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年代的流亡學生

一

歲月匆匆，1936年夏，讀完初中，經過畢業(yè)考試，一部分人被淘汰出局，學校又從全國招考了一批青年新秀，其中不乏像日后成為羅素弟子的數(shù)理邏輯大師王浩一類精英。我有幸獲準直升，與他們成為校友。

但當時國難方殷，日寇早已鯨吞東北，正在蠶食華北，半個中國，岌岌可危。1937年夏，我們才讀完高一，就參加了首都學生集中軍訓，被送到號稱蔣介石御林軍的“教導總隊”受訓?！敖虒Э傟牎痹谀暇〇|郊的孝陵衛(wèi)，營盤廣大，集中了南京全市的高一學生，但被化整為零，混合編隊，目的在分化瓦解，防止鬧事。沒有想到這倒使一些進步學校的進步學生，成為種子，散布到各個學校，生根發(fā)芽。愛國學生反對蔣介石賣國求和路線的憤怒情緒，更廣泛地得以傳播。一些進步書刊原先在中大實校的圖書館、閱覽室很少看到，在這里卻悄悄流傳。我在隊里就結識了一位安徽中學的進步同學姚澄宇，他說，讀魯迅，要讀魯迅的雜文；讀小說，要讀高爾基的《母親》《我的童年》《我的大學》；讀時文，要讀鄒韜奮的《萍蹤寄語》和鄒主編的《生活周刊》……這使我豁然開朗，從原先只愛讀抒情詩文，擴大到閱讀雜文、時評、政論。他還悄悄告訴我，要警惕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及“中華復興社”在隊中的活動，它們是蔣介石法西斯專政的工具，這使我茅塞頓開。

1937年7月，三個月軍訓結束，盧溝橋的炮聲已響，我和姚澄宇依依不舍，他約我和他一起在《南京人報》上創(chuàng)辦一個文藝副刊，刊名“雅歌”。他取筆名為杜若，我仿他取筆名叫杜谷，但刊物只出了一期，日軍就在上海挑起“八一三”戰(zhàn)火，以后我們都從南京隨校西遷，互相不知所往，我在云貴川到處打聽，始終不知他的下落，這使我終生遺憾。他和我萍水相逢，但能推心置腹，指我迷津，我永遠記住他的友情。

“八一三”上?？箲?zhàn)爆發(fā)以后，我在集中軍訓時認識的班長奉命出征。以往，他在帶我們訓練時，經常被同學們刁難氣得直哭，我沒有刁難過他，他也就對我特別友好，臨別時記下了我的學校、地址。不久，我就接到他到達閘北前線時寄來的信，敘述了他在開赴淞滬前線時沿途受到愛國群眾熱烈歡迎的情景。我覺得這是鼓舞抗戰(zhàn)士氣的絕好材料，乃以它為基礎，寫成一篇散文特寫，題為《到前線去》，署名杜谷，投寄南京《中央日報》副刊，很快就發(fā)表了。這是我第一次向大報投稿，初試成功，信心倍增。

但不久，南京就遭日寇瘋狂轟炸，我的母校不幸中彈，一片狼藉，廬舍為墟。中大校長羅家倫決定實校西遷，9月在安徽屯溪開學上課。于是在9月初，我和小學、高中兩度同班的好友王鵬一同乘車經蕪湖、宣城，到達屯溪的臨時校址。

二

學校借住在屯溪黎陽邵家祠堂，群山當戶，門臨河流，校舍因陋就簡，學生張燈夜讀。在此我有幸遇上學生時代的又一恩師——常任俠先生，他是我們高中部主任，同時教我們高二語文。他是一位詩人，畢業(yè)于南京東南大學文學院，曾從南社詩人讀漢魏古詩，又與程千帆、沈祖棻等組織中國詩藝社，創(chuàng)作新詩。且與戲劇家田漢交好，曾參與演出田漢導演的《復活》和抗日話劇《盧溝橋》，因此在實校深受學生敬愛。

他教我們語文，不用傅東華編的課本，認為觀點陳舊，與當前救亡毫無關系，乃自選講《漢書·蘇武傳》，張揚先民氣節(jié)，持久不屈；講《國語·勾踐滅吳》，以古代民族復興之史實為當代借鑒；講《孫子·虛實》針對前方戰(zhàn)事失利、學生因而產生的悲觀情緒，曉之以“為保存實力，可以有利地形再行反擊”。同時他向學校當局建議，減去與抗戰(zhàn)無關課程，加強軍事訓練，增加救亡科目，參與救亡活動。為此，他親自教授我們日語和游擊戰(zhàn)術……在他的鼓舞下，同學們愛國備戰(zhàn)的熱情高漲，對抗戰(zhàn)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

1937年11月下旬，廣德失守，南京危急，京屯道上，逃難的人群絡繹不絕。中大忽然傳來附中繼續(xù)西遷的消息。一些官僚子弟逐漸離校而去，貧困學生不免愁苦憤激。這時常先生召集我們談話，開導我們?yōu)榱碎L期抗戰(zhàn)，要準備過更艱苦的生活。同時他為學校上街尋找西遷的便車，把貧困學生一起帶走。恰巧這時有個華僑馬戲團撤到屯溪，無錢西進，他們有大卡車兩臺，正好租給我們運送師生。常先生親自組織我們分批乘車，往返輸送，終于都送到了鄱陽湖邊的鄱陽縣。常先生又與鄱陽縣政府接洽，派木船送我們渡鄱陽湖到南昌。

這一次我有幸與常先生同乘一船，在兩天的水程中聽他暢論中國文學史，從我國的古詩源流講到丘逢甲的抗日愛國詩詞；從胡適的白話新詩，講到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從魯迅、茅盾講到殷夫、蒲風……從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講到朝鮮人民反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斗爭；還講到世界上出現(xiàn)了法西斯，它們就是戰(zhàn)爭的罪魁禍首；當今世界已無公理與正義可言，唯有以戰(zhàn)爭消滅戰(zhàn)爭。因此他勸我們不要光讀課本，要多讀課外新書；也不要光讀文史，還要廣泛涉獵政治、經濟，特別是救亡的書刊……

舟行竟日，湖上煙波浩渺，四望無際，唯見水鳥出沒。靜聽常先生娓娓而談，引起我無限遐想。他那偉岸的身影，耿直的神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敵機的轟炸聲中，我們到達南昌，匆匆登上西去長沙的火車。12月19日到達長沙，才知道南京已經淪陷，我已無家可歸，心中不勝悲憤！常老師率領我們暫住馬王街修業(yè)學校，略事休整，即令我們上街購買救亡報刊及社會科學著作，立即組織救亡團開展救亡活動；他同時往岳麓山高級農業(yè)學校接洽臨時校舍，晚間即動員我們同赴青年會聽徐特立先生演講，一連數(shù)日，深受鼓舞。這時，從前方撤退到長沙的傷兵漸多，當?shù)卣疹櫜恢?，關懷不夠，常先生又組織我們到傷兵中去，舉行慰問演出，并親自創(chuàng)作新詩《受難者》到傷兵中去朗誦；創(chuàng)作劇本《后方醫(yī)院》，教育傷兵體諒暫時困難。

三

1938年初，我們遷入岳麓山高級農業(yè)學校，適逢南下的平、津院校亦在此建立臨時大學。于是山上山下，救亡歌聲響入云霄：蘇聯(lián)的《祖國進行曲》、法國的《馬賽曲》、中國的《救亡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迅速傳唱。常先生又特請著名音樂家張曙親自教我們唱新創(chuàng)作的救亡歌曲，更加鼓舞人心。與此同時，斯諾的《西行漫記》譯本，已在同學中廣為流傳，這又使我們認識到挽救中國危亡的希望在西北、在共產黨。此后高中各班同學紛紛離校，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臨汾投考民族解放大學，有的到鄂北、皖中訓練民眾，這些同學都求常先生介紹到武漢去找田漢。常先生自己不久也離校去編《抗戰(zhàn)日報》，后來又由田漢介紹到武漢三廳去編抗戰(zhàn)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