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與人的記憶

李國文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著一個包，包里裝著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想請他們過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當時，這幢五層樓給我留下蠻高大、蠻氣派的印象，而且，作為全國首屈一指的文學書籍出版大社，那門面也相當匹配，顯得挺莊重，挺堂皇的。然而，三十年后，自從那座四腳八岔，形象丑陋的過街天橋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這座文學殿堂團團包圍住了。每次我到朝內(nèi)大街166號，經(jīng)過這座設(shè)計得不倫不類的過街天橋，就有一種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這幢樓，蜇居于天橋之下，一副局局促促、窩窩囊囊、可憐兮兮、沒精打采的樣子。

我有時也詫異，人到老年，會比他年輕時，要矮上一截，難道建筑物與人相似，有了年頭以后，也會縮水嗎？后來，我明白了，不是這幢樓矮了，而是它的左鄰右舍都長高了。整個一條朝內(nèi)大街，連當年的菜市場，也玻璃幕墻地洋氣起來，發(fā)出灼眼的亮，顯得人民文學出版社灰禿禿的，矮趴趴的。按說是新中國首家文學書籍出版的老字號，卻益發(fā)地暗淡，益發(fā)地寒酸。

那時，我將一大堆足有數(shù)公斤重的手稿，送到這家出版社，因為它是全國范圍內(nèi)出版文學書籍單位之中的佼佼者?，F(xiàn)在，如同朝內(nèi)大街上出現(xiàn)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一樣，它已不是在文學出版領(lǐng)域獨領(lǐng)風騷的先行者了。也許，這就是時代的發(fā)展，歷史的進步。若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它馬路對面的九爺府一樣，數(shù)百年如一日地紋絲不變，恐怕不僅僅意味著文學完了……

為進步高興，為發(fā)展高興，也應該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這棟樓，早早晚晚即將拆遷的明天高興。大家都說建筑物是要講究風水的，我雖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從那座水母章魚式的過街天橋落成以后，就意味著這幢樓即將畫上句號，果然，拆遷和重建的話題開始甚囂塵上。

雖然，這幢五層樓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體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所有當代中國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輩，在我以后的后輩，都與這幢建筑物，有著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論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價值。然而，依我之見，這幢樓的將要拆和最終拆的必然結(jié)果，也許并不是壞事。第一，無論如何，活著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來要比現(xiàn)實更值得關(guān)注；第二，將來更高層更亮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或許更能代表中國文學大發(fā)展的形勢。

不過，我對這幢懷著深深敬意的建筑物，還是有著難舍的眷戀之情，我還記得1980年的春天，有點冷，有點風，有點沙塵暴的一個傍晚，我從社里的發(fā)行部拿到剛從印刷廠拉回的樣書，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鉛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寫出來的書，那份難以言表的激動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書庫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發(fā)呆，關(guān)心地問，你沒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來，我來到出版社拐彎的南小街一家小飯館，時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選了一個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壺酒，一小碟花生米，捧著那本帶有油墨氣味的新書，盡管我努力壓制住自己，但眼淚還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

朝內(nèi)166號大樓外水母章魚式的過街天橋

無論如何，那是我被流放二十二年以后，在蝸居里一字一筆寫出來六十萬字的大部頭，終于成為上下兩卷的印刷物，這點掛在臉上的淚水，也就不怕人見笑，隨它而去了。想到二十二年前，為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發(fā)表的短篇小說《改選》，而罹無妄之災，被扼殺的文學生命，又從手里拿著的這本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復活，能不思緒萬千，淚水難忍么？所以，我對這幢樓，有著特殊的感情。曾經(jīng)寫過一篇短文，人民文學出版社對于我這樣第一次出書的作者來說，確實使我生出一種母校的歸屬感。正是三十年前從我走進這幢建筑物開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決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

如果，有人對那堆手寫稿說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來，那么，現(xiàn)在的我，又是一個什么樣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二十多年，長期流放于深山老嶺，勞動改造于鐵路三線，不但遠離社會，遠離城市，同時還遠離文學，遠離文人。所以，當年走進這幢建筑物時，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認識任何人，同樣，任何人也不可能認識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終于獲知冬天里會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潤物無聲的春雨。兩位文學前輩對于我，對于我這部作品的特別關(guān)注，使我終生難忘。

一位是韋君宜，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一位是秦兆陽，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這兩位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jīng)很久了，但他們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時正是他們意氣風發(fā)的年代，也正是新時期文學發(fā)軔的年代，提攜新生力量，扶持新鮮作品，這兩位先生可謂不遺余力。韋君宜說：這個李國文，我50年代就注意到，你們一定要認真地，當回事地對待他的這部新作。秦兆陽說：我把我的辦公室騰出來，讓這個李國文就住在我們社里，來改他的這部作品。

于是，我與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緣分，有了一點感情。

大多數(shù)建筑物，終究是有其壽命的限制，拆遷是肯定的。文學也是同樣，絕大部分作品，總有銷聲匿跡的一天。然而，記憶這東西，對于當事人來講，卻是輕易不會淡忘的，這也許就是人們?yōu)槭裁刺貏e看重歷史的原因。

2012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