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傳播思想的衍變

一

傳播這一名詞，始見于《北史·突厥傳》的“傳播中外，咸使知聞”，在中國的語言文字中，至少有1400年以上的歷史。但是，在漫長的封建時期，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嚴密控制下，傳播活動長期受到禁錮，始終沒有得到正常的發(fā)展。早在北宋年間，就有所謂的“亂有傳播”之禁。在當時，主要是禁止那些被稱為“小報”的新聞傳播媒體（見于徽宗皇帝的詔旨）。此后，一直到清朝中期，各種傳播媒體，如“小報”“小本”“小鈔”“報條”等，都曾遭到過查禁。順康雍乾等朝，還曾經(jīng)多次出現(xiàn)過參與傳播活動的政府官員和報房主人被拘捕乃至殺戮的事件。這一情況，直到清王朝中晚期以后，才開始有所轉(zhuǎn)變。

1840年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撞開了閉關鎖國的中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從那時起，到1912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誕生為止，這是中國社會的傳播活動空前活躍，各種近代化的新聞傳播媒體相繼問世，和有關傳播思想通過口耳流傳、見諸文字、公開發(fā)表，迅速發(fā)展衍變的一個時期。

從“鴉片戰(zhàn)爭”前夕到19世紀60年代末，是中國傳播思想發(fā)展的第一個階段，也是西方新聞傳播思想開始進入中國的一個階段。

最先向公眾闡述西方傳播思想的是這一時期到中國及其臨近地區(qū)創(chuàng)辦中外文報刊的西方傳教士和商人。他們首先把“新聞紙”這一近代化的傳播媒體介紹給中國讀者，并且強調(diào)他們創(chuàng)辦這些新聞紙的目的是為了“通中外之情，載遠近之事，盡古今之變”（1857年1月26日《六合叢談》第一號）：是為了幫助中國讀者“得究事物之顛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識世事之變遷，而增其聞見”；是為了“使華人增廣見聞，擴充智慧，得以覽之而獲益”。（《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3月2日《西人在北京辦報之集議》）他們創(chuàng)辦的這些新聞紙，所刊載的主要是以下的一些內(nèi)容：（1）經(jīng)濟信息。包括航運消息和大量的有關銀票單、水腳單、進出口貨價與交易單等商業(yè)信息和商品廣告。（2）國際信息。主要是有關世界各國人文、地理、政情、歷史沿革、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基本知識。（3）科學信息。早期主要是有關西醫(yī)、西藥、生理學、解剖學，以及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方面的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后期也零零星星地介紹過一些有關西方的社會政治、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學說和思想。所有這些，其目的都是為了西方的利益，旨在傾銷他們的商品，宣揚殖民主義者的威力與德政，改變中國人民思想閉塞的狀況，消除他們對西方人的敵意。不過他們所提供的這些信息和知識，畢竟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也為中國的讀者展示了遠比封建文化思想為進步的某些資產(chǎn)階級的文化思想，因此在客觀上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他們的傳播思想，也給仍然處在被禁錮狀態(tài)的中國人以一定的啟迪。

這一階段在中國辦報的傳教士和商人，也在他們所寫的文章和他們所標榜的辦報宗旨中，提出了“新聞則書今日之事”“序事必求實際”“貴在信實無欺”“持論務期公平”等觀點。第一次向中國的讀者介紹了西方新聞傳播學中的有關新聞定義和新聞、評論報道必須符合事實，以及新聞工作者必須客觀公正之類的思想。這些思想雖然頗能新人耳目，但并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民還缺少近代化的新聞工作實踐，對這些觀點一時還難以有更深的體會。

與此同時，中國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重視新聞和信息的傳播。他們從愛國御侮的需要出發(fā)，不滿意于封建士大夫知識分子坐井觀天，昧于世事，“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現(xiàn)狀，一方面提倡經(jīng)世致用之學，一方面要求睜開眼睛看世界，更多了解國內(nèi)的，特別是國外的情況，他們的代表人物，是擔任兩廣總督的林則徐和他的好友、曾經(jīng)在浙東參加過抗英斗爭的魏源。

當時，客觀條件還不允許他們創(chuàng)辦近代化的報紙。他們所致力的主要是譯報活動，即把外國人在境內(nèi)外所辦報紙上的信息，翻譯介紹給中國的朝野人士。如林則徐主持下的《澳門新聞紙》，魏源編著的《海國圖志》等。他們的譯報活動，側(cè)重于“了解夷情”和“采訪夷情”。其目的在于“悉夷情”“醫(yī)瞑?！?，和“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敘》）。這種傳播思想，對囂然自大，深閉固拒的中國封建思想，是一次大的沖撞，表明統(tǒng)治階層中的一部分開明人士已經(jīng)破籬而出，放眼世界，不愿再相安于那種舊的封閉的格局之中了。

1850—1865年這一時期，爆發(fā)了太平天國的反清革命。這一革命政權(quán)的領導人之一洪仁玕，曾經(jīng)提出過“設新聞館”，興“各省新聞官”和刊賣“新聞篇”的建議。其中，“新聞館”和“新聞官”屬于官方。前者旨在“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知交通；商農(nóng)覽之，得以通有無，昭法律，別善惡，勵廉恥，表忠孝”。后者旨在收集輿論和來自民間的信息，使“奸者股栗存誠，忠者清心可表，……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靶侣勂眲t屬于民間，“準富民納餉稟明而設”。其法是：“或本處刊賣，則每日一篇，遠者一禮拜一篇，越省則一月一卷，注明某處某人某月日刊刻，該錢若干，以便遠近采買”“朝廷考察若探未實者，注明有某人來說，未知是否，俟后報明字樣，則不得責之”“偽造新聞者，輕則罰，重則罪”。旨在使朝野之間情況明，信息通，“縱有一切詭弊，難逃太陽之照”（以上引文均見洪仁玕《資政新篇》）。洪仁玕的這些建議，涉及報紙這一傳播媒體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傳播信息功能，以及民間辦報、輿論監(jiān)督和新聞必須真實等方面的問題。和清朝政府禁錮言論限制報紙出版的政策相比，是一個大的進步。天王洪秀全對洪仁玕有關設新聞館的建議，曾用“此策是也”的批示，表示贊賞。對有關設新聞官及準賣新聞篇的建議，則認為，“現(xiàn)不可行”“俟殺絕妖魔后行未遲也”。這說明他對報紙的積極方面的作用，還認識不足。

總之，這一階段由于海禁大開和閉關鎖國的局面被打破，擴大新聞傳播的思想在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當中已經(jīng)萌發(fā)，但礙于形勢，還沒有更多地見之于實踐。

二

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19世紀90年代初，是這一時期傳播思想發(fā)展的第二個階段。

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利，使封建統(tǒng)治階層中的一些人幡然醒悟。他們感覺到了西方工業(yè)國家堅船利炮的威脅，開始致力于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下，建立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官辦和官督商辦的工業(yè)，設置了一批有關洋務的企事業(yè)機構(gòu)，企圖以此來維持封建帝國的統(tǒng)治，挽狂瀾于既倒。與此同時，一批較早接觸到歐風美雨的士大夫知識分子，也開始探索中國前進的道路，在中國只有變才能圖存的觀點指導下，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維新變法的設想，為19世紀90年代后期的戊戌維新運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和輿論上的鋪墊。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韜和鄭觀應。

王、鄭兩人都出身于封建書香門第，受過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教育。兩個人當中，王韜曾在外國傳教士辦的出版機構(gòu)擔任編譯工作，后來多次出國訪問；鄭觀應曾經(jīng)在外商和洋務部門工作，后來又投資于近代工業(yè)。他們是那一時期對中西方的情況很了解，思想比較活躍的知識分子。19世紀60年代末至19世紀90年代初，他們曾經(jīng)多次發(fā)表文章，闡述了變法自強的觀點，也闡述了對報紙這一傳播媒體的看法。

首先，他們都極力向中國朝野人士介紹和推薦近代化報紙。這種已經(jīng)盛行于西方國家的傳播模式。盛贊它內(nèi)容豐富，“凡獻替之謨，興革之事，其君相舉動之是非，議員辯論之高下，內(nèi)外工商之衰旺，悉聽報館照錄登報”；種類繁多，“士農(nóng)工商各有報”，發(fā)行數(shù)量大，“少者數(shù)百本，多則數(shù)十萬本，出報既多，閱報者亦廣”（《盛世危言·日報上》）。并要求以英國《泰晤士報》為榜樣，來創(chuàng)辦中國人自己的報紙。

其次，他們都認為報紙可以幫助封建統(tǒng)治者“博采輿論”，了解下情，使君主“知地方之機宜”“知訟獄之曲直”，使“君惠得以下逮”，實現(xiàn)“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愛夫上”（《弢園文錄外編·重民》）的目的。鄭觀應說得更直接：“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盛世危言·日報上》）。

再次，他們都譴責外國人在中國的辦報活動，指責外國人所辦的報紙，“往往抑中而揚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弢園尺牘·上方照軒軍門書》）“每遇中外交涉，間有詆毀當軸，蠱惑民心者”（《盛世危言·日報上》），要求把報紙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主張創(chuàng)辦外文報紙，向外國人闡述本國的觀點，以抵御侵略者的荒謬宣傳。

此外，鄭觀應還著重闡述了報紙的社會教育和社會公益作用。指出：“各省水旱災區(qū)遠隔，……自報紙風傳，而災民流離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賑，源源挹注，得保孑遺，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報紙中歷歷詳述，見之者膽落氣沮，不敢恣意橫行，而反側(cè)漸平，閭閻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讀書立品，尤貴通達時務，卓為有用之才。自有日報，足不逾戶庭而周知天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無把握，此有功于學業(yè)也。其余有益于國防、民情、邊防、商務者，更仆數(shù)之未易終也”（《盛世危言·日報上》）。他建議在中國各省、各府、各州、各縣廣設報館，認為多辦報紙，將有利于國家安定和社會繁榮。

王、鄭兩人不僅鼓吹和支持多辦報紙，而且參加了這一時期的辦報實踐。王韜是香港《循環(huán)日報》的創(chuàng)辦人和第一任主編，鄭觀應曾為港滬兩地的不少報刊撰稿。他們的傳播思想對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度A字日報》《中外新報》《述報》《新報》等報刊的問世，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過他們的影響。他們的貢獻主要有兩點：第一，熱情地向中國的公眾介紹和推薦西方近代報紙這一傳播媒體及其運作的模式。第二，部分地清除了在中國大量創(chuàng)辦近代化報刊的思想障礙，削弱了來自封建統(tǒng)治者方面的阻力。

應該承認，阻力仍然很大，但堅冰已破，中國近代傳播思想和傳播事業(yè)進一步發(fā)展的高潮，已經(jīng)臨近了。

三

19世紀90年代初到20世紀初的10年，是這一時期傳播思想發(fā)展的第三個階段。

這10年，是變法維新運動由思想醞釀進入實際運作的10年。變法雖然因西太后發(fā)動的政變而宣告失敗，但只有變才能圖存的思想，已經(jīng)深入人心，變已經(jīng)成為中國時局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這10年，也是近代中國的傳播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在鼓吹變法發(fā)動政治改革運動的同時，十分重視報刊這一傳播媒體的作用，在所寫的信件、奏折、文章和專著中，曾多次闡述過他們的傳播思想。維新派的其他活動家，包括同情維新派的政府官員們，對此也有所發(fā)揮。

維新派有關傳播思想的論述，集中在辦報的目的及報紙的性質(zhì)和作用兩個方面。屬于辦報目的和辦報必要性的論述，概而言之有以下五點：

（一）開風氣

他們認為維新運動之所以障礙重重，在于思想禁錮，風氣不開。報紙在開風氣方面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只有利用報紙這一媒體，大喊大叫，“振動已凍之腦官”，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梁啟超所說的“發(fā)端經(jīng)始，在開廣風氣，維新耳目，譯書印報，實為權(quán)輿”；（《飲冰室文集》之一，《農(nóng)會報序》）唐才常所說的“廣開報館，……秦漢以來之愚障始云開霧豁，重睹光明，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說輾轉(zhuǎn)桎梏者，始腦筋震蕩，人人有權(quán)衡國是之心，而謀變通，而生動力”；（《唐才常集·湘報序》）就是這一觀點。同情維新派的官員瑞珣、沈兆煒等，對此也有所論述。

（二）開民智

他們認為中國要進行大的政治改革，必須首先開民智，而報紙則是提高“民之識見”和“民之智量”的重要手段?？涤袨樵诠嚿蠒?，就曾經(jīng)闡述過這一觀點。譚嗣同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也提到：“新聞報紙最足增人見識?！袢涨幸畧D，無過此者”（《譚嗣同全集·報貝元征書》）。曾經(jīng)創(chuàng)辦《無錫白話報序》的維新派報刊活動家裘廷梁說得更清楚：“欲民智大啟，必自廣興學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閱報始。報安能人人而閱之，必自白話報始（《無錫白話報序》）。維新派思想家何啟和胡禮垣在他們所寫的《新政真詮》中，對報紙在開民智中的作用，也有過論述。

（三）開言路

早在19世紀70—80年代，不少支持維新運動的人，就提出過必須開言路的問題。香港《循環(huán)日報》曾發(fā)表評論，批評了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思想，認為“盛治之朝，惟恐民之不議，未聞以議為罪也”（見1878年2月該報所刊《論各省會宜設新報館》一文）。在廣州出版的《述報》，則把社會上的“因循之弊”，歸罪于“言路之不廣”，并首先把言路和報紙聯(lián)系起來，指出“言路之六通四辟，……在民之有報館焉”（見1884年12月29日該報所刊《開言路為自強首義說》）。90年代以后，這方面的論述更為具體。維新派御史宋伯魯把“指陳時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備朝廷之采擇”，列為報紙的四善之一，要求多辦報紙；維新派外交官伍廷芳稱報紙為“輿論所在，公論所自出”，要求推廣報紙（見宋伯魯《奏改時務報為官報摺》，伍廷芳《奏請推廣報館摺》），談的也都是開言路的問題。何啟和胡禮垣在他們所著的《新政真詮》中，更明確地提出了“宏日報以廣言路”的主張。

（四）通情況

這是鄭觀應的“民隱悉通，民情悉達”的觀點的繼續(xù)，梁啟超、譚嗣同等人都曾經(jīng)對此作過論述，強調(diào)他們所辦的報紙，必須“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載政治學藝要書”（梁啟超《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以幫助讀者了解各方面的情況。汪康年所說的“通消息，聯(lián)氣類，宣上德，達下情”（《論設立時務日報宗旨》）、嚴復所說的“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國聞報緣起》），表述的也正是這一觀點。

（五）助變法

這是把辦報活動和變法活動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的一種觀點，較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鄭觀應。他曾經(jīng)說過“今如欲變法自強，宜令國中各省各州縣俱設報館”（《盛世危言·日報上》）這樣的話。公車上書以后，這方面的論述更多，要求更為迫切。梁啟超曾經(jīng)不止一次地強調(diào)過用創(chuàng)辦報紙來推動變法運動的主張。裘廷梁說得更具體：“無古今中外，變法必自空談始，故今日中國將變未變之際，以擴張報務為第一義”（《無錫白話報序》）。吳恒煒則公然表示要“以二三報館之權(quán)力以交易天下”（《知新報緣起》）。這說明他們辦報的政治目的是明確的。

屬于報紙的性質(zhì)和作用的論述，概而言之，有以下四點：

（一）喉舌，國口，民史

最先提出喉舌思想的是梁啟超和吳恒煒。吳恒煒在《知新報緣起》一文中提出了“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的觀點。梁啟超也說過“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國民之喉舌也”這樣的話。也有把喉舌稱為國口的，見于譚嗣同在《湘報后敘》中所說的：“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湘民慶，國有口矣。”此外，還有不少維新派人士把新聞比附于歷史，把報紙比附于史館，見于梁啟超所說的“報紙者，現(xiàn)代之史記也”（《清議報100冊祝辭》）和唐才常所說的“泰西不立史館，蓋報館即其史館也”（《覺顛冥齋內(nèi)言》卷1）。譚嗣同則更進一步，把報紙定位在民字上，認為“報紙即民史也”（《湘報后敘》）。

（二）利器

這是陳熾在反對外人壟斷中國報業(yè)的時候，首先提出來的一個觀點。原話是“國之利器，不可假人”。⁽¹⁾這一觀點和后世的工具論，已經(jīng)十分接近。

（三）黨報

康、梁等早期所辦的報紙，即具有政黨報紙性質(zhì)，只是還沒有使用黨報這一提法。1899年保皇會成立以后，才開始在他們的書信和文章中出現(xiàn)黨報字樣。1900年3月，梁啟超在致康有為的信中，首先提出“吾黨宜設一西文黨報”的建議。此后，又在《清議報100冊祝辭》中，對報紙的黨派性質(zhì)作了如下的論述：“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黨利益為目的者，一黨之報也”“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進入一黨報之范圍也”。此后不久，康有為也說過《新民叢報》“為黨報”的話?？梢娺@一對師弟之間，在他們的報紙具有黨派性質(zhì)這一點上，認識是一致的。與此相聯(lián)系的，則是報紙是否必然有政治傾向的問題。維新派人士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嚴復的說法是：只要辦報，“一舉足不能無方向，一著論不能無宗旨”⁽²⁾。梁啟超的說法是：“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界，作報者亦然”“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保ā毒锤嫖彝瑯I(yè)諸君》）可見，這一時期的維新派人士，并不想回避他們辦報的目的，也無意淡化他們所辦報紙的政治色彩。

（四）監(jiān)督政府，向?qū)?/b>

在這個問題上，論述較多的是梁啟超。他把“對政府而為其監(jiān)督”“對于國民而為其向?qū)А?，列為當今報館的“兩大天職”。（《敬告我同業(yè)諸君》）并且認為報紙是輿論的代表，報紙對政府的監(jiān)督，是一種輿論的監(jiān)督。

這一階段維新派傳播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他是19世紀下半葉維新派傳播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啟超的傳播思想，以1899年為界，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主要觀點是肯定報紙的傳播功能，認為報紙是國君的耳目，臣民的喉舌，是開拓維新變法風氣的有力工具，主張辦各種類型的報紙。后一個階段的主要觀點是肯定報紙的輿論機關作用和維新派報紙的黨報作用，肯定報紙的監(jiān)督職能和向?qū)毮?，提出新聞必須博、速、確、直、正，以及報紙必須“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當，報事速而確”的辦報標準。是近代新聞史上較早研究傳播受眾，講究辦報藝術，注意報紙的社會效果的報刊活動家。

這一階段的傳播思想，是為當時的資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的，具體地說，是為戊戌前后維新派的變法運動和稍后的保皇立憲運動服務的。和前一階段相比較，這一階段的傳播思想帶有較多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色彩。如果說王韜等人還時時為封建統(tǒng)治者借著代謀，維護他們的政體，照顧他們的利益，梁啟超等人更多考慮的，則已經(jīng)是新興的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了。這自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在梁啟超等人的傳播思想指導下，這一階段的新聞傳播事業(yè)有了飛速的發(fā)展，絕大部分的維新派骨干都參加了辦報活動。維新派的報刊在短短的兩年內(nèi)，由一兩家陡增到27家，維新派的學會團體由1個增加到20多個。在廣大的知識分子當中，出現(xiàn)了“智慧驟開，如萬川潏沸”。和“家家談時務，人人言西學”的局面，維新運動也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nèi)，被推向了高潮。受維新派傳播思想的影響，19世紀90年代以后，國人自辦的報刊相繼問世，封建統(tǒng)治者的言論出版之禁，被廢弛于無形。雖然還有限制報刊的法令出臺，和迫害報刊報人的事例出現(xiàn)，但言論出版的藩籬已經(jīng)被突破，萬馬齊喑的局面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

四

從20世紀初始到1912年的這12年，是這一時期傳播思想發(fā)展的第四個階段。

這12年，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進入高潮的10年。中山先生早在1884年中法戰(zhàn)爭后就有革命之志。1894年創(chuàng)建了興中會，發(fā)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革命開始進入行動階段。但受長期浸潤于人心的封建思想的束縛和康、梁等政治改良思想的影響，在1900年以前的一段時間內(nèi)，仍被多數(shù)人視為異端，革命處于艱苦的階段。1900年以后，形勢有了明顯的改變，指責的聲浪漸小，支持的力量日增，經(jīng)過10年的奮斗和多次武裝起義，終于在1911年一舉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輝煌勝利。

這12年，也是近代中國的傳播思想進一步發(fā)展和進入高潮的時期。以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領導人十分重視革命的新聞傳播活動，并曾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闡述過他們的傳播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關于辦報目的的論述。他們和康、梁等維新派人士一樣，并不諱言自己辦報的政治目的。在很多文章中，他們都明確地指出，他們之所以辦報，目的就是為了革命。這一點，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民報之六大主義》一文中闡述得最為清楚：“革命報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懊駡蟾锩鼒笠玻允谷苏嬷锩鼮槟康??！北砻髡幱谏仙A段的中國革命民主派對自己事業(yè)的正義性質(zhì)有著充分的認識，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信心。他們不再像改良派的某些人那樣，用乞求的方式，要求封建統(tǒng)治者“廣開言路”，而是把放言高論，對封建統(tǒng)治者進行口誅筆伐，當作自己的一項神圣權(quán)利。

其次，是關于報紙的性質(zhì)和作用的論述。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一）報紙是一種強有力的輿論工具

和改良派一樣，革命民主派的報刊活動家們也把報刊視為喉舌和工具。他們稱之為“國民之輿論”（《國民日日報·發(fā)刊詞》）、“社會之公器”（《世界公益報告白》）。區(qū)別僅在于兩者之間的重視程度不同。在革命派的一些闡述報刊作用的文章當中，報刊被尊為貴族、僧侶、平民之外的“第四種族”（《國民日日報·發(fā)刊詞》）、“第四等級”（《浙江潮》第四期筑髓文），比擬于“四千毛瑟”“一支聯(lián)隊”和“法官”“警察”“偵探”“軍人”“律師”；盛贊它可以“以言論寒異族獨夫之膽，褫民賊之魂”；并由此得出“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筆槍可矣，流墨可矣，咄，此何事？曰報紙也”（鄭貫公《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的結(jié)論。把報刊的社會地位抬到空前的高度，說明革命派的報紙理論家們比改良派的理論家們更為重視報刊在政治斗爭中的作用。

（二）報紙具有輿論監(jiān)督和輿論導向的作用

前者見于《少年報出世廣告》所說的“監(jiān)督政府”，《越鐸日報發(fā)刊詞》所說的“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以及其他革命派報刊上發(fā)表的同類文章。后者見于《神州日報一周年紀念辭》所說的“指導國民”和《黃帝魂》中所說的“國民之導師”，以及其他革命派報刊上發(fā)表的同類文章。秋瑾則在《中國女報發(fā)刊詞》中作了全面論述，結(jié)論是：“具左右輿論之勢力，擔監(jiān)督國民之責任者，非報紙而何”？對報紙的這方面作用，革命和改良兩派都很重視，只是在實踐中，革命派更重視報紙的輿論導向作用，在奪取政權(quán)以前，對報紙的輿論監(jiān)督作用并不寄予過高的期望。

（三）報紙在傳播知識、提高國民文化科學水平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

這方面的論斷。見于《浙江潮》第4期所說的“國民教育之大機關”，《河南》第8期所說的“輸入文明之利器”，《湖北學生界》第1期所說的“國民之知識”。《少年報》《珠江鏡報》《黃帝魂》等報刊和文集上，也有類似的記述。在報刊能夠“開民智”這個問題上，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理論家們認識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只贊成用“開民智”等溫和的手段來改造中國，反對任何激烈的行動，而前者則認為“開民智”是一項長遠的任務，遠水救不了近火，當前要推翻封建專制政府，光靠“開民智”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武裝起義之類的暴力行動。

再次，是關于辦報方式和辦報藝術的論述。青年報刊活動家鄭貫公在《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一文中提出的“調(diào)查不能不周密也”“翻譯不能不多聘也”“謳歌戲本不能不多撰也”“文字不能不淺白也”“門類不能不清楚也”“報費不可不從廉也”“圖畫不可不多刊也”（見1905年8月12—23日《有所謂報》），以及老新聞工作者民主革命元老于右任在《論本報所處之地位并祝其前途》一文中提出的，“不可疾言之，未始不可徐察之。不可莊語之，未始不可婉拒之”（見1907年4月3日《神州日報》）。都屬于這方面的內(nèi)容。中山先生在這方面也有所闡述，他所提出的“宣傳在于感化”“至誠是宣傳的基本態(tài)度”“對人而論，應該由近及遠”“就措辭而論，應該親近有味”，以及宣傳“要有做繼續(xù)的勁頭”，要注意“對象的利益和興趣”（見《孫中山選集》486頁、869頁，《總理全集》503頁、504頁）都涉及辦報方式和辦報藝術的問題，說明這一階段的革命派的領導人和報刊活動家們在這方面作過深入的研究，有不少適合當時辦報環(huán)境的精辟見解。

這一時期革命民主派的傳播思想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辦機關報的思想。和改良派的報刊活動家們一樣，革命派的報刊活動家們并不諱言自己報紙的黨派性，經(jīng)常稱自己的報紙為“吾黨”的報紙，所不同的是他們不滿足于創(chuàng)辦一般的黨報，而是要求在一般黨報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和黨的領導部門有較嚴格的組織隸屬關系、充當黨的機構(gòu)的喉舌的正式機關報。“機關”一詞始見于《漢書》，并非外來語。早在1903年，鄒容就提出過創(chuàng)辦“言論機關”的建議（見章行嚴《蘇報案始末記敘》）。這似乎是把“機關”和傳播活動結(jié)合起來的開始，1905年以后，機關報這一提法屢見于革命派報刊。最先提出創(chuàng)辦機關報思想的是鄭貫公，見于他在1905年8月12日《有所謂報》上所寫的《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一文?！睹駡蟆返?期刊出的《中國日報》告白，稱該報為“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遠祖”?！睹駡蟆返?期所刊陳天華的小說《獅子吼》，更通過主人翁之口，說出了“各國的會黨，莫不有個機關報”“這個機關報是斷不可少的”。這些都說明，創(chuàng)辦一批機關報進行民主革命的鼓吹，已成為當時革命黨人的共識。革命民主派創(chuàng)辦機關報的思想，明顯地接受了19世紀俄國十二月黨、民粹黨和社會民主工黨人辦報活動的影響。當時，西方國家已進入大眾化報紙發(fā)展時期，政黨報紙的黨派色彩從理論到實踐都被日益淡化，而俄國的那些“民黨”的機關報刊則方興未艾，對中國的革命民主派辦報活動，自然起了一定的借鑒的作用。

這一階段革命派傳播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舉出鄭貫公、于右任、章太炎等一大批人。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孫中山先生的新聞傳播思想。中山先生從19世紀90年代起，就十分關心報刊宣傳工作，是革命民主派報刊的組織者、締造者和參加者。他的有關報紙性質(zhì)和作用的論述，有關創(chuàng)辦黨報建立黨的宣傳機關的論述，有關宣傳方法的論述，以及有關將革命學說灌輸于人心，進而形成輿論的論述，都對當時的革命黨人的辦報活動起過重大的影響。

這一階段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的傳播思想，是當時最先進的傳播思想，是為辛亥革命時期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服務的。和維新派的傳播思想比較起來，這一階段的傳播思想，帶有更多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色彩。在他的指導下，這一階段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yè)有了比維新運動時期更為迅猛的發(fā)展。革命黨人從1900年《中國日報》創(chuàng)刊起，先后在海內(nèi)外的幾十個城市，創(chuàng)辦了約120種以上的革命報刊，對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和共和國的誕生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中山先生在總結(jié)辛亥革命勝利的經(jīng)驗時，說：“此次革命推倒?jié)M清，固然有賴于軍人們的力量，但是海內(nèi)外人心一致，則是報館宣傳之功?！保?912年4月27日對廣東報界記者演說）又說，“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保ā吨猩饺珪返谌陡锩晒θ囆麄髦髁x》）充分肯定了革命派報刊宣傳工作的作用。

五

1840—1911年的70多年，是中國近代傳播思想從開始萌發(fā)到逐步形成體系的時期，是中國傳播思想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階段。這70年間，傳播思想在中國不斷的有所衍變，尋繹其規(guī)律，可述者有以下幾點：

1. 經(jīng)濟的發(fā)展，從根本上決定了傳播思想的發(fā)展。古代中國很早就有傳播活動，很早就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的傳播媒體，但傳播事業(yè)、傳播思想長期發(fā)展滯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自然經(jīng)濟的制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生活，安土重遷分散經(jīng)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的封閉式的人際關系和社會心態(tài)，都不利于傳播思想的發(fā)展。這一狀況，直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封建的自然經(jīng)濟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被迫取消以后才有所改變。鴉片戰(zhàn)爭后，海禁大開，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山先生稱之為次殖民地），舶來于華的西方國家商人，為了占領市場，傾銷商品，迫切需要有關中國的各方面的信息。新興的中國民族工商業(yè)者，為了發(fā)展本國的市場經(jīng)濟，也增加了對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信息的需求，促使新聞傳播事業(yè)日趨繁榮。這是中國近代傳播思想得以發(fā)展的客觀原因。就這一點而言，中國近代傳播的衍變和發(fā)展，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近代經(jīng)濟發(fā)展的進程。

2. 政治是制約傳播思想發(fā)展的另一個因素。古代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禁錮政策。清朝入關后，又增加了民族的壓迫。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使不少人鉗口結(jié)舌，避之唯恐不及。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不論是傳播事業(yè)還是傳播思想，都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發(fā)展。鴉片戰(zhàn)爭后，這一情況逐漸地有所改變。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從外部遏制了封建統(tǒng)治者故步自封、囂然自大的氣焰；太平天國起義和漢族地方軍政力量的崛起，從內(nèi)部削弱了封建中央集權(quán)的統(tǒng)治。這以后，一方面是新興的中國資產(chǎn)階級政治代表人物參政意識、民本意識的加強，和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quán)的愿望逐步成為現(xiàn)實；一方面是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受到?jīng)_擊，統(tǒng)治者的治權(quán)遭到削弱，執(zhí)政者被迫步步退讓，迫害言論出版事業(yè)的法令難以認真執(zhí)行，行動有所收斂，使得形勢向有利于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方向轉(zhuǎn)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