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金良年

凡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不知道孔子。孔子是我國古代儒家學說的開創(chuàng)者，他生于“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前770—前476)，以恢復(fù)古代的文化傳統(tǒng)為己任，收徒講學，奔走于列國，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到處呼吁。他在世時，許多人對他的行為不很理解，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或嘲笑他“累累若喪家之狗”(《史記·孔子世家》)，但他的弟子卻認為，“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論語·子張》)。如果說，“仲尼不可毀”出于孔子弟子之口還帶有感情或尊師因素的話，那么，對于兩千多年之后的今天，這已經(jīng)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鬃又浴安豢蓺А?，并非因為他的思想學說毫無缺點，而是說像他那樣對民族文化傳統(tǒng)具有重大影響的人物，是不可能也不應(yīng)該簡單加以否定或廢棄的。

孔子畢生以教學為己任，自稱是“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并沒有留下有系統(tǒng)的著述。相傳儒家經(jīng)典中的《易》、《書》、《詩》、《禮》、《春秋》都經(jīng)過他的整理，曾用來作為教授學生的課本，但據(jù)后人研究，這種說法不完全可靠。后人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學說的基本文獻是《論語》?！墩撜Z》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著作，“語”是古代的一種著作體裁，《周禮》“春官宗伯”鄭玄注稱：“答述曰語?！彼袆e于無固定對象直陳己說的“言”，如《國語》就是分國記載春秋時代士大夫問答應(yīng)對之語的著作，《國語·鄭語》還征引過上古時代的《訓語》。西漢初年陸賈論述秦亡漢興的著作稱《新語》，所謂“新”，是相對于舊而言。由此可見，先秦古籍中征引的“語曰”，可能就出于這類語書。今人一般把這類“語曰”理解為俗語，其實，口頭俗語當時一般稱為“諺”或“人有言”，而不稱“語”。當時有記言備忘的習慣(《論語·衛(wèi)靈公》“子張書諸紳”)，官府中也有專門記言的史官，“語書”多半是依據(jù)這些記錄而編纂的。

《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yīng)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對于《論語》成書的這一記載，我們必須注意到，參與結(jié)集的弟子并非是全部(前人曾根據(jù)《論語》中對孔門弟子的不同稱呼，推測其可能出于哪些弟子之手)，而且，這些弟子的見解并不完全一致，“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非子·顯學》)，這顯然對于材料的選擇是有影響的。其次，弟子們所“輯而論纂”的僅是他們隨從孔子時的見聞記錄，并非孔子全部的言論記錄，因此，《論語》不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文獻資料。換言之，《論語》中的孔子言論并不完全可靠，而《論語》之外還有可信的孔子言論。

這部出于孔門弟子編纂的《論語》經(jīng)戰(zhàn)國輾轉(zhuǎn)流傳到漢代，其中又經(jīng)過了一些傳抄者在文字上的潤飾，大致形成了分為二十篇的本子，而且由于傳述者的不同，篇中的分章和文字也有一些差別。到漢武帝時，逐漸形成了三個不同系統(tǒng)的本子，即孔壁出土的古文本和齊、魯學者傳述的齊《論》和魯《論》。漢元帝初年，經(jīng)學博士張禹因為教授太子(即后來的漢成帝)學習《論語》的需要，編定了一種讀本，到了漢成帝當政時，這個本子也因而成了《論語》的權(quán)威讀本，被稱為“張侯《論》”，據(jù)《漢書·張禹傳》說：“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墒菍W者多從張氏，馀家寖微?！北M管如此，當時的《論語》流傳家數(shù)仍然比較混雜，東漢前期的王充曾批評說：“目或少或多，文贊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shù)章目?！?《論衡·正說》)到了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參考前人的成果，對流傳下來的《論語》不同本子又進行了一次整理。一般認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論語》面貌基本上定型于鄭玄。

自從孔子和《論語》成為歷史之后，歷代對之的研究從來就不是純學術(shù)的，而是和不同時代的政治、思想、文化需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們通過歷史上種種《論語》注釋本見到的，實際上是適應(yīng)不同時代政治思想需求的孔子。宋代以來，《論語》最流行的注釋本是由朱熹編定的《論語集注》。這部著作是宋代理學的代表性經(jīng)典，朱熹通過對《論語》的注釋，闡發(fā)了理學的基本思想，雖然篇幅不大，但卻花費了他幾乎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據(jù)他自己說，他從三十歲開始對《論語》和《孟子》的注釋下工夫推敲，直到晚年還“改猶未了”，前后經(jīng)過“四十余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朱子語類》卷十九)。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朱熹對包括《論語》在內(nèi)的“四書”所作的注釋，“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別毫厘，雖時有疏忽之處，不免后人之譏議；然當微言大義之際，托經(jīng)學以言哲學，實自有其宋學之主觀立場”(《朱熹》，載《周予同經(jīng)學史論著選集》)。

《論語》的研讀看似容易，因為其中的許多話已經(jīng)演變?yōu)槲覀円呀?jīng)熟悉的成語或俗語，如“舉一反三”、“怨天尤人”、“既往不咎”、“任重道遠”等等，看起來似曾相識，但成為熟語的《論語》原意卻并不一定如此，切忌望文生義。而且歷代注釋本對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疏釋，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貫徹自己思想學說的一面，因此對注釋本的參考亦需進行分析，不能簡單照搬。其次，《論語》不是一部有系統(tǒng)的論著，而且涉及的范圍又相當廣泛，正如朱熹所說：《論語》“言語散見，初看亦難”(《朱子語類》卷十四)，“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個大物事”(同上，卷十九)。要完整理解孔子的見解，就必須把《論語》中相關(guān)的論述綜合貫穿起來觀照，所以歷來指導(dǎo)讀《論語》的都有開始通讀，然后專題閱讀深入理解之法。第三，也是最難的一點是，孔子對弟子和時人的應(yīng)答，有許多是“因材施教”或“引而不發(fā)”式的，有的言論已經(jīng)缺失了語境，我們難以知道孔子的針對性。就拿《論語》開篇第一章來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子是在什么時候?qū)κ裁慈苏f這番話的，已經(jīng)無法弄清了，這不能不影響我們對這些言論的理解。又如《論語·先進》中有這樣的記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接袉枺骸勊剐兄T？’子曰：‘聞斯行之?！魅A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對于同樣的問題，由于對象的不同，孔子可以有兩種完全相反的答復(fù)。像這樣的言論，在《論語》應(yīng)該不是個案，但像這章有明確的對比和解答的卻很少。如果我們不加注意，那么，可能從字面上得出的理解，卻正是孔子所否定或批評的。所以朱熹就曾告誡門人弟子說，“《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論語》須是玩味”，不能只“揀個緊要底看”，“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朱子語類》卷十九)。朱熹指導(dǎo)讀“四書”的次序，把《大學》放在前面，然后才是《論語》，與《論語》在文本上的特殊性和閱讀的難度不無關(guān)系。

由此可見，抓住《論語》中的片斷論述進行發(fā)揮，即使說得有道理，那也是發(fā)揮者在借著孔子的名義說自己想要說的話，很難說就是孔子的見解，而且這也是孔子之后歷代都有的現(xiàn)象。魯迅曾經(jīng)深刻地指出：“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quán)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quán)勢者或想做權(quán)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guān)系。然而對于圣廟，那些權(quán)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jīng)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quán)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jīng)’，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tǒng)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鬃舆@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后，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

此次整理，我們以宋代當涂郡齋刻本《四書章句集注》為底本，校以其他宋、元本，底本誤者據(jù)校本徑改，不出校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