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指稱的研究幾乎貫穿了語言學的整個發(fā)展過程，研究內(nèi)容也經(jīng)歷了從單純的詞語到句子再到語篇的過程。從語篇角度對指稱研究主要涉及指稱形式、某一指稱形式表現(xiàn)出的與指稱有關的意義，以及發(fā)話人在話語語境中使用有關指稱語的目的。以韓禮德為代表的系統(tǒng)功能學派從語言功能的角度對語篇指稱做了研究，他們將指稱這一語言現(xiàn)象視作是語篇銜接或連貫的基本手段，并指出不同形式的指稱是該指稱語所指實體在句子或語篇中是否處于“焦點”位置的結果。隨著認知語言學的發(fā)展，認知語言學家也對語篇中不同指稱形式的使用機制做了相關研究與探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Ariel的“可及性”理論。依據(jù)“可及性”理論，語篇中，話語使用者通過不同形式的指稱語對同一實體進行指稱，反映了該實體在話語使用者大腦中的活躍度。國內(nèi)學者許余龍(2004)在Ariel的“可及性”理論基礎上，結合系統(tǒng)功能學的“主題性”概念，以中國民間故事為語料，對漢語自然語篇中的指稱語使用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最終將自然語篇中指稱語的使用視為該指稱語所指稱實體在話語交際雙方大腦中的“可及性”與其在語篇中是否占據(jù)“主題性”的共同結果。學者高原(2003)以認知理論“概念參照點”為理論基礎，對小說語篇中的篇章內(nèi)指稱現(xiàn)象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高原的指稱研究突破之處還在于將小說語篇結構及語篇特征與指稱使用結合起來，拓寬了指稱使用的闡釋。學者趙秀鳳(2009)以意識流小說語篇為語料，將敘事學概念“視角”【注：這里的“視角”指敘事語篇中的人物視角，即人物的立場、觀點、態(tài)度、評價等主觀性因素?！考{入語篇指稱研究，并指出指稱語在意識流語篇中的視角標示作用。上述學者在對指稱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都是將指稱作為一種語言現(xiàn)象，以一個完整意義的小句或語篇為單位，自上而下地對指稱語的使用做了闡釋性的分析與研究。關于指稱的這種自上而下式的研究模式，只會給我們帶來這樣一種認識：指稱作為一種基本語言現(xiàn)象，不同指稱語的使用是受到所在語篇的功能、目的、結構或特征等語篇因素所影響的，不同指稱形式的使用就是這些因素影響的結果。換言之，這些研究者都是從語言編碼的角度對指稱使用做了系統(tǒng)功能或認知方面的具體闡釋。

然而，語言的使用不僅涉及語言的編碼，還涉及語言的解碼，也就是聽話人對語篇意義的接受。話語交際中，只有聽話人對話語進行正確的解讀后，一個成功的話語交際才會完成。20世紀90年代，隨著認知語言學在西方語言學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交叉學科的認知敘事學與認知文體學也隨之誕生。認知敘事學將注意力從文本結構轉向讀者認知，試圖揭示讀者和文本在意義產(chǎn)生過程中的互動；認知文體學則通過認知機制對文學文本中的語言進行闡釋，并且試圖揭示語言形式與文本意義之間的關系。

本書在前人關于指稱研究的基礎上，以認知敘事學作為對指稱形式研究的切入點，以認知科學基本理論“心理空間”“參照點”及“話語場景”為理論基礎，以意識流小說中的指稱語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重點考察了不同形式指稱語在讀者建構文本意義及主題意義過程中的作用，通過定性研究的方法，最終就相關問題做出如下結論:

首先，意識流小說獨特的敘事手段決定了讀者在對其進行意義構建時所產(chǎn)生的心理空間類型為典型的“以基礎空間為背景，以人物意識為嵌入的立體式空間網(wǎng)絡體系”。作為現(xiàn)代小說的代表，意識流小說家摒棄機械單純地描寫環(huán)境、記錄事件或描繪人物的模式，而代之以努力捕捉存在的瞬間與人物意識的流動?；谶@種創(chuàng)作觀，意識流小說在敘事策略上展現(xiàn)出諸如情節(jié)的淡化，敘事時間、空間的延長或擱置，敘事視角的多重性，人物塑造的意識化等特點。小說文本在形式上也相應呈現(xiàn)出凌亂或支離破碎的面貌。然而，凌亂的表象下并不是無肌理可循。正如認知語言學者福康尼爾所言，“每一個語言形式都是指引讀者穿行于不同空間的路標”，幫助讀者正確構建心理空間的正是不同形式的指稱語。

意識流小說多重的視角決定了話語編碼者在對小說話語進行編碼時參照點的變化，參照點的變化則意味著對同一實體進行指稱時會使用不同的指稱形式。意識流語篇中，話語參照點主要集中于敘述者與語篇人物，以敘述者為參照點構形的話語往往表現(xiàn)為報告型話語，而以語篇人物為參照點所構形的話語則表現(xiàn)為體驗型話語。在不同的話語形式中，對語篇實體的指稱形式也不同。報告型話語中，指稱語以第三人稱代詞、專有名詞或不定描述語為主；體驗型話語中，指稱語則表現(xiàn)為第一人稱單、復數(shù)代詞形式，第二人稱代詞或模糊性指稱語。對于讀者而言，這些話語形式上的變化標示著可建構心理空間形式上的差異。如在以敘述者為參照點構形的報告型話語形式下，讀者所建構的心理空間便是基礎空間；在以人物為參照點的體驗型話語下，讀者隨之建構的便是人物意識空間。人物意識空間中，讀者又會隨著話語形式的變化建立起人物的記憶空間、愿望空間或信仰空間等。引導讀者建立這些不同空間的話語形式被稱為空間構造語或空間構造式，指稱語便是意識流小說語篇中最主要的一種空間建構語。意識流小說中，讀者正是基于這些空間構造語所建立的心理空間，從看似凌亂的話語中厘清層次，最終完成了從人物到情節(jié)，最終到主題意義的解讀。

其次，小說文本中，指稱語是否還承擔著超越以敘事為主的形式層面的意義，也是本書對指稱語研究的另一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接受了美國學者蘇珊·蘭瑟提出的作家權威觀點，即“每一位發(fā)表小說的作家，無論其性別，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對讀者具有權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圍內(nèi)對那些被作品所爭取來的讀者產(chǎn)生權威”。發(fā)端于19世紀后半葉的女權運動，從最初強調(diào)女性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到20世紀初倡導女性特質，走到今天正在經(jīng)歷著第三次浪潮。雖然女權運動跨越了近一個世紀，但是女性依然處于話語權的邊緣地帶。因此，女性作家要想在以男性意識為中心的現(xiàn)實中建立女性作家權威，只能在不違背傳統(tǒng)敘事的前提下另辟蹊徑。這種敘事形式主要表現(xiàn)為女性作家聲音的傳遞及人物聲音的話語表現(xiàn)兩個方面。以弗吉尼亞·伍爾夫為代表的女性作家首先將作者的聲音或隱藏在某一主要人物的聲音之中，或平均分配于各人物聲音，為小說人物聲音表達作者聲音提供了空間；其次，作家以自由間接話語或自由直接話語作為人物聲音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為作家權威的構建提供了可能。

我們通過考察弗吉尼亞·伍爾夫、艾利絲·門羅等現(xiàn)代女性作家作品中作家權威的構建途徑，試圖發(fā)現(xiàn)指稱語和讀者對作家權威的接納間是否有一定的聯(lián)系，以此來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

讀者對作家權威的接納往往受讀者的移情和作家聲音的客觀性兩方面共同影響。從讀者依據(jù)話語形式所構建的心理空間來看，間接話語中，讀者通常會建立一個以敘述者為參照并統(tǒng)轄的心理空間，語篇人物處于空間凸顯地位，讀者通過參照點與語篇人物建立心理接觸。這種空間形式雖然最大化地保持了人物聲音的客觀性，但是因為讀者與人物間的距離，并不利于讀者“移情”的最大化。自由間接話語中，第三人稱代詞的使用標示著敘述者的在場，同時諸如時態(tài)、情態(tài)等話語形式的人物化又標示著語篇人物的在場。因此，讀者依據(jù)自由間接話語所構建的心理空間實則為敘述者及語篇人物共同統(tǒng)轄下的空間形式。這種空間中，讀者一方面可以通過敘述者與語篇人物產(chǎn)生心理接觸，另一方面又能直接進入人物的意識空間與之產(chǎn)生移情。換言之，這是一種最佳的作家權威構建心理空間模式。在這種心理空間下，第三人稱指稱語的使用保證了敘述者的在場，同時也為人物聲音的客觀展現(xiàn)提供了保障；以人物為參照下的人物情態(tài)、語態(tài)等主觀話語形式又允許讀者走入人物內(nèi)心世界并與之產(chǎn)生移情。

與自由間接話語構建下的心理空間不同，讀者依據(jù)自由直接話語所構建的心理空間是語篇人物完全統(tǒng)轄下的空間形式。敘述者的隱退以及人物的最大凸顯，使讀者完全可以進入人物的意識世界。事實上，這種敘述者的隱退，以及讀者與人物間距離的消除無可避免地強化了人物聲音的主觀性，并不利于讀者對作家權威的構建。但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并沒有放棄這種話語形式，而是通過第三人稱指稱語“one”、第一人稱復述指稱語“we”及第二人稱指稱語“you”的使用消解了人物的主觀性。從心理空間構建來看，指稱語“we”和“you”的使用拉近了人物與讀者的距離，使得二者間形成一種對話的方式。從認知角度來看，這種讀者與人物間的對話關系能最有效地激發(fā)讀者意識中與人物意識的共同之處，促進讀者對人物意識的移情。而指稱語“one”的模糊性在削弱語篇人物主觀性的同時也激活了讀者意識中與文本人物意識的相似圖式，間接地拉近了讀者與人物間的距離。

本書通過對語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指稱，尤其是指稱語使用的研究范疇。小說語篇中，指稱語的使用不再是特定語篇特征、語篇結構下的一種結果。在讀者對文本意義的認知建構過程中，指稱語作為一種空間構造式引導著讀者建立并穿行于不同的空間形式中，通過空間整合，讀者最終完善了對小說人物、情節(jié)以及意義的解讀。此外，一定形式的指稱語還對讀者心理空間的構成起著調(diào)節(jié)作用，正是因為這些指稱語對讀者心理空間的調(diào)節(jié)，小說文本意義之外的主題意義才得以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