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淀鎮(zhèn)淘書史

謝其章

1996年冬天從西城區(qū)的陋室搬到海淀區(qū)的陋室，竟然已經(jīng)過去了二十年。在一個地方住久了的感情猶如一棵枝繁葉茂的老樹，總是能講出許多它看見的故事來，正所謂“老樹閱人多”的意思。魯迅在《一件小事》里寫道：“我從鄉(xiāng)下跑到京城里，一轉(zhuǎn)眼已經(jīng)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而我在海淀二十年來的痕跡，留下的也不過是淘買舊書的記憶，北京四九城的書攤書肆我大都寫過了，這回來寫寫我與海淀鎮(zhèn)書攤書店的故事。海淀鎮(zhèn)是區(qū)府所在地，也是舊書店群集之地，今已消歇星散的舊書攤當年亦環(huán)伺周遭。

一

雖然我家在海淀區(qū)，但是二十年前的交通遠不如今日之便利，去海淀鎮(zhèn)訪書我一直視為畏途。不便利有三，其一是沒有直達的公交車；其二是舍不得錢打車；其三是騎二十幾里路自行車簡直活受罪，夏天暴曬冬天凍個半死，再加上汽車尾氣及揚塵。人生永遠如《茶館》里王掌柜所云：“年輕的時候有牙沒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沒牙?！痹L書亦如人生，如今去趟海淀鎮(zhèn)太便利不過了，地鐵公交均直達，可正經(jīng)八百的舊書沒了蹤影。

剛剛翻查了舊日記和舊書賬，才想起來我沒搬到海淀區(qū)之前已經(jīng)來過這里淘書，那就應(yīng)該從我的第一次造訪寫起，這樣才稱得上完整的“我的海淀鎮(zhèn)淘書史”。

第一次的日子和地點均查到了，1992年5月12日，周二，海淀“籍海樓”。那個時期我調(diào)到首都體育館旁邊一家私企上班，離海淀鎮(zhèn)不算遠，公交四五站地。近歸近，所購之書較琉璃廠海王村的檔次可差遠了。

5月12日日記：“小雨下個不停。下午兩點奔海淀圖書城，正好上午剛讀了新一期《文匯讀書周報》，有報道介紹海淀鎮(zhèn)新開了一家大型書店‘籍海樓’。此樓裝飾豪華，一家書店套著一家書店，迷宮一般的布局。圖書進出口公司和圖書貿(mào)易公司都設(shè)有門市，于貿(mào)易公司購三冊臺灣《炎黃藝術(shù)》雜志，每冊六元。另外三本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書畫》二十五元，《魯迅照片集》和《司徒喬畫集》十六元。曉春電話，說我欲訂的三本香港雜志訂金近一千元，當然訂不起了。晚上給孫道臨、黃裳寫信，目的是索要墨寶，能有一位回復即沒白寫。”

第二次是6月26日：“下午謊稱開會去了籍海樓，與進出口公司的聊了幾句，訂份港臺刊物難于上青天。幾個在樓內(nèi)設(shè)門市的出版社生意清淡，我在友誼書店花五塊錢買了本《林真說書》，店員稱這是今天第一筆生意?？磥韴D書中心西移論并非如此。于工人出版社購吳泰昌《藝文軼話》，吳是阿英女婿。出樓之后于旁邊一店購大百科《新聞出版卷》，內(nèi)中出版史為方厚樞所撰。晚上盯班到十點?！狈胶駱心诵轮袊霭媸窓?quán)威，十年“文革”亦未停止工作，故掌握許多重要的一手資料。我與方先生做鄰居三十幾年，深知他勤勤懇懇少說多做的“老黃?！本瘛?/p>

這一年的日記還有兩天去籍海樓的記載，買的書實在不好意思報名了。這一年最重大的事件是設(shè)在海淀鎮(zhèn)的中國書店門市投放了一大批質(zhì)量極高的古舊書刊，卻乏人問津，那時的人們對于幾十塊上百塊錢一冊書多是抵制的態(tài)度。這么說吧，姜德明先生專為這批舊書來過幾趟。吾友胡桂林君分幾次購買了幾十冊新文學絕版書（內(nèi)有《紅燭》等名書）。友陸昕君購得民國稀見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百種，并與自校本《花隨人圣盦摭憶》擦肩而過。而等到過兩年我來時，這批貨只剩“一折八扣”書在架子上充門面了，偶有佳本也又貴了幾倍。

第二年（1993年）于籍海樓所得，只是區(qū)區(qū)幾本新書。大宗的民國書刊所得還是得仰仗琉璃廠海王村。所謂圖書重心西移，純粹是胡說八道。剛剛從日記本里翻出1993年的幾張購書發(fā)票，有民國雜志《談風》、《雜志》、《風雨談》，英國雜志《笨拙》及若干港臺圖書，均非海淀所得。

1994年春，我離開了這家私企，海淀淘書史也隨之告一段落，當然只是與籍海樓拜拜，1998年我在籍海樓買了《中國淪陷區(qū)文學大系·史料卷》，便從此未再進入此樓。

二

在我六十幾年的生涯中，沒有哪一年像1994年那樣令我難受、難過與難忘，惟愛書與買書如故。這一年我與海淀鎮(zhèn)的另一處淘書寶地過從甚密，這就是中關(guān)村體育場內(nèi)的星期跳蚤市場。私企上班時也偶爾光顧，但均是來去匆匆，好像沒買過什么值得記憶的貨色，只有美國《讀者文摘》中文版使我開啟另一樣集藏，至今已集全1970年至2000年的數(shù)百期，忘不了第一次在中關(guān)村跳蚤市場見到《讀者文摘》之驚喜。《讀者文摘》擇稿標準主要有三條，“開闊視野，陶冶身心，激勵精神”。從未在該刊讀到過夾纏不清的文章，都是語言通俗流暢，文字淺顯明白。奇怪的是好像只有中關(guān)村的地攤經(jīng)常出現(xiàn)《讀者文摘》，地壇體育場地攤一本也沒有，再往后幾年潘家園地攤才看到《讀者文摘》的身影。在多年的尋覓中，只遇到一位老者和我一樣在集配《讀者文摘》，同樣的一個小本子配到一期就劃個勾。

在中關(guān)村地攤結(jié)識了幾位書友，也是我最初的書友。一位是北京圖書館期刊部的談先生，一位是中央黨校的吳立新先生，另一位就是交往至今的胡桂林君，胡君于中國畫研究院供職，鑒賞力很高。談、吳兩位主攻1949年以后的雜志創(chuàng)刊號，在當時也沒有人笑話，全民收藏的初級階段嘛，像馬未都那樣先知先覺的收藏者畢竟鳳毛麟角。

書友之間是互相影響的，有那么一段時間我也熱衷收集創(chuàng)刊號，很快就覺醒了，放棄了收集。收集創(chuàng)刊號其實別具意義，但是著眼點要立在1949年之前，我所謂的放棄就是這個意思。琉璃廠松筠閣書店主人劉殿文，民國時期同業(yè)稱呼他“雜志大王”，公私合營后被聘為中國書店期刊門市部主任，撰有中國雜志史第一本目錄《中國雜志知見目錄》。劉殿文將雜志創(chuàng)刊號作為“頭本”，每個品種必特為留存一本，如此說來劉殿文是收集創(chuàng)刊號第一人。十幾年前我出了《創(chuàng)刊號風景》、《創(chuàng)刊號剪影》兩本書，有人指責我專收創(chuàng)刊號是“搞破壞”，生生把一整套雜志“砍了頭”。這種指責當然是外行話了，舊書店辛辛苦苦配全一整套雜志，能夠傻乎乎地讓你“拆零破整”單挑創(chuàng)刊號買了去？若要說破壞文物之罪，倒是1992年和1994年，嘉德拍賣公司和中國書店率先將民國雜志創(chuàng)刊號鄭重其事地請進拍賣會。

我收存的幾百種民國雜志創(chuàng)刊號現(xiàn)在可以說說來歷，除了一部分創(chuàng)刊號是作為整套雜志一起買來的，大多數(shù)創(chuàng)刊號來自中國書店專門的“民國雜志創(chuàng)刊號展銷會”，如今我更覺得我所得的創(chuàng)刊號有很大可能屬于《中國雜志知見目錄》的底本，那敢情再好沒有了。

中關(guān)村地攤最大的收獲有兩筆，一筆是香港幸福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中國歷代名畫選集》，還是個編號本（0011），一千冊第11號。兩個小伙子賣一堆雜貨，其中夾著這本大畫冊，要價六百元，五百五十元賣給我。拿到錢后小伙子就收了攤，喜洋洋地告訴我有了這筆錢就去買放大機，看來是倆攝影愛好者。另一筆是近乎全套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雜志，全套五十二本，我所得為四十八本，與攤主還價到四百元，那天我沒帶夠錢，還是跟吳立新借了三百元。1949年之后影印了大批重要的新文學期刊，如《新月》、《現(xiàn)代》等，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漏掉了《文學》。上世紀二十年代最重要的新文學期刊當屬《小說月報》，四十年代為《文藝復興》，三十年代則非《文學》莫屬。姜德明先生對于我買到《文學》的好運給予夸獎，并在見到巴金時說起此事——“在北京的一位青年書友，花了四百元，在地攤上買了差不多全套的《文學》。巴老很有興趣地聽著，并說‘那很便宜’，他還告訴我，他有全套的《文藝復興》，《文學》大概不全了?！闭f到這，我與有榮焉，《文藝復興》寒齋所存也是全套的?！段膶W》的全套，我在范用的書房見過一份。

逛中關(guān)村體育場地攤的日子，只有一年多?？諘绲耐恋?，無遮無擋，夏炎冬寒，秋雨春風，擺攤揾食人是非常辛苦的，與農(nóng)民土里刨食，相差無多。那天去體育場地攤，鐵門緊鎖，上面貼有告示，跳蚤市場停辦。頓時頗為失落，跟人打聽擺攤的去哪兒擺了，照著他說的地方趕去，離開體育場的書攤潰不成軍，不成規(guī)模，三三兩兩，各自為戰(zhàn)，一點兒逛頭也沒有。籍海樓之后，中關(guān)村體育場書攤亦隱沒入我的海淀淘書史，化為越來越模糊的記憶。

三

海淀淘書史前兩個階段均很短促，一兩年的功夫便結(jié)束了，而第三個階段時斷時續(xù)地維持了十幾年之久，維系這種若即若離狀態(tài)的是中國書店的書市。這里所說的書市并非如琉璃廠書市那樣規(guī)模很大影響很大的書市。海淀鎮(zhèn)大約有三家中國書店的門臉，路西一家，路東兩家，這是我劃分的，也許這三家實為一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書店有經(jīng)營指標，任務(wù)完不成時就向總店申請從大庫劃撥些古舊書刊來辦個書市。有的時候門臉自己收購來一批古舊書刊，也會辦個小型書市。我聽一位門臉經(jīng)理講：“如今收購很困難，書販子給的價比我們高多了。這次書市的貨湊了大半年功夫呢，你們沖進來十分鐘好東西就搶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