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科學與人文”專題

醫(yī)學·文學·身體——以郭沫若為例

[日本]藤田梨那

（日本國士館大學 文學部，日本 東京）

內(nèi)容摘要：作為隱喻的要素，結核病與其他傳染病一樣，在現(xiàn)代文學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承擔了很重要的角色?！稓埓骸芬越Y核病為一個聚焦點，描寫了愛牟對S姑娘的糾結的戀慕心理。作品中表現(xiàn)了現(xiàn)代科學與自我意識的交錯。結核在他的作品中充當了一個重要的隱喻性角色。夢境的描寫也為作品加上了一個特別的心理場景，使登場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實，內(nèi)心世界表象得更真實。對結核病的描寫見于郭沫若的早期作品，這與這個時期郭沫若嘗試心理描寫、告白，重視自由戀愛，宣揚自我等都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殘春》中有關結核的寫實性描寫與隱喻都體現(xiàn)了郭沫若的浪漫風格。可以說，這部作品是探討“醫(yī)學·文學·身體”課題的一個恰當?shù)睦印?/span>

關鍵詞：郭沫若；醫(yī)學；文學；身體

序

在郭沫若研究中，“醫(yī)學·文學·身體”是一個重要的論題。他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學習醫(yī)學，又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在這兩個領域中他都受到了日本與西方的影響。醫(yī)學以人體為研究對象，文學則以人心、精神為描寫對象。他雖未曾行過醫(yī)，但現(xiàn)代科學與醫(yī)學卻在他的文章及作品中頻頻出現(xiàn)。現(xiàn)代科學與醫(yī)學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已成為一條重要的血脈。科學知識及科學精神如何與他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相關聯(lián)，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極富有興趣的課題。本論文準備以郭沫若的早期作品《殘春》為例，探討郭沫若文學中“醫(yī)學·文學·身體”的問題。

一、結核病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流行

自16世紀至19世紀，結核病蔓延于地球上的廣泛地區(qū)。數(shù)世紀來結核奪去眾多人的生命，特別是年輕人的生命。日本明治時代也遭遇了結核病的大流行，曾有“國民病”和“亡國病”之稱。其實，結核病是一種很古老的疾病。早在古代希臘和古埃及就已出現(xiàn)。奈良時代結核病已傳入日本，大流行始于都會化、產(chǎn)業(yè)化急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當時結核一般被稱做“肺病”“肺癆”“癆咳”。

現(xiàn)代醫(yī)學出現(xiàn)之前，人們以為疾病是神對人們的懲罰。還有遺傳病和傳染病的不同說法。1882年德國細菌學家Robert Koch發(fā)現(xiàn)了結核菌，確定了結核病的傳染病學說。結核的病原體學說雖然只不過在一個世紀前才登場，但它足以推翻有關結核病的傳統(tǒng)性觀點，并一直主導著今日的醫(yī)學界。繼Koch之后，醫(yī)學界在1908年，開發(fā)了結核檢查藥Tuberculin，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Alexander Fleming發(fā)現(xiàn)了Penicillin，實現(xiàn)了淋病、梅毒、肺炎的治療。1944年，美國微生物學家Selman Abraham Waksman發(fā)現(xiàn)了Streptomycin，他的發(fā)現(xiàn)使結核病的治療變?yōu)榭赡?。日本?949年進口Streptomycin，翌年開始生產(chǎn)，于是Streptomycin開始普遍使用于結核病的治療。自明治10年（1878年）開始，結核病的死亡率不斷升高，到明治40年（1908年）死亡人數(shù)已達11萬。進入大正時期又上升到14萬人。結核病的死亡率一直上升到昭和25年（1950年），之后就急速下降。Streptomycin的使用始于1950年，治療效果十分明顯，自此結核不再是不治之病了。

郭沫若留學日本是在大正3年（1914年）到大正12年（1923年）之間，這正是結核病流行最猖獗的時期，死亡率達到最高水平。而且20歲上下的年輕人的死亡率非常突出。這個時期出版的留學指南書《留學生鑒》里，特設有肺病注意事項的章節(jié)，即第14章“肺病及腳氣的預防”。其中對肺病的預防、肺病的征候、治療的注意事項、轉地療養(yǎng)進行了具體的說明。這正反映了當時結核流行的社會現(xiàn)象。而且當時留學生中已出現(xiàn)了結核患者。郭沫若的同鄉(xiāng)陳龍驥就是其中的一個。1916年陳龍驥患結核在圣路加醫(yī)院住院，結核已到晚期。郭沫若去探望他，勸他轉院到北里病院去，并親自陪他轉院。但不久陳去世了。朋友的死給郭沫若以莫大的悲哀，同時也使他對人生有了新的醒悟。這段經(jīng)歷詳見于《三葉集》所收給田漢的書簡。這個事實也證明當時結核病已普遍存在于郭沫若的周圍。另一方面，郭沫若1919年進入九州島帝國大學醫(yī)學部學習醫(yī)學?？梢哉f，他當時置身于可以從現(xiàn)代醫(yī)學的角度了解結核病的環(huán)境中。1921年他在寫給母親的書信中曾詳細說明如何消毒結核患者用過的房間，介紹了消毒的方法及藥品。如此看來，我們推知結核病流行的環(huán)境、現(xiàn)代醫(yī)學這兩個要素與日本留學時代郭沫若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著密切的關系。

二、作為隱喻的結核

結核與其他流行病一樣，曾賦予文學以莫大的影響。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就曾受到結核病的影響；進入19世紀，結核病在許多文學作品中登場。如：Alexandre Dumas，fils的《茶花女》、Shelley的《西風歌》、O．Henry的《最后的葉子》、Thomas Man的《魔山》等。在日本，自明治時代到昭和時代也有很多作品描寫了結核病。如德富蘆花的《不如歸》（1898年）是明治時代讀者最多的一部小說。泉鏡花的《外科室》（1895年）、伊藤左千夫的《野菊之墓》（1906年）、永井荷風的《新任知事》（1902年）、橫光利一的《春天乘著馬車》（1926年），一直到昭和13年堀辰雄的《風立起了》，這些都可以說是書寫結核病的文學。這些作品都描寫了結核病所致的悲戀、孤獨與死亡。都以描寫美麗而又衰弱下去的生命為著眼點，很明顯，這些作品的主題是屬于浪漫派的。

關于浪漫派與結核病的關系早已被Susan Sontag與Rene Dubos所關注。Rene Dubos在《健康幻想》（Mirage of Health）中指出：19世紀“肺病所致的消磨與衰弱增加了婦女們的魅力，也為很多浪漫派藝術家與詩人帶來了魔力?！?sup>

結核的浪漫氛圍擴大，唯結核為上品、纖細、高貴，健康幾被視為野蠻的趣味。疾病成為一種新的時髦意識——服裝裝飾身體的外表；結核則裝飾身體的內(nèi)面。當然，實際上結核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疾病，干咳、咯血、高燒、體力減退等癥狀反復折磨著病人，最終奪走病人的生命。結核患者常是蒼白的臉上時而泛著紅暈，時而激動，時而失去活力?！敖Y核是一種崩潰、發(fā)熱、肉體的軟化?！保═B is disintegration，febrilization，dematerialization.）。但結核的這些癥狀又恰恰大大地刺激了文學的發(fā)展。

文學中結核病的隱喻有幾個側面。1．戀愛的隱喻。Susan Sontag指出：“結核病，表露在外表的高燒正表示了內(nèi)心的燃燒。結核隱喻首先從描寫戀愛開始——‘病了的’愛、‘燒毀’的激情等意象?！?sup>因此，結核以愛之威力的變形的意象被應用于文學。2．提高死的品位。“結核病的死使肉體解體，使人格靈化。圍繞結核的想象美化了死。結核成了一種充滿魅力、每每連接了抒情詩式的死?！?sup>3．成為新的自我態(tài)度的比喻。結核病裝飾身體內(nèi)面，基于這個觀點，它便充當了表白內(nèi)心意識的用語，充當了表現(xiàn)自我的手段。人們內(nèi)心熾烈的欲望和過剩的感情以疾病的表現(xiàn)功能而被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們說“結核病便是病了的自我”（TB was the disease of sick self）。

結核是激情的病，同時又是壓抑的病。在結核病的描寫中，常常表露出被壓抑的強烈的欲望；來自傳染、隔離、恐怖的壓抑。Susan Sontag指出：“疾病的隱喻并不在于表示社會平衡的崩潰，而是用于表示社會的壓抑。這樣的隱喻不斷地出現(xiàn)在浪漫派的對峙——心與頭、自發(fā)性與理性、自然與人為、田園與都會——的修辭法中?！?sup>伴隨著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展，結核病在文學的世界中更多地承擔了宣揚現(xiàn)代自我的角色。

三、郭沫若《殘春》中結核病的隱喻

郭沫若來日兩年后，同鄉(xiāng)陳龍驥患結核病在圣路加醫(yī)院住院，郭沫若去探望他，勸他轉院到北里病院去，并親自陪他轉院，但不久陳就去世了。1920年郭沫若在給田漢的書信中寫道：“他睡在車中，被車輪震蕩著，不斷地只是干咳，他那大理石一樣的慘白的面孔一陣陣地暈起桃紅色的血潮來。他那兩只玲瓏的含著眼淚的眼睛，隱含著無限的希望，不斷地只是望著我，咳！他那種可憐的樣兒，我至今——我一生終不能忘懷?！?sup>這個體驗對他來說是殘酷的。不難想象，目睹朋友的痛苦和死亡，年輕的郭沫若定然切身感到結核病的可怕和人生的不測。但同時這次殘酷的體驗又為他帶來了戀愛的機會。他在圣路加醫(yī)院偶然遇見了護士佐藤富子。郭沫若將這個偶然的相遇稱為“bitterish sweetness”。他在給田漢的書信中寫道：“我以為上帝可憐我，見我死了一個契己的良友，便又送一位嫻淑的膩友來，補我的缺陷?！?sup>郭沫若與異國女性的戀愛從朋友的死開始，這個體驗對他日后的文學寫作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他來說，結核病意味著兩層意義——苦痛、殘酷的死與甘美的戀愛。這兩層意義時常交疊出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圍繞郭沫若文學，探討“醫(yī)學·文學·身體”這一課題時，結核病的這兩層意義應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郭沫若最初描寫結核病的作品就是《殘春》（1922年）。主人公愛牟的一位同鄉(xiāng)留學生精神失常，在回國的途中在門司跳海自殺，被救后送進門司的一個病院。在博德灣讀書的愛牟接到白羊君的通知趕到醫(yī)院探視，在病院里認識了女護士S并產(chǎn)生了戀愛之情。故事的高潮是后半部分的夢境，兩個人的約會和愛牟之妻的發(fā)瘋、殘殺兒子的事件都以夢的形式描繪出來。夢境在作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部作品中具有幾個重要的要素，結核病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進入夢境之前作者已設下了伏線：

1．自殺未遂的朋友被送進醫(yī)院，這個病院叫“養(yǎng)生醫(yī)院”。

“養(yǎng)生醫(yī)院”在明治時代至昭和中期普遍存在于日本各地。這些醫(yī)院本來是專門收容結核患者的。前述郭沫若致田漢書信中曾涉及他陪陳君轉院到北里病院去。信中寫道：“轉住養(yǎng)生院里去就北里醫(yī)治”?！梆B(yǎng)生院”是北里大學創(chuàng)始人北里柴三郎于明治26年開設的日本第一個結核病醫(yī)療設施。北里柴三郎明治18年留學德國，師事于結核菌發(fā)現(xiàn)者Robert Koch?；貒笤诟芍I吉的援助下，在東京白金開設了治療結核病的醫(yī)療設施，名叫“土筆岡養(yǎng)生園”。大正3年（1914年）又在“土筆岡養(yǎng)生園”旁邊設立“北里研究所”，即現(xiàn)在的北里研究所附屬病院。北里醫(yī)院在當時是治療結核病的權威醫(yī)院，非常著名。陳龍驥轉院到北里是在1916年，正是“北里研究所”開設2年之后，可見郭沫若當時對日本的結核病研究和治療已有一定的了解?！稓埓骸分械摹梆B(yǎng)生醫(yī)院”就已暗示給結核病設下了伏線。

2．護士S暈著粉紅的兩頰。

文中說這是“處女的夸耀”，但同時也可以表示結核患者的普遍癥狀。

3．白羊君說護士S肺尖不好，怕會得癆癥而死。

這個猜測在夢境中明確地被斷定為肺結核。

4．護士S的父母死在美國。

夢境中護士S說她的父母在美國死于肺結核，并認為結核是有遺傳的。

小說通過這些伏線進入夢的世界，逐漸展開戀愛與愛牟妻子發(fā)瘋的情節(jié)。護士S的結核癥狀在這里被明確地描寫出來。盜汗、體力衰退、消瘦、食欲不振、月經(jīng)失調。這些癥狀對醫(yī)科學生愛牟來說明顯地表示著結核的初期癥狀。再加上護士S的腺病體質及結核的遺傳性等，科學的與迷信的結核病觀都表現(xiàn)在這里，切實地反映了當時結核病的社會影響。對護士S的身體有以下的描寫：

她把眉毛皺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暈著粉紅的兩頰。

S姑娘的面龐不知是什么緣故，分外現(xiàn)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著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殼的荔枝……

在這里，結核病的身體特征反而將護士S纖美的形象刻畫得十分艷麗。實際上，結核病這個要素在這里暗示了戀愛。這個小說的重要構造就是夢境。1923年郭沫若在《批評與夢》一文中對《殘春》的構造作了說明：

《殘春》的著力點并不是注重在事實的進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寫。我描寫的心理是潛在意識的一種流動。我在《殘春》中做了一個夢，那夢便是《殘春》的頂點。

也就是說，郭沫若在這個作品中刻意描寫的是護士S姑娘對愛牟的戀愛感情——一種被壓抑的心理。他說這是“意識流”。作為文學手法的“意識流”開始于James Joyce的Ulysses，其手法便是“內(nèi)心的獨白”（Interior monologue），就是將起伏在心靈深處的思念以連寫的形式如實地描寫出來。Ulysses1918年登載于雜志Little Review，1922年單行本出版。1918年野口米次郎發(fā)表評論《畫家的肖像》（雜志《學燈》1918，3），第一次介紹了James Joyce的“意識流”。1925年堀口大學發(fā)表《小說的新形式內(nèi)心的獨白》（雜志《新潮》1925，8）具體介紹了James Joyce與他的“意識流”。Ulysses的日本譯本出版于1929年。這樣看來，郭沫若在1922年就已經(jīng)在《殘春》中嘗試了“意識流”的手法，可謂這個領域的先驅。當然，實際上郭沫若如何具體地涉及James Joyce的Ulysses及“意識流”，這個問題還有待今后的研究。他所說的“意識流”毋寧更多地傾向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心理學。

在《殘春》中，郭沫若重視各個要素的暗喻、聯(lián)想與全體的有機的統(tǒng)合性。比如以下例子：

醫(yī)科學生愛牟→有結核病的醫(yī)學知識。引S姑娘注目。

愛牟之妻→戀愛的障礙（壓抑）

白羊君的存在→戀愛的障礙（壓抑）

朋友的精神失?！薜陌l(fā)瘋

為S姑娘打診→肉體的接觸

血紅的晚霞→被殺兒子的血

Sirens的聯(lián)想→Medea的悲劇

凋零的紅薔薇→S姑娘的命運

題目“殘春”→S姑娘的纖美、青春的短暫

夢的形式與這些要素的隱喻都為描寫終不得實現(xiàn)的戀愛埋下伏筆，但同時結核病也為升華戀愛感情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連愛牟的醫(yī)學知識也都為誘發(fā)戀愛發(fā)揮了作用。護士S姑娘和愛牟有以下的對話：

“那么，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么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著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著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殼的荔枝……

在這里護士S姑娘迫切地、大膽地來接近愛牟，正如Susan Sontag指出的那樣：“因為結核源于激情過多，便常會誘惑惑溺于官能的人。結核以激情之病而著名，同時也同等程度地被視為壓抑之病?！?sup>護士S姑娘與愛牟的戀愛感情都是通過結核病這個要素表現(xiàn)出來的。很明顯，在夢境中結核病構成了一個特別的心理環(huán)境，使登場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實，內(nèi)心世界表現(xiàn)得更真實。

結論

作為隱喻的要素，結核病與其他傳染病一樣，在現(xiàn)代文學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作品的“醫(yī)學·文學·身體”課題中，凝結了現(xiàn)代文明與科學精神的問題，現(xiàn)代科學與自我意識在這里交錯。社會病結核在他的作品中充當了一個重要的隱喻性角色。對結核病的描寫見于郭沫若的早期作品，這與這個時期郭沫若嘗試心理描寫、告白，重視自由戀愛、宣揚“個我”都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稓埓骸分杏嘘P結核的寫實性描寫與隱喻都體現(xiàn)了郭沫若的浪漫作風。可以說這個作品是探討“醫(yī)學·文學·身體”課題的一個恰當?shù)睦印?/p>

身體的再現(xiàn)、醫(yī)學與解剖：20與30年代郭沫若小說里的一種含混的態(tài)度

[瑞士]宇樂文（Victor Vuilleumier）

（巴黎狄德羅大學—第七大學 東亞語言文化系，法國 巴黎）

內(nèi)容摘要：對于郭沫若而言，正如對于其他一些中國現(xiàn)代作者也是同樣的情況，身體的再現(xiàn)在文學現(xiàn)代性的訴求里起到一種重要的作用。身體與精神的現(xiàn)代范式如何影響文學的創(chuàng)作，而在根源處的非文學性的再現(xiàn)，又如何被中國現(xiàn)代作者所重新加工？對于郭沫若，解剖與文學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醫(yī)學與身體究竟再現(xiàn)了什么？面對它們的態(tài)度又如何？為了提示對于這些問題的一些回答，筆者將談論以下幾點，從他最早在日本期間撰寫的那些短篇小說開始：1．文學的科學化；2．身體、疾病與醫(yī)學，作為隱喻來運用；3．解剖學。身體的再現(xiàn)很明顯構成一種漢字或中文的意象，是漢語書寫的素材庫。通過解剖的再現(xiàn)而得到象征化的斷裂，也可以在一種文化的提問的視野里來理解：漢語的字體可以包容或者表達怎樣的新意涵？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應當保存他們原有的字體（漢字）還是加以改變（轉化成拉丁字母）？如何把漢語的字體現(xiàn)代化？如何把書寫的素材庫與漢語的語言糅合？換言之：如何使用醫(yī)學的范式，將其作為從西方引入的現(xiàn)代性的符號？如何把它運用到漢語的字體、身體之上？

關鍵詞：郭沫若小說；身體；醫(yī)學；解剖學；現(xiàn)代文學；現(xiàn)代化；文化身份

關于現(xiàn)代醫(yī)學、醫(yī)生的再現(xiàn)，生物學的、解剖學的身體的現(xiàn)代范式，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里起到重要的作用，乃至于一些作者，比如魯迅或郭沫若都陳述自己在開始寫作之前，曾先去日本學習醫(yī)學——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十年》里說，他是在剖檢一具尸體時，產(chǎn)生了最初的書寫欲望。

在19世紀下半葉，關于身體的新范式被引入中國，主要是可稱作“現(xiàn)代西方科學身體”的范式：這種身體觀得到陳述；它是依照在肌肉、神經(jīng)系統(tǒng)、大腦之間的機械聯(lián)結的模式來組織的，也被視作意識發(fā)生的地點。這是一種作為客體（對象）的身體，并沒有絲毫宇宙論或倫理的意涵，與世界相分離。這種身體觀的客觀化與主體的個體化進程相平行。這種現(xiàn)代的再現(xiàn)主要立足在有關解剖學的實踐與認知的基礎上。明確地講，解剖學在有關身體的這些新范式的引入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關于解剖學的再現(xiàn)，在近代中國曾接納了意識形態(tài)與文化的新意涵：對于1890年代的自強運動，解剖學是國家與民族精神的現(xiàn)代化的有效工具。事實上，身體采取一種知識論的價值：轉變身體的再現(xiàn)，即是轉變對事物的認識，從而轉變文化與政治的現(xiàn)實。比如康有為把中國古代醫(yī)學里的身體再現(xiàn)與西方的、醫(yī)學的再現(xiàn)相對立。這種再現(xiàn)是現(xiàn)代的，因為它是寫實的，奠基在實驗的知識基礎之上。

然而，解剖學只屬于從國外引入的新范式中的一個元素：它與社會達爾文、生物學、心理學以及關于種族、民族主義與優(yōu)生學的現(xiàn)代理論相結合。在民國時期，身體被構想為體現(xiàn)確定的身份：個體擁有一個身體，被賦予性別、民族與種族的固定屬性。關于身體的科學再現(xiàn)，伴隨著身份的生物化的形成過程。對于中國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而言，解剖學的模式構成一種現(xiàn)代化的承載工具。事實上，當維薩里（Vesalius）計劃在歐洲形成時，從最初就具有一種人文主義的規(guī)劃綱領：解剖學是一種方法，是方法的隱喻，是重新組織和承載詞與物的話語。

我們在此暫不展開談論中國與歐洲文學史中醫(yī)學與文學之間的重要關系，但是，卻可以提出以下幾點。文學的身體是一種符號，對照從最平庸的所指（譬如，身體作為民族）到最獨特的所指：“疾病的語言”（讓·斯塔羅斌斯基的術語）被轉化成文學的話語。如同文學，醫(yī)學生產(chǎn)一些詞語，創(chuàng)造一些術語，（重新）構成一段段歷史，探求一些符號，來詮釋一些癥狀。描述病情的專家也是一個作家；當作家對他的內(nèi)心疾病進行細致的日記書寫時，他也借助于醫(yī)學的語言。個人的疾病，無論是身體的或心理的疾病，如諸位所知，都是一種重要的文學命題。此外，疾病的命題也被經(jīng)常與內(nèi)省式書寫、自我表達結合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援引歐洲文學的一個例子，來闡明感性、內(nèi)省與病情書寫之間的聯(lián)系，即盧梭（Rousseau）在他的《懺悔錄》里的情況；但他面對醫(yī)學也表現(xiàn)出一種含混的態(tài)度，正如在《愛彌兒》里所見——在此列舉這個例子，因為筆者認為，郭沫若曾經(jīng)受到《懺悔錄》這部著作的影響，即使郭沫若與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的關聯(lián)或許更明顯。在現(xiàn)代中國，眾多知識分子與作家都引用盧梭的作品作為參照。郭沫若很可能也同樣把盧梭作為參照：如同盧梭，郭沫若對醫(yī)學持有曖昧的態(tài)度，這也顯露在他的自傳性與虛構性作品里。

五四時期以及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現(xiàn)代作者曾采用關于身體、醫(yī)學與解剖學的現(xiàn)代再現(xiàn)。這些模式完美地對應于意識形態(tài)與文化的構想：寫實主義、現(xiàn)代化、民族與個體的解放。他們欣賞關于身體的這些新范式中對身體的客觀再現(xiàn)；尤其因為這種再現(xiàn)可以把身體從任何的“傳統(tǒng)的”、“儒家式的”或“封建”的價值意涵里釋放出來。中國現(xiàn)代作者因而創(chuàng)造出有關身體、主體與身份的全新文學再現(xiàn)，在其中容納這些范式，并將之文學化。郁達夫與郭沫若的例子尤為如此。

解剖學與疾病的主題也匯攏了關于自我的書寫（受到西方浪漫主義的啟發(fā)，也受到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有一種綜合的形式，即我稱之為在20、30年代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常見的“疾病日記”。我們也需要把這一點與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在當時的影響聯(lián)系在一起，依據(jù)廚川白村的觀點，藝術與文學構成對于“苦悶”的體驗的象征化表達。

然而，有關身體的客觀化、主觀化的觀念糅合，產(chǎn)生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內(nèi)省式書寫的情況里，肯定主體性與個體主義的價值。此外，這或許是為什么在一些以身體或疾病為命題的中國現(xiàn)代文本里會揭示出面對醫(yī)學的含混的態(tài)度的理由之一。另一個理由則是由解剖學的范式所帶來的象征性斷裂（在下文中還將展開論述這個問題）。

而且，中國現(xiàn)代對于文學身份、作者的形象的建構，在某種程度上與醫(yī)生相競爭；新作家希望獲得文學權威的地位，成為引入的現(xiàn)代性的主宰——這種現(xiàn)代性也通過科學的威望來體現(xiàn)。作家希望表明他是現(xiàn)代中國所需要的真正的醫(yī)生，他是現(xiàn)代文化的真正英雄，是“精神界之戰(zhàn)士”。最終，我們會看到，面向醫(yī)學的這種含混態(tài)度，也與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的、西方的文化與科學的現(xiàn)代性之間的復雜關系相聯(lián)系——這也通過解剖學而得到象征化。

在自傳性作品《創(chuàng)造十年》（1932）里，郭沫若講述從1918到1923年的生活，講述在他進行虛構書寫的最初體驗時的故事。他說，“最初的創(chuàng)造欲活動了起來”，當他解剖一具尸體時。這就是他在20年之后所創(chuàng)造的故事里給出的概述。

小說中的日本敘述者，當他解剖一個死去的罪犯的尸體時，他看到一個裸體女人的刺青，還刻著那女人的名字。這罪犯有愛尸癖，偷竊尸體。當一個同窗給他講了這個罪犯的故事之后，敘述者取掉尸體上的女體刺青，帶回了家。當晚，他夢見，那具骷髏回來找尋那女人的刺青，并喊著，“喂！還我的愛人來！”。

這部短篇小說《骷髏》從未發(fā)表過——它曾被《東方雜志》所拒絕，文稿被退回給郭沫若。郭沫若說他曾“采用歐洲舊式的小說體裁”——或許他希望講的是志怪的體裁。事實上，這種體裁的短篇小說很可能也受到比如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影響。

對于郭沫若而言，醫(yī)學和解剖學與創(chuàng)作根源的想象有一種關聯(lián)，可以說解剖尸體的行為構成一副原初的場景，構成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源，仿佛詞語被召喚來言說一種原初的統(tǒng)合。對于郭沫若，解剖與文學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醫(yī)學與身體究竟再現(xiàn)了什么？面對它們的態(tài)度又如何？

為了提示對于這些問題的一些回答，我將談論以下幾點，從他最早在日本期間（即1914—1926年間）撰寫的那些短篇小說開始：1．文學的科學化；2．身體、疾病與醫(yī)學，作為隱喻來運用；3．解剖學。

一

郭沫若在日本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的時期是在醫(yī)科的領域里度過的，這個時段的作品有《殘春》（1922）、《漂流三部曲》（1924）、《落葉》（1925）、《葉羅提之墓》（1926）、《曼陀羅華》（1926）。這些小說與郭沫若生平傳記之間的聯(lián)系是明顯的，尤其是關涉到他與“安娜”（Anna，佐藤富子）的生活。

在這些小說作品里，郭沫若把他對于身體的再現(xiàn)以及對于身體的敘述加以醫(yī)學化或科學化。小說中的敘述者、人物和作者的形象，均把握一種醫(yī)學的知識。他們可謂是描述病情的專家：他們都可以明確地描述身體的、心理的疾病癥狀，為疾病作出診斷，討論病情案例。這也證實了郭沫若所具有的醫(yī)學知識。這種醫(yī)學的知識尤其表現(xiàn)為對于西方的、科學的醫(yī)學術語的運用。正如郭沫若在其自傳中所記錄的，一個在日本讀醫(yī)科的大學生，要修英文、德文與拉丁文（外語在此是科學的同義詞）。這種異國的語匯經(jīng)常用原文的形式來引用，比如用拉丁文字母，穿插在漢字當中。

從這個視角來看，郭沫若作品中的敘述的醫(yī)學化特征，也是對于中文的身體或漢字字體（即漢字為象征）的異國化的過程。這些醫(yī)學術語也是西方現(xiàn)代性的符碼：中國現(xiàn)代作家習慣于使用西方的語詞、字母，或者把漢語的姓名轉寫為拉丁字母。這也是示范他的西方知識的一種方式。

在他的短篇小說里，郭沫若創(chuàng)造出對于身體的一種新再現(xiàn)。他容納并引入我們上文中所談到的這些再現(xiàn)方式。個體的身體承載一種固定的民族的、種族的和性別的身份。一個人的心理是以強烈的方式通過他的習慣和身體來確定的。在一些極端的例子里，郭沫若還自愿地用機械的再現(xiàn)來描述身體的運作，以及身體對精神的決定作用。筋肉是通過神經(jīng)系統(tǒng)來驅動的，反過來也產(chǎn)生心理或甚至是“宗教”的內(nèi)涵。

此外，在關于身體與主體的再現(xiàn)中，郭沫若把這些客觀化的維度與精神分析的某些面向相結合。個體被其生命沖動所驅動；在身體的空間里或平面上，投射身體主體的被壓抑的內(nèi)容：這就是被“力比多身體”體現(xiàn)的“軀體我”。他者的身體被掏空任何個體的靈魂，變成具有異化力和讓人煩惱的欲望對象。所有這些再現(xiàn)描述了病理學意義上的主體性，比如意味著“身體只是一架死尸”。

二

郭沫若的書寫仿佛對心理與身體的疾病加以聽診，這代表了其小說的一個核心的主題。醫(yī)學與身體作為符號或隱喻來運作，承載可能的意義的雙重方向：個體或民族，主體性或客觀化。

在郭沫若這個階段的一些敘事作品里，身體衰弱的主體對應旅居日本的中國人的地位低下。這些敘事中的幾個人物都是受虐狂，被自身作為低等、弱小個體的印象所糾纏不休；相對于其所欲求的日本女人而言，他們處于從屬地位，但他們卻不能占有作為欲望對象的日本女人，反而被其操控。在其他一些例子中，當小說中的人物或敘述者返回中國，疾病與衰弱（尤其是兒童的衰弱）具有另一種意義：這也是象征貧窮、社會不平等、中國人與上海西方人之間地位差距的符號。疾病也是個體的內(nèi)心苦悶的符號，個體被社會秩序以及傳統(tǒng)的家庭所異化。

這些疾病深刻影響小說中的人物與敘述者，往往被描述為“神經(jīng)衰弱”、“疑病患者”或“憂郁癥”。我們可以識別出浪漫派疾病的影響，或者疾病作為隱喻，由比如患了肺結核的年輕女性形象所體現(xiàn)：這是作為感性的、憂郁的個體的原型，在孤遠偏僻的地方隱居，在自然的孤寂中尋求安身之所。這也是患病女人的隱喻，由于她的生命力之熱烈而被欲求。在《殘春》或《喀爾美蘿姑娘》里，難以抵及或遭到禁止的日本女人，正是以這種形態(tài)出現(xiàn)在中國男主角的夢中，作為脆弱的、具有吸引力的女性。關于醫(yī)生與醫(yī)學的形象，郭沫若的小說呈現(xiàn)出復雜的、甚至是負面的再現(xiàn)。醫(yī)學也被指控為無用的、虛偽的。醫(yī)生則是粗蠻的，缺乏人性的；他們給出的診斷并不可靠，找不出關于疾病在人或社會層面的真正緣由。

而且，科學與醫(yī)學體現(xiàn)出社會與家庭的秩序，小說的主人公們與之相搏斗?！镀魅壳防锏臄⑹稣咴谌毡狙芯酷t(yī)學，更愿意成為作家，而不是醫(yī)生。他拒絕返回故鄉(xiāng)四川，那邊有提議讓他到醫(yī)院工作：因為這會迫使他回到家人身邊生活，還有他曾經(jīng)被迫娶的妻子——事實上，他在日本與一個日本女人一起同居生活。醫(yī)生的生涯代表一種義務：如果敘述者接受它，就意味著他接受回到等級中，回到傳統(tǒng)中。現(xiàn)代的醫(yī)學與科學因而無法把患病的或不幸的個體完全解放；這種個體在社會、家庭的義務與期待自由解放的欲望之間被撕裂，比如在《漂流三部曲》里，這種欲望則是由日本女人以及他選擇的文學道路所體現(xiàn)的。

醫(yī)學也同樣接納了一種負面的意義，在其他現(xiàn)代文學文本里，它與秩序、壓迫相結合，比如在郁達夫或魯迅的作品里。在《沉淪》（1921）里，主要人物被他哥哥逼迫繼續(xù)學醫(yī)；而且，這個人物經(jīng)常情不自禁地進行手淫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實踐遭到醫(yī)學的規(guī)范性話語的禁止而感到痛苦。至于魯迅，在《吶喊》的《自序》（1923）里，他說，針對身體的醫(yī)學對于治療文化與精神的疾病是無效的。在《藤野先生》（1926）里，他甚至提示，科學也可以成為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工具，尤其比如日本面向中國的態(tài)度。

最終，郭沫若作品里的醫(yī)學世界帶有詭異的遭到壓抑的情色氛圍。在《喀爾美蘿姑娘》里，敘述者期待成為一位可以觸摸難以抵及的女性身體的醫(yī)生。在《殘春》里，那個敘述者，學醫(yī)學的大學生，他夢想和吸引他的護士扮演醫(yī)生的角色——然而，這在雙重意義上是被禁止的（由于醫(yī)學的倫理，也因為他結婚了）。醫(yī)院代表醫(yī)學的空間，對于大學生而言，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地點，對于未成為醫(yī)生的人而言，也是一個性幻想的空間。但是，這終究是人們在其中受苦并死去的地點。其中的情色描寫顯得更加詭異。

在這個視野里，由作為敘述者的醫(yī)科學生所撰寫的文學敘事也與醫(yī)生通常被遭到禁止的“醫(yī)學愉悅”有關。把解剖刀轉化為筆，使得這種被壓抑的欲望化成語言，從而實現(xiàn)崇高化。但是，郭沫若的“創(chuàng)造欲”是在尸體解剖房里蘇醒過來的。

三

在有關醫(yī)學的不同形象與再現(xiàn)中，解剖在郭沫若的文學想象里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解剖被文學化。我們前面提到尸體解剖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聯(lián)系；尸體解剖也同樣作為文學詭異元素（與骷髏的形象相關聯(lián)）；解剖的范式也是引發(fā)象征性的斷裂體驗的起因。

讓我們再回到小說《骷髏》。一具碎片的尸體場景促使郭沫若在1912年產(chǎn)生創(chuàng)作的欲望；這也正是在1932年的自傳敘事里引起他回憶的元素?！恩俭t》講述的對象是：一具被解剖的尸體對作者郭沫若以及虛構作品里的敘述者的吸引；罪犯對他所偷竊的女性尸體的著迷；敘述者對偷竊的骷髏上的女體刺青的著迷。郭沫若的自傳性文本表現(xiàn)出在不同層面之間的鏡像游戲，其中每一個層面都實現(xiàn)另一個層面，讓我們回溯到最初的層面：郭沫若對尸體的著迷遭到壓抑，但對于這尸體所再現(xiàn)的一切尤為著迷。因此，這對應關于書寫的欲望（郭沫若講述，他在取出大腦中的神經(jīng)時所體會到的愉悅——取出靈魂的意象，如同探求意義？）

遭到壓抑的欲望也是對于一體統(tǒng)合、記憶、書寫的欲望。他在骷髏上取回的女體刺青，如同在自傳性敘事里找回曾經(jīng)丟失的敘事《骷髏》、關于過去的敘事——自傳性書寫是對于他過去的重新組織，創(chuàng)造出一種前后連貫一致的故事。把刻有刺青的皮膚還回到尸體上，也可以被理解為：把客觀的、科學的身體轉化為一個文本，在書寫時實現(xiàn)欲望的一個平面（這通過刺青的意象來表達），這使得他通過解剖來重組被毀滅的身體——實現(xiàn)找回一幅原初的場景，一種顛覆，（“顛覆是書寫的運動本身：死亡的運動”，雅貝）。

在郭沫若的一些文本里，再現(xiàn)了“撕成碎片的身體”（拉康），等待被重新統(tǒng)合。在《鼠災》（1920）里，主要人物這樣描述：“他的腦筋好像有張布包著，同他的胴體斷了緣的一般”。在《未央》（1922）里，人物發(fā)現(xiàn)“他的‘神’，已經(jīng)四破五裂，不在他的皮囊里面了”。這種分裂的意義是通過在郭沫若的作品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基督殉難的形象來表達的，被賦予了與親人、故鄉(xiāng)遠離的背井離鄉(xiāng)的意義。

在郭沫若的短篇小說《曼陀羅華》里，也包含有關解剖學描述的另一個例子：法醫(yī)學視角的考察。敘述者參與他朋友兒子的尸體解剖的過程；那孩子在不太清楚的情形下死亡。死亡與胃病的問題相聯(lián)系，但又與父母的忽視有關。醫(yī)生切割尸體，取出器官并且稱重；他逐漸地用德文評論他所進行的操作。最終，他給出診斷；但是學習過醫(yī)學的敘述者，并沒有被診斷所說服。

我們看到從事解剖的醫(yī)生可與作家的形象相媲美。兩者所進行的實踐可謂是類似的：他們都掌握從西方引入的醫(yī)學話語以及分析性的方法；他們生產(chǎn)出一段故事，來解釋孩子的死亡。但是，他們的敘述立足在兩種不同的方法基礎之上：醫(yī)生切割尸體，講德文；作家進行一種綜合，用漢字書寫。被肢解的孩子尸體，用解剖的方法被度量，是關于根源與現(xiàn)實的一種隱喻。而且，醫(yī)生沒有能力帶來一種解釋。虛構的書寫探求在文學的領域轉化醫(yī)學的話語與再現(xiàn)，以便重建世界的秩序、言說真實。

把醫(yī)學文學化的過程，是通過把解剖轉化為一種詭異志怪的元素來進行的，正如在《骷髏》里的情況。在郭沫若的敘事作品里，骷髏的形象與碎片化、聲音、書寫的詞語相結合。在《牧羊哀話》（1925）里，小說人物夢到正在跳舞的一些骷髏（或許聯(lián)想到歌德的一首詩“死者的舞蹈”[Totentanz]）要來把他斬首。

在《月蝕》（1923）里，小說主要人物的妻子講述了一個夢：一些骷髏來宣告，他們家的房子有鬼魂縈繞。她的丈夫，即小說中的敘述者，如此詮釋這個夢境：那些骷髏正是他們清貧生活的寓言——他們兩人與孩子們都是清瘦的。但是，妻子卻夢到，敘述者（作者的形象）變成尸體，并且說他想讀書。 最終，敘述者把這種類型的夢的書寫描述與胡適的體量龐大的書寫生產(chǎn)相比擬。當然，這是為了嘲諷胡適，但是，尸體作為敘述的述體的形象來使用，正如意義缺席的符號。

四

身體的再現(xiàn)很明顯構成一種漢字或中文的意象，是漢語書寫的素材庫。通過解剖的再現(xiàn)而得到象征化的斷裂，也可以在一種文化的質疑視野里來理解：漢語的字體可以包容或者表達怎樣的新意涵？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應當保存他們原有的字體（漢字）還是加以改變（轉化成拉丁字母）？如何把漢語的字體現(xiàn)代化？如何把書寫的素材庫與漢語的語言糅合？換言之：如何使用醫(yī)學的范式，作為從西方引入的現(xiàn)代性的符號？如何把它運用到漢語的字體、身體之上？

在上文中，我提到在中國現(xiàn)代的文學文本中也有使用拉丁字母的用法（也包括使用古希臘神話或西方作家的姓名）。這些語詞在字面上摧毀了中文文本的單一平面，并在民族的字體（漢字）里引入一種異域的字體（拉丁字母）：它們切割、撕裂漢語字體的機體統(tǒng)一體。用第一人稱敘事的中國敘述者，表示正在書寫，引用德文詞，如同解剖的醫(yī)生用德文評論他自己的解剖操作。對于讀者而言，這是一種具體的視覺經(jīng)驗，對于作者而言，則是文化的、身份發(fā)生斷裂的體驗。

筆者認為，解剖作為醫(yī)學的體現(xiàn)，象征了對于傳統(tǒng)的擯棄，也就是說，對于古典文學中對身體的再現(xiàn)。而這種擯棄是用切割漢語字體的解剖刀的形象來表達的。這道刀痕，使人可以理解郭沫若面對醫(yī)學、從域外引入的現(xiàn)代性的含混態(tài)度。

正如其他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者一樣，郭沫若探求在敘事里吸納異國字體以及身體的另一種方式。對于這些作者，只有文化與文學可以帶來一種解決的辦法。問題在于了解是否需要把現(xiàn)代的醫(yī)學文學化，或者把對應文化問題的中國文學醫(yī)學化？我們看到，這關涉到一種翻譯的問題，從一種書寫體到另一種的過渡（我們可以從這種角度來研究翻譯的問題，不僅僅作為身體范式的翻譯，而且也作為對句法形式或國外詩律形式、意象、語詞的翻譯）。

對于醫(yī)學的部分拒絕，對于其負面的、令人擾亂的維度的再現(xiàn)，卻是悖論性的，因為郭沫若把這些再現(xiàn)醫(yī)學化，他同時把醫(yī)學轉化為文學。或許最終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沒有放棄醫(yī)學，他的耳疾是一方面因素，但所有以上申述的理由也未嘗不是一種源頭。

1. 作者簡介：藤田梨那，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教授。
2. 《結核死亡數(shù)および死亡率の年次推移》，『「結核の統(tǒng)計」資料編』，疫學情報センター，結核予防會結核研究所編。
3. 近藤宏二：《青年と結核》參考，巖波書店1946年。
4. 《留學生鑑》1906年，東京啓智書社。
5. 1920年2月15日田漢宛て書簡參照，《郭沫若全集》第15卷《三葉集》所收。
6. 《櫻花書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64頁。
7. Rene Dubos，『健康的幻想』（Mirage of Health），田多井吉之助訳，紀伊國屋書店1988年，p186。
8. Susan Sontag，『作為隱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p13。
9.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20。
10.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20。
11.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102。
12. 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p73。
13. 《三葉集》，《郭沫若全集》收，p40。
14. 同上，p41。
15. 《殘春》，第28，29，31頁。《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
16. 《批評與夢》，第236頁?！豆羧返?卷所收。
17. 《殘春》，p31，《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
18. 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p21。
19. 作者簡介：宇樂文（Victor Vuilleumier），現(xiàn)任教于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第七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LCAO，Paris 7），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副教授，法國東亞文化研究中心（CRCAO，Paris）成員。
20. 參見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頁。
21. 參見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4頁：“人之一體，讀《素問》，考名堂；《全體新論》不知也，外國有人身全體，一見則立明矣?！?/li>
22. 參見呂澂與陳獨秀：《美術革命》與《獨秀答》，載《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近年西畫東輸……徒襲西畫之皮毛，一變而為艷俗，以迎合庸眾好色之心。……海上畫工，唯此種畫間能成巧；然其面目不別陰陽，四肢不成全體，則比比皆是。蓋美術解剖學，純非所知也?！薄叭粝氚阎袊嫺牧迹紫纫锿醍嫷拿?。因為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采用洋畫寫實的精神?！嫾乙脖仨氂脤憣嵵髁x才能發(fā)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li>
23. 參見Frank Dikoetter Frank，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urst ＆ Co.，London 1995.
24. 參見 Andrea Carlino，Les fondements humanistes de la médecine（“醫(yī)學的人文主義根基”），載Andrea Carlino，Alexandre Wenger（主編），Littérature et médecine，approches et perspectives [XVIeXIXe siècles]（《文學與醫(yī)學，方法與視野》[16—19世紀]），Droz，Genève，2007，第19—47頁。
25. 參見 Jean Starobinski，L'?il vivant II，la relation critique（《靈動的眼睛II，批評的關系》），Paris，Gallimard，1970，第230頁。
26. 參見 Andrea Carlino，“醫(yī)學的人文主義根基”，見前引書。
27. 在《懺悔錄》里，盧梭描述他自身生病時的身體癥狀，并講述他在童年時代讀過幾本醫(yī)學書后如何嘗試對自身作以診斷。他也講述他曾經(jīng)嘗試學習解剖學的知識，但后來對此感到惡心。參見Rousseau（盧梭），Les Confessions（《懺悔錄》），（第6章），Paris，Gallimard，1995，第314頁。參見Anne Vila，Somaticizing the Thinker：Biography，Pathography，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gens de lettr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載《文學與醫(yī)學，方法與視野》（16—19世紀），見前引書，第89—111頁。
28. 在《愛彌兒》里，盧梭認為醫(yī)學是無用的，而且最好不要閱讀醫(yī)學書籍。參見 Rousseau（盧梭），Emile ou de l'éducation（《愛彌兒或論教育》），第1章，Gallimard，Paris，1995，第106—108。
29. 盧梭的《懺悔錄》早在1910年代已被翻譯成日文（堺利彥訳：《赤裸の人：ルソー自伝》，丙午出版社，1912；石川戯庵訳：《懺悔錄》，大日本図書，1916）。因此，當時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有機會先讀到日文版的《懺悔錄》（中文版1920年代末才首次出版）。關于郭沫若對醫(yī)學的含糊態(tài)度，也可參見《漂流三部曲》（1924），《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頁。
30. 參見魯迅：《苦悶的象征》，《魯迅譯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頁。
31. 魯迅：《摩羅力詩說》，《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版，第100頁。
32.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2頁。
33.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頁。
34.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頁。
35.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頁。
36.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2—43頁。
37. 參見郭沫若：《殘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頁。
38. 參見郭沫若：《L?benicht的塔》（1924），《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頁。
39. 參見郭沫若：《秦始皇帝將死》（1935）與《楚霸王自殺》（1936），《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88與196頁。
40. 參見郭沫若：《殘春》或《喀爾美蘿姑娘》（1925）。
41. 郭沫若：《喀爾美蘿姑娘》，《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頁。
42. 參見郭沫若：《圣者》（1924），《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頁。
43. 參見郭沫若在《落葉》與《漂流三部曲》里所敘述的情形。
44. 在原文中使用英文。
45. 參見[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La Maladie comme métaphore（《疾病的隱喻》），M.F．de Paloméra譯，Paris，C．Bourgois，1993。
46. 參見譚光輝：《癥狀的癥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xiàn)代小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47. 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頁。
48. 參見郭沫若：《漂流三部曲》，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頁。
49. 參見郭沫若：《曼陀羅華》（1926），《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頁。
50. 參見Larissa Heinrich，The Pathological Body：Science，Race and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1770–1930，Ann Arbor：UMI，2002，第184頁。
51. 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頁。
52. 參見Gérard Danou，Le plaisir médical ou le ‘jeu du docteur’ retravaillé par l'écriture（“醫(yī)學愉悅或由書寫重新加工的‘醫(yī)生的游戲’”），載Le corps souffrant，littérature et médecine（《受苦的身體、文學與醫(yī)學》），Champ Vallon，1997，第223—236頁。
53. 參見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頁。
54. Gérard Danou，《受苦的身體、文學與醫(yī)學》，見前引書，第224頁。
55. Edmond Jabès，Le Petit Livre de la subversion hors de soup?on（《在懷疑之外的顛覆性小書》），Gallimard，Paris，1982，第7頁。關于真實的再現(xiàn)實現(xiàn)一種被禁止的（因而也是被欲求的）行為，也許因為這種行為會導致一種斷裂、在世界的秩序里的一種撕裂——正如解剖學家切割并撕裂身體的整體。但是這種象征性的粗暴的毀滅對于任何創(chuàng)造行為也是必要的。
56. 參見Jacques Lacan，Le stade du miroir（“鏡像”），載 Ecrits I《拉康著作集其一》，Seuil，Paris，1999，第92—99頁。
57.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頁。
58.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頁。
59. 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9頁。
60. 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頁。
61. 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1頁。
6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頁。
63. 參見魯迅：《墓碣文》（1925）《野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頁。
64. 參見[法]列維納斯關于被書寫的身體與文字的論述。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A L'heure des nations（《各民族的時代》），Editions de Minuit，Paris，1988，第52頁。
65. 參見魯迅：《復仇其一》（1924），《野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