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家在北京

1995年，為了出版父親的《趙守儼文存》，我和內(nèi)子在整理他的遺稿時，發(fā)現(xiàn)了過去從未讀到過的一篇散文。散文的名字為《幻園瑣憶》，講述了父親對自己少年時代居住在北京東總布胡同那段生活的懷念。

父親是一個很含蓄而低調(diào)的人。因為特殊的年代和經(jīng)歷，以及工作環(huán)境等緣故，他平時很少展露自己的內(nèi)心情感。因此，這篇散文與父親的其他作品在寫作風(fēng)格上迥然不同，著實讓我們有些詫異，讀來卻讓我非常感動。

父親文中講述的“幻園”，便是現(xiàn)在北京的東總布胡同三十四號，過去的舊門牌六十一號。那是一個西式的花園洋房。房子除了門牌號，并沒有什么園名，但它便是父親心中的“幻園”?！盎脠@”在父親的一生中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在文章的結(jié)尾曾這樣寫道：

今天小園的主人和到過那里的客人已一個個謝世了，所剩的寥寥可數(shù)，這一頁很快就要揭過去了。這里不久可能夷為平地，由于它既非名園，又不是名人故居，將來不會再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我不愿意在此追憶小園中有關(guān)的人，以及我和他們感情上的聯(lián)系，那里發(fā)生的悲歡離合。當年的歡笑，有些今天已化為淚。我已垂垂老矣，我不忍再寫它，承受不住情感上的激蕩。有許多應(yīng)做的懺悔，也只得暫時從闕，俟諸異日了。

在三十九年前北風(fēng)呼嘯的嚴冬里，我終于離開了我的小園，我當時清楚地知道這是永別，借用George Eliot的一句話，我知道“金門永遠對我關(guān)閉了”。從此我脫胎換骨，鑄成新人。而“幻園”也同時誕生了，那里永遠是鳥語花香，永遠有一個年輕的我。

對于父親心中的“幻園”，我其實印象不深。雖然在那里出生，卻在一歲左右就隨家人離開了那里。但是多年后，讀到父親的這篇《幻園瑣憶》，同樣也觸動了對自己少年時的那段記憶，并促使我記錄下自己的那段歲月。

祖輩蔭澤

趙家算不得望族，而是比較寒素的。我家雖是漢族，但是隸屬漢軍正藍旗籍。我的太高祖名達綸，字蓮洲，號經(jīng)圃，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是道光癸未科進士，在陜西佛坪做過知縣、知府，因此與陜西有著不解之緣。高祖母和曾祖母都來自陜西延川的書香世家李氏。前幾年，曾有位年輕的朋友居然買到我太高祖的《棗花軒詩稿》相贈。雖然詩稿的文采并不算高，但畢竟是太高祖的故物。此外，他還著有《經(jīng)圃日記》，記載了許多在陜西佛坪任上的經(jīng)歷，可惜沒有看到過。

我的高祖名文穎，生于嘉慶十九年（1814），字子異，號魯齋、銳峰，與高叔祖文起（字景翰，曾任工部主事，著有《天籟軒詩集》行世）都是道光乙巳恩科進士。因為是漢軍旗的緣故，他們的名字前并沒有冠以“趙”字。高祖文穎以同知銜任山東陽谷縣知縣，到任第五天，陽谷被捻軍圍困，他守城殉難。因為殉節(jié)的緣故，《清史稿》中專門有傳記載。至今我還保留著他的一副書法楹聯(lián)。

高祖母很了不起，其祖父李步瀛（太子少保銜）、父親李宗沆也是當?shù)氐拿T世宦，詩文都好。我家自高祖殉難后，家境敗落，甚至連紙都買不起。但高祖母還是以一己之力，撫養(yǎng)大了四個孩子，并親自負責(zé)四個孩子的教育，最后成就了“一門三進士，弟兄兩總督”，在當?shù)匾彩且欢蝿钪镜募言挕Ｒ虼?，在今山東泰安安葬高祖母的地方，為了紀念她，曾被稱為“奇母地”。高祖母幼承家學(xué)，能詩文，著有《雙清閣吟稿》和《訓(xùn)子手札》，后來，她的侄女又嫁給曾祖趙爾豐，也就是我的曾祖母。

因此，若是從太高祖論起，那就應(yīng)該是“一門六進士”了。但直到我曾祖這一代，才算是閥閱之家。

根據(jù)現(xiàn)存的家譜，從順治三年（1646）開始，我家便落籍在山東泰安（一說是山東萊州）。因此趙家的籍貫考證，應(yīng)該從入關(guān)后定居山東算起，即今山東泰安（或萊州），而郡望則是古襄平。今天，我還保留著一方“襄平趙氏”的印章（已收入我所編的《彀外堂藏趙氏印存》，后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關(guān)于古襄平，一直有兩種說法，一是遼寧鐵嶺，一是遼陽。但我覺得應(yīng)該是今遼寧省的遼陽，只不過這已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

當年，我家算是“從龍入關(guān)”的。曾祖一輩兄弟四個，也就是所謂“一門三進士，弟兄兩總督”，除了曾祖父趙爾豐（1845-1911，字季和，行三，大排行四）非進士出身，其余三位都是進士。其中，趙爾震（字鐵珊，行一，大排行二）和趙爾巽（1844-1927，字次珊，行二，大排行三）是同治甲戌科同榜進士。后來趙爾震做到工部主事三品頂戴，而趙爾巽次第做到山西巡撫、湖南巡撫、戶部尚書、湖廣總督、四川總督兼成都將軍、東三省總督、奉天將軍。曾叔祖趙爾萃（字小魯，行四，大排行七），是光緒己丑科進士，別號傲徠山房主人，曾為直隸州知州，創(chuàng)辦山東工藝局，后調(diào)任直隸工藝局、礦物局會辦，三品銜，后辭官回到泰安故里。直到今天，在登臨泰山的沿途，都能不時見到他的題詠。其實，從太高祖時代起，我家基本就住在北京了，只是因為高祖后來又在山東做官的緣故，才與山東祖籍地有著各種聯(lián)系。

曾祖父趙爾豐是道員出身，先做了山西永濟、靜樂兩縣的知縣，后來隨錫良（1853-1917，字清弼，蒙古鑲藍旗人，以正直清廉、勤政務(wù)實著稱，曾任山西巡撫、四川總督、熱河都統(tǒng)）從西涼入川，入川后做到永寧道、建昌道。因為曾祖父做事干練，為人得體，后來被任命為駐藏大臣，署理四川總督，兼任川滇邊務(wù)大臣。這在當時，也算是封疆大吏了。因此，在清末的九位總督中，我家占了兩席。

歷史上，對我曾祖父的評價，從貶多于褒，到目前的褒多于貶，經(jīng)歷了一個歷史過程。現(xiàn)在看來，當時英國人覬覦西藏，趙爾豐任駐藏大臣的時候，為了維護國家的領(lǐng)土完整，在打箭爐（即今四川甘孜州的康定縣，清末改置康定府）和英軍作戰(zhàn)，有很大的功績。后推行鐵腕政策，鎮(zhèn)壓西藏土司分裂國家的叛亂，實行改土歸流，不讓外國列強染指西藏，維護了國家主權(quán)和版圖的完整。前兩年，我見到周景良先生（周叔弢先生之子，一良先生之弟），他對我說：“令曾祖真是了不起，他當時甚至將中國界碑，立在了今印度的加爾各答?！比缃駥ξ以娓傅暮芏嘣u價，都稱他為民族英雄，后人評價他“公而忘私，血誠任事”，“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為趙氏，趙本人亦明敏廉潔，辦事公正，犯法者雖近親而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尚秉和也曾謂“自清以來，治邊者無有功若此者”。章士釗更有詩題詠：“晚清知兵帥，岑袁最有名。豈如趙將軍，川邊揚英聲。政變始辛亥，全川如沸羹?？v賊舞刀來，喪此天下英。”曾祖父的《川滇邊務(wù)奏稿》也是研究西南邊務(wù)的重要文獻史料之一。后因四川的路權(quán)風(fēng)波，他下令開槍（有說法是朝天鳴槍示警），激起了四川民變，被尹昌衡所殺，殉難于成都。這段歷史，《清史稿》有記載，還被收入了《庚子辛亥忠烈像贊》。關(guān)于他的歷史功過，自有后人評說。最近，有朋友從西藏林芝歸來，特地帶給我一本近人陳渠珍的筆記《艽野塵夢》，陳渠珍曾是趙爾豐麾下的管帶，他在書中對先曾祖的記述十分詳盡，尤其是對先曾祖經(jīng)略西藏的文治武功和平定西藏叛亂的威儀，敘述得淋漓盡致。

關(guān)于曾伯祖趙爾巽，應(yīng)該說是清末至民初一位風(fēng)云人物。他有兩大特殊的事跡頗為后人稱道：一是當御史時期的敢于直言極諫，一是任封疆大吏時的努力推行新政。趙爾巽以儒生當“言官”而剛正不阿，主持清議而名聞朝野，和當時翰林院的前輩如張之洞、張佩綸等一起被譽為清流。他甚至和盛昱等一起彈劾醇親王載灃，認為他“不宜參與政事”。后來任封疆大吏九年期間，不遺余力地推行新政，如興辦新式學(xué)堂，籌辦機械制造工廠，設(shè)立警察機構(gòu)，修建鐵路，派遣留學(xué)生等一系列政務(wù)。清末李伯元在《南亭隨筆》中還記錄了他經(jīng)常到高等學(xué)堂講演，甚至引用華盛頓、赫胥黎、克倫威爾、林肯、孟德斯鳩、西鄉(xiāng)隆盛等人的言論，令人驚嘆不已。他還極力反對纏足，主持禁煙，積極支持和參與了廢除科舉制度的運動。

顛　沛

曾祖父趙爾豐共生四子一女（女兒名瑛，終身未嫁，逝于上世紀30年代中。按照旗人的習(xí)慣，父親呼之為“大爸爸”），除了小兒子（世磐）夭折外，其他三子一直都帶在身邊。大伯祖趙世愚（曾祖父的長子，字梅岑），大排行四，稱四爺。二伯祖趙世基（字穗生，號介卿），大排行七，稱七爺。祖父趙世澤最小，大排行九，稱九爺，也就是后來啟功先生的口述史里，經(jīng)常提到的“趙九先生”。早年，趙爾震和趙爾巽都是膝下無子（趙爾巽晚年六十歲才得子），于是七伯祖趙世基就過繼給了趙爾巽（因此，辛亥四川路政風(fēng)波時，只有四伯祖和祖父在曾祖身邊），而祖父則過繼給了趙爾震，一子兼祧兩房。后因趙爾震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去世，祖父趙世澤才又回到了曾祖父膝下。

祖父趙世澤，字叔彥，號拙存，別號小鷗波館主人，又署聽松閣主人，三十歲后以字行。他出生于北京，畢業(yè)于當時的京師貴胄學(xué)堂。曾歷經(jīng)清末皇朝的傾覆、民國的肇始、北洋政府時期，以及抗日戰(zhàn)爭與內(nèi)戰(zhàn)的動蕩歲月，一生坎坷。

1906年，祖父世澤和四伯祖世愚隨曾祖父趙爾豐前往四川成都上任。1911年，由于四川路權(quán)風(fēng)波，曾祖父殉難于成都。而祖父一行兄弟二人在危急時刻化裝逃出了成都。至此，便開始了一段四處顛沛的生活。

祖父回到北京不久，辛亥革命爆發(fā)。時任江蘇巡撫的程德全（1860-1930，字純?nèi)纾拇ㄔ脐柸?，辛亥后任江蘇都督，南京臨時政府內(nèi)務(wù)總長）宣布江蘇獨立，祖父應(yīng)召南下，往蘇州做了程德全的幕僚（類似機要秘書，當時江蘇巡撫駐節(jié)在蘇州），負責(zé)程德全內(nèi)外往來的各種公文草擬、電發(fā)等事務(wù)。至今我仍保存有祖父當時為程德全草擬的公務(wù)電文，如發(fā)給當時的安徽都督朱家寶、浙江都督湯壽潛，以及給倪嗣沖、孫寶琦等人的電文原件。

祖父趙世澤在蘇州跟隨程德全期間，迎娶了蘇州名門顧姓人家的女兒，即是祖父的元配夫人。同年，顧氏便因產(chǎn)褥熱而去世，留下一個女兒，也就是我的姑姑（名守儁，字思柔）。自顧氏去世以后，祖父后來續(xù)納的繼室都不曾扶正，皆是側(cè)室的名分。

祖父在蘇州一年多，后因程德全卸任，隨后不久也離開了江蘇。期間續(xù)納了孫氏，生有一子，名守倞，不久孫氏也因病去世。當時，清王朝剛傾覆不久，許多清朝的舊臣遺老多在天津、青島、大連、上海四地退隱寓居。因此，祖父趙世澤再次北上，前往青島投奔曾伯祖趙爾巽。在青島期間，祖父再次續(xù)納了老祖母初氏。老祖母名初婉，字靜瑜，山東諸城人。嫁給我祖父后，隨了夫姓，稱趙初婉。她因身體緣故（曾患子宮肌瘤，摘除了子宮），一生無出。不過，老祖母對我的父親和我一直都非常好，視如己出。我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也都承她百般疼愛和呵護，所以我一直叫她“老奶奶”。而很多舊時的見聞和家族中的往事，也多是從小在她身邊耳濡目染，才不至于到了我這一輩，“斷”了這些過往的記聞。

我年少時常聽老祖母說起他們在青島的那一段日子。當時曾伯祖趙爾巽年逾七十，以清朝遺老自居，他常講這樣的幾句話：“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飯，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他此生最后的夙愿便是領(lǐng)修清史。

由于曾伯祖和袁世凱在清末來往較多，袁對他一直很尊重。以至于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仿照漢高祖時“商山四皓”的典故，封了個“嵩山四友”，儼然以帝王自居?！搬陨剿挠选钡牡谝晃槐闶窃孚w爾巽，第二位是徐世昌，第三位是李經(jīng)羲，第四位就是張謇。不過，這四個人誰都沒有接受這個封號。

1914年，大總統(tǒng)袁世凱批準了北洋政府國務(wù)院關(guān)于設(shè)立清史館纂修清史的呈請，并聘請趙爾巽任清史館館長，當年9月正式成立。這也算了卻趙爾巽此生最后一個夙愿。同年，袁世凱為了曾伯祖主持清史館事務(wù)的便利，特地派了專列前往青島，將他們接至北京，而進京的路線就是膠濟鐵路轉(zhuǎn)京浦鐵路。據(jù)彼時隨行的老祖母說，他們坐的專列被稱為“花車”——這兩個字在我腦子里印象非常深刻，因為老祖母晚年總是對這段往事津津樂道，我也常聽不厭。所謂的“花車”，就是有豪華內(nèi)飾的高級專列，也是當時北洋政府遠程接送貴賓的最高禮遇。“花車”由三節(jié)車廂組成，有臥鋪車廂、起居車廂和豪華餐車，所有的內(nèi)部設(shè)施都是西洋款式，如紅絲絨的沙發(fā)和座椅，掛著流蘇的幔帳和窗簾，幾乎與那時的西洋高等車廂無異。（藍鋼車組成的花車，是因臨時需要組成的，而花車本身并不獨立存在。）

棲居?xùn)|北

自從曾祖父趙爾豐四川殉難后，祖父趙世澤一直南北顛沛，奔波了數(shù)年。在隨同曾伯祖趙爾巽回京之后，雖然全家衣食無憂，終于可以安定下來，但特殊的經(jīng)歷和當時的環(huán)境，讓祖父養(yǎng)成了獨立自強的性格，他期望有一番屬于自己的作為。于是在民國初年，因為曾伯祖與張作霖的舊年淵源，祖父前往齊齊哈爾（當時的黑龍江省省會）任職，署黑龍江省煙酒事務(wù)專賣局局長。那時，祖父舉家定居在齊齊哈爾和哈爾濱兩地。齊齊哈爾的房子我估計是官署，而哈爾濱的房子則是私產(chǎn)。

那時，祖父經(jīng)常往來于黑龍江與北京之間，回京之時，也會住在曾伯祖于北京的一處宅院（位于今天的北兵馬司）。如今這處宅院早已不在了，1948年以后，那里蓋了大樓，成為交通部的辦公場所（也即后來的三機部、航天工業(yè)部和航天工業(yè)總公司）。其實曾伯祖在京還有一處宅院，在德勝門內(nèi)大石橋胡同，那個大園子雖房屋不多，但是花園極大，每到春天，滿園的芍藥、牡丹，姹紫嫣紅。50年代，老七爺趙爾萃的側(cè)室住在里面，我稱“七老祖”，算是趙家當時輩分最高的長輩了。我小時經(jīng)常隨兩位祖母乘著三輪車去那里玩，尤其是七老祖每年過生日時，恰逢暮春，正是園子里一年中最好的時節(jié)，我會在那里滿園地瘋跑。趙爾巽晚年所生之子，十二叔祖趙世輝與張懷瞳（張作霖之女）夫婦1950年曾從美國回京省親，還在那個園子里住了十幾天。

當時，祖父任署地是在省會齊齊哈爾，但兩位祖母特別喜愛當時哈爾濱的洋派生活，一年里的絕大部分時間全家都居住在哈爾濱。為此，祖父在當時的哈爾濱南崗地區(qū)置辦了房產(chǎn)，供兩位祖母常年居住。祖父則因此頻繁往來于齊齊哈爾與哈爾濱之間。

提到張作霖，不得不說起他與我曾伯祖趙爾巽那段極深的淵源。清末時期，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當時東北的匪患猖獗，其中以張作霖的勢力最大。曾伯祖愛惜張作霖是個人才，將其招安，并一手提拔，為其日后成為東北王奠定了基礎(chǔ)。因此張作霖對曾伯祖感戴一生。曾伯祖在六十一歲時得子趙世輝（1942年移居美國），他感到此生無憾，自詡“無補老人”，對兒子疼愛有加。而趙世輝的夫人，便是張作霖的三女兒張懷瞳（張學(xué)思將軍的胞妹）。因此趙張兩家有著特殊的淵源關(guān)系，使得兩個家族在以后的歲月里，都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不過，趙張兩家聯(lián)姻一事，絕非如唐德剛記錄的張學(xué)良口述中所說“是趙爾巽主動向張作霖提親”。而是當時張作霖確有此意，但我曾伯祖認為兩家出身、門第懸殊，因此堅決不允。直到曾伯祖去世后，張家再度提親時才被應(yīng)允。

祖父任署東北期間，適逢張作霖五十大壽。張聘請七伯祖趙世基擔(dān)任演出堂會的總提調(diào)。因七伯祖與梅蘭芳相交甚篤，雖然梅蘭芳有不出關(guān)演出的慣例，無奈沖著七伯祖的情面，破例為了張作霖的五十大壽，在奉天（沈陽）登臺唱了三天大戲。而當時的大軸戲便是梅蘭芳與楊小樓的《霸王別姬》（按說，在壽辰之際演出《霸王別姬》是不祥之兆）。同時被邀請前往奉天的，還有京劇四大名旦中的程硯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四大須生中的馬連良、譚富英和王鳳卿、姜妙香等，他們都被安排居住在張作霖的大帥府中。只有梅蘭芳，因當時是中國銀行的董事，由七伯祖陪著住在中國銀行沈陽辦事處。張作霖對梅蘭芳很是敬重，曾由七伯祖陪同，攜夫人前往梅蘭芳下榻處拜訪。（七伯祖趙世基一生才華橫溢，只可惜身體一直不好，1927年不到五十歲時便去世了。）

當時全國的貨幣尚未統(tǒng)一，關(guān)內(nèi)與關(guān)外的貨幣匯率不同。因此，祖父在東北任職期間，通過關(guān)內(nèi)外的貨幣匯率差價從中賺取了較為豐厚的利潤，獲益頗豐，家道也逐漸殷實起來。也是在這期間，祖父又續(xù)納了我的親祖母。親祖母是江蘇揚州人，隨其姑母在安徽長大，名汪姞，字曼殊，后隨夫姓稱趙曼殊。因為她好吃甜食，又喜歡散糖給小孩兒們吃，我稱她為“糖奶奶”。

1926年1月18日（舊歷乙丑臘月初五），我的父親趙守儼出生在齊齊哈爾。老祖母每與我講起父親出生時的場景，總是滿臉驕傲的神情。父親出生時，老祖母為了孩子的平安降生，找到當時在齊齊哈爾的日本醫(yī)生伊藤夫婦（伊藤是當時著名的婦產(chǎn)科大夫，他的妻子是日本助產(chǎn)士），為我親祖母接生。而當孩子的臍帶剪斷之后，醫(yī)生便將孩子（我的父親）放在了老祖母手中。老祖母對我講：“她（指我的親祖母）那時才十八九歲，能懂得什么呀！”不想，多年以后，兩位祖母卻常因此舊事拌嘴，一個說“兒子可是我生的”，一個說“生是你生的，養(yǎng)可是我養(yǎng)的”。我在一旁聽來倒也覺有趣。

祖父給父親取的乳名叫“安兒”，這其中是有個緣由的。在我父親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11月，時任東北軍京榆駐軍副總司令郭松齡在馮玉祥的挑唆下，舉兵倒戈反奉。后被張學(xué)良平定，同年郭松齡夫婦兵敗身死。也因這一場突如其來的兵變，東北局勢轉(zhuǎn)危為安，祖父更希望家中的親人和新生的孩子，能相安于世，于是才給父親起乳名為“安兒”。

而此時在北京主持纂修清史稿的曾伯祖趙爾巽，雖然晚年得子，號稱“無補老人”，但是身體已經(jīng)大不如前。雖然在“北京政變”之后也曾應(yīng)段祺瑞政府之邀，以德高望重出任臨時參議院議長，但是實際已經(jīng)不能做什么具體事情，健康狀況堪憂，已近燈枯之年。他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清史稿》的完成，一再催促著《清史稿》的編修完竣。1927年，為了了卻曾伯祖的夙愿，《清史稿》倉促成書。由于倉促，書稿確實存在不少疏漏和問題。后又由金梁（1878-1962，號息侯，滿洲正白旗瓜爾佳氏，光緒三十年進士，曾任京師大學(xué)堂提調(diào)，民國后曾任農(nóng)商部次長）攜至關(guān)外，經(jīng)其增刪修改后的版本稱為關(guān)外本。而曾伯祖主持修撰的版本稱為關(guān)內(nèi)本。1928年后，國民政府對這兩個版本的《清史稿》都不予承認，宣布了它的二十七條罪狀，例如“反革命”、“不奉民國正朔”等等。但時至今日，這兩個版本的《清史稿》依然對清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趙爾巽的去世

1927年里，有三位重要的清朝遺老相繼去世。第一位是在北京頤和園魚藻軒自沉于昆明湖的國學(xué)大師王國維，第二位是突然逝于山東青島的康有為，第三位便是我的曾伯祖趙爾巽。

曾伯祖病篤之際，即電告我的祖父趙世澤，望其攜兩子（守倞和守儼）回京省親。其間，曾伯祖在病榻上，以他的思路口吻口述，由祖父代為執(zhí)筆，為所藏《宋拓房梁公碑》寫了一篇跋文。這篇跋文事關(guān)曾伯祖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傳世藏品，也即是“小三希”之一《宋拓房梁公碑》——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碑。碑文記錄了一代名臣房玄齡的生平，梁公是房玄齡的謚號。該拓本為唐代正書碑刻，由褚遂良所書。拓本曾以珂羅版形式影印了一百部，我至今還保留著其中幾部，后來還贈送給朱家溍先生一部。而這件家藏的原件，在40年代初，被堂叔祖父趙世輝帶去了美國。趙世輝后來參與了聯(lián)合國的創(chuàng)辦，是聯(lián)合國的終身顧問，這些都是后話了。從跋文能看出來我祖父的手書字跡非常漂亮，落款為：

丁卯重逢鄉(xiāng)舉之年，八十四翁無補趙爾巽病榻謹記。猶子世澤率倞孫、儼孫適從龍江來省，即命之代筆，秋節(jié)前十日。

丁卯即是1927年，儼孫即我父親。

這段跋文不久前在嘉德拍賣，被我的一位年輕朋友購得，據(jù)說是從樊增祥后人家中流出。他拍得此件后，又來找我在上面再重新題跋一段始末。九十年后重見先人手澤，又得補跋，也為幸事。

曾伯祖去世后，祖父攜兩位祖母與其他家族宗親一起，在北兵馬司操辦大喪事宜。多年后，兩位祖母都對我講述過當時聞訊趕來的張作霖出席喪禮的不少細節(jié)。

當時的張作霖已是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勢力已經(jīng)擴張到長江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區(qū)，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巔峰的時期。但是在趙爾巽面前，張作霖一生都自稱僚署、麾下。就是在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之后，每次謁見趙爾巽遞手本，也署“沐恩張作霖”。張學(xué)良也曾在口述史中稱，“趙爾巽是張作霖一生最敬重和懼怕的人”。喪禮期間，張作霖行至北兵馬司宅邸大門口時，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靈堂，痛哭至兩個鼻孔流血不止，被人攙出靈堂。當時我的兩位祖母作為侄媳在旁守靈，看得最為真切。那場景真應(yīng)了古人對“泣血稽顙”的描述，也足見二人的關(guān)系確實非同一般。又因我的兩位祖母與張作霖的許夫人（即張學(xué)思和我叔祖母張懷瞳的生母）關(guān)系也非常好，在東北時，也常與她和于鳳至在一起打牌，所以關(guān)于張家的一些軼事，也是兩位祖母常說起的舊事之一。

待曾伯祖的喪禮結(jié)束后，祖父即攜家眷回到東北。轉(zhuǎn)眼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發(fā)，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后北伐成功，奉系與當時的國民政府談判后，張學(xué)良決定東北易幟，從此聽命于國民政府，響應(yīng)全國統(tǒng)一。但是這期間，東北軍中發(fā)生的一件大事，對祖父觸動極大。

張作霖死后，圍繞奉系內(nèi)部新的權(quán)力中心的確立，張學(xué)良與父執(zhí)楊宇霆（1885-1929，字鄰葛，東北政務(wù)委員會委員，奉系老派人物）的矛盾越來越白熱化，加上多年的積怨，以及政治理念的不同，張學(xué)良最終設(shè)計誘殺了楊宇霆和常蔭槐（1888-1929，字翰勷，曾任黑龍江省省長、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委員長，是掌管東北經(jīng)濟命脈的主要人物）。楊常二人死后，對外公告的罪名當中，首罪便是勾結(jié)日本。然而眾所周知，楊宇霆雖是日本士官學(xué)校畢業(yè)，但在東三省的問題上，與日本人的抗爭從來都是立場鮮明、態(tài)度強硬?？梢姰敃r定此罪名，不過是為了安撫民心罷了。我祖父任署東北期間，素來與楊、常二人交好。特別是常蔭槐，因為常是經(jīng)濟出身，與祖父同為東北經(jīng)濟系統(tǒng)僚屬關(guān)系，兩人來往更為頻繁一些，而且兩家的家眷也常有往來。楊、常二人被殺，讓祖父對張學(xué)良的作為十分不滿。后據(jù)父親講起，祖父一直對張學(xué)良印象不佳，認為他是紈绔子弟，且是個沒有主見的人。祖父也曾說過，如果楊宇霆不死，也許不會有后來的“九一八”事變。

不久，祖父便辭去了黑龍江省煙酒事務(wù)專賣局局長的職務(wù)，舉家搬到了大連。祖父在東北任署期間，因公務(wù)常往返于齊齊哈爾和大連，所以在大連的老虎灘置有一處日式別墅。由于東北局勢隨后逐漸平穩(wěn)下來，祖父和兩位祖母就來到大連居住。在大連的那段時間里，一家人的生活相對平和，日子過得也還算優(yōu)裕。而父親也隨祖父一起遷居到大連，當時他已經(jīng)兩歲。

再度定居北平

1929年，祖父舉家從大連遷回了北平。自此算來，從跟隨曾祖父趙爾豐四川上任伊始，待到再次歸返久別的北平，祖父已經(jīng)南北顛沛了二十來年。不久前，我在某拍賣網(wǎng)站看到他當年的詩作，手書七言律詩兩首，氣魄雄渾，充滿憂國憂民的情思，絕對不是外界認知的一味風(fēng)流倜儻的“趙九爺”。

回來之后，祖父在東總布胡同內(nèi)置辦了一處房產(chǎn)，以供全家人居住。而這幢房子，便是父親筆下的“幻園”。自此，從1929年到1950年，我們?nèi)冶阍诖司幼。查_始了我們這一房重新正式定居北平的日子。只是住下后沒過多久，伯父（即父親同父異母的兄長）守倞因病去世。

當時北平的胡同里多是傳統(tǒng)形制的四合院，而祖父購買的這幢房子，來歷卻有些獨特。房子最早是一位德國建筑師設(shè)計建造，供其自身居住使用的。后主人回國，就將房產(chǎn)轉(zhuǎn)賣給了一位國人。后來，因新主人嗜賭成性，一夜之間又將這房子輸于他人，經(jīng)過幾次輾轉(zhuǎn)之后，被我祖父買下。

當時，這類西洋形制的洋房在北平并不多見。房子為兩層樓房，整體的框架結(jié)構(gòu)和外觀都呈現(xiàn)西式風(fēng)格，周圍是歐式的木制回廊。難得的是，還兼帶有一座花園，花園的布置卻是半中半西，花木扶疏，其間還有水池、太湖石假山和一座中式的茅草涼亭。

在后來的日子里，因為時局動蕩，祖父雖有抱負，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經(jīng)歷坎坷，諸事繁雜，便逐漸淡出世事，深居簡出，過起了寓公的生活。于是從1929年至1937年間的那段日子，就成了祖父在北平最閑適寧靜的一段時光。而四伯祖家也買了東總布胡同中段的一座西式小樓，離我家不遠。不過，四伯祖與我祖父興趣愛好大不相同。這位世愚四爺最喜歡在家鼓搗些九章算術(shù)、勾股定理之類的推演，但是他并不懂現(xiàn)代數(shù)學(xué)，只不過是興趣消遣而已。

祖父博學(xué)多才，風(fēng)流倜儻。不過，由于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他受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的氣節(jié)綱操影響頗深，為人風(fēng)雅，無意流俗。因此在東總布胡同的日子里，祖父多好收藏歷代文人書畫和碑帖。而1937年之前，正是他收藏最為豐富的時候，如馬遠、趙孟、沈周、董其昌和畫中九友、査士標等人的字畫作品收購了不少。而對于類似揚州八怪等人的早期商業(yè)畫作，祖父歷來是不屑一顧的。如今看來，他當時的收藏趣味不免過于正統(tǒng)，失之偏頗。不過，在當時北平的古玩行里，趙九爺?shù)拿曋鴮嵅恍?。?0年代末，他又從當時的大收藏家完顏景賢（樸孫）舊藏里收購了很多精品，更算得上是當時的大家。早在30年代以前，在收藏界里，碑帖的收藏是遠遠高于書畫收藏的，其價格也要比書畫高很多。我祖父所藏的碑帖精品正是他能在收藏界享名的原因。當時很多宋元碑帖都經(jīng)他鑒賞收藏，如元人袁桷的《雅潭帖》、虞集行書《白云法師帖》、龔的《教授帖》、段天祐的《安和帖》，以及宋拓《蘭亭》“況字三點，暫字有賊毫本”等，多從項元汴起，歷經(jīng)安岐、何子彰、完顏景賢、張爰（大千）、譚敬至我祖父相繼收藏，都有他們所鈐的收藏鑒賞印。因祖父所好所喜多少有些偏好和自負，投其所好者不在少數(shù)。后來，他將自己的收藏花重金拍照，一一做成了珂羅版圖片，我保存至今。無論如何，在舊時的北平，祖父趙世澤稱得上是當時著名的書畫收藏家之一。每與馬寶山、耿寶昌、程長新、徐震伯、樊君達、劉云普等廠肆舊人談起祖父，他們都能道出許多當年與他交往的舊事，與他非常熟悉。

祖父也酷愛戲曲。在那段做寓公的閑暇日子里，除了對昆曲的愛好之外，常常也創(chuàng)作些皮黃（京?。┍咀?，同時也將一些昆曲傳奇的劇本改編成皮黃。如將李漁的《玉搔頭》改編成了一部皮黃本子，叫作《鳳雙棲》。后來京劇四小名旦之一的張君秋還演過幾回（張君秋是我祖父的義子，那時經(jīng)常住在東總布胡同）。不過，祖父創(chuàng)作的戲曲劇本因其個人喜好，風(fēng)格大多過于典雅，無法迎合當時梨園內(nèi)流行的世俗之風(fēng)。于是祖父對戲曲的喜好，漸成了他自娛自樂的消遣，用以打發(fā)寓公生活的寂寥。至今，我仍藏有他用蠅頭小楷寫的戲曲創(chuàng)作和工尺譜幾十種。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抗戰(zhàn)爆發(fā)，北平被日本人占領(lǐng)。祖父堅決不肯出來做事，因此也斷了經(jīng)濟來源。除了東北的房產(chǎn)之外，家中從來沒有經(jīng)營過任何產(chǎn)業(yè)，抗戰(zhàn)期間東北房產(chǎn)的收益也到不了家里。且祖父不擅經(jīng)營，只能坐吃山空。那段日子里，因生活窘迫，他開始靠變賣藏品度日。如今在故宮博物院里的十余件法帖和書畫藏品都是他那時變賣的，如元代袁桷的《雅潭帖》、虞集的《白云法師帖》等，都鈐有他的收藏印，是當年他賣出的藏品。

祖父也擅圍棋，據(jù)說達到了六段的水平。在那些日子里，與人手談，成了祖父打發(fā)時光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在“幻園”生活時期，常有一些喜歡書畫的朋友和擅手談的棋友上門來陪他鑒古下棋，如陳叔通的哥哥陳漢第（字仲恕，畫家），以及石雪居士徐宗浩（名士，書法家）和畫家陳半丁等。

1949年新中國建政以后，陳叔通等人也曾多次勸說他出來做些工作，無奈祖父已經(jīng)歷二十年的寓公生活，養(yǎng)成疏懶而不問世事的習(xí)慣，都婉言謝絕了。1950年初，祖父因突患腦溢血去世，享年僅六十六歲。

離開“幻園”后的日子

祖父去世之后，家中的經(jīng)濟來源基本來自哈爾濱的房產(chǎn)收入。1949年后，哈爾濱的幾處房產(chǎn)統(tǒng)一由國家管理經(jīng)營，而原房主每月有定息可拿，這便是我們?nèi)耶敃r的所有經(jīng)濟來源。由于這定息需要每月去專門的部門領(lǐng)取，因此在哈爾濱當?shù)匚辛艘粋€叫潘立甫的人，每月里由他按時領(lǐng)了這定息，再電匯至北京。每月的定息總額在八百元人民幣左右。當時一般人每月的薪水較高的也不過六七十元，多的也不過二百元，所以這在當時已經(jīng)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每月的定息被分成四份，兩位祖母各拿其中的三成，剩余的四成，由父親和姑姑平均分領(lǐng)。直到1960年前后，父親便將這定息中的兩成主動放棄，上繳國家——即每月從哈爾濱電匯來的定息中不再有父親的那兩成。后來，哈爾濱的潘立甫去世，老祖母通過私人關(guān)系，委托北京通教寺一位尼姑（法號隆觀）在東北工作的俗家哥哥（姓姜），代為處理每月領(lǐng)取定息的事宜，一直到“文革”前夕。

1948年的圣誕之夜（也即戊子十一月廿四日），我出生在“幻園”（實際是在協(xié)和醫(yī)院，由林巧稚親自接生）。一年多后的1950年初，家人將房產(chǎn)以三千匹布的價格賣給了國家，并舉家搬出了“幻園”。

父親多年以后回想起離開“幻園”的場景時，我依稀還記得他說：“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時節(jié)……”

離開“幻園”后，家人倉促間在東城南小街的什方院胡同（1965年后改稱盛芳胡同）購置了一處四合院。那是一座格局很奇怪的四合院，半中半西，圍繞著整個住房，有一圈回廊，回廊很寬，都鋪著很漂亮的花磚地。整所房子都有地下室，其中南側(cè)的地下室成為了家中的廚房，而東西北三面的地下室都堆放著從東總布胡同搬來的家具。我們在此一直居住到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