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形象學視野下的中印文化關系

中印文化關系研究歷來受到重視。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持久而廣泛，要厘清中國文化的源流，就必須學習和研究印度文化；要弘揚傳統(tǒng)文化和建設現(xiàn)代文化，也不應忽視印度文化的借鑒作用。本書選擇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視角和方法，對中國文化視野中的印度進行整體觀照。文化關系研究離不開政治、經(jīng)濟、社會等領域的綜合觀照，所以，本書也是一次從文學角度出發(fā)研究文化關系、以文化關系體現(xiàn)綜合交往的砥礪嘗試。

一　中印關系與形象學

中印兩國山水相依，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兩大文明古國不但為世界文明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彼此之間也有著重要的影響與契合。從原始的簡單接觸到全球化時代的同生共存，從經(jīng)濟政治領域的密切交往到宗教藝術領域的互動交流，兩國文人各自留下了豐富而深刻的關于對方的文化記憶。特別是在史傳傳統(tǒng)發(fā)達、文字記載豐富的中國，在豐厚的典籍文獻中有著大量關于印度形象的記載。無論是在以詩文小說為核心的經(jīng)典文學文本中，還是在諸多歷史地理著作、野史筆記中，中國文人均在有意或無意間以個人或集體意識對印度進行著書寫、記憶或改寫。

比較文學是一門研究文化交流的學問，作為比較文學一個分支的形象學，最終也以對“自我”與“他者”間文學、文化關系的關注為旨歸。同時，在對本土與異域、“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進行相互指涉的過程中，異國形象也實現(xiàn)了其言說“他者”和言說“自我”的雙重功能，“‘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1]。所以，對文學作品中的異國形象進行系統(tǒng)的發(fā)掘、整理和研究，有利于雙方認識文化差異、理解文化共存、促進文化交流，對形象塑造者和被塑造者雙方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同錢鍾書先生主張的“因文知世”，即以文學作品的表現(xiàn)來了解當時的歷史和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書即為將二者結合所進行的嘗試。從比較文學形象學視角出發(fā)，以歷史的演進為經(jīng)、中國文人對印度的認識為緯，對歷代典籍中關于印度的重要記載進行發(fā)掘、整理和研究，勾勒一幅印度文化、社會的立體圖像。同時，對各時期中國文人塑造印度形象時所處的文化背景、所持的文化心態(tài)進行研究，實現(xiàn)形象言說“他者”與言說“自我”的雙重功能。在此基礎上，對研究所涉的文化誤讀與文化利用、形象學與東方學等問題進行重點反思。

本書研究意義和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首先，為中印文化關系研究提供新的范式。采用形象學視角，使原本在中國典籍中隱性存在的印度形象得到清晰化、明朗化的展示，在重構中印文化關系史方面進行一次有益的嘗試。所提煉出的建設性、創(chuàng)新性觀點，可為把脈中印文化關系現(xiàn)實和走向提供參考和啟示。其次，采用形象學理論對中印兩個東方大國間的文化關系進行研究，是對以往的形象學研究多囿于“東—西”二元對立模式的一種反思，并為如何避免機械套用西方理論提供借鑒和啟示。第三，中印文化關系研究、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相結合，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拓展印度學、東方學和比較文學的學術空間。

本書既關注中印文化關系，又涉及“中國人看世界”這一形象學內(nèi)容。

國內(nèi)關于中印文化關系的研究歷史長久，積淀深厚，可概括為三類。一是文獻整理類。清魏源《海國圖志》可視為首部中印關系史的資料匯編，具有開拓意義。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1930）、方豪《中西交通史》（1953）和耿引曾《漢文南亞史料學》（1990）、《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1994）等，均對古代中印關系的相關史料進行了匯輯和校釋。二是專題研究類。佛教一直是中印文化關系研究的重要領域，梁啟超、陳寅恪、胡適、季羨林、金克木、黃寶生、王邦維、孫昌武等，都曾對佛教與中國文化、佛經(jīng)與翻譯文學的關系進行專題研究，并有《佛教之初輸入》（梁啟超，1920）、《佛教與中國文學》（孫昌武，1988）、《梵漢佛經(jīng)對勘叢書》（黃寶生，陸續(xù)出版）等著述。章巽、季羨林、王邦維分別為《法顯傳》《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所做的校注，則是對中印交往作出突出貢獻的幾位高僧所留著作進行的專題研究。其他如常任俠的《絲綢之路與西域文化藝術》（1981）、季羨林的《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1997）、劉安武的《印度文學和中國文學比較研究》（2005）等，則分別是從藝術、科技、文學角度切入的專題研究。三是通史撰述類。著重對中印關系進行縱向梳理和全面評析，如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誼史話》（1957），林承節(jié)的《中印人民友好關系史1851-1949》（1993），季羨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薛克翹的《中國與南亞文化交流志》（1998）、《中國印度文化交流史》（2008），郁龍余等的《梵典與華章——印度作家與中國文化》（2004）等。其他的一些中外文化交流史、交通史著作，如周一良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沈福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1985），王介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2004），耿引曾的《中國人與印度洋》（1997），馮承鈞的《中國南洋交通史》（2005）等，也對中印文化交流有分量不等的論述。王宏緯的《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1998）雖是一部政治關系史，但含有許多與文化交流有關的重要內(nèi)容。國外，印度漢學家Prabodh Chandra Bagchi著有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系》，1951），Jawaharlal Nehru著有The Discovery of India（《印度的發(fā)現(xiàn)》，1946），均有專節(jié)回顧和評述中印關系，成為20世紀印度國內(nèi)研究中印關系的兩部代表性著作。此外，K.M.Panikkar著有India and China: A Study of Cultural Relations（《印度和中國：文化關系研究》，1957），Kanti Bajpai編著有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孔雀與龍：21世紀的印中關系》，2000），G.P.Deshpande編著有50 years of India-China: Crossing a Bridge of Dreams（《跨越夢想之橋：印中關系50年》，2001）等，都從印度學者的立場對中印文化關系的歷史和現(xiàn)實作了勾勒和評述。2014、2015年，由中印兩國學者組織編著的《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書》（一卷本）和《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書》（詳編，兩卷本）相繼問世，成為縱覽中印交往兩千年歷史，橫貫文學、哲學、藝術、經(jīng)貿(mào)、科技、外交等各個領域的標志性成果。

近年來，國內(nèi)形象學理論和實踐研究日益增多。孟華主編的《比較文學形象學》（2001）首次對這一西方理論進行了譯介，周寧、姜智芹等也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進行了新的探索，并分別有不少實踐研究成果問世，如《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2006）、《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2004）、《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2005）等。這些研究多集中在“中—西”兩極間，“中—西”間文化的異質(zhì)性、近代以來中西歷史地位的偏差既使此類研究受到廣泛關注，又容易導致研究趨于模式化、定型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其發(fā)展的一個障礙。相反，“東—東”間特別是“中—東”間的形象學研究前景廣闊，這不但與形象學的開放性相適應，也對探索西方理論在東方國家之間的適應性進而避免機械套用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內(nèi)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僅有林豐民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東方形象與對他者的想象》（2004）、張哲俊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2004）、尹錫南的《印度的中國形象》（2010）和筆者的碩士論文《泰戈爾筆下的中國形象》（2007）等為數(shù)不多的著述出現(xiàn)。以中國文化的視角對近鄰印度進行的形象學觀照更顯缺乏，僅有葛桂錄《文化遭遇與異族想象——唐代文學中的天竺僧形象》（2009）、朱蘊秋《〈大唐西域記〉中的印度人形象》（2005）等零星論文發(fā)表。王向遠等合著《佛心梵影——中國作家與印度文化》（2008）分析評述了康有為、梁啟超等幾位思想家與印度文化的姻緣關系，涉及部分印度形象的內(nèi)容。譚中撰有《中國文化眼睛中印度形象的變遷》（2006）一文，將中國人對印度的態(tài)度予以了概括，但論證不夠客觀和充分。

綜上所述，國內(nèi)外關于中印文化關系的研究已有深厚基礎，針對形象學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關注，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參考。

二　印度形象文獻整理

中國史傳傳統(tǒng)發(fā)達，卷帙浩繁的文獻典籍中不乏對其他東方民族的記載和描述，對近鄰印度更是如此。在上古的神話學文獻《山海經(jīng)》中就已出現(xiàn)荒幻的印度形象。此后，《經(jīng)行記》（唐·杜環(huán)）、《島夷志略》（元·汪大淵）、《瀛涯勝覽》（明·馬歡）、《海國圖志》（清·魏源）和“二十四史”中都不乏對印度地理、歷史、宗教、風俗、科技、經(jīng)濟、政治、教育、文化的記載，均為研究印度的珍貴資料。眾多詩詞、小說、散文、志怪傳奇類純文學作品，如《全唐詩》《全唐文》《太平廣記》《西游記》等，也是發(fā)掘、整理印度形象的資料寶庫。部分史地類作品，如《水經(jīng)注》《洛陽伽藍記》等也對印度有著豐富的記載。佛教是古代中印交往的主要載體，《法顯傳》（晉·法顯）、《大唐西域記》（唐·玄奘）、《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唐·義凈）等西行求法高僧所留的印度游記，以及記述諸高僧大德行狀的四大《高僧傳》（梁·慧皎、唐·道宣、宋·贊寧、明·如惺）和《釋迦方志》（唐·道宣）等，都是歸納佛國形象、考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貴資料。

近代以來，兩國間交通日益便利，得以親赴印土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對印度進行在場的描述和記憶漸多，如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2]，謝清高的《海錄》，王芝的《漁瀛臚志》，黃懋材的《印度札記》，馬建忠的《南行記》，吳廣霈的《南行日記》，王韜的《韜園文錄外編》，鄒代鈞的《西征紀程》，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及《續(xù)刻》《庸庵海外文編》，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龔柴的《五洲圖考》，載振的《英軺日記》，以及20世紀前半葉的孫中山、章太炎、蘇曼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述，還有部分未到過印度的文人著述，如魏源編纂的《海國圖志》和陳繼畬編纂的《瀛寰志略》等。這些著述，不但開啟了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啟蒙思潮，也豐富或更新了中國人對印度的認知，留下了近代史上中印兩民族間相互同情和支持的珍貴記錄。

現(xiàn)代時期則是聯(lián)系古代、近代與當代的一個橋梁：它既有對古代兩國間文化交流的記憶恢復，又是近代以來兩國間相互政治關注的持續(xù)，還是當代時期兩國關系發(fā)生復雜變化的肇始。以《東方雜志》《小說月報》《青年雜志》為代表的一批報刊媒體對于印度政治命運的關注，冰心、郭沫若、徐志摩、胡適、陶行知、陳獨秀、魯迅等人對印度文化、社會的撰述評論，對于認知和把握以“甘地熱”為代表的印度政治形象和以“泰戈爾熱”為代表的印度文化形象，都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當代時期，中印之間政治交往忽冷忽熱，文化交流時斷時續(xù)?！度嗣袢請蟆窞榇淼囊恍┲髁髅襟w對印度報道的態(tài)度及變化，非主流媒體對印度進行誤讀和渲染的報道，以及政治家們涉及印度的一些代表性言論，是了解該時期中印關系的一個有效途徑。當代作家的諸多游記作品，則是了解五光十色的當代印度的首要參考，如冰心的《印度之行》、楊朔的《印度情思》、夏衍的《南印度之行》、蔣子丹的《如是我見——尚未終結的南印度之旅》、嚴文井的《印度，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等。此外，諸多印度文化研究專家也留有眾多心系印度文明、流露印度情結的作品，如季羨林的《天竺心影》、金克木的《天竺舊事》、常任俠的諸多詩作等。

上述均為認知印度社會文化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珍貴文獻。張星烺先生曾感慨：“翻譯西書易，而清理中國載籍難”[3]，對印度留有記載的古代典籍和對印度形象進行描摹的名家名作都有很多，如何處理原典資料的搜集、甄別和重點人物及其代表作的選擇、取舍，是本書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形象的歸納和分析需要梳理和考察大量的材料，但并非所有的材料都是必需的。對此，本書貫徹始終的解決思路是：選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能夠體現(xiàn)中國文人集體想象的、能夠還原中印文化關系之學術現(xiàn)場的進行重點研究，既有史的梳理，又有個案解析，以期得到一部新視角下的清晰明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對于本書所指涉的“中國文學”，需要作一界定。學界對翻譯文學的歸屬尚有爭論，亦限于筆者的學術能力，對卷帙浩繁的漢譯佛經(jīng)文學暫不作整體考察，但在研究過程中會適當參考對建構印度形象有重要影響的部分漢譯經(jīng)文。同樣的原因，也不包括中國人用外語創(chuàng)作的作品[4]，不包括少數(shù)民族作家用本民族語言創(chuàng)作的作品。圖像敘事和造型敘事亦不納入考察視野。這樣一來，本書所指涉的“中國文學”，限于見于文字記載的漢語文學作品。

本書所依據(jù)的原始文獻當中，包含有相當部分的通常被視為史學或者地理學領域的作品，以及部分報紙雜志、隨筆談話等副文學文本。前者是因為部分史地類著述對認知印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且這些著述本身即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如史學類的《史記》《漢書》《后漢書》本身即被視為文學名著，地理類的《水經(jīng)注》《洛陽伽藍記》則因文字典雅清醇、敘述舒緩有致，在古代文學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和聲譽。后者則因為形象學的研究對象不限于純文學作品，副文學作品在一定意義上對建構異國形象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們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純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想象和虛構功能，從而有助于言說“自我”，又由于并非純粹的虛構，在言說“他者”的過程中的地位也尤顯突出[5]。對除此以外涉及印度的重要著述，則本著有所取舍的原則，將其中具有較濃文學色彩的納入研究范圍，對純粹學術意義上的著述則僅加以參考，以免偏離最初的研究方向。

另外，本書所參考的文獻資料中，有部分被質(zhì)疑為偽書，如《列子》《牟子理惑論》《西京雜記》等。但這些資料究竟是否是偽書有時難下定論，即便是偽書也并非毫無價值，或托名古人，或年代前移，都有其特定背景和因由，只要處理得當，價值還是存在的。故本書著重于對印度形象的建構有參考價值的記載進行取舍利用，而不對這類參考資料的真?zhèn)巫髟敿毧急婧途唧w說明。

三　主要方法與必要說明

本書屬跨文化、跨學科研究，中印文化關系研究與形象學研究相結合，將比較文學意識貫穿于總體規(guī)劃和整個研究過程。近年來，對比較文學的質(zhì)疑不斷，主要集中在，“比較”作為一種意識和方法，任何學科都可以采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值得商榷。這種質(zhì)疑并非沒有道理，的確，沒有比較就不能稱其為比較文學，也有大批不顧有無可比性而盲目進行中外比較的實踐操作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比較文學背負惡名。但應該指出的是，比較文學不單純是文學比較，更不是隨便的文學比較——比較文學只是約定俗成的一個稱謂，其深層涵義指向文學和文化研究所應有的寬闊視野、客觀心態(tài)和汲取借鑒的意識。從文學層面來看，具有影響關系的文學之間（顯性的相合）和雖無明顯的影響關系但卻在審美思維及表現(xiàn)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契合關系（隱性的遙契）的文學之間，簡言之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文學之間，進行這種影響關系的溯源和傳播研究、相同或相似的類比研究，是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的。從文化層面來看，比較文學的產(chǎn)生和最終旨歸還是對兩種以上文化關系的關注，文學是文化領域的活躍因子，對文學的研究不可避免要牽涉到對文化背景的研究，以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為研究對象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更是如此，其理論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仍是對兩種異質(zhì)文化間的相互認知。所以，本書不避諱運用“比較文學”這一術語，將比較文學意識（而非“比較”的意識）貫穿于研究過程。

合理運用形象學理論和方法。這里首先需要解釋一下為什么要選用比較文學形象學視角來對中印文化關系進行全程觀照。目前對中印文化關系進行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有不少，積淀也較為豐厚，為我們的認識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重要的參考。但細讀這些著述，會發(fā)現(xiàn)在漫長的雙方文化交往過程中，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交往相疊加，中國對印度的影響、印度對中國的影響相鉸接，使最終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張文化交往的網(wǎng)絡過于錯綜復雜，得不到一個較為清晰、明朗的文化交往印象，在對中印現(xiàn)實關系的借鑒和啟示方面，也只能從這張復雜的網(wǎng)絡中各取所需，缺乏整體視野的觀照和把握。而借鑒形象學研究的思路，對中國文化中的印度、印度文化中的中國進行雙向的梳理和研究，可以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后者已有整體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出現(xiàn)，如尹錫南《印度的中國形象》（2010）。本書致力于從前者出發(fā)，利用更為豐厚方便的、更為鐘情熟悉的中國資源，對“中國的印度形象”進行一番研究的嘗試，為中印關系研究特別是文化關系研究提供一個新穎的視角。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可視為一部新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所謂“合理運用”，是指適度借鑒形象學研究對本土與異域文化的雙重觀照這一思路，而不是機械套用適用于西方與東方國家之間形象研究的“意識形態(tài)—烏托邦”模式。因為，中國與印度之間以文化交往為主的關系并不存在集體想象中歷史地位的優(yōu)劣之分、高低之別。這也再次提醒自己，真正的研究只能始于對材料的發(fā)掘、整理和分析，理論、范式或模型不等于從材料歸納出的事實本身。如果一開始就只認定一種認識框架，然后只在這個框架中獲取材料、觀察思考，其結果只會自我強化這一框架，得不到真實客觀的研究結論，更談不上理論自覺。

文史互證，史論結合。將歷時的“史”的梳理和共時的“論”的研究相結合，既是本書主要采用的一種方法，也是研究的一個重點?！笆贰笨陀^體現(xiàn)中國對印度進行認知的發(fā)展脈絡，辨析各發(fā)展階段間的有機聯(lián)系，把握整體發(fā)展規(guī)律；“論”著力發(fā)掘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進行認知和研究的學術成就，評析其學術價值和意義。史、論結合，力顯清晰、立體、豐滿的學術架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學中的印度形象研究”又可命名為“形象學視野下的中印文化關系研究史論”，但由于僅從中國文化的視角對印度進行觀照研究，沒有能力進行雙向觀照，且研究的主要依據(jù)是中國文學作品，所以定名為前者。

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即注重對重點作品進行文本分析，對塑造印度形象的重點人物及其代表作，列出專節(jié)進行重點研究，從典型個案的角度，把握中國文化對印度進行認知所體現(xiàn)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想象邏輯及情感特質(zhì)，如《西游記》、“阿三”套話等均是研究的重點。同時，印度的文化、社會現(xiàn)實是印度形象得以生成的客觀基礎，中國文化在觀照印度的過程中所持有的文化心態(tài)是印度形象得以生成的主觀因素，從古至今中印間以文化交往為主的相互關系是印度形象得以生成的紐帶和橋梁，所以，本書又緊密結合形象產(chǎn)生的文化、政治、歷史等外部語境，即中印關系發(fā)展、變化的大背景來分析。

需要另外說明的幾個問題如下：

首先，本書致力于勾勒和分析中國文學中的印度形象，目的在于從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角度研究印度文化，同時對塑造出這一形象的中國文化進行自我觀照，以期能夠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啟示與思考。所以，與印度文學影響中國文學的研究雖有交叉，但盡量避免重復。如在概括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唐傳奇等文學作品中的印度形象時，只對作品表現(xiàn)出的印度形象作出概括和分析，而不去具體探究這些作品受印度文學的何種影響，以免偏離研究方向。[6]

其次，研究的上下限和分期問題。中國文學比較普遍集中地描繪印度始于佛教傳入，然而在佛教傳入以前的歷史文獻和其他文獻中，印度形象已經(jīng)存在。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情況，本書所概括、分析的印度形象，上溯上古時期的《山海經(jīng)》，下迄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7]既然立足于文學作品，在概括印度形象、得出研究結論時便盡量貼近文學史分期，同時力求與現(xiàn)已得到普遍認可的文化交流史分期相契合。但由于異國形象的確立、鞏固和改寫不但要受形象塑造客體在歷史沿革、社會變遷等因素作用下的制約，而且受到形象塑造主體（包括作家個人和社會集體想象）發(fā)生各種變化的影響，所以，在分期的選擇上不拘泥于已有的文學史分期和文化交流史分期，可能會有適當?shù)那八莼蚝笱?，以免產(chǎn)生削足適履之感。

第三，作為研究對象的“印度”，由于其時代不同，所指范圍亦不同。古代印度泛指整個南亞次大陸地區(qū)；近現(xiàn)代印度大致包括現(xiàn)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當代印度專指獨立后的印度斯坦共和國。

[1] 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7頁。

[2] 陳倫炯是否曾親歷印度，學界有爭議。但《海國聞見錄》集兩代人的認識于其中，聯(lián)系到陳倫炯本人的認真態(tài)度，極有可能曾親歷。

[3] 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自序》，朱杰勤校訂，中華書局，2003年，第9頁。

[4] 個別已回譯為中文的除外，如第二章、第三章中所引用譚云山的幾首英文詩。

[5] 將形象學理論引入中國的孟華教授以中國早期描寫西方人形象的作品多為筆記、日記等副文學作品為例，強調(diào)了副文學作品在建構異國形象過程中的作用：“各種報刊雜志、民歌民謠、廣告、小人書、招貼畫……凡此種種，均可成為形象學研究的重要對象。”詳見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6] 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已很豐厚，如劉安武著《印度文學和中國文學比較研究》，唐仁虎、魏麗明等著《中印文學專題比較研究》，薛克翹著《中印文學比較研究》等。各種中印文化交流史著述也對此多有涉獵。

[7] 本書定稿最終完成時間為2017年7月，故對2010年以來的新材料進行了一定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