和貿(mào)易中轉站。[8]

明末清初，在中國幾千年的對外交通史上，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明代以前，中國的對外交通對象主要是西方（這個西方不包括歐洲在內(nèi)，但包括南亞和東南亞，也就是明代的南洋和西洋），與近鄰印度的交往更為顯著。但到了明清之際，歐洲資本主義列強相繼興起，并紛紛到東方尋找原料供應地、開拓產(chǎn)品市場，此情勢下，中國和印度的對外交通對象被迫轉向歐洲，中印彼此間的交往幾近中斷，直到近代時期，才基于對彼此政治命運的相互同情而逐漸得到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