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五至六）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為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jīng)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后，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于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有時心里也發(fā)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xiàn)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么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卻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為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只想不再裝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現(xiàn)在，可喜我已經(jīng)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邏輯”。

我于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jīng)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xiàn)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么，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后已”，豈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準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wèi)道有效，這才漸近于正經(jīng)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六

外國的考古學者們聯(lián)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國的學者們也早已口口聲聲地叫著“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種，也是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lián)翩而至了。

長城久成廢物，弱水也似乎不過是理想上的東西。老大的國民盡鉆在僵硬的傳統(tǒng)里，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于是外面的生力軍很容易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至于他們的歷史，那自然都沒我們的那么古。

可是我們的古也就難保，因為土地先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也無處陳列。

但保古家還在痛罵革新，力保舊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書，每部定價幾十幾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漢時已入中國，其古色古香為何如哉！買集些舊書和金石，是劬古愛國之士，略作考證，趕印目錄，就升為學者或高人。而外國人所得的古董，卻每從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風一同流出。即不然，歸安陸氏的皕宋，濰縣陳氏的十鐘，其子孫尚能世守否？

現(xiàn)在，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lián)翩而至了。

他們活有余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并且要率領(lǐng)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jīng)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嗎？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太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嗎？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嗎？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F(xiàn)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p>

保古家大概總讀過古書，“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該不能說是禽獸行為罷。那么，棄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