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在夏威夷讀永井荷風

我有了重讀永井荷風的沖動。

夏威夷航空像是直接從海灘飛來，空中小姐的花襯衫里或許還帶著沙粒。她們用力地展示笑容，張大嘴吐字，比起懶散且傲慢的美聯(lián)航，這是一個更親切，亦更富朝氣的美國。

它理應更富朝氣，夏威夷不僅是地表上最年輕的島嶼之一，也是政治版圖上的遲來者。一八一〇年，當英國工業(yè)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席卷歐洲時，那些分散的島嶼才勉強結合成一個獨立王國。它的形態(tài)與近代國家相去甚遠，更似一個酋長部落聯(lián)盟。即使一八九八年，它被并入美國，但要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正式成為美國聯(lián)邦中的一個州。人們對它的期待，也是反歷史的，落日、海灘、草裙舞，它是逃離現(xiàn)實的場域，過去與未來皆暫時消退了，只有一種即刻的喜悅與輕松。

或許，這也是日本人尤其鐘愛它的原因。東京前往檀香山的航班滿員，一點沒有顯現(xiàn)出正迅速擴散到全球的冠狀病毒對航空業(yè)帶來的致命影響。它給人這樣的印象：夏威夷不僅免疫于歷史，也免疫于病毒，乘務人員皆不戴口罩。

我沒被這種氣氛感染，反生出了少許的飄零感。我對于度假并無興趣，出行半因即將到期的簽證，半因手頭的研究項目。前者使旅行更有某種被迫的意味。

對于疫情的焦慮，也不無影響。這是二月二十二日，新冠病毒打破了東京的平靜?！般@石公主號”上的乘客，乘坐出租車、公共汽車返家，開始與朋友們聚會了，更多的病例也開始涌現(xiàn)出來。這個病毒的傳染能力與無癥狀的特性，都使憂慮蔓延。在電視新聞上，專家們指著柱狀圖預測，十天內，傳染人數(shù)可能達到十萬人。那些紅色的顯示條，顯得尤其刺眼。

我離開已經一個月的中國，未看到好轉的跡象，它引發(fā)的各種荒誕與新災難層出不窮。我的內心從焦灼、痛心、憤怒到麻木，有些時候，還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陌生感。僅僅一個月，她已經讓我無法辨識，有些東西早有趨勢，卻在這一個月猛然加劇了。病毒激發(fā)起那種不安的暗流，它們如今匯為滔滔大河，迅速淹沒那個本就要消退的世界。

下意識地，我也在逃避一些東西，我無法理解亦無從解決，它們令我的智力與勇氣顯得雙重匱乏。我想從現(xiàn)實躲入另一個時空。這個看似歷史之外的島嶼，卻是孫中山醞釀革命思想之地，梁啟超也曾在此停留過，并恰好遇上一場鼠疫危機——我很想一探這些歷史蹤跡。在這個島嶼上，那個遙遠的、龐大中國不斷加劇的內部危機，該怎樣浮現(xiàn)在他們的腦海里，他們又會做出怎樣的分析與行動。

此刻在飛機上，帶著口罩的我，像是飛向一個混合的時空，既逃離歷史之外，又滿是歷史的沉重。永井荷風則代表一個疏離、親密的聲音，一個獨行者的最佳陪伴。

永井也是從旅途開始寫起的。在橫濱前往西雅圖的輪船上，他碰到了柳田君與岸本君，他們皆三十歲上下，前者中等身材，“條紋西裝外裹著褐色的外套，高高的領口間露出色彩華美的領結……看上去總有些裝模作樣”，后者則“身材矮小，捻線綢的夾衣上罩著一件絨布單衣”，在旅途的單調中，他們湊在一起，打發(fā)時光。柳田因在日本的不得志，是個盲目的西洋崇拜者，痛恨島國的一切，“在日本，從未遇到過稱心如意的事情”。岸本則想去美國拿一個短期學位，回到日本重新開始。

這些萍水相逢的人物，構成了《美利堅物語》的主題。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年，那個由永井荷風演化的“我”，從西雅圖、芝加哥、圣路易斯到紐約、華盛頓，邂逅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

在塔科馬，他看到了那些日本勞工，“三四個人一堆，五六個人一組，一邊高聲說話，一邊拿出從日本帶來的煙袋吸煙。他們將煙灰磕在甲板上，又擔心被路過的船員斥罵”。他們被當作貨物，塞進狹窄、臟污、惡臭的貨倉，也在做一筆交易，用三年辛苦，換回后半生的快樂。也是在這些勞工中，他聽說了那個發(fā)瘋男人的故事。一個伐木工人從日本接來的老婆，被另外幾個伐木工人搶占。這里面有殘酷、憤怒，更有一種普遍的心酸。在異鄉(xiāng)的孤獨與壓力之下，社會規(guī)范與個人道德，皆崩潰了。

在芝加哥附近的一所大學，“我”遇到了自我放逐的渡野先生，他在日本獲得了一切，卻仍感到不安，逃至美國后，也覺得同樣疏離。或許，他將繼續(xù)逃亡，逃至比法蘭西女人更妖艷的舞女懷中。

在紐約的春天，“我”又聽聞了藤崎君的故事。他是一名伯爵之子，雖然入讀哥倫比亞大學，卻過著花花公子的生活。他狂熱地愛上了一個不道德的女子，甘愿為她放棄自尊。

在密歇根南部的K大學，“我”又聽聞了三位日本學生的故事。出于寂寞，大山君追求了竹里小姐，盡管覺得這個日本女生，有“一張多么碩大的圓臉，多么小的眼睛和多么稀疏的眉毛，日本生產的粗糙西服裹著狹窄的肩膀……又粗又短的手腕，輪廓模糊不清的豆蟲般的手指”。這段戀情以始亂終棄結尾，竹里小姐最終嫁給了同屬一個教會的日本學生山田太郎。

尤其令我難忘的是山座君的故事。他是“我”哥哥昔日的同學，年輕時放浪形骸，甚至害得哥哥死亡。在西雅圖，“我”偶遇山座，如今的他“留著漂亮的八字胡，又是戒指又是金項鏈”，專以販賣日本妓女到美國為業(yè)。在異鄉(xiāng)，他似乎獲得了一種更大的放浪，不用在意任何道德準則，只有眼前的成功是重要的。

在永井荷風筆下，美國給予這些到來的日本人不斷的驚嘆，以及矛盾重重的沖擊。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覽會現(xiàn)場，給人一種震驚，“美利堅人民依靠財富的力量創(chuàng)造的一個魔幻世界”。震驚不僅來自于物質、技術力量，也來自人種，它引發(fā)性的焦慮。

對于公派到紐約的澤崎先生，“無論到哪兒，看到的不是初來時曾經為之驚嘆的二十層的高樓大廈，而是那些用束腰帶將乳房隆得高高的細腰肥臀的女人，那種風擺荷葉的步態(tài)和嬌滴滴的話音”，令他憎惡又眼饞。比起日本女人，西洋女人的肉體似乎更為誘人，卻又難以接近。

在異鄉(xiāng)，日本也變得清晰起來。在輪船的汽笛、火車的鳴鐘、留聲機的演奏，在西洋的環(huán)繞中，日本的一切都變得親切起來，“夾雜著那種拖著長長尾音，猶如犬吠一般，又似催眠劑的九州鄉(xiāng)下的斷斷續(xù)續(xù)的歌謠”；“日本的美，并非因為有諸如楠公與西鄉(xiāng)的銅像，而在于亂云迷蒙的櫻花、彩蝶翩翩的舞伎”，東方人的天職“并非醉心于某些人所說的東西文明調和之夢的空想中，而是要使男人們盡可能蒔花弄草，女人們盡可能成為舞伎，舉日本全島為世界絲竹之鄉(xiāng)”。

永井荷風游蕩于美國時，也是日本的一個轉折時刻。自一八五三年被美國黑船打開國門，日本就生活在一種強烈的追趕中。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yè)”這些口號中，普通日本人承受著國家轉型的壓力。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國家體制逐漸穩(wěn)固，個人空間日益窄小，變?yōu)閲业墓ぞ?。一八九五年?zhàn)勝中國、一九〇五年戰(zhàn)勝俄國，令日本的國際形象陡變，普通人要承受的肉體與精神的壓力卻被普遍忽視。

海外日本人是觀察這個迅速膨脹日本的另一個角度?；驗橛懮?，或為逃避昔日的家庭，或渴望獲得新生。在陌生之地、陌生人中，他們的感受更為敏銳，優(yōu)勢與缺陷皆更為顯著。

對于出生于一八七九年的永井來說，美國是一個勉強的選擇。他深受法國文化的影響，活在波德萊爾、左拉的世界里，巴黎才是他的夢想之地，“與西洋女子一起，在西洋的天空下，于西洋的河湖邊，用英語或法語談論古希臘以來的西洋藝術”。

但他的父親——一位高級官僚商人，執(zhí)意讓他進入銀行業(yè)。但不管怎樣，美國仍使他逃離了這個嚴厲、講求實用的父親，后者正是明治時代的某種象征——它對個人自由、浪漫之美，毫無興趣。永井著迷于波德萊爾的人生態(tài)度，要不停地醉下去，酒、詩歌、女人、美德，沉醉令人忘掉時間的重負。

飛向夏威夷途中，我心中卻是不無蕭瑟的冬日西雅圖與芝加哥，蕭瑟，渴望柔和的燈光與一壺清酒。我也感受到某種下意識的焦慮。二十世紀初的永井荷風，被種族焦慮所裹挾。那是一個“黃禍”的年代，日本人自認比中國更優(yōu)越，在西方人眼中，卻并無差異。一股自我厭棄之感，伴隨彼時的日本作家。身在倫敦的夏目漱石，覺得自己短小、丑陋，只能鉆進書堆之中；永井更為瀟灑，同胞在他眼中無疑是一種不堪的存在。

在西雅圖的日本街上，他看到“豆腐店、赤豆湯店、壽司店、蕎麥面店，應有所有”，而路上的行人是“腿腳短曲、上身很長的我的同胞”。

中國人亦是如此，它散發(fā)著不無邪惡的魅力。紐約的唐人街，“眾多的餐館、雜貨店、蔬菜店，每家店門口懸掛的各式各樣的金字招牌、燈籠、朱紅紙的招貼，連同高低不平、進出繁雜的房屋的污穢與陳舊一道黯然相和”。夜晚，“各自叼著長煙管，在路旁興致勃勃的談論著彩票與賭博的話題”，進入街道內部，你會聞到“燉肉湯和青蔥的氣味，焚香和鴉片濃烈的香氣撲鼻而來”。

偶爾，我抬頭看看四周的日本乘客，他們帶著口罩，不管成年人還是孩子，皆衣著得體，安靜、自持。他們代表的是另一個日本，一個常年和平與富足，或許也不無乏味的國家。倘若永井荷風看到此刻的日本，他會感到欣慰，還是同樣的厭倦？他鐘情的是江戶時代的日本，是暗巷與榻榻米上的風情。他崇敬法國，卻厭惡明治時代的西化。若他看到此刻的東京，定會對江戶風情的徹底消失深惡痛絕吧。

深夜從東京出發(fā)的航班，抵達火奴魯魯時，仍是當天的正午。這里比東京遲十九個小時，突然間為自己多爭取了一天，一切憂慮、煩惱，也會更晚到來。

它也的確如此。機場內一切平靜，仿若席卷亞洲的病毒與此毫無關系。我扯掉了口罩，扔進垃圾桶。海關的頭發(fā)短粗的小伙子笑容燦爛，他用力將鋼章印在護照上，“歡迎來到美國”。

我很快發(fā)現(xiàn)，日本人在此留下的歷史痕跡是如此之重。中日近代平行、交錯的歷史，在夏威夷也以另一種方式顯現(xiàn)出來。

許知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