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左傳》著述性質(zhì)及成書過程之考察

關(guān)于《左傳》的性質(zhì)，學(xué)界歷來就見解不一，爭論很多。《左傳》的性質(zhì)關(guān)乎它成書的方式、成書的時間、編寫的作者，以及與《春秋》的關(guān)系等諸多方面。尤其是它與《春秋》之間的關(guān)系，更是成為從漢代爭論至今的一段學(xué)術(shù)公案。漢代劉歆認(rèn)為《左傳》是最忠實于《春秋》的傳釋之作，但是同時代的經(jīng)師則以為該書是出自劉歆的作偽，從此便開始了經(jīng)學(xué)史上漫長的真?zhèn)谓窆盼闹疇帯?sup>漢代之后，著名如杜預(yù)（222—284）宣稱左丘明是孔門弟子，《左傳》解釋《春秋》。王接（267—305）則以為《左傳》“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jīng)發(fā)”。入唐之后上述爭議仍然存在，孔穎達(dá)等人的《春秋左傳正義》，沿襲了杜預(yù)《集解》之說，但啖助等人則稱左氏并非左丘明，質(zhì)疑《左傳》的經(jīng)傳身份，甚至將其視同諸子書。他說：

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冊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shù)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后代學(xué)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dāng)時文籍，故兼與子產(chǎn)、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辭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春秋集傳纂例·三傳得失議》）

啖助等人的這種疑經(jīng)觀點，大體在兩個方面對后代的《左傳》研究產(chǎn)生著重大的影響。一是對《左傳》成書材料的懷疑。他們雖然還肯定《左傳》的經(jīng)傳身份，但是認(rèn)為它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很復(fù)雜，所敘述的事件并不完全可信，代表人物如程頤、朱熹等。

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jīng)之事跡，以經(jīng)別傳之真?zhèn)巍＃ǔ套樱?/p>

《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朱子）

二是對《左傳》的全盤否定。程、朱等人對《左傳》的懷疑還是局部的，而且這種懷疑也沒有危及《左傳》的經(jīng)典地位，但后來的學(xué)者則走得更遠(yuǎn)，他們因為懷疑《左傳》敘事的真實性，進而懷疑該書的材料來源，直至最終否定《左傳》全書。如明人郝敬即以為：

《左傳》或出于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善重耳五臣不啻口出，夸晉功業(yè)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quán)納賄貪淫之?dāng)《Y，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為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清代劉逢祿則更進一步，他說：

《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jù)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后之以訛傳訛者矣。

與劉氏觀點相近的還有康有為、崔適等人。近代錢玄同、顧頡剛等人也認(rèn)定此書是偽作，與此同時劉師培作《周秦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xué)行于西漢考》、《司馬遷左傳義序例》，章太炎作《春秋左傳讀敘錄》、《劉子政左氏說》，錢穆作《劉向劉歆年譜》予以反駁?！蹲髠鳌氛?zhèn)蔚姆制缰钡浆F(xiàn)代還在繼續(xù)。如楊伯峻先生指出了《左傳》與《春秋》間的諸多不合處，而傅剛師則認(rèn)為該書杜預(yù)列舉解釋《春秋》的體例如此之多，不容懷疑，而且古書多可信，我們后人往往懷疑太過。趙伯雄先生則從解釋《左傳》無經(jīng)的傳文入手，堅持其與《春秋》的經(jīng)解關(guān)系。其說不可謂不辨，但還是自我立論，缺乏實據(jù)。

時代久遠(yuǎn)所帶來的資料空缺是無法填補的，要對上述的諸多問題得出一個大家最終都認(rèn)同的結(jié)論，也是不現(xiàn)實的。本文不擬對這些內(nèi)容作過多糾纏，而旨在于通過提供新的材料，從另外的角度來揭示《左傳》性質(zhì)的多元性和成書過程的復(fù)雜性，以求盡可能還原《左傳》真實的生成狀態(tài)。

第一節(jié) 《左傳》瞽史口傳說質(zhì)疑

《左傳》的成書歷來說法不一，但大體上不外乎口傳和文本兩種觀點。前者以為《左傳》在成書之前經(jīng)歷了一個口耳相傳的階段，然后才被人訴諸文字，于是便有了書籍的體式?，F(xiàn)代學(xué)者中支持這種觀點的還頗不少，但他們所持的具體理由則有所不同，其中尤以瞽史口傳說為最突出，流傳也最廣。楊寬先生以為：“我們認(rèn)為《左傳》一書，大概是戰(zhàn)國初期魏國一些儒家學(xué)者依據(jù)各國瞽史所編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百國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編輯而成，因以作魯《春秋》的傳的。”徐中舒先生參照了國內(nèi)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民俗，得出了大體相近的看法：“當(dāng)時所存的重要史料，除了《春秋經(jīng)》以外，還有大量珍貴的口頭文獻流傳于樂官中，由瞽矇以傳誦的方式保存下來?？鬃拥茏赢?dāng)魯國禮壞樂崩典籍散亡之時，與太史樂官同時去國，他們從太史接受《春秋》，也從樂官接受這些珍貴的口頭文獻，這就為《左傳》編寫準(zhǔn)備了必要的條件?！?sup>閻步克先生也基本上采用了這種觀點，他說：“古史傳承本有記注和傳誦兩種形式，二者相輔相成；對于一件史實，史官記其大略于簡冊之上，其詳情則由瞽矇諷誦?？鬃印洞呵铩泛妥笄鹈鳌蹲髠鳌返南酁楸砝镪P(guān)系，我想就由此而來，《左傳》不過是把昔日瞽矇所諷誦者，也化為文本而已。”另外，王小盾先生在《詩六義原始》一文中也有類似的論述。我們以為《左傳》主要是在參考了文獻的基礎(chǔ)上編輯而成的，書中雖然也包含了一些口傳的內(nèi)容，但它們遠(yuǎn)非本書的主體，并且這部分口傳的內(nèi)容也主要是來自史官，而非出自瞽史，因之上述學(xué)者所謂的《左傳》出于瞽史口傳的觀點還有可商榷之處。

一、瞽史的界定及其史書傳統(tǒng)

楊寬先生對“瞽史”作了如下的定義：

春秋時代有一種瞎眼的貴族知識分子，博聞強記，熟悉歷史故事，又能奏樂，善于傳誦歷史或歌唱史詩，稱為瞽史，也稱瞽矇，他們世代相傳，反復(fù)傳誦，不斷加工，積累了豐富的史實內(nèi)容，發(fā)展成生動的文學(xué)作品。

他將瞽史視為春秋時代的一種固定而重要的職位，然而在先秦的國家機構(gòu)中并沒有瞽史一職，與之相近的只有所謂的瞽矇，而且其地位并不高?！吨芏Y·春官·宗伯》說：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氐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玄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边@里瞽是樂官。又說：“瞽矇掌播鼗、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鳖壴谶@里是作為樂官出現(xiàn)的，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奏樂，連帶誦詩，似乎還兼唱歌詩。如果真的存在一個瞽史傳統(tǒng)的話，那么在先秦典籍中必定有許多相關(guān)的記錄，但事實上其中相關(guān)的材料很少，直接稱“瞽史”的僅見于《國語》。《周語下》中記錄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周語上》中另一段材料更為著名，引述如下：“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guī)，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绷硗膺€有幾處，如《晉語四》：“瞽史之紀(jì)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shù)?！薄邦酚浽唬核美m(xù)其祖如穀之滋?！薄冻Z上》：“臨事有瞽史之懼，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焙笕怂^的“瞽史”之說大體由此而來。在他們的觀念中，“瞽史”不但記錄國家史事，而且還干預(yù)國家政治，是各國朝廷中很有身份和地位的一群人。

《左傳》沒有關(guān)于“瞽史”的具體事件，涉及“瞽”和“史”的事件都是分開敘述的。其中記錄“瞽”的材料數(shù)量不多，只有如晉國的師服、師曠，鄭國的師茷、師慧、師悝、師觸、師蠲等寥寥數(shù)人，而且他們在《左傳》中只偶爾一見，與之相關(guān)的事件也多為歌舞娛樂。如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哉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毕骞迥辏班嵢艘宰游?、伯有、子產(chǎn)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慧曰：必?zé)o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zé)o人焉故也。”《左傳》也有記錄瞽矇論政的例子，數(shù)量也不多，主要是集中在晉國，而尤以師曠最為突出。

師曠曰：“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guī)誨。”（襄公十四年）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保ㄏ骞四辏?/p>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fēng)，又歌南風(fēng)，南風(fēng)不兢，多死聲。楚必敗?！保ㄏ骞四辏?/p>

晉國叔向與行人相爭，晉侯以為喜，師曠不以為然，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wù)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襄公二十六年）

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昭公八年）

在劉向所編輯的《說苑》中，也有不少關(guān)于師曠的內(nèi)容，如：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凈無為，務(wù)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廊然遠(yuǎn)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逼焦唬骸吧疲　保ň硪?，《君道》）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xué)，恐已暮矣?！睅煏缭唬骸澳汉尾槐鼱T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xué)，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xué)，入日中之光；老而好學(xué)，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卷三，《建本》）

在這些材料中，師曠雖然直接論政，但是他的身份很特殊?！冻o章句》云：“師曠，圣人，字子野，生而無目而善聽，晉主樂太師。”《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薄犊尽纷⒁痘视[》云：“師曠葬在扶風(fēng)漆縣?！薄痘茨献印ぶ餍g(shù)篇》、《文子·精誠篇》俱云：“師曠瞽而為太宰?！?sup>如果師曠的身份是太宰，那么干政議事本就是分內(nèi)之事，因此我們也不能將他作為瞽史都參與了政治的例證。

值得注意的是，《左傳》中所記敘的人物，無論大小都能干政議政，即便是如婦女、仆豎、巫醫(yī)也不例外。如昭公九年，晉之膳宰屠蒯諫晉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xué)人舍業(yè)，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肱股。肱股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庇诛嬐怄枣允?，曰：……亦自飲也，曰：……公說，徹酒。

醫(yī)生論政也不乏其例，如昭公元年，晉侯求醫(yī)于秦，秦伯使醫(yī)和入視之，醫(yī)和曰：

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dāng)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缺，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jié)。有災(zāi)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zhǔn)氪笱?？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醫(yī)也。”

女子論政的例子就更為普遍，而且她們大多是無名的，如齊晉鞍之戰(zhàn)，齊師大敗而回：

齊侯見保者，曰：“免之！齊師敗矣?！北倥樱釉唬骸熬夂?？”曰：“免矣?！痹唬骸颁J司徒免乎？”曰：“免矣。”“茍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成公二年）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fù)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shù)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昭公二十九年）

在春秋時期，民眾議政似乎是十分普遍的現(xiàn)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出現(xiàn)一些樂師議政的現(xiàn)象，我們以為也是社會風(fēng)氣使然，不足以作為特例，更不能據(jù)此將干預(yù)政治視為樂師的專屬職責(zé)。此外，《左傳》中的樂師們雖然也偶爾議政，卻不見他們記錄和傳播歷史。倒是那些視力正常的史官，他們不單記錄保存歷史，而且還是各國王侯的重要參謀。如：

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況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保ㄏ骞辏?/p>

周惠王問諸內(nèi)史過曰：“……”（莊公三十二年）

周內(nèi)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僖公十六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十三年）

有星孛入北斗，周內(nèi)史叔服曰：“……”（文公十四年）

紀(jì)國太子弒紀(jì)公，以寶玉來投奔魯國，宣公欲納之。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文公十八年）

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昭公八年）

左史倚相趨過，（楚）王曰：“是良史也。”（昭公十二年）

秋，龍見于繹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昭公十九年）

從上列所引來看，幾乎列國都有供王侯咨詢的史官，而且史官的地位之重要，也遠(yuǎn)非樂師或瞽矇可比。再如閔公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wèi)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笔饭僦苯雨P(guān)系到國家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們贊同所謂的“瞽史”應(yīng)該是二而不是一，即“瞽史”是包含了“瞽”、“史”兩類人，而并非存在一個“瞽史”的職位。顧頡剛認(rèn)為：“《周語下》：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焉知天道，實為‘史’之事，瞽、史常聯(lián)用故也。”顧先生看到了“瞽史”是兩類的組合，但卻將兩者等同。他說：“疑古人說話如今人唱戲，今戲本相當(dāng)于詩，小說相當(dāng)于書?！盾髯印こ上嗥泛芟駪虮荆呵飼r所唱之歌也。凡古詩篇或盲人自撰而自唱之，或史官撰而盲人唱之?！?sup>“可見《詩》、《書》二者無絕對之分別，故瞽與史亦無嚴(yán)格之分別?！?sup>閻步克雖然看到了兩者的差異，但卻認(rèn)為不必過分拘泥，所持理由和顧頡剛類似，他說：“從樂師、史官分為兩個系統(tǒng)，瞽、史為二；從瞽承擔(dān)傳誦史事而與史官合作來看，瞽史并稱也很好理解?！?sup>他們都抬高了“瞽”的地位，堅持“瞽”能傳誦“史”的觀點，因而將兩者等同。

二、瞽矇職能的考察

“瞽史”不但是分屬“瞽”和“史”兩類，而且他們之間的差別也很大。我們并不否認(rèn)瞽或者樂師具有傳播史事的職能，而是強調(diào)瞽或者樂師在這種職能上的局限性。我們非但不能將瞽作為整個樂師體系的代名詞，而且還應(yīng)該區(qū)分他們早期和晚期在職能乃至于地位上的差別。事實上，從《左傳》中的材料來看，瞽的工作職能是很單一的，而且也比較明確。先秦典籍對包括瞽在內(nèi)的早期樂官體系，也有十分清楚的區(qū)分。《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記錄的大司樂，既是一個龐大的樂舞機構(gòu)，同時又是一個掌管教育的機構(gòu)。下面我們來看看這個機構(gòu)中各個成員的具體分工與職能。

從上面的表格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各部門人員的身份差異很大，他們或表演，或教授，或者集二者于一身。接受教育的有國子、瞽矇、眡瞭，三者學(xué)習(xí)的內(nèi)容和教授的對象都不相同。就國子而言，他們主要是接受樂舞的訓(xùn)練，這只是整個教育內(nèi)容中的一部分，并沒有如有些研究者所說的那樣重要。盲人只有三種，即大師、小師、瞽矇，共計306人。他們?nèi)咧g關(guān)系密切，大體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從教學(xué)到表演，都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們除了演奏之外，還有諷誦的工作。如瞽矇，其任務(wù)就是“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在整個大司樂的機構(gòu)中，似乎只有這三者有歌誦的任務(wù)，其余諸人包括國子，都只是或演奏、或舞蹈而已。瞽者諷誦的內(nèi)容有六詩，即“曰風(fēng)、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另外還有“世系”。鄭司農(nóng)曰：“世奠系，謂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sup>《左傳》襄公十五年，就記錄了衛(wèi)國這樣一件事情：“衛(wèi)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勾髱煾琛肚裳浴分湔?，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也。公使歌之，遂誦之?！痹谶@里，師曹就是以宮廷樂師的身份出現(xiàn)的。

雖然瞽矇也有諷誦的職能，但是他們的諷誦主要是出于表演，是以儀式性的形式存在著的，與史官所記錄的內(nèi)容用于國家典藏截然不同。這種諷誦在瞽矇的整個表演程序中并不重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娛樂場上的陪襯。這種職能的分工，決定了這群瞽矇對于歷史內(nèi)容的敘述是有選擇性的，當(dāng)然也不可能是全面完整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春秋時期瞽矇甚至樂師的地位已經(jīng)十分低下了，甚至淪為列國在外交上往返贈送的禮品。如：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歌鐘二肆，及其鏄、磬；女樂二八。（襄公十一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馀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chǎn)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毕嘣唬骸俺?。何故無人？”慧曰：“必?zé)o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zé)o人焉故也?！弊雍甭勚?，固請而歸之。（襄公十五年）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昭公二十八年）

顯然這時候的樂師已經(jīng)淪為倡優(yōu)的地步，師慧的不滿也無法改變整個樂師的衰敗命運。在整個樂師階層沒落的時代，即便我們承認(rèn)他們能夠傳誦詩史，我們也不能將他們傳誦的內(nèi)容作為歷史記錄的主體。從這種意義上講，后人所謂的春秋瞽史口傳之說，并不屬實。

三、瞽矇與音樂的關(guān)系

音樂對于上古社會影響是極其深遠(yuǎn)的。從先秦典籍的記錄來看，似乎古人是無事不在用樂，音樂構(gòu)成了先民生活的底色，也是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關(guān)于音樂的起源，有很多種說法，諸如模仿說、游戲說、性本能說，中國儒家傳統(tǒng)的情動說、勞動說等。楊華將“樂”做了如下的劃分：“從原始時期起，我國的樂舞文化就分作巫祭之樂和民鄉(xiāng)之樂兩種文化趨向，這實際也可以視為中國文化源頭上的分流，由此產(chǎn)生的中國文化的雅俗分流，一直貫穿了整個先秦禮樂文化的全程，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sup>他認(rèn)為巫祭歌舞來源于原始先民生產(chǎn)生活內(nèi)容的民間俗樂，“中國古代的樂舞乃至所有的文化藝術(shù)就是在原始巫祝文化（巫史文化）時期氤氳彌漫和頂禮膜拜的神秘氣氛中得以成長、成熟并傳承、發(fā)展的?！?sup>他強調(diào)了在音樂的產(chǎn)生發(fā)展過程中宗教、巫覡的重要地位，但在他所描述的上古音樂的文化體系中，我們卻找不到瞽矇的位置，然而瞽曚與音樂的關(guān)系密切卻是無可質(zhì)疑，眾多先秦典籍的記載，都在顯示著這個特殊群體的存在。瞽者在音樂體系中到底承擔(dān)了怎樣的任務(wù)？他們又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瞽者很早就與音樂結(jié)緣了。

瞽者之所以成為音樂的工作者，很大程度是受時代發(fā)展程度影響的。這種影響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社會生存能力的限制。早期社會還沒有一個福利系統(tǒng)來保障這個弱勢群體的生存，瞽者在失明之后對于音樂較之常人更為敏感，成為樂官是他們極自然的選擇?！秶Z·周語》：“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表f昭《解》：“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晉語》錄大臣胥臣之語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镈，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biāo)净稹Ｍ琛ǒ姟①諆e，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zhì)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御浦而后大?！表f昭《解》曰：“（矇瞍）無目，于音聲審，故使循之?！薄抖Y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辟、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薄稘h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六藝略》之樂）顏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琴；臣導(dǎo)引，無所服餌。”二是文字記錄手段的限制。早期歷史乃至于事件的記錄，在文字之前經(jīng)歷了很長一段時期的口傳和結(jié)繩記事的過程。瞽者在記錄背誦方面具有更多的優(yōu)勢。他們的記錄方式是背誦，是采用一種音樂話語的方式來背誦?；蛘哒沁@種背誦的方式促進了上古音樂的繁榮？《毛詩序》中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敝劣陬呤窍扔斜痴b記錄還是先有音樂，我們則不得而知。

瞽者是歷史的產(chǎn)物，它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出現(xiàn)和淡出。到了春秋時期，隨著書寫記錄手段的發(fā)展，瞽者在漸漸失去他們自身背誦優(yōu)勢的同時，也在漸漸地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最終從歷史舞臺上淡出也就是必然的了?？梢哉f瞽者的存在是以物質(zhì)文明的不發(fā)達(dá)、書寫記錄的程度落后為前提的，這或者可解釋《左傳》中為何很少有瞽者備問的記錄。這時的瞽者不單諷誦的功能在退化，連其音樂的職能也在漸漸地被剝奪。到了戰(zhàn)國時期，即使是作為樂師的瞽者也不復(fù)見蹤跡了，當(dāng)然，這里是指他們在官方的或者是主流的社會生活中的淡出。

四、歷史口傳與《左傳》成書的關(guān)系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瞽史”的說法并不確切，瞽史口傳的傳統(tǒng)也不存在，至少對于《左傳》而言，瞽史口傳的說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的一種懸想。當(dāng)然，就一般的歷史發(fā)展來看，在中國上古時期，也的確出現(xiàn)和存在口傳的情況，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兩種類型，一是原始的口耳傳事，二是早期學(xué)術(shù)的傳承。前者或同瞽史有關(guān)，但這種類型，隨著社會的進步，很快地便消失了。閻步克先生認(rèn)為中國先秦時期的歷史主要是由樂師來完成的。我們以為這種觀點用于早期的先民時期，或者可能是一種事實，但是用來描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則并不成立，因為此時的樂師和史官是明顯分離的，而且前者的地位在日漸衰微。

就學(xué)術(shù)而言，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又有了另一種口耳相傳的可能，其契機就是周末的“禮崩樂壞，官學(xué)失守，私學(xué)興盛”。知識從此走下貴族的神壇，散落民間，傳播的方式就是學(xué)者間的口耳相傳。大抵從孔子之后，墨子、莊子、孟子、荀子等，無不開門講學(xué)，從游者眾多，這樣就在民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傳播系統(tǒng)，但這并不能說明口傳仍然是這個時期學(xué)術(shù)知識傳播的主體。事實上，近年來出土的大量春秋戰(zhàn)國時的材料，足以證明在先秦時代將學(xué)術(shù)觀念訴諸文字，也是很普遍的一種事實。另外，《左傳》中還明確記載了各國官藏史書的情況，如昭公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大史氏。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楚）王曰：是良史也?！本砻魑谋竟适略谙惹貢r期大量存在的可能性。然而這些文字的記錄的保存者不是瞽者，而是史官，如閔公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wèi)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我們以為《左傳》的成書，并非出于口傳，而是在參考了大量文字材料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比如《左傳》中的大量的外交辭令，很明顯就是文本化的，只能是作者對原始資料的借用。（后面有詳細(xì)論述）而且從《左傳》的傳播來看，我們也可以知道，該書在很早就已經(jīng)有書本形式的流傳。關(guān)于《左傳》的成書，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說：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jīng)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dāng)世君臣，有威權(quán)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xué)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班固稱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雖然不確定是否依據(jù)口傳的材料，但《左傳》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就成書了，《公羊》、《穀梁》等其他四傳則是經(jīng)過長時間的口傳之后才成書的。唐啖助雖然說三傳出于口傳，但卻承認(rèn)它們很早就在流傳，他說：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后之學(xué)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

清人章學(xué)誠也說：

古人先有口耳傳授，而后著之竹帛，非如后人作經(jīng)義，茍欲名家，必以著述為功也……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文史通義·言公上》）

從經(jīng)典傳授的角度來說，上述說法大體上是合乎事實的，但也有如下的一些問題，比如《左傳》在何時成書？成書到底又如何來界定？是整體的流通還是局部的流傳？在啖助來看，《左傳》的成書時間在漢代，而我們以為時間還應(yīng)該進一步推前。

《左傳》中有沒有參閱口傳資料的內(nèi)容？我們以為是存在這種可能性的。一般來說，口傳說可以是瞽者的口傳，也可以是明眼人的口傳，但是在文字繁榮的時代，后者口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洛德在論述口傳史詩時以為，口傳和書面可以并行不悖。他說：

在某一社會中，書寫的存在會對口頭傳承起作用，但是，這并不是必然的。書寫這一事實并非毫無疑問地涉及書面文學(xué)傳統(tǒng)；即使它涉及到，書面文學(xué)傳統(tǒng)并非毫無疑問地必然要影響到口頭傳承。19世紀(jì)末南斯拉夫人已經(jīng)有了書面文學(xué)傳統(tǒng)，的確他們創(chuàng)制了由南斯拉夫人使用的字母表，但是這種書面?zhèn)鹘y(tǒng)直到19世紀(jì)和20世紀(jì)，并未對口頭傳承產(chǎn)生過影響。這兩種東西可以彼此共存，雖然它們并不在同一個組織之內(nèi)，但的確在同一地域之內(nèi)。

他還探討了口傳史詩的衰微原因，認(rèn)為口傳史詩的衰微是從內(nèi)部開始的，不一定是因為文本的流傳，口頭傳承的死亡并非在書寫被采用之時，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傳于歌手中間之時。洛德的上述觀點只能供我們參考，因為他是就史詩這種特殊的文學(xué)體例來說的，與我們此處所討論的歷史敘述還有很大的差異。

一些學(xué)者研究《左傳》的語言，以為它帶有口語色彩，因此推測該書是出自口傳。這種觀點顯然是很片面的。我們無法確定《左傳》中具體哪些內(nèi)容是出自口頭，更無法確定這些口傳的材料是否出自瞽者。在這里我們還應(yīng)該區(qū)分一下口傳成書和口傳材料的使用。前者是從書籍的成書方式說的，是整體性的；而后者則是從書籍的構(gòu)成來說的，是局部性的?！蹲髠鳌分写嬖诳谡Z或者口傳屬于后面部分，即采用了口頭流傳的材料。這些口傳的材料所占的比重也不見得很大，它們只是構(gòu)成了《左傳》成書材料中很小的一部分，而絕不可能是完全依托了瞽史的口頭傳誦。我們認(rèn)為以諸子為中心的史學(xué)體系，官方內(nèi)部的史乘資料體系，這兩者才是《左傳》所取材的來源。太史公編纂《史記》的過程，可以多少為我們提供一種啟示，他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于太史公，……網(wǎng)羅天下放佚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一則于書籍舊典，一則于民間傳說，他都加以采錄，前者是書面的，后者則是口傳的?！蹲髠鳌返某蓵蟾乓彩侨绱?。如果說《左傳》中有所謂口傳材料的話，那也應(yīng)是這樣一類的，但卻與瞽者沒有什么關(guān)系。

另外，還有些學(xué)者用民俗學(xué)、社會人類學(xué)的方法來加以研究。瑞典漢學(xué)家高本漢，參照西方的歷史傳授傳統(tǒng)，斷定中國忽視歷史的口傳可能是一種失誤。這是用西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觀念來觀照東方的文化與學(xué)術(shù)。這種方法無疑是存在著很多紕漏的。畢竟國度不同，即便相同，歷史時期的巨大差異，也使這種比較缺少相同的前提。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中國，已經(jīng)是一個擁有很成熟的理性文明的國家，文字記錄早已是十分普遍的事實，如果說早期存在口傳的話，那也只能是歷史上曾經(jīng)的某個階段，而不能將該時期倒退到一些原始落后民族的生活狀態(tài)。《左傳》顯然不屬于這種類型，兩者之間是完全沒有可比性的。

第二節(jié) 《春秋事語》與《左傳》成書背景之考察

《左傳》不是出于瞽史口傳而主要是參考了文獻資料的產(chǎn)物，然而作者在編撰《左傳》的過程中具體參考了哪些文獻材料，學(xué)界也爭論頗多。一般以為《左傳》是綜合先秦諸國之史而成。錢綺認(rèn)為：“《左傳》一書博采各國史策合成之，其所載各國事皆有蹤跡可循。如晉之軍制、宋之六官、鄭之辭令，在所獨詳。王言似周書，秦官合秦制，皆本史如此，左氏次其歲月，連而屬之，事雖遠(yuǎn)隔，無不相應(yīng)，洵后來史家所不及也。”（《總札上》）他不但肯定《左傳》參考了大量的文獻資料，而且還認(rèn)為這些材料都是可以據(jù)信的。這種觀點為大多數(shù)人所認(rèn)同，而這也導(dǎo)致了他們在評論《左傳》的文學(xué)特征時，多有曲解難通的地方。我們以為《左傳》成書的資料來源的確很豐富，但它們并非都是可信的史官記錄。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其中有一種古佚書，所記內(nèi)容是關(guān)于春秋時期的歷史，此帛書被學(xué)者定名為《春秋事語》，并被歸入到史書之列。我們以為此書與《左傳》的關(guān)系密切，對它性質(zhì)的定位，直接關(guān)系到我們對《左傳》成書形態(tài)的考察，進而影響到對《左傳》一書性質(zhì)的界定。因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們擬以這批帛書為出發(fā)點，試圖通過對其性質(zhì)的討論，來透視《左傳》的成書過程，進而理解其性質(zhì)。

一、事語類書籍性質(zhì)的考察

馬王堆出土的這批帛書，全書現(xiàn)存十六章，每章各記一事，彼此互不連貫，既不分國也無年代先后。記錄最早的歷史事件是魯隱公被殺，最晚的是韓、趙、魏三家滅智伯，這與《左傳》的起訖年代相當(dāng)，屬于春秋時期的作品。張政烺先生認(rèn)為這是春秋時期的“語”類書，他說：“帛書這個卷子所記皆春秋時期事而以‘語’為主，所以我們給它加了《春秋事語》這樣一個書名。”這種觀點我們并不認(rèn)同。

“語”在先秦典籍中多見提及，但對其性質(zhì)講得比較具體的，是《國語·楚語》中申叔時所說的一段話：“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wù)，用明德于民也?！表f昭注云：“語，治國之善言?！彼J(rèn)為，“語”是善言，這種書體就是記錄先王的善言，目的在于使讀者明白，先王所致力處即在于施德于民。《左傳》中沒有關(guān)于“語”的直接記載，但在流傳下來的先秦典籍中，有不少以“語”作為書名的，如《國語》、《論語》、《瑣語》（見《汲冢書》）、《短語》（見《管子》）等，另外在很多典籍中還有不少關(guān)于“語”的引用，我們可以通過這兩方面的考察，大略看出“語”的特點。

劉向《戰(zhàn)國策序》云：“所校戰(zhàn)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糅莒。……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zhàn)國策》?！眲⑾蛟诖颂幨状翁岬搅恕笆抡Z”一詞。班固認(rèn)為《論語》記錄的是孔子言論，因而“語”的含義大抵也不出精辟的話語。《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yīng)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dāng)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p>

韋昭《國語序》云：“左丘明因圣言以攄意，托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yuǎn)、雅思未盡，故復(fù)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shù)恐遣D，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dāng)?shù)，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jīng)，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fā)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為經(jīng)藝并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韋昭提到的“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dāng)?shù)”，比申叔時關(guān)于“語”的說法范圍更廣，且并不局限于“治國之善言”。

漢代也出現(xiàn)了不少以“語”命名的書籍，如陸賈有《新語》，賈誼有《連語》、《禮容語》，劉向有《世說》等，它們除了大都出于作者自作之外，性質(zhì)與《論語》相似?！稘h書·藝文志》中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這些書都是記錄人物的言論，所謂的“語”強調(diào)的就是以記言為主、不關(guān)注事件的敘述。

《左傳》中沒有關(guān)于“語”的材料，但是在戰(zhàn)國直到漢代的典籍中則多見對“語’的引用。如《戰(zhàn)國策·秦策三》（八），“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刑必斷于有罪?！薄肚夭呷罚ㄊ耍罢Z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齊策五》（一）“語曰：麒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楚策四》（四）“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之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薄囤w策一》（十六）“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趙策二》（二）“語曰：戰(zhàn)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quán)輕者，地不入也。”《趙策三》（十）“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薄俄n策一》（五）“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后。”《韓策二》（九）“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燕策三》（三）“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薄罢Z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荀子·正論》：“語曰：坎井之蛙，不可與東海之樂?！保ù思础肚f子·秋水》文。）

《史記·楚世家》記錄了申叔時的另外一番話：“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值矣，取之牛不亦甚乎？”此處的“語”，似乎不同于他在《國語》中對“語”的解釋。又《管晏列傳》：“太史公曰：……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古上下能相親也?！薄秾O子吳起列傳》：“太史公曰：……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薄洞荷昃袀鳌罚骸罢Z曰：當(dāng)斷不斷，反受其亂?！薄斗额〔虧闪袀鳌罚骸罢Z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薄秳⒕词鍖O通列傳》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薄对魂隋e列傳》太史公曰：“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薄俄n長儒列傳》安國曰：“……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劉向《說苑》中對“語”的引用也往往而見?！罢Z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保ň硎稒?quán)謀》）“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zhàn)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yuǎn)，羿、逢蒙不能枉矢弱弓射遠(yuǎn)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xí)之而已。”（卷十五《指武》）“孔子曰：……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yī)。……”（卷十七《雜言》）《新序》中所錄亦復(fù)不少。如“語曰：轉(zhuǎn)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雜事第四》）“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保ā峨s事第五》）“語曰：唇亡則齒寒矣。”（《善謀第九》）“公孫鞅（商鞅）曰：……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保ā渡浦\第九》）“虞卿對曰：……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保ā渡浦\第九》）

桓寬的《鹽鐵論》中也有不少“語”的記錄?！锻ㄓ小贰罢Z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nóng)工交易以利本末?！薄秷@池》“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薄墩撜u》“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薄尔}鐵箴石》“語曰：五盜執(zhí)一良人，枉木惡直繩?！薄都藏潯贰罢Z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授時》“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薄稉糁贰罢Z曰：見機不遂者隕功?！薄督Y(jié)和》“語曰：前車覆后車戒。”漢荀悅《申鑒·時事》云：“語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p>

在之后的時代里，我們還能看見“語”不斷被引用。如唐劉知幾《史通·書志》：“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此出于《左傳》成公九年，杜預(yù)注云：“逸詩也?！泵魅诵埏w館主人在《刊刻英雄譜緣起》中有“語云：四美具，二難并”，這是出自王勃的《滕王閣序》。又明人李祥在《三國志傳序》中有“語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也”句，是《戰(zhàn)國策》中話。又明人毛晉在《搜神記跋》中有“語云：叩盆拊瓴，相和而歌”，則出自《淮南子·精神訓(xùn)》。又清人程城在《文章練要序》中有“語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清人馮李華、陸浩《讀左卮言》中有“語曰：坐井觀天?！薄段氖吠x·朱陸》：“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保ㄗ⒃疲禾K軾《荀卿論》中語。）又《貶異》：“語云：后世茍不公，至今無圣賢?！贝篌w上，這些書籍中的 “語”的含義十分寬泛。

從上所引我們可以看出，“語”自戰(zhàn)國始一直到近代還是很流行的，但多是片言只句，類似后世的格言警句。馬王堆帛書在形制上也是記言為主的，似乎與上述所引的“語”特征相符，但是否可以認(rèn)定它們就是同類作品呢？我們以為，記言只是“語”的一個重要特征，卻非是“語”的唯一特征，因之以此來作判斷是不準(zhǔn)確的。畢竟記言在先秦時期的文本敘述中都是很發(fā)達(dá)的，易言之，先秦所有文本中的記言所占的比重都很大。從敘事的發(fā)展規(guī)律來看，記言臨近于口語，本來就早于記事，在記事尚不發(fā)達(dá)的時期，記言和記事之間的區(qū)別不大。我們看到，先秦典籍均記錄了大量的人物言論，即便是以敘事為主的《左傳》也不例外，人物的言論在很大程度上構(gòu)成了全書敘述的主體，而且言事交錯，兩者的區(qū)分并不明顯?！抖Y記·玉藻》雖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比磺迦似制瘕埦秃軕岩蛇@種觀點，他說：

《漢·藝文志》：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荀悅《申鑒》其說同。鄭氏《六藝論》：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王者因事而言，有言必有事，理勢本自相連，珥筆如何分記！況左右配屬，班、荀之與鄭、戴，又各抵牾。此等皆出漢儒，難可偏據(jù)。魏晉以來，粘配相沿，杜預(yù)以《漢志》為誤，《史通》則又以《漢志》為例，遂有“為例不純”之議，并非。

浦氏認(rèn)為，史官在記錄的時候不可能言事分開，因為言和事本來就是相通的，兩者斷然分別完全沒有可操作性。其說雖未必完全符合事實，但還是有相當(dāng)?shù)览淼?，至少春秋?zhàn)國時期人們對言事的區(qū)分不顯著。因此，帛書雖然是以記言為主的，但如果單憑記言就斷定該書是“事語”一類的話，顯然有失武斷。

事實上“語”也并非都是局限于記言，它也有記事的成分。顧頡剛先生說：“《語》則《國語》《家語》《論語》類也?！薄啊Z’，當(dāng)不僅止所說之話，并及其事也?！薄笆恰Z’皆‘記載’義，《國語》猶‘國別史也?！?sup>徐中舒先生的觀點與之類似：“瞽矇傳誦的歷史再經(jīng)后人記錄下來就稱為‘語’，如‘周語’、‘魯語’之類；《國語》就是記錄各國傳瞽矇誦的總集?！Z’從此成為一種新興的書體，因此，記錄孔子遺言就稱為《論語》，記錄古代傳說就稱為《說苑》，后來禪宗和理學(xué)有《語錄》，小說有《話本》，皆以記錄‘語’、‘話’得名。管仲說：‘諸侯之會，其德行禮義無國不記?！冻Z》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及‘教之《語》’之說，《春秋》和《語》就是當(dāng)時各國普遍存在的歷史文獻?！保ā蹲髠鬟x·后序》）

早期的“語”是否均如此，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但魏晉時期大量出現(xiàn)的語類書籍中有不少屬于記事范疇的?！独m(xù)晉陽秋》中說：“晉隆和中，河?xùn)|裴啟撰漢魏以迄今時言語應(yīng)對語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于謝坐敘……自是眾咸鄙其事矣?！睆纳鲜龅挠涊d來看，《語林》記錄的是人物事件，而且收錄時事不避當(dāng)代。時人大概是將之當(dāng)作實錄來看待的，謝安的例子說明，人們似乎對于書中運用虛構(gòu)的做法并不認(rèn)可?！墩Z林》首次收錄在《隋書·經(jīng)籍志》的子部小說類的《燕丹子》書下，作者在附筆提及《青史子》、《宋子》、《群英論》之后，說：“《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亡?！庇钟小段簳x世語》，首次著錄于《隋書·經(jīng)籍志》的史部下的雜史類中，題為晉襄陽令郭頒撰。《雜語》在《隋志》的子部，一在小說類，五卷；一在雜家類，三卷，均無作者。至于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最早是著錄于《隋志》的子部小說家類，書名是《世說》。（兩《唐書》及《南史》、虞世南《北堂書鈔》等也是如此，而《世說新語》可能是較后面的稱呼。）從古人對這類書籍的分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人們對此類文體認(rèn)識的變化。

從上面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語類書的看法并不統(tǒng)一，或歸之于歷史，或納入小說。當(dāng)然上述各書所引之“語”的含義雖然不完全一致，但彼此肯定存在聯(lián)系，我們可以做如下區(qū)分：先秦早期是出自史官的官方記錄，屬于史書類；到后來隨著周王室的衰敗，官學(xué)失守，流傳于民間成了私人效法的對象，作者也就由史官而擴大到私人，內(nèi)容也由歷史政教而擴大到一般的生活日用的門派思想，再到后來進一步演變成名人軼事，或者干脆是虛構(gòu)故事而成為小說。當(dāng)然也不排除這幾種類型有平行共同存在的可能，比如在魏晉時期，語類書籍既記言又記事就是例證，所以我們籠統(tǒng)地將它們歸于任何一類都是不合適的。

二、《春秋事語》為《左傳》學(xué)及其“史”身份的質(zhì)疑

在申叔時的敘述中，“語”是作為教授的課程出現(xiàn)的。張政烺先生在界定了這些材料為“語”之后，也就很自然地推導(dǎo)出它們是當(dāng)時教師編輯整理的一種教材，并認(rèn)為它們與楚國鐸椒的《鐸氏微》性質(zhì)類似，都是撮抄《左傳》的節(jié)本。他說：“《春秋事語》的性質(zhì)，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和《鐸氏微》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編者文化水平的高低。鐸椒的書有條理，企圖體現(xiàn)‘微言大義’，《春秋事語》則顯得分量輕，文章簡短，在編輯體例上也亂七八糟。由此推測，它的編者大約是個頭腦冬烘的教書先生。這樣的書當(dāng)是兒童讀本，講些歷史故事，學(xué)點語言，為將來進一步學(xué)習(xí)《春秋》、《世》、《語》等作準(zhǔn)備?！?sup>李學(xué)勤先生將其來源敘述得更為具體，他說：“《春秋事語》一書實為早期《左傳》學(xué)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傳》而兼及《穀梁》，頗似荀子學(xué)風(fēng)，荀子又久居楚地，與帛書出于長沙相合，其為荀子一系學(xué)術(shù)所作是不無可能的。”兩人都認(rèn)為帛書與《左傳》關(guān)系密切，無疑是很正確的，但將其歸入到《左傳》學(xué)的系統(tǒng)之內(nèi)，我們以為不一定恰當(dāng)，一則它們太過粗疏，二則它們也并非孤例。

馬王堆帛書，全書共十六章，分別為：《殺李克章》、《燕大夫章》、《韓魏章》、《魯文公卒章》、《晉獻公欲得隨會章》、《伯有章》、《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晉獻公欲襲虢章》、《衛(wèi)獻公出亡章》、《吳人會諸侯章》、《魯桓公少章》、《長萬宋之第士章》、《宋荊戰(zhàn)泓水之上章》、《吳伐越章》、《魯莊公有疾章》、《魯桓公與文公會齊侯于樂章》。帛書中所敘事件有些是僅見于此的，如《燕大夫章》；大多數(shù)事件都可以在先秦書籍中見到，但在具體情節(jié)的敘述上則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事件中人物的評論。如《殺李克章》、《韓魏章》、《晉獻公欲得隨會章》、《伯有章》、《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魯桓公少章》、《長萬宋之第士章》、《宋荊戰(zhàn)泓水之上章》、《吳伐越章》、《魯莊公有疾章》等，所記當(dāng)時人的議論，都是別的古書中未見記載過的。

該書所錄事件很雜亂，既非《左傳》的編年體，也不是《國語》的國別體，編排隨意，不見章法。這種低質(zhì)量的輯本很難讓我們相信是從《左傳》傳抄而來的，更重要的是，類似帛書的輯本遠(yuǎn)非只此一家。隨著戰(zhàn)國時期簡帛材料的不斷出土，學(xué)者又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類似馬王堆帛書的材料。李零先生認(rèn)為：“（《春秋事語》、《戰(zhàn)國縱橫家書》）這類的發(fā)現(xiàn)，在過去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個孤例，直到20世紀(jì)90年代，等到上博楚簡發(fā)現(xiàn)，我們才突然意識到，這是古代史書中數(shù)量最大，也最活躍的一種?！薄吧喜┏?，其中和《春秋事語》、《戰(zhàn)國縱橫家書》類似，有約20種古書。”

與張、李兩先生將帛書視為“語”不同的是，李零先生將它們定性為史部的故事類：“紀(jì)事本末體，在史書三體中，似乎沒有另外兩種重要，但在早期的史書各體中，故事類的史書卻特別活躍，數(shù)量十分可觀，其實是最突出的一種?！?sup>在李先生看來先秦時期史書的編寫和傳播是很繁榮的，而這些都沒有在中國的書籍目錄中反映出來?！稘h書·藝文志》中沒有史部類，相關(guān)的書籍只是附在《六藝略》中的春秋類之后，史書作為一個單獨的目類，直到《中經(jīng)新簿》的出現(xiàn)才得以實現(xiàn)。后人因此推測：“丙部的史書類附于春秋，析出單獨成部，是《中經(jīng)新簿》的一大成就。漢魏以下，史體日興，史書日多，經(jīng)傳編年之外，還有舊事也即故事，雜事略同雜史，卷帙繁多，自不能不單獨成一大類，于是史部就成立了。”他們以為，史部獨立是因為魏晉時期史書的興盛所致，而先秦時期史傳不發(fā)達(dá)，因此沒有必要單獨立項，現(xiàn)在看來這種說法并不穩(wěn)妥?！稘h志》中不著錄史部，可能是出于如下的原因：

一是先秦史書觀念與后世的差異。中國的史官文化向來都很繁榮，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構(gòu)成了早期官方文化的主體。這從完備的史官體系以及史官參與的大量記載可以體現(xiàn)出來。先秦時期也的確進行過很多歷史典籍的編纂，如墨子就有“百國春秋”的說法。（《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之言稱：“吾見百國《春秋》?！保睹献印るx婁下》云：“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浩淞x則丘竊取之矣?！薄蹲髠鳌芬灿涗浟瞬簧俑鲊浭窌那闆r，并有很多學(xué)習(xí)歷史的例子。然而，先秦人對歷史事件的態(tài)度似乎很隨意，余嘉錫先生認(rèn)為古書中多造作故事，他說：“是故諸子之書，百家之說，因文見意，隨物賦形?；蛞乓宰C其言，或設(shè)喻以宣其奧。譬如童子成謠，詩人詠物，興之所至，稱心而談。若必為之訓(xùn)詁，務(wù)為穿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蠟矣?！?sup>這種史書觀念上的差異，也反映在圖書分類上。許多早期的史書，被后人歸入到其他的類目中，比如諸子，而且古書不注書名，后人整理時又隨意添改等，也加劇了這些書在著錄上的混亂。

二是官方藏書和民間書籍流行的差異?！稘h志》反映的是官方的藏書情況，官方藏書并不一定是求全求備，必定有所選擇，因此并不能反映整個社會書籍的流傳的全部狀況。春秋以降私學(xué)盛行，個人著書立說比比皆是。孔子就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親切著名也?！贝篌w也是有感于彼時著述盛行的時代風(fēng)氣。歷史事件也就成了他們表達(dá)己見的通用的材料。這些諸子的言論中有不少歷史的內(nèi)容，因而它們的性質(zhì)是很難確定的。

三是秦朝的焚書行為，導(dǎo)致了史書的大量缺失。《史記·秦始皇本紀(jì)》云：“（李斯）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xué)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司馬遷對此評價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shù)士，六藝從此缺焉?！保ā妒酚洝と辶至袀鳌罚?sup>

三、《春秋事語》與《左傳》之關(guān)系

從帛書所記載的事件來看，它與《左傳》必然存在著聯(lián)系。李學(xué)勤先生認(rèn)為它是正宗的《左傳》學(xué)的傳本，李零先生認(rèn)為它是《左傳》成書的材料來源。譚家健先生則認(rèn)為：“估計其撰寫時間即為春秋末戰(zhàn)國初?！?sup>張政烺先生認(rèn)為：“帛書《春秋事語》當(dāng)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抄寫在秦末漢初。”應(yīng)該說上述的這些說法彼此之間是存在矛盾的，因并非本文重點，這里就不再討論。我們以為馬王堆帛書不像是“《左傳》學(xué)”，而更像是《左傳》成書時所采用的原始材料，而且它們也提醒我們重新思考這樣一個事實，即《左傳》是根據(jù)多種材料編輯而成的，這些材料主要是以文本形態(tài)存在的，而且性質(zhì)復(fù)雜。

關(guān)于《左傳》采用的大量的文獻材料的說法，前人已有論述。唐人啖助就認(rèn)為：

《左傳》得此數(shù)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后代學(xué)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dāng)時文籍，故兼與子產(chǎn)、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而多，辭義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

皮錫瑞也說：“左氏采各國之史以成書，作者意在兼收，讀者宜加別白?！?sup>他們都認(rèn)為作者是雜采眾多的材料，兼收并蓄，才造成了《左傳》中這樣一些內(nèi)容的存在。今人也有相關(guān)的討論，但采用的仍是傳世典籍中的材料，因之新見不多?！洞呵锸抡Z》的出現(xiàn)，從另外的角度，為這種說法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實例。

這批材料的采用，大體上在三個層面上對《左傳》產(chǎn)生影響，即一是行文體例，二是主體傾向性，三是文本化的原始特征。事語類中大量記錄人物語言和評論的體例，我們都可以在《左傳》中找到痕跡。雖然“君子曰”等類型的敘述不一定是《左傳》首創(chuàng)，很可能也是沿襲傳統(tǒng)史書的敘述慣例，但是這種敘述模式卻以其強烈的主觀傾向影響了《左傳》的編寫。從某種意義上講，《左傳》更近于諸子的一家之言，帶有很大主觀色彩。如果事語類的材料是故事的話，而它們又是《左傳》成書的重要來源，那么長期以來《左傳》被作為史書觀點也就要重新考量了。后人評價《左傳》，稱之為“浮夸”，稱之為“其失也巫”，或者就是因為它編寫使用材料的多元化和不完全的實錄性。

以上我們簡單地考察了一下馬王堆帛書的性質(zhì)，并對帛書材料之于《左傳》的影響作了簡要的分析，這些材料為我們重新解讀經(jīng)典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講，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的發(fā)現(xiàn)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第三節(jié) “君子曰”與《左傳》的評價體系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左傳》使用的文獻來源很復(fù)雜，不只是出自單一的史官記錄。編撰者在處理這些材料的時候，也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均如史官般實錄，而是帶有作者很強烈的主體傾向。雖然在書籍的編寫過程中難免會帶上作者個人的色彩，但《左傳》個體性的表露則與此有著很大的不同。它是作者自覺地、有意識地加以呈現(xiàn)的，具體表現(xiàn)在下面兩個方面：一是《左傳》與《春秋》保持的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guān)系，二是《左傳》行文中寄托了作者諸多發(fā)憤的抱負(fù)。這兩者有相通性，但也存在本質(zhì)的差異，學(xué)界對此似乎分辨不多，《左傳》自身的主體性敘事，往往被淹沒在《春秋》經(jīng)傳解釋的傳統(tǒng)模式中。

在《左傳》和《春秋》之間是否存在聯(lián)系的問題上，學(xué)界或肯定或否定，一直爭議不休。上述兩派的觀點都能找到支持的證據(jù)，但均有所不足。比如肯定者無法解釋《左傳》中為什么會有那么多處“異經(jīng)”以及大量的神怪?jǐn)⑹?，而否定者也不能說明何以《左傳》中會有那么多的儒家思想以及對孔門一派人物的諸多致敬。上述兩派之所以都有闡釋不通的地方，我們以為原因即在于他們都過于極端和偏執(zhí)，將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看得過于單一?！蹲髠鳌钒舜罅康娜寮宜枷耄艿皆撆傻挠绊懯强梢钥隙ǖ?，但是它又并非嚴(yán)格地依經(jīng)作傳，而是有著自己強烈的主體傾向，始終保持著自己鮮明的個性特色。程元敏先生認(rèn)為：“《左氏春秋》，本非解此經(jīng)之專書，以所記亦每具此二百四十二年間事而尤詳，與《春秋》可相發(fā)明，經(jīng)師引以解經(jīng)，稱為《春秋左氏傳》。”其說甚是。

前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左傳》作者在敘事中帶有強烈的主體傾向性。宋呂祖謙云：“看得左氏亦是子產(chǎn)、叔向一等人。其記管、晏、子產(chǎn)、叔向事，皆連當(dāng)時精神寫出，深知精髓。若不是此等人品，無緣記得如此精妙。只記孔子事，便無意思。以此知杜預(yù)謂左丘明受經(jīng)于仲尼，其說難信?！保ň硎?，《綱領(lǐng)》）明陳文燭說：“余讀《左傳》，愛其言之文而行之遠(yuǎn)也。司馬遷深于《左氏》者，故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繼拘羑里厄陳蔡之后，不言《左傳》統(tǒng)乎《春秋》，大抵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世奈何謂其誣而短之耶？”（《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序》）清人朱軾也說：“舉圣人之所必不語者，而津津道之有余甘焉，然則春秋之旨，其與幾何矣？近莊列詭誦之風(fēng)，啟戰(zhàn)國縱橫之習(xí)，大率定、哀以后，有絕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題抒寫，以發(fā)其輸困離奇之慨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經(jīng)傳也?！保ā蹲罄C序》）清劉熙載也有類似的觀點：“文有寫處，有做處。人皆云云者，謂之寫；我獨云云者，謂之做?！蹲髠鳌贰ⅰ妒酚洝芳嬗弥??！?sup>他們將《左傳》與《史記》同觀，認(rèn)為都是作者發(fā)憤所為，因此書中是有所寄托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諸家多將《左傳》與《史記》并稱，事實上這在明清人的文學(xué)論述中是很普遍現(xiàn)象。如金圣嘆在評點《西廂記》時說：“《左傳》、《史記》便純是此方法，即‘烘云托月’法；《西廂記》亦純是此方法?！?sup>清戚蓼生論《紅樓夢》云：“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石頭記序》）劉熙載也說：“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于六經(jīng)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左傳）于馬（司馬遷）加一等矣?！保ā端嚫拧の母拧罚妒酚洝分械孽r明的主觀色彩，前人論之已詳，魯迅先生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不少人甚至懷疑司馬遷不是史官，進而質(zhì)疑《史記》的史書身份。

兩者是否存在聯(lián)系，后文再作進一步討論，單就《左傳》而言，我們以為它的作者的主體性較之后世的其他史書甚至《史記》更為強烈鮮明。《左傳》里面有著大量的評價話語，它們是成系統(tǒng)的，并貫穿于全書，對整個事件的敘述方法，乃至于具體材料的選擇，都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君子曰”與《左傳》的評價類型

《左傳》敘述的是春秋時期兩百多年的歷史，但作者并不滿足于僅對事件作簡單地敘述，而總是試圖透過事件來傳遞自己的某種思想觀念，因而我們在其敘述中常常能聽到作者評論的聲音。這些評論，有的是作者直接現(xiàn)身說法，有的是借助于他人口吻，大體上說，可以將其分為如下四類：一是借助于“君子曰”來作為評論的主體，這個群體的身份模糊，但姿態(tài)都很高；二是借助于一些具體有名姓的人物，如周任、臧文仲、孔子、孔門弟子等；三是所敘述事件中當(dāng)事人的現(xiàn)場評論；四是事件敘述中若隱若現(xiàn)的作者的聲音。

“君子曰”的評價在《左傳》的整個評價體系中最突出，也是后人關(guān)注最多的。何謂君子？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皶x侯問于師曠曰：……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yuǎn)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笔逑蚴菚x國的賢人，他認(rèn)為君子所說的話是“信而有徵”的，在他看來所謂的君子主要的還是人物的道德品質(zhì)，而不是他們的政治出身。又如昭公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笨鬃右允欠窈虾酢岸Y”來區(qū)分君子和小人，而“禮”也是后天習(xí)得的，與出身無關(guān)。（《論語·衛(wèi)靈公》中錄孔子語：“君子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哀公十五年，衛(wèi)國之亂中子路死之。“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jié)纓而死?！弊勇烦錾淼臀?，后來成為衛(wèi)國卿的家臣，而他自稱君子，在他的觀念中，君子顯然也是從道德層面來說的。文公二年，晉國武士狼瞫因為主將無故將其黜落，感到十分羞辱，于是在一次戰(zhàn)斗中以死報國，捍衛(wèi)了自己的尊嚴(yán)，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熬又^狼瞫于是乎君子?！对姟吩唬骸尤缗?，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蛔鱽y，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卑Ч?，“（吳）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踉唬骸嗽?！’”這些都是以品德來衡量君子的顯例。

《左傳》中“君子曰”中的君子具體身份是不確定的。他們大都不是事件中的人物，因此與其所評論的事件保持著較大的距離。這種距離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這些評論與事件發(fā)生的時間不統(tǒng)一；二是這些評論與事件發(fā)生的地點不統(tǒng)一。它們大多是出現(xiàn)在故事的末尾，如襄公三十年，鄭伯及其大夫盟?！熬邮且灾嶋y之不已也?！币灿猩倭康氖窃跀⑹龅闹虚g通過故事中人物的口吻說出來，如襄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之?！本推浔磉_(dá)的方式來看，大都是采用直接引語，如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卒出假，行出犬雞，以沮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也有少數(shù)是間接引語的，如隱公十一年，鄭國與息國產(chǎn)生沖突，“鄭伯與戰(zhàn)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sup>

孔子及其弟子的評語數(shù)量也不少，但出現(xiàn)的年代比較晚，大體與他們生活的時間相符?！蹲髠鳌分杏涗浛鬃拥难哉?，最早出現(xiàn)在僖公二十八年，“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xùn)?！蕰唬骸焱踽饔诤雨??！苑瞧涞匾?，且明德也。”僖公之后零星散見，在昭公之后就大量出現(xiàn)，并附帶有了孔門弟子的語錄。這類評論大多是針對孔子同時代事件而發(fā)的，但也主要是站在事件之外的立場上進行的一種分析，這一點和“君子曰”評論是相似的。如襄公三十一年子產(chǎn)論鄉(xiāng)校，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chǎn)不仁，吾不信也?！倍蓬A(yù)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長而后聞之?！碑?dāng)然也有少量評論是孔子以事件中當(dāng)事人的身份作出的。如昭公二十年，鄭國的執(zhí)政子產(chǎn)病逝，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昭公二十九年，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君子曰”評論中或許也有類似的情況。）

《左傳》有關(guān)孔門弟子的批評言論大都集中在定公、哀公時期。如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zhí)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奈逶氯缮?，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卑Ч?，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衍?！齼墒е?。”

事件中當(dāng)事人物的自我敘述也很多，但與其他書籍不同的是，《左傳》中記錄的人物均擅長言談，并且好議論品評。我們以為這是其外在主體評價的一種自然的內(nèi)化，也即是前面兩類評論類型的繼續(xù)延伸。就這一類來說，雖然他們也在評論，但沒有像前面人物那樣給出定論，相反，他們的評論往往是不確定的，有時甚至還不靈驗。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同聲喧嘩”，即多個人物共同進行會診，他們的論斷也往往不如前兩類中人物的評論權(quán)威。如僖公三十二年，秦晉殽之戰(zhàn)，中先后有蹇叔、王孫滿等人的預(yù)言，然后在接下來的敘述中再依次呼應(yīng)。

還有一類就是作者的聲音，主要是對著書體例的解釋，有關(guān)事件的說明評論等。它們的表達(dá)與前面的三類都不同，事件敘述少而說明解釋多，偶爾也會附加些議論。這一類的數(shù)量也不少，但整體上顯得很零散，在形式上更像是對經(jīng)書主體注釋的補遺。如文公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文公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p>

二、“君子曰”與《左傳》的評價范圍

上述評論涉及的范圍很豐富，但主體上還是集中在儒家的評價體系里面。具體來看，“君子曰”的評價體系中所涉及的有關(guān)標(biāo)準(zhǔn)，主要是集中在禮、仁、義、忠、智等方面。

（一）禮

隱公元年，鄭莊公克段，“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詩曰：……”

隱公十一年，“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p>

僖公十二年，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p>

僖公二十二年，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

文公二年，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君子曰禮。……君子曰禮?！?/p>

宣公二年，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p>

成公二年，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成公十八年，“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p>

襄公二年，君子曰：“非禮也。”

襄公四年，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是其之謂乎。”

昭公五年，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p>

昭公十二年，君子謂：“子產(chǎn)于是乎知禮?！?/p>

定公十年，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

哀公十八年，君子曰：“慧王知志。夏書曰：……志曰：……惠王其有焉?！?/p>

（二）信

隱公三年，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zhì)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

桓公十三年，君子曰：“茍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

桓公十五年，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襄公三十年，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詩曰……不信之謂也?！?/p>

（三）智

隱公三年，宋宣公事，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p>

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釉唬骸吧谱詾橹\。”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僖公二十年，隨國叛楚而敗，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p>

昭公三年，文子曰：“……君子曰：弗知實難?！?/p>

（四）忠、義、仁

隱公四年，石錯殺其子石厚，君子曰：“石錯，純臣也。惡周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是其之謂乎！”

隱公十年，君子曰：“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p>

莊公十八年，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成公十一年，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尤不可，況不令乎？”

襄公六年，“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p>

襄公十四年，君子謂：“子囊忠?！娫唬骸乙??！?/p>

莊公二十二年，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p>

僖公九年，晉荀息之死，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p>

襄公二十三年，君子謂：“莊氏不義，不可肆也?！?/p>

昭公三年，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五）批評兼預(yù)言

隱公五年，燕國伐趙而敗，君子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p>

隱公六年，陳桓公不許與鄭行成，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隱公十一年，“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p>

隱公十一年，“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p>

莊公七年，“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

莊公十四年，蔡哀侯被楚滅，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文公六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fù)東征也?！?/p>

宣公十三年，晉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襄公十四年，“君子以吳為不吊?！?/p>

襄公三十一年，“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p>

昭公十八年，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莊公十六年，“君子謂強狙不能衛(wèi)其足?！?/p>

襄公二年，“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六）施政

隱公十一年，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p>

僖公二十八年，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p>

襄公六年，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p>

襄公二十六年，“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p>

昭公元年，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乎！”

襄公十五年，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

襄公三十年，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歸。女待人，歸義事也?！?/p>

（七）贊揚

桓公十八年，君子曰：“昭公知惡矣。公子達(dá)曰：……”

莊公八年，“君子是以善莊公?！?/p>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p>

宣公十三年，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p>

襄公二十七年，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襄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之。……”

成公七年，君子曰：“知瞿如是，斯不亡矣?！?/p>

襄公二十二年，君子曰：“善戒！”

（八）其他

成公二年，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洞笫摹匪^……者，眾也?！?/p>

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

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p>

書中有名字的具體人物的事外評價涉及內(nèi)容也與此類似，但數(shù)量較之前者更多。他們與君子的身份相近，在職能和地位上大體也差不多。他們或者是身在事中，或置身事外，不斷地發(fā)表看法，所持的標(biāo)準(zhǔn)也不外乎禮、仁等。如：

僖公二十年，臧文仲聞之曰：“以欲縱人則可，以人縱欲鮮濟?！?/p>

桓公二年，周內(nèi)史聞之曰：“臧孫達(dá)其有后于魯乎？”

襄公二十五年，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書曰……詩曰……”

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

昭公二十六年，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yuǎn)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昭公三十年，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孔子及其弟子們發(fā)表的評價數(shù)量并不多，他們所持的標(biāo)準(zhǔn)也是典型的儒家的規(guī)范，禮、義、忠等都有涉及。如：

僖公二十八年，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xùn)?！惫蕰唬禾焱踽饔诤雨?。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昭公五年，仲尼曰：“叔孫昭自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詩曰……”

昭公七年，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孟僖子可則效矣。”

昭公十三年，仲尼曰：“古也有志：……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昭公十五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p>

昭公二十年，仲尼曰：“齊豹之盜，……”

昭公二十年，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昭公二十九年，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昭公三十年，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定公九年，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定公十五年，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p>

定公十五年，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p>

哀公四年，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哀公五年，子思曰：“詩云……商頌曰……”

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苯Y(jié)纓而死。

哀公十五年，孔子聞衛(wèi)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p>

在作者的評價體系中，最突出的就是關(guān)于“禮”與“非禮”的解釋了。如：

文公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文公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p>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左傳》高度關(guān)注可以規(guī)范個人行為、人際關(guān)系以及社群秩序的主題，諸如“德”、“禮”、“仁”、“義”等，它最推重的是“禮”，而這正是儒家最關(guān)心的內(nèi)容。

三、“君子曰”與《左傳》的儒家視角

以上所列四類即 “君子曰”、具體人物、現(xiàn)場和隱形等，大體構(gòu)成了《左傳》中人物評論的完整體系，它們的規(guī)模很龐大，滲入到了《左傳》整個敘述的全過程。這些評論大都集中在儒家的思想范圍之內(nèi)，數(shù)量之多，范圍之廣，乃至于口吻之一致，不能不讓人懷疑作者在敘述中有意地進行了干預(yù)，易言之，即依據(jù)儒家思想來進行敘述。陳來先生在對比了春秋時期許多的相關(guān)材料（主要是依據(jù)《左傳》）之后，認(rèn)為在那些先進的思想者的思想以及他們的身上，常常帶有某種后人所熟悉的“儒家”氣質(zhì)。他將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歸結(jié)為儒家對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他說：“這無疑是因為儒家及后來歷史上的正統(tǒng)思想是延續(xù)了西周以來的中國文化氣質(zhì)而發(fā)展的?！?sup>儒家思想受到了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這是客觀事實，但對前代文化的繼承和延續(xù)只是儒家思想形成的消極方面，而且也并非最主要的方面，我們以為儒家思想系統(tǒng)的最終完成還在于孔子及其弟子們的積極建構(gòu)。呂思勉先生在論經(jīng)、傳、說、記之間的關(guān)系時說：“《六經(jīng)》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則又自有其義。孔子之義，不必盡與古義合，而不能謂其物不本于古。其物雖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別有其義。儒家所重者，孔子之義，非自古相傳之典籍也?！?sup>呂先生所論極是。我們以為《左傳》正是他們在建構(gòu)儒家思想過程中的成果，是作者根據(jù)儒家的觀念來編輯整理的產(chǎn)物，因而書中帶有很濃厚的儒家理想主義色彩，這也使得《左傳》中所描述的春秋歷史世界，顯得不那么真實可信。

漢代大儒鄭玄論《春秋》三傳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jīng)?！?sup>清人劉熙載亦云：“《左氏》尚禮，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義，故正?！保ā端嚫拧の母拧罚?sup>《左傳》對“禮”的內(nèi)容敘述很多，但在先秦其他典籍中，我們卻沒有看到多少關(guān)于“禮”義的闡釋。在《左傳》之前的典籍中少有言“禮”的；與它同時的諸子書雖然也有提及“禮”，但含義卻與之不同；《左傳》稍后的典籍中，也沒有這樣大規(guī)模對“禮”的討論。因此單就對“禮”重視程度而言，《左傳》可以說是一個特例?！岸Y”在《左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單是傳文中所錄春秋時期眾多事件發(fā)生的原因，而且也是傳文中人物進行得失吉兇判斷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為什么“禮”會在《左傳》中一枝獨秀？蒙文通先生在評論漢代儒家獨尊時，提到儒家思想純粹化的問題，他說：

竊嘗論之，六藝之文，雖曰鄒魯之故典，而篇章之盈缺，文句之異同，未必洙泗之書。將或出于后學(xué)者之所定也。故經(jīng)與傳記，輔車相依，是入漢而儒者于百家之學(xué)，六藝之文，棄駁而集其純，益推致其說于精渺。持義已超絕于諸子，獨為漢之新儒學(xué)，論且有優(yōu)于荀孟，詎先秦百代所獨能抗行者哉！

我們以為《左傳》中“禮”獨興的原因也在于此。一般以為“禮樂”的觀念是儒家所特有的，然事實卻未必如此。儒家學(xué)派并非孔子新創(chuàng)，很大程度上是他對前代文化所進行的一種取舍和發(fā)揚，是一種“述”而非“作”?？鬃釉f：“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有時候甚至還曾否定言說的必要性。他說：“予欲無言?！弊迂曉唬骸白尤绮谎?，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史書記載周公“制禮作樂”，“禮樂”是周代而下的一種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禮制體系趨于解體，已經(jīng)不復(fù)是西周時期的禮樂了。誠如沈文倬先生在《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一文中所云：

周代奴隸主階級早已認(rèn)識到“禮”的政治作用，說禮樂出于儒家顯然與事實不符。當(dāng)然，孔子及其后學(xué)是繼承和發(fā)展了這個傳統(tǒng)，在社會性質(zhì)已開始變革，古禮已漸被拋棄的時候，他們企圖挽回頹勢，積極鼓吹?？鬃釉鞔_提出“為國以禮”的主張，而他的后學(xué)，在《禮記》的《祭統(tǒng)》里說“治人之道，莫急于禮”，在《禮運》里說“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直到戰(zhàn)國末年，荀況還堅持“為政不以禮，正義不行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幾乎一脈相承地把禮當(dāng)作推動政治的重要工具。

“禮”的出現(xiàn)很早，但推源則各家不一。如《說文》以為是源于原始的祭祀，“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薄盾髯印ざY論》則認(rèn)為是人性惡的結(jié)果，“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识Y者，養(yǎng)也。君子既得其養(yǎng)，又好其別。”《禮記·禮運》提出了飲食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今人還有主張交換說的，“‘禮’起源于原始交換?！Y尚往來’、‘禮不下庶人’的原始涵義不同于現(xiàn)在的一般解釋。‘禮不下庶人’謂‘庶人貧無物為禮’，即貧者無以為報的意思?！忌鐣摹Y尚往來’，實際上是貨物交易?！?sup>我們在先秦的典籍中還能看到少量有關(guān)“禮”的敘述，“禮”的含義在早期也是比較明確的。如《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祗、人鬼之禮。”又“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這里所謂的“禮”，其含義都很狹窄，主要就是在祭祀方面，如《顧命》中所記載的是喪禮，遠(yuǎn)沒有《左傳》中的“禮”那么豐富而廣泛。

正是在孔子出現(xiàn)之后，“禮”才開始繁榮興盛，其具體表現(xiàn)即在于人們對“禮”討論的頻率較之前有明顯的增多，而“禮”的含義也突然之間變得極為豐富?！墩撜Z》中講“禮”的有43 章，“禮”字共出現(xiàn)74 次。此外，沒有“禮”字但又在講“禮”的，則遠(yuǎn)遠(yuǎn)多出43 章。以《論語》中的“禮”為例，其含義大致可分為如下三類：一是宗法禮儀；二是宗法制度；三是個人的修養(yǎng)原則?！岸Y”義無所不包，差不多可以成為一切社會規(guī)范的代名詞。關(guān)于“禮”的傳授，《淮南子·要略》中的一段話頗值得注意，“周公繼文武之業(yè)，持天子之政，以肱股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周公受封于魯，以此移風(fēng)易俗?？鬃有蕹煽抵?，述周公之訓(xùn)，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xué)生焉。墨子學(xué)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shù)，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儼然將“禮”的發(fā)明權(quán)歸于了孔子，因此，認(rèn)為儒家的“禮”是周公創(chuàng)首和發(fā)揚的觀點，未必合乎事實。周公本人很少講“禮”，而且他對“禮”的理解也很樸素。

《尚書》記錄了不少周代君臣的言論，其中也包括周公的，但是他們更多的是講天，講命，講德，講人祖。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保ā稖摹罚拔蚁群蠼椖俗婺烁?，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薄跋韧跤蟹≈?jǐn)天命……”“肆上帝將復(fù)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保ā侗P庚》）《西伯戡黎》中引紂王的話，“我生不有命在天?！敝芄脑捳Z中也不例外，《大誥》中曰，“弗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背舜笾v天命之外，這些上古的帝王將相所講的政事、人事也都很實際，并不如后來的諸子們那樣的空闊。《周易》一般也被認(rèn)為是周人完成的，其卦爻辭中雖出現(xiàn)了君子、小人、德、吉、兇等的話語，但卻不見有關(guān)于“禮”的說明，禮只是在《易傳》中才大量出現(xiàn)，而《易傳》據(jù)說就是孔子所作的。《山海經(jīng)》中也有許多關(guān)于祭祀的內(nèi)容，但也不見有對“禮”的描寫。就其同時代的諸子而言，他們的話語中雖然偶爾也論及到“禮”，但他們對于“禮”的理解與儒家有很多的不同。這也進一步說明“禮”是孔子出現(xiàn)之后才獲得興盛的，并非如儒家自己所說的是源自于大圣人周公?？傊岸Y”是經(jīng)過了儒家的宣傳才繁榮昌盛起來的，并非西周一開始就是如此的。楊向奎先生說：

孔子要在文藝中，在《詩》中找到合乎禮儀的要求，他也要在《書》、《易》中找到合乎禮儀的要求，這就是“詩書執(zhí)禮”的正當(dāng)解釋。經(jīng)學(xué)之儒家化從此開始，經(jīng)書遂變成儒家進行教育的教科書，這種教科書貫穿了西周以來的禮樂文明，即使它不具有這種內(nèi)容，儒家的解釋也充滿了這種文明，六經(jīng)是儒家的教學(xué)工具，于是“六經(jīng)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經(jīng)”。

其說甚是，我們以為《左傳》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

吳龍輝先生以為，雖然在西周建國之初，周公旦從周代社會的長治久安著想，確實創(chuàng)建了一套完備的政治制度，而且在當(dāng)時的上層社會中，禮樂生活占據(jù)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在西周時代并沒有形成明確的禮樂治國的思想，“真正把禮（樂）作為政治指導(dǎo)原則的禮治思潮并不始于周初，而是出現(xiàn)于春秋時代?！?sup>他還認(rèn)為：“在西周時代的政治思想中，人們把‘德’看作政權(quán)的基礎(chǔ)，經(jīng)常不斷地提及。這一點在西周時代地文獻《周書》和《詩經(jīng)》中的二《雅》里面，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sup>而儒家常說的所謂“禮崩樂壞”，并不是說春秋時代的“禮樂”不如西周繁盛，其含義應(yīng)當(dāng)指的是，“孔子所說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的‘無道’狀態(tài)，并非指禮樂形式本身。相反，禮樂在春秋時代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西周時更大。”吳先生的論述很精彩，我們完全認(rèn)同，但他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禮樂”并非在事實上對春秋社會發(fā)生著影響，即所謂春秋禮樂繁榮，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儒家對于“禮樂”功能的宣揚，而并非是實際發(fā)生了的。李明輝先生也說：“在孔、孟的時代，儒家的理想尚未落實在制度層面上，故儒者往往被視為迂闊、不切實際。在這種情況之下，儒學(xué)豈不也是‘游魂’？本質(zhì)意義的儒學(xué)落實于制度層面上，是秦、漢以后之事。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只不過是正式宣告這個既成事實而已?！?sup>此論甚是。對于《左傳》中大量的關(guān)于儒家“禮樂”的描述，我們也應(yīng)該作如是觀。

雖然《左傳》是儒家思想影響下的產(chǎn)物，但我們并不因此而全盤否認(rèn)《左傳》的真實性。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討論的，《左傳》成書過程中參考了大量的文獻。前人認(rèn)為“君子曰”是后人添加而并非《左傳》原文的觀點，用以支持的理由即在于這些君子們的論述多不見高明。呂祖謙在《東萊博議》中就對此屢加指責(zé)，他說：“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保ň矶ぱ椋白笫弦允讶硕鼈湄?zé)之，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尚忍隨其后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保ň矶こ缦尹S）“考左氏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保ň砣旔嚩谎裕拔嵋嬉娮笫现`也?！保ň硭摹に稳A耦辭宴）陸粲在《左氏春秋鐫》也說：“蓋左氏之記述好增加其辭而遠(yuǎn)于理也每如此?！保[公）“是區(qū)區(qū)者君子奚獨譏之深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于義尤不相蒙。諸如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庸者羼入之。”（隱公）“君子之見也，平地天成之語，于義尤迂而不屬，傳中稱引詩書大抵類是，疑皆后儒所羼入者?！保ㄙ夜拔釃L疑左氏之書有漢儒所附益者，觀此尤信?！保ㄎ墓┐撕?，孫鑛、吳汝綸、吳闿生等人均有類似的觀點。

他們或者是直接攻擊左氏本人淺陋，或者是將“君子曰”歸結(jié)為后人的羼入，但都否定了書中“君子曰”的論斷，當(dāng)然也包括傳中其他具體人物的論斷。劉逢祿即云：“周任之言，或出他傳記，或即出歆等臆撰。朱子以為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而此節(jié)尤與本事無涉。其先得我心乎！”我們不認(rèn)可這種將人物評論與事件敘述分開的觀點，畢竟“君子曰”并非個別現(xiàn)象，它與其他人物的論斷一樣屬于相同體系，否定“君子曰”意味著否定了《左傳》的整個評價體系，事實上這樣大規(guī)模作假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熬印钡牟糠衷u論不精彩，只能說明該書成書復(fù)雜與編者識見的局限，不一定是因為后人的作偽。

《左傳》本身就有不少傳中人物引用“君子曰”的例子，如文公二年，“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圣，不先父食久矣?！釉欢Y，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釉欢Y，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毕骞哪?，“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jié)。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jié)也。札雖不才，愿附於子臧，以無失節(jié)?！塘⒅?。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闭压辏淖釉唬骸巴?。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模溎笱?！有言州必死。”此外，君子在評說的時候也常言及君子，如文公二年，君子曰：“狼瞫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闭压荒?，君子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是以君子貴之。”洪業(yè)先生的觀點很公允：

三傳之中，《左氏》最為特別。既申明書法，復(fù)有不書之解。既云君子所書，復(fù)謂圣人所修。其稱孔子，則有仲尼、孔丘、孔子三者之別。然而傳中未嘗有孔子作《春秋》抑修《春秋》之明言也?！瓊髦^之君子、謂之圣人，意謂賢智者耳。非指孔子也。傳引孔子，類多解釋舊史，或泛論時事，臧否人物，頗似掇拾而得，故稱謂輒不一致；未有可執(zhí)以證孔子之因魯史修《春秋》或削之義也。（《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

事實上，在敘述事件中進行評論，也是先秦典籍中很通行的模式，并非始于《左傳》。如馬王堆出土帛書材料《春秋事語》中敘事所用的形式即是如此，我們以為此書正是《左傳》成書所用材料的來源之一。

《伯有章》：“閔子辛聞之，曰：‘有必及矣。吾聞之，□□事君無罪，禮下無怨，議賢讓能，同立之人，□□德守也?！保ㄖ虚g多脫。此章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及三十年，此記事比《左傳》簡而有閔子辛的議論。）

《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士說曰：‘蔡其亡乎！夫女制不逆夫，天之道也。事大不報怒，小之利也?！保ù苏率乱姟蹲髠鳌焚夜昙八哪?，《左傳》中只有敘事，沒有議論。）

《魯桓公少章》：“閔子辛聞之，曰：‘□□隱公。夫奉孤以君令者，百圖之召也。長將胃其威，次職其□。……’”（此事見《左傳》隱公初及隱公十一年，也見《公羊傳》隱公四年，但閔子辛的評論為各書所無。）

《左傳》行文中引入君子們的話，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用“聞之”來連接，至于這些評論的具體語境，往往闕如，不過我們?nèi)钥梢酝ㄟ^其他典籍從側(cè)面一窺其原貌?！犊鬃蛹艺Z》記錄了很多有關(guān)孔子的事情，其中就有他發(fā)表讀書評論的內(nèi)容。如曰：“孔子讀史至楚復(fù)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dá)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xùn)?！保ň矶?，《好生第十》）《禮記·檀弓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甚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甚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dāng)之。”上述事例表明，《左傳》中有些人物的評論并非都是口頭的記錄，應(yīng)該不少是在他們在閱讀文獻材料時作出的，這也進一步說明《左傳》在成書時采用了大量文字材料，而非主要出于瞽史的口傳。上述的諸人對于君子言論的責(zé)難實際上仍是傳統(tǒng)經(jīng)學(xué)思維的反映，如果我們不將《左傳》視為天然的經(jīng)書，而是以平常心態(tài)看待，自然就不會對此過于苛責(zé)了。

第四節(jié) 群體創(chuàng)作與《左傳》的文學(xué)經(jīng)典化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即《左傳》是具有儒家思想的作者，參考了大量文獻資料和部分口傳信息，并加入了自己個人理想觀念的綜合產(chǎn)物。上文中所述的種種情況造就了《左傳》的內(nèi)容豐富，同時也使得該書的思想復(fù)雜難辨。然而，我們在考察《左傳》這種豐富復(fù)雜的思想和文學(xué)特征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左傳》在成書過程中經(jīng)歷了群體性創(chuàng)作的事實。此處所謂的群體性創(chuàng)作，包括如下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指作者參考或者直接借用了先秦時期的大量文獻典籍或口頭傳說，《左傳》更多是出于固有資料的編輯而非個體的獨立創(chuàng)造，也即所謂的“述”多而“作”少；二是指《左傳》的成書不但歷時很長而且還有多人參與，因而它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時代共同參與創(chuàng)作的結(jié)果，也即是所謂的“人更多手，時歷多世”的集體撰成的作品。當(dāng)然，我們必須承認(rèn)的是，《左傳》的主體部分應(yīng)該是由春秋末至戰(zhàn)國初的某一個人完成的，但在之后漫長的傳播和人們的接受過程中，不斷地被后人加以補充和修改，如增錄新的材料、調(diào)整敘述的體式、修改字句的表達(dá)等等，這些雖然不是《左傳》成書的主體，但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左傳》行文的方式，其重要性絕不可低估。前人對此雖然也有所討論，但他們卻沒有或者很少注意到，這種群體創(chuàng)作的行為，在成就《左傳》文學(xué)經(jīng)典地位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錢志熙師說：

《左傳》并非一次性創(chuàng)作而成的，而是群體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其中的不少具體敘述，應(yīng)該是長期以來口傳與書面寫作的多次積累而成的?！蹲髠鳌分蓵喈?dāng)如后世《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之成書，尤其是《水滸傳》，它實際上是由宋至明歷代小說家、說話人之共同創(chuàng)作。《左傳》文學(xu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應(yīng)該從這里來理解。

先生的觀點十分精辟?！蹲髠鳌啡后w性創(chuàng)作的實現(xiàn)及其可能，大體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加以考察：一是該書組成材料來源的時代懸隔；二是該書傳播地點與傳授者之分布多樣；三是該書文風(fēng)的前后差異。

現(xiàn)在流傳的《左傳》文本中有不少戰(zhàn)國、秦漢的痕跡，前人對此論之甚多。這些內(nèi)容足證該書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是多人在不同時段內(nèi)參與了該書的編訂。總體來說，《左傳》的文本歧義并不多，因此學(xué)界對其版本的考察也很少。盡管如此我們從其版本的變化中，仍然可以看出該書在傳播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差異?，F(xiàn)存《左傳》最早的版本大約是在六朝隋唐時期，以杜預(yù)的《春秋左傳集解》為主。日本學(xué)者竹添光鴻在編著《左傳會箋》時，以舊鈔卷子金澤文庫本《春秋經(jīng)傳集解》三十卷為底本，他說：“《左傳》三十卷獨為足本，洵絕世之寶也。試以宋本對校，文字異同不玅而印本脫誤可賴此補正者極多，如年首經(jīng)傳二字是始合經(jīng)傳時所題，別其在欄上，體例固當(dāng)然也。開成之刻于石，既無欄界，故連書之，而北宋以來刻本皆入諸欄內(nèi)，與本經(jīng)無別，是誤之尤大者也。余深為斯經(jīng)慨焉?！保ā蹲孕颉罚?sup>李索也認(rèn)為敦煌寫卷《春秋經(jīng)傳集解》具有版本學(xué)、?？睂W(xué)、語言學(xué)、學(xué)術(shù)史等多種價值，他說：“它抄寫于南北朝、隋和初唐，比阮元所據(jù)之底本——宋刻本早了數(shù)百年。在時間上，除了日本所藏金澤文庫本外，尚無其他版本能與之相比。”在他們的考校中，我們可以看出，即便是從魏晉之后到清代，《左傳》的面貌也發(fā)生了不少變化。

《左傳》成書于眾手，除了表現(xiàn)在《左傳》材料明顯的時間差異、文字文法的古今變化之外，還體現(xiàn)在長期以來人們對其作者的爭論上。歷代學(xué)者討論《左傳》的作者，不但名字多種，或為左丘明、或為吳起，而且國別迥異，或為晉國后裔、或為楚國之人，或為魯國舊史，或籠統(tǒng)被目為六國人。他們的觀點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卻不免偏執(zhí)，因此彼此之間多矛盾難通。我們以為上述有關(guān)作者差異與該書的廣泛傳播也有重要的關(guān)系?！蹲髠鳌吩诔蓵笤鱾鞲鞯兀瑸椴煌瑫r代的學(xué)者所傳習(xí)，這種傳播必然會影響到《左傳》文章風(fēng)格。從《經(jīng)典釋文》所錄的《左傳》傳授譜系來看，其傳播的范圍就十分廣大，人員構(gòu)成也很復(fù)雜。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wèi)人吳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漢丞相，北平侯），蒼傳洛陽賈誼（長沙梁王太傅），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傳其少子長卿（蕩陰令），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字子高，河?xùn)|平陽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張禹（字長子），禹數(shù)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征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字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護授蒼梧陳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王莽國師）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哀帝時，歆與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為師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fēng)賈徽（字符伯，后漢潁陰令，作《春秋條例》二十一卷），徽傳子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