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專注 歲月造美人

董卿：慣性奔跑

文｜張月編輯｜趙涵漠

董卿45歲了，在人生進入一個似乎更自由的階段后，她卻進入了一個加速狂奔的狀態(tài)，“我就覺得魚尾紋啊、斑啊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你掙脫了束縛以后，獲得了某種自由，那種奔跑的速度帶給你的滿足感和興奮感，讓你已經不在乎風力有多少、周邊是不是還有一些什么東西在阻擋你”。

在接近凌晨的時候，《人物》記者收到了董卿的采訪回復。

董卿還在機房剪《朗讀者》，要熬夜了，她問采訪時間能否推后兩個小時。

第二天下午，《人物》記者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了凌晨四點才收工的董卿：短發(fā)、淡妝，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從開始制作《朗讀者》，熬夜已經變成了她的常態(tài)，她能控制的，是盡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難受了，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覺不到時間流逝的機房，看著城市在天光下蘇醒，人們開始晨練、上班，董卿覺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讀者》是她第一次擔任制作人和總導演，這檔節(jié)目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的綜藝節(jié)目，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9.2。在文化孤獨和娛樂狂歡之間，董卿偏執(zhí)地找到了一個屬于《朗讀者》的位置。

這檔節(jié)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在透支董卿的身體。因為長期熬夜工作，她越來越瘦，白頭發(fā)、魚尾紋、斑，這些讓大部分女性恐懼的東西一點點出現在她身上。父母勸她不能再這么熬了：“你不是20歲也不是30歲的身體了。”

董卿45歲了，在人生進入一個似乎更自由的階段后，她卻進入了一個加速狂奔的狀態(tài)，“我就覺得魚尾紋啊、斑啊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你掙脫了束縛以后，獲得了某種自由，那種奔跑的速度帶給你的滿足感和興奮感，讓你已經不在乎風力有多少、周邊是不是還有一些什么東西在阻擋你”。

這種速度的獲得不是沒有代價的，她不得不犧牲掉生活的其他章節(jié)。“很多都顧不上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跟我爸媽住在一起，只有半夜的時候，可能凌晨4點、5點回到家，我才抽空看一下我媽媽發(fā)回來的視頻。”

她想陪孩子過個暑假，但暑假已經過去一半，孩子還沒有看到媽媽的蹤影。

“會擔心對家人孩子有虧欠嗎？”《人物》記者問。

董卿沉默了兩秒說：“什么事情都是你選的，這個選擇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個在節(jié)目里經常掉淚的柔弱女性。在她看來，工作是比命還重要的東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來源。“不是因為我對自己狠，或者對節(jié)目有執(zhí)念我就不幸福，也許正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來源于此呢。如果不讓我過這樣的生活，我覺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個人的選擇導致的，所謂性格即命運可能說的就是這一點吧”。

董卿成長于20世紀70、80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識分子，有著嚴苛的家教。她從小做家務、背詩詞、練長跑，在父親的求全責備中長大。父親一度不許她照鏡子，說：“馬鈴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鏡子的時間還不如多看書?！?/p>

“他老打擊你，你就會覺得自己不如別人，你必須要做得比別人好很多，才有自信心”。

父親勤奮、苛刻、固執(zhí)，這些曾經傷害過她的特質，后來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長出來。像宿命一般，她發(fā)現自己和父親變得越來越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董卿成長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發(fā)生劇變的轉折路口，人們的命運和際遇突然多了各種可能性。“你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輩們過得更好。而你的確也抓住了一些機會，所以你會變得越來越緊張，你獲得的越多，你的負擔也越大。機會是我覺得最寶貴的東西。同樣寶貴的還有證明自己”。

那個不敢照鏡子的小姑娘后來終于證明了自己，站在央視巨大的舞臺上的她早就超越了父輩的期待，但她同時也發(fā)現自己已經停不下來。那是一種奔跑的慣性，只能繼續(xù)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滿的日子里，董卿偶爾也會覺得孤獨。有很多次，春晚結束，所有的熱鬧都散場，董卿一個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么。前段時間想去看《邪不壓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誰能陪她去看。

她曾經一個人去看了8個小時的《如夢之夢》，看4個小時，出來一個人吃頓飯，再回去看4個小時。這些寂寥的人生時刻是她在奔跑后的中場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樣，她早已習慣了一個人完成一切。

“后來你會慢慢明白，任何時候都會過去的。絕望的時候，它也就是這樣一段時間，就過去了。愉悅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陽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時間，它也會過去的。絕望的時候不那么絕望，高興的時候也不要那么高興，是你慢慢會學會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

1

第二季《朗讀者》開始的時候，我焦慮得不得了，因為第一季反響太好了，盛名之下，還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開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難，不光是經費的問題，還有很多別的困難。但我覺得還是要咬牙做。

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難去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會問，怎么沒了？可能也許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覺得在中央電視臺這個平臺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國電視的這個行業(yè)里邊，還是應該有第二季《朗讀者》的出現。它應該繼續(xù)往前走，讓喜歡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節(jié)目比起來，《朗讀者》的意義在于是能夠“見人”，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創(chuàng)作里面，最觸動人心的就是人，沒有什么比這個更寶貴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質還有人的遭遇，這個是我能夠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對內容有一種別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熱，比如說我們的嘉賓采訪時間大約是兩個小時，兩個小時意味著打稿下來就可能是在2萬字左右，甚至3萬字。我要把那個2萬字的稿子反復看幾遍，因為劃稿子的時候已經和錄制的時候隔去很長的時間了，然后你還要再回憶當時的狀態(tài)，回憶嘉賓的語速，進入到他講話的語境當中，要想象他好像還在你的對面，然后根據那個語境開始劃稿，把2萬字劃成2000字。我有很強烈的完美主義，接近強迫癥的邊緣吧，每一個字都是我一個一個劃出來的，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會覺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機房里一宿一宿地熬，電視是一幀一幀畫面做出來的，那個畫面永遠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幾個小時可能就坐過去了。

你問我有沒有發(fā)過脾氣，我記得有一次把一個導演訓哭了。我們有一個嘉賓丘成桐，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數學家之一，拿過數學獎的大滿貫：菲爾茲獎、克拉福德獎，這些都是所謂數學界的諾貝爾獎，他都拿過。他曾經是哈佛大學數學系的系主任，到現在依然活躍在世界的數學領域。我覺得這樣的嘉賓能夠請來很不容易，來了以后，他朗讀《歸去來兮辭》，大屏幕上用豎版把讀本打出來，跟隨他的朗讀，一行一行字出現，但那個字幕和朗讀的速度永遠對不上，一遍、兩遍、三遍，那個科學家很耐心，一遍讀、兩遍讀、三遍讀。

整個節(jié)目錄制結束之后，我記得我當時特別的憤怒。我就說：“太不專業(yè)了，怎么可以這樣去浪費大家的時間？”我說：“你知道丘成桐對世界意味著什么嗎？如果你沒有敬畏心，那你就不配做這個節(jié)目組的導演，他的時間是以分秒來計算的，因為我們耽誤了他很多時間，他的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那也許就是人類的一大步，對嗎？”

發(fā)完脾氣過后我也會有點內疚，而且別人也就慢慢變得有點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專業(yè)性為目的，這個可能會讓我不經意傷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歡我的那些人。

我們最后一場錄制是在2018年的6月9號，錄完最后一個嘉賓，時針已經指向了6月10號的凌晨兩點了。大家就稍微慶祝了一下，在現場開了一瓶香檳，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種就散了。

最后20幾位核心導演留下來，就在舞臺上，我說：“每個人都說幾句話吧，平時都是你們在聽我說，現在我也很想聽你們說?！钡搅烁鎰e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說著說著就哭了。我們在一起做節(jié)目的這一年多時間里，團隊里有的人離婚了，有的人大病，有的人的家人生病，有的人在寫論文、準備答辯，大家都是焦頭爛額的過程。

這些他們平時都不敢跟我講，那時我才知道自己實在不是鄰家大姐姐的那種領導風格。我也覺得很內疚，原來可能覺得這人沒有投入足夠的精力，做得不夠好。因為我不允許自己這樣，但實際上團隊里的大家也都很努力。不過我依然覺得，走完這個過程，最終得到收獲的是他自己，不管這個過程當中你是表揚他也好，責備他也好，成長是最重要的。

《朗讀者》對我自己也是一樣的，最大的收獲就是發(fā)現還有成長的可能?！鞍?，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經做到頂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聽到過這個話，但其實每個人依然有成長的可能，這個成長不只是在專業(yè)領域，還有很多別的方面。

2

《朗讀者》請過一位嘉賓吳孟超，是中國著名的肝臟外科醫(yī)生，他讀的是張曉風的那篇《念你們的名字》，是寫給醫(yī)學院的學生的：

你需要學習多少東西才能使自己免于無知，你要怎樣自省才能在醫(yī)治過千萬個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職業(yè)性的冷漠和麻木。

其實任何職業(yè)都要提防職業(yè)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時候，就遇到了這種所謂的“職業(yè)性的冷漠”。那段時間挺痛苦的，所有交到你手上的節(jié)目，你覺得都是一樣的。那些娛樂節(jié)目，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現在有時候看那些節(jié)目，依然會覺得那只是在做無謂的消耗。那時候我還根本不知道未來有《朗讀者》的出現，但是我已經知道有些節(jié)目我不想再做了，我不想再那樣重復自己。

我在中央電視臺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驕傲的一點是我100％的投入工作，但2012年我發(fā)現我做不到了，會覺得特別痛苦。而且這種東西出現的時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別人看不出來。因為職業(yè)表達是很容易遮蓋掉一些東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別人會知道，而且久了自己會退步的。

我決定自己按一下暫停。

我從2013年的下半年開始申請美國的學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這中間有七八個月的時間，所有的細節(jié)都在準備當中，我在幾個學校之間反復地選。當時晚上整宿睡不著，特別的恐懼，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已經決定了，但是沒有人知道我決定了，我也不知道我的決定會帶來什么。

我當時其實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是回來沒有我的位置了，因為這個行業(yè)的競爭也很激烈，而且這個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將近20年，才走上來的，只有我知道我為了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輕而易舉的。曾經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慮結婚，也不考慮生孩子，我從來沒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這件事情還要重要。

當時我父母堅決反對我出國，他們的理由是你40歲了，留學是20歲時候做的事情。我說我20歲的時候，沒有這樣一個機會，我覺得我缺失。很多人說：“你在國內學學不行嗎？你停下來，去報個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來的，只要還在北京，在國內，就會有工作派下來，你沒法完全徹底地停下來。

后來我就去了南加州大學。

我盡量地不去想在國內的事情，給自己多安排點課程。不上課的日子，就漫無目的地在學校里溜達，覺得陽光好得刺眼。

在國外讀書的日子，其實就是我克服那種恐懼感的過程。為了讓自己真正地平靜下來，那時我連微信都沒有，只偶爾地看手機新聞報，iPad只有兩個界面，一個是英漢辭典，還有一個是菜譜，因為我要自己做飯。我讓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地規(guī)律，不管是在學校有人認識我還是沒人認識我，都讓自己覺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課堂上能提問還是不能提問，聽懂了還是沒有聽懂，都讓自己不要焦慮。

這個過程，不能說像重生，它更像在打磨你的心靈。慢慢地，真的就切換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兩天，半年、一年，你就不會想著我要去工作。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你離開了一個你很愛的人，時間讓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說不愛了，也不是說遺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時間想別的事情。

打破平靜的是哈文的一個電話。2015年春節(jié)前，她給我打電話，說讓我主持春晚，我覺得不太可能，當時我已經有整整一年沒有化妝，沒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慮穿哪條裙子還是哪條褲子的問題，我不在那個狀態(tài)了，不知道還能不能以很好的狀態(tài)回到舞臺上。

所以我就拒絕了，后來她又追了兩個電話回來。你知道那個時候你在那么遙遠的地方，組織上對你這么信任，說你一年沒有站在這個臺上了，依然邀請你回來參加最重要的這個節(jié)目，你的心里還是會有很大的安慰和滿足，覺得好像大家還很惦記你啊，于是就回來了。

那年我主持春晚感覺很神奇，覺得很開心，就像是久別重逢。你發(fā)現有些東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學會騎自行車，你可能十年不騎，你還是會騎。你掌握了某種語言，可能你很久不說它，你還是會說，就是這種感覺。

我當時還有一種感覺，如果再有人來找我做節(jié)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節(jié)目，而不再只是簡單地重復過去了。所以才有了后來的《挑戰(zhàn)不可能》、《中國詩詞大會》，還有《朗讀者》。

3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后，2018年沒有主持春晚，我其實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還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離開了這個舞臺。之前也聽到了一些傳聞，因為按照我們的經驗，到一定的時候就應該會有通知要上春晚，然后也沒有得到這個通知，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這么回事兒了吧。

有很多朋友來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為喜歡你，就說：“怎么會這樣？”你要在調整自己的時候，還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撫別人。

那年春節(jié)是我和爸媽一起過的，我們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的年夜飯，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別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氣氛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對，因為不做春晚的那種心理上的波動在春節(jié)之前就已經慢慢過去了。

很多人說我去美國讀書是自動的一個剎車，現在想來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個時候你已經在磨煉了，內心也在翻滾，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懼和擔憂，這個恐懼是什么？說穿了，無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種恐懼。你知道自己也許會走下坡路的恐懼，然后你強迫自己去做一種改變，去學習、去思考，去尋找新的方向，去為未來成為更好的自己做準備。

我現在還記得2005年是我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屆郎昆是總導演，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就說咱們準備準備可以進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說啊。我憋了兩天以后，還是沒忍住給我媽打了一個電話，說：“你不能對外面說哦，現在還沒有公布?！碑敃r覺得非常幸福，似乎實現了自己的一個夢想。那個時候也是先聽到了很多傳聞，說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心里開始暗暗地希望它的發(fā)生。到了2018年，我也是聽到了傳聞，說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輪回，發(fā)生著一些相似的場景，但是內容卻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盡全力了，春晚我沒有出現，心里一定是有波動的，但是我還是很慶幸我做了足夠多的努力，這些努力讓你在得到的時候，覺得很踏實，然后在失去的時候，也不會有太多的遺憾，因為我已經全力以赴了。

4

我爸爸是農村長大的孩子，老家條件也很苦，爺爺過世很早，奶奶又是農村婦女，家里特別貧窮。我父親骨子里就是那種認為一定要勤奮，要刻苦才能改變命運，這是他的人生信條，這種人生觀深深地影響了我。他讓我從小要做家務，要讀書，要練習長跑，要鍛煉你所有的獨立生活的能力。

這種嚴苛的教育可能曾經傷害過我，但是現在也覺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我現在自己有孩子了，我還是覺得對孩子嚴格一些更好，但是現在因為工作的緣故，很少能照顧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要交給我的父母來幫我照顧，隔代的教育就會寵溺很多，很多時候我覺得沒有原則，心里就會暗暗糾結，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帶在我的身邊，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這種教育的弊端就是讓你覺得不太自信，你必須要做得比別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別人差不多，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經常會產生出一些不安全感。還有一個就是，你不喜歡依賴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為什么我很多時候都親力親為，是我不喜歡去埋怨別人做得不夠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當中是充滿防備的、戰(zhàn)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130多場節(jié)目，累到摔到尾錐骨第四節(jié)骨裂，然后瘸著拐著撐下來，累到生理期紊亂，整個臉全都是痘痘，但再累我都沒有掉淚。

確實一直很緊張，我也不知道怎么松馳?？赡芨业某砷L環(huán)境有關系，我們這一代人成長于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整個中國社會發(fā)生劇變的一個社會。就是你突然之間明白了，你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輩們過得更好。而你的確也抓住了一些機會，你會變得越來越緊張，你獲得的越多，你的負擔也越大。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一些朋友，他們說你可以松馳一些，我說你們美國人是富裕時間太久了，所以都比較懶散。他們的確很放松，一周五天的工作日，周末一定去休假，周末也一定關機。我剛去的時候被他們逼瘋掉了，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關機。我說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會有人回復你，一定到禮拜一才回你。我想我們國內的中介是多么勤奮啊，你發(fā)什么他馬上給你找房源。

因為不想辜負這些來之不易的機會，所以我會那么努力，不管交給我什么，我都能夠百分之百地超出導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沒有覺得自己有比別人更強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這個事情交給我，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我們有撰稿人給主持人寫好臺本，那我一定不會完全只按照這個臺本說的，我會把只按照臺本說看成是我的一種失職。我的記憶力非常好，一個10頁紙的臺本，我大概花兩個小時就能夠全背下來，但是，你就敢上臺了嗎？那是多么可笑一件事情。

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關注的是，我怎么樣把我的頭發(fā)弄好，我要從哪兒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邊上的人要更白、更高、更瘦，那樣才好。但是后來，我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有一天我就會覺得，這樣對嗎？可能是到了中央電視臺以后，對，應該是到了中央電視臺以后，因為你發(fā)現你準備過的一些東西得到了認可——中央電視臺的確是個大平臺，你的一點點優(yōu)點會被無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頭幾年也過著跟大家一樣的北漂生活，租房這些都不用再講。那時候，我在西部頻道主持《魅力12》，那個頻道是新的，在華東地區(qū)不落地，我爸媽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兩年覺得挺窩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沒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車，司機說：“你是那個《魅力12》的主持人嗎？那個節(jié)目挺好的。”大概做了一年多之后，有臺領導在會議上說：“西部頻道《魅力12》那個節(jié)目做得不錯，那個主持人也不錯。”然后中央3套才會關注到中央12套有這么一個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實你去做了，就會有人看到，得到鼓勵之后，我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做，然后時間一久就會形成你的一種工作的理念。

現在的危機感可能來自于對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間的那種較量。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季的札記，很多都是我特別喜歡的話：

生命的意義是如此厚重，無論我們怎么樣全力以赴都不為過，因為我們生而為人。

我是一個活得特別用力的人，用力不夠的話我自己會覺得不過癮，會覺得日子似乎白過了，多可惜啊。

周迅：姑娘，你有一張未婚妻的臉

文|魏玲編輯|張悅/張捷

“不是說你這輩子沒人要你才叫未婚妻的臉，

是因為周迅永遠是抱有期待的，期待明天，

仿佛明天對她全無惡意”。

金魚的記憶只有7秒，是吧？我是大金魚

“一個小姑娘扒在門縫那兒，”黃磊笑著回憶，“她手不好看，冬天嘛，凍得通紅，我說‘你手長得跟胡蘿卜一樣’，她就在那兒笑。我經常逗她笑，她怕長眼袋，就摁著眼睛笑。那水靈?！秉S磊從片場趕來，帶著戲妝，頭發(fā)亂糟糟的，說起話來鏗鏗鏘鏘，有點憤世嫉俗。

當他提到周迅的時候，表情一下子就柔軟了。

1999年12月31日，電視劇《人間四月天》拍完，他和周迅去臺灣地區(qū)一個偏遠的小鎮(zhèn)宣傳，那時人也沒什么名氣，戲也還沒火。夜里回臺北的路上，倆人包了一輛小面包車，車開啊開，周迅困得不得了，突然車里的廣播響起。黃磊記得很清楚，廣播說的是：“你們知不知道跨越千禧年的時候你跟誰在一起，你就將和誰一生糾纏不清?！?/p>

“這時開始倒計時，我才意識到跨年了，八、七、六、五……我看著她，她沖著我笑，她說，‘咱倆糾纏不清’，我說，‘不會吧，咱倆？’最后我們倆手拉著手，跨了一個千年。我說，‘新年快樂’，她說，‘磊哥新年快樂’?！?/p>

從臺灣地區(qū)回來，黃磊和周迅兩個人沒再往來，但在千禧年過去的10個月后，他們雙雙接到了電視劇《橘子紅了》的劇本。黃磊忽然發(fā)現原來“糾纏不清”是在《橘子紅了》里面，而那半年的“糾纏不清”像一輩子那么長。

《橘子紅了》的最后一場戲，是倆人的訣別戲，戲里的周迅懷著黃磊的孩子，拍這場戲的那天，他們來得很早，面對面坐著，還沒拍，周迅就哭，黃磊也掉眼淚。那場戲拍完黃磊覺得很累，心臟不舒服，他跟周迅說自己去影棚門口抽根煙，周迅跟出來，也抽煙。就在那個門邊上，黃磊說：“她站在我旁邊，忽然我覺得像過完一輩子了，兩個人站那兒像過完了一輩子?！?/p>

那之后，黃磊只見過周迅幾面，在明星云集的活動現場。他說周迅總是明星當中王冠上最璀璨的一顆小珠子。“她一看見我，就喊磊哥磊哥，跑到我這邊，有時坐沙發(fā)上，有時坐我旁邊”。

黃磊有些高興，又有些悵悵的，他說起自己喜歡在片場看書，周迅很崇拜，常常找他聊天，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半月談”——半個月長談一次?！暗呛髞磉@半月談，半年也不談，現在快半生都過完了”。

采訪中途，演員胡東問《人物》記者是否會見到周迅。那時胡東正在車轱轆地來回來去講20世紀90年代初那幾年的故事，講他和17歲的周迅如何一宿一宿搓麻將，將兩人如何從杭州漂到北京又到同一家飯店唱歌，如何開著一輛扔在街上都沒人撿的破車出去玩，他在回憶中不斷地細化、細化，甚至學著周迅啞啞的嗓子唱了她在飯店駐唱時的名曲：“今夜還吹著風，想起你好溫柔?！?/p>

得到肯定答復后，胡東頓了一下，說：“小周已經很久沒給我打電話了?！?/p>

他說自己一直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一直以為是因為結婚生孩子，周迅怕打擾他，慢慢走遠了。直到后來有共同的朋友提起，20世紀90年代大家都籍籍無名時，胡東拿過一個全國男模大賽的名次，甚至還出國比賽了。那個朋友問他：“你回來以后是不是有些顯擺、驕傲了？”胡東仔細回想，他的確跟周迅說過：“小迅你要加油啊，你看哥哥現在都……”

胡東說：“你幫我告訴她，東東哥做得不好，請多擔待?！?/p>

“這事兒也過去很多年了，但我一直沒跟小迅說，專門說也奇怪，好像太鄭重了。今天我敢對你們說出口，我覺得我也進步了。”胡東想了一會兒又說，“她都40歲了，在我眼里還是個小妹妹?！?/p>

1999年，高曉松找到周迅的經紀人，說：“錢只有您要的十分之一，但我只要她35天?！碑敃r正是夏天快過完秋天還沒來的時候。高曉松說：“35天就是夏天到秋天，一片樹葉子從樹上落下來的時間。我們不做什么，這35天也會過去——葉子從樹枝上離開，掉落到地里。我們拍這個戲，一起用這35天，葉子怎么落下我們把它記錄下來了，不然的話，葉子落了，但是這段生命狀態(tài)沒有留下記錄?！?/p>

就這樣，周迅出演了電影《那時花開》。

電影拍的是青春故事。周迅25歲，樸樹26歲，夏雨23歲，正值青春的人在演青春的故事。高曉松說：“沒什么好講戲的?！睓C器開著，他只告訴周迅一件事：“你覺得能看鏡頭的時候，你看一眼。”周迅問：“鏡頭是什么？”高曉松說：“是歲月，我沒法告訴你到底什么時候你會回頭看這一眼，看向歲月，看向你自己正在度過的一生。”周迅說：“我懂了。”

那一幕電影里，夏雨對周迅說：“你幫我給我女朋友寫信，我腿摔斷了，你幫我告訴她?！毕挠昕谑鲆痪洌苎妇蛯懸痪?，信寫到最后，高曉松讓夏雨說一句雙關語：“我愛你?！?/p>

電影里夏雨讓周迅寫的那封信，到底是要寫給美國女朋友的，還是說給周迅聽的，高曉松說他沒告訴演員怎么演。夏雨說完，周迅就完全聽懂了，她在信紙上寫，一邊寫，一邊在嘴上說：“我——愛——你?！闭f完她一抬眼，定睛看著鏡頭，一眨不眨。

“當時我在監(jiān)視器上看這一個畫面，周迅看向鏡頭的那一眼真是直接看到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了?！备邥运烧f，“不騙你，那一刻我都愛上她了?！?/p>

這些被敘述的周迅的瞬間：黃磊的瞬間、胡東的瞬間、高曉松的瞬間，周迅全忘了?！敖痿~的記憶只有7秒，是吧？我是大金魚?！敝苎笇Α度宋铩酚浾哒f。

你在我生命里是重要的人，你怎么會說我鞋難看呢？

“周迅是一個不停漂泊的人。”周迅的好友、演員黃覺說，“她每個時期接觸不同的人，經歷不同的人，幸運的話可能會留下一兩個一直維系的朋友，在接觸我之前她有個交好的朋友叫常青，或者叫大頭，在我之后又有一個叫黃少峰的，黃少峰之后又有一個，周迅每個時期會留下一兩個好友，等待那段時間過去了，雙方之間沒有交集了，就漸行漸遠——這是她的生命軌跡?！?/p>

“我還真是這樣?！敝苎更c點頭，“這里停一會兒飛走了，在那兒停一會兒又飛走了，然后可能又回來，或者又飛到那兒去。”

周迅說，小時候爸爸就告訴她，君子之交淡如水。所以她要對誰好，當下就會對他們好了?！叭松穆肪褪沁@樣的嘛，就是聚聚散散，散散聚聚。不一定要帶走。而且我記事兒的能力特別差，但我會記得那個人的感覺”。

在周迅的經紀人陳輝虹看來，這也許和周迅的成長有關系。她太小就待在劇組里面，一個組拍完去另一個組，就像不斷地從一個飛機搭另一個飛機，這樣快速又短促的生活很難一直同行，除非下一架飛機上還是同一撥人。

不難理解為什么每一撥旅伴都像母雞護小雞一樣地愛著周迅。《人物》記者在廈門、福州片場待的5天里，周迅當眾哭了兩回。一回拍洪水肆虐的戲，周迅要在暴雨中沒入齊胸深的冷水里掙扎，每次下水前，她都要喝一口金門高粱酒。那場戲拍了一條又一條。凌晨時分，每個人都又冷又困地熬著，周迅大聲喊岸上的男友、經紀人、朋友、記者和工作人員都過去，一定要讓所有人把手疊在一起，不許松。她眼睛一閃一閃，哆里哆嗦地說：“做任何事，我們在一起。”說完眉毛一蹙，滾下兩行熱淚。

還有一回，幾個老朋友來片場看她，得知周迅當時美籍華裔的男友Archie聽不懂中文，不管會不會，每個人都搭配著手勢比畫努力地講英語。周迅坐在一旁怔怔看著，突然說：“為什么那么開心？”又哭了。

周迅曾在接受采訪時談到自己和人的交往方式：“我是一個小朋友，很喜歡另外一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也要喜歡我！”一旦她喜歡的小朋友不喜歡她，哪怕是不喜歡她身上的某一部分，那也會觸犯她。黃覺對《人物》記者說：“周迅每次見他都要問‘哎，看我鞋好看嗎？’”就因為十多年前，黃覺無意說過她一句：“這鞋太難看了。”

采訪中，周迅沮喪地承認直到現在出門選鞋對她來說也是障礙：“我就想，到底選哪雙鞋啊，真的?！闭f著說著她情緒又起來了，“黃覺在我生命里是重要的人，你怎么會說我鞋難看呢？”

什么情況？一個藝人需要10個人帶！

周迅一廂情愿地相信，世界上永遠是好人多，靠近她的人即使有壞人，也是很小很小的比例。

因此她的經紀團隊必須時刻保持審慎，他們的職責包括幫助周迅甄別和什么人、什么事打交道，保護她，包括她的形象、聲譽和感受?！肮ぷ魇业娜硕挤浅鬯?，她的助理之一說，她強調了“非常”，另一層意思是，因為周迅過于隨性的性格，照顧她可算不上輕松。一個冒冒失失、讓人擔心的、孩子氣的老板，周迅在她的團隊里就是這么個角色。周迅一到公共場合露面，身邊小十號人就惶惶不安。2008年，拍電影《女人不壞》間隙，周迅去王若琳的彈唱會現場玩，樂評人戴方記得，大伙兒在后臺喝酒聊天，她接到周迅當時的經紀人黃烽的電話，說：“小周沒接電話，你一定要提醒她，今天記者特多，注意一下形象，別叼著煙之類的就出來了?！贝鞣饺鐚嵽D告，周迅也記住了不能叼煙，但是轉眼就拿著一個酒瓶子出去了。旁邊一個女明星則先把酒倒進紙杯里，很自然地端出去，看不出來喝的是什么。第二天，周迅就和酒瓶子一起上了報，黃烽問她：“小周啊，怎么回事？”周迅答：“你沒說不能拿酒瓶子！”

“我會有點兒害怕。”她的一個前助理說，“自己有時候會因為緊張反應過度?！彼o職的原因也跟周迅太隨性的個性有關，周迅常憑感覺做決定，突如其來的變化多，讓她24小時始終懸著心，一直在焦慮之中。

周迅團隊的商務經理楚忱覺得這完全不是問題，她的語氣充滿憐愛：“你不能要求一個畫家還會賣畫，對吧？”大部分公開場合，她寸步不離地跟著周迅，像一層防彈玻璃罩。她看上去希望替周迅解決掉一切現實麻煩。“其他是我們的事?！彼f，“小周只負責藝術就好了?！?/p>

說到這兒時，周迅正坐在楚忱旁邊的椅子上吃饞嘴蛙，聽到這句她放下筷子，朝楚忱擠了擠眼睛。

剛出道時，周迅與外界打交道的能力幾乎為零，記者打來電話采訪，當時照看她的李少紅導演就摁開免提，準備好白紙，記者問出一個問題，李少紅就唰唰拼命寫怎么回答，周迅一邊看，一邊慢慢念出來?！安稍L完全不行，從小語言表達能力就不是特別好，有些演員根據現場情況臺詞自己就蹦出來了，我演了20多年到現在才開始會一點?！敝苎刚f。

多年過去，一有面對面的采訪，團隊上下還是很緊張。2009年周迅的一次采訪，戴方光在一旁看著都替黃烽累得慌。他說：“所有的人都怕周迅說錯話，她有時候說得迷迷瞪瞪的，經紀人就得找補，要不然得罪了誰或者怎么著，麻煩?！?/p>

在黃烽比較有名的時候，帶周迅的團隊已經有10個人，當時還不興一個藝人一支隊伍，戴方回憶，連華誼老板王中軍都很納悶，特地過來問：“什么情況？一個藝人需要10個人帶！”

“經紀人，尤其是獨立經紀人本身有著多重角色，有可能他只是一個助理，也有可能就是這個藝人的操盤手”，曾宇說，他是周迅的好朋友，也是周迅兩張專輯的制作人，“小周是比較愿意把復雜的東西全部撒手給別人的人，她深知自己的缺陷，知道哪些自己根本管不了，在管不了的那部分上，她百分百地愿意信任你，愿意把東西都交給你做”。

在曾宇看來，是周迅的性格決定了她選的歷任經紀人都“特別有力量”。從黃烽到余光照再到陳輝虹，都是男性，強大，能保護她，作為一道堅實的屏障，擋在她與外界之間。

我們還挺幸運的，能趕上這么一段夢幻般的生活

周迅永遠在嚴肅的工作里私揣一顆過家家的心，她干什么都要好奇，要新鮮，要盡興。

她喜歡說“玩兒”。形容一個人好，“這人好玩”；形容一個不熟悉的人，“和他玩兒的時間不長”。導演曹保平記得，《李米的猜想》在昆明翠湖邊取景，每天拍完戲，劇組成員會一起繞湖散個步，大部分場務師傅沒那么多雅興，工作累，第二天還早起，走一會兒就想回酒店休息了。周迅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一會兒“天色還早呢”，一會兒說“還沒盡興呢”，就是吵著不許散。

和周迅之前待過的劇組相比，這個錄唱片的團隊小太多了：總共4人，周迅玩心一起，剩下仨全被帶跑，最后4個人錄10首歌抻了一年半——相當于周迅拍50集電視劇《紅高粱》和3部電影的時間的總和。

2002年第一次見制作人——“火星電臺”樂隊的曾宇和黃少峰時，周迅抱著兩瓶香檳就來了?！?0年前我跟陌生人見面，害羞得真不知道該說什么！我想，怎么辦，我先揣兩瓶香檳吧，喝了酒話比較容易往外說。一見面，我們喝！然后過程就變得比較輕松，我們仨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