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到老志不屈”——懷念恩師楊晦先生

陸穎華

今年——2009年，是楊晦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楊晦先生是我的恩師，也是我的上級領(lǐng)導。我是1952年北京大學遷入燕園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是系主任楊晦先生和我做的第一次談話；1954年，中文系成立了文藝理論教研室，楊晦先生兼任主任，我是助教，曾擔任過教研室秘書；1957年，我曾代理過中文系系秘書的工作，經(jīng)常要向楊晦先生請示匯報。

五十多年過去了，可回憶起這些往事，還是感到那么清晰，歷歷在目。

一

算起來，在中文系的同事中，知道我曾在北大做過研究生的，為數(shù)寥寥。因為我的研究生生涯，前后連三個月都不到。

當時，招收研究生的制度和現(xiàn)今完全不一樣，不是招考，而是統(tǒng)一分配。我1952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中文系。這一年，參加統(tǒng)一分配的應(yīng)屆畢業(yè)生有三十幾位同學，分配目標絕大多數(shù)是中學老師，東北、華北、華東、西北都有。只有兩個名額是高校的，其中一個是到北大。北大中文系計劃在南大招收一名研究生，并希望南大推薦兩名，由北大挑選。我是一個幸運兒，最后，北大挑中了我。這年九月，我在同學們羨慕眼光的歡送下，乘坐一趟專門運送應(yīng)屆大學畢業(yè)生的火車專列，來到了北京。

我是在沙灘老北大報的到。不久就搬進了燕園的均齋（現(xiàn)在的紅三樓）。和我同住的叫朱家玉，是北大的應(yīng)屆畢業(yè)生，留校做研究生。閑談中，她給我介紹了一些中文系的情況，當然也講到了楊晦先生。朱家玉告訴了我一個“秘密”，她說，楊晦先生最崇拜魯迅先生，楊晦先生的發(fā)型就是模仿魯迅先生的。

楊晦先生60年代初指導青年教師和學生

楊晦先生，是我們年輕一代的楷模。1917年，他進入北大，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他是有數(shù)幾位翻墻進院、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的革命闖將中的一位；1920年畢業(yè)后，他一方面從事教學工作，同時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翻譯、評論，活躍于文壇。1925年秋冬，他和幾位朋友在北京組織了沉鐘社，出版刊物《沉鐘》，受到魯迅先生的贊許和鼓勵。今天，我能來到他的身邊，真是我的幸運。

大約是10月里的一天，楊晦先生找我做了一次談話。楊晦先生個子不高，慈祥的面容，透著威嚴。

談話開始，他就明確地為我定下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專攻外國文學。他設(shè)想，以后中文系的外國文學課程，不請外系的老師來講授，要培養(yǎng)自己的老師。他給我布置了第一個任務(wù)，把我們資料室的外國文學作品整理一遍，按國別和作家的時代來排列。

我接受這個任務(wù)非常高興，我自小喜歡文學?？箲?zhàn)時期，我在重慶沙坪壩上初中，沒課的時候，常常在書店里站著看書，一看就是老半天。我在那兒看了我國著名作家魯迅、曹禺、郭沫若、巴金、老舍、徐志摩的許多作品。到高中，在國文老師的鼓勵下，我又開始看外國小說。我還記得，我看的第一部外國小說就是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后來，每個暑假，我總要讀幾部翻譯作品。中學畢業(yè)之后，我選擇了中文系。沒想到現(xiàn)在到了北大，我竟要一輩子和外國文學名著打交道了。天哪，我怎么這么幸運！

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我只用了兩天的時間，就把資料室所藏的外國文學作品按照楊晦先生的要求整理好了。當我向楊晦先生展示我的工作成果時，我看到了他的贊許目光。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楊晦先生這一設(shè)想是有長遠眼光的。我體會，他是認為，中文系學生學習外國文學應(yīng)該有自己的特點，應(yīng)該聯(lián)系中國文學來學外國文學，通過學習外國文學，來擴展審視中國文學的眼界，加深對中國文學的思考。楊晦先生不但這樣設(shè)想，而且還親自實踐，他寫過不少篇研究外國文學作品的心得，英國的莎士比亞、法國的羅曼·羅蘭、蘇聯(lián)的高爾基，他都有論述?，F(xiàn)在，他對我寄予期望，可我——

就在這次談話后不久，學校的一紙調(diào)令，把我調(diào)出了中文系。當時，為了加強教師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專門成立了一個學習委員會，我被調(diào)到了校學習委員會的辦公室工作。

命運之神真是會捉弄人，剛把我送到楊晦先生的身邊，但又立刻讓我從他的身邊走開。

二

但是，我和楊晦先生還是有緣，在離開一年多之后，我又回到了中文系。一是因為當時北大教師政治理論學習的方式改為夜大學，由馬列主義教研室系統(tǒng)授課，工作人員就不要那么多了；二是蘇聯(lián)專家畢達可夫教授來中文系講授“文藝學引論”，中文系為此成立了文藝理論教研室，楊晦先生兼任主任。當我得知這些情況以后，向楊晦先生提出了回系的要求，他同意了，這使我又有了一次和楊晦先生近距離接觸的幸運。

畢達可夫來北大授課，不是一般的講學，它將有助于我國高校文科馬列主義文藝理論課程的建立和提高。

當時聽蘇聯(lián)專家課的學員有兩個班。一是進修班，學員有三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許多高校，都是有教學經(jīng)驗的骨干教師，有的還是系主任、副校長。還有一個研究生班，這是楊晦先生為了北大貯備人才而組建的，學員都是從中文系和外語系的應(yīng)屆畢業(yè)生中抽調(diào)出來的。

我回中文系的時候，楊晦先生對我說，你現(xiàn)在是助教了，但必須和研究生一樣，聽三位蘇聯(lián)專家的課（當時除了畢達可夫，還有一位蘇聯(lián)專家在哲學系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位在俄語系講授“俄羅斯文學史”）。不止是聽課，結(jié)業(yè)時還要參加考試。由于我是助教，除了學習，我還要擔負一個班的大一作文教學工作。通過這一年多的實踐，我深深體會到楊晦先生的“嚴”，這“嚴”源于他對我們年輕一代希望的殷切，源于他幾十年教學生涯的深切體會，基礎(chǔ)要打得“實”、要打得“寬”。

任務(wù)是艱巨的，我還有一點和別人不同的是，我剛有了一個奶孩子。但是，我堅持下來了。我清楚地記得，研究生班考試那天，楊晦先生也參加了，就坐在畢達可夫的旁邊?？荚囀前凑仗K聯(lián)的模式進行的，學員單獨進場，抽一個試題，有一個短暫的時間思考，然后用口頭回答。題目總是比較寬泛的，既要測試你的基礎(chǔ)知識，又要看你是否能夠準確靈活地運用。畢達可夫通過翻譯聽了我的回答，朝我點了點頭，在記分冊上寫了一個“5”（優(yōu)）。我對他微微一笑，表示感謝。我也看見楊晦先生贊許的目光。另外兩門蘇聯(lián)專家的課，我也都得了5分。

這一年多楊晦先生的辛勞，成果是豐碩的。根據(jù)畢達可夫的講稿，我們編出了《文學概論》的講義，開出了一門新課；我們培養(yǎng)了一批新人，其中有幾位留在了中文系，其他分到各個大學作為文藝理論教學的新生力量；通過舉辦進修班，我們和全國許多高校建立了很好的合作關(guān)系，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一些當年的學員又一次來到燕園，一起回憶五十年前的美好歲月。

關(guān)于文藝理論的教學，楊晦先生有一套想法。他認為，研究文藝理論要吸取他國之長，但不要照搬，我們必須結(jié)合中國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從中國古代到現(xiàn)代文學藝術(shù)的歷史發(fā)展中（包括人民的口頭文學，楊晦先生為另一位研究生朱家玉安排的研究方向就是民間文藝和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總結(jié)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藝理論。幾十年來，他一直為此而努力。

三

1957年4月，我第二個孩子剛剛出生。中文系系秘書彭蘭同志突然中風，不能上班。系里跟我商量，是否可以暫時代理一下她的工作，我同意了，沒等孩子滿月，我就上班了。

當時，系秘書除了處理日常的事務(wù)工作，最讓人煩心的是學生轉(zhuǎn)專業(yè)的事。那時中文系的新聞專業(yè)還沒有合并到中國人民大學，一些文學語言專業(yè)的同學要求轉(zhuǎn)到新聞專業(yè)去。

楊晦先生擔任中文系主任期間，每屆學生，從入學之日起，他就反復(fù)強調(diào)：大學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這是楊晦先生幾十年的切身體會，他到北大以前，在多所學校任教，從事過研究工作，也創(chuàng)作過不少作品。在他還是一位“不知名的文人”時，詩人朱湘就曾撰文稱贊他的作品，說他的作品題材豐富、文字新鮮而活跳、刻畫人物生動，“真是描寫民間的文章”。但是，楊晦先生深知，這種才能來源于生活，而不是大學老師教出來的。

可是，考大學選擇中文系的青年學子，不敢說全部，起碼有大部分是對寫作有興趣的（我自己不也是這樣的嗎）。當聽說中文系不是培養(yǎng)作家的，很自然就把目光轉(zhuǎn)到“無冕之王——記者”上。

我是一個小小的秘書，無權(quán)決定學生專業(yè)的選擇問題，只能一趟趟地到楊晦先生家請示。

楊晦先生對我的請示不是簡單的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他對學生的這種動向非常重視。當時又正是一個多事之秋——1957年春天。他專門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聽取同學的想法和意見。座談會一開始，楊晦先生就讓同學自由發(fā)言。原來這場小小的騷動，是從當時系里一項新的舉措引起的。

那時中文系設(shè)置了兩個專業(yè)——語言文學專業(yè)和新聞專業(yè)，語言和文學還沒有分開。但由于社會的需要，系里決定先把語言文學專業(yè)分為文學和語言兩個專門化，除了共同課之外，各專門化又有不同的選修課。要求二年級文學語言專業(yè)的同學填報志愿選擇專門化。當時一些同學對語言專門化缺乏了解，沒有興趣，因此動了轉(zhuǎn)專業(yè)的念頭。

楊晦先生仔細聽了同學們的發(fā)言以后，詳細解釋了分專門化的必要。他說，現(xiàn)在的社會分工愈來愈細，北大為了向科研單位和高等學校輸送合格人才，不分專門化是不行的。關(guān)于多開選修課，楊晦先生說，文學和語言是相通的，中文系要培養(yǎng)專門化的人才，但專才必須和通才相結(jié)合。

在座談會上，楊晦先生非常耐心地、詳詳細細地講述了系里這些規(guī)定的必要性，真是語重心長。這樣，這場風波就算過去了。

多年以來，楊晦先生就像過去魯迅先生呵護他們這些文藝青年一樣，對自己的學生，對我們這些青年教師，寄予殷切的希望，不厭其煩地把他的親身體會一遍又一遍地講給大家聽。年輕人常常比較幼稚，對這些自己還缺乏親身體會的話不夠理解。但真理終究是真理。楊晦先生的講話，開始有些人可能是半信半疑?？墒堑人麄兟犃艘粋€時期語言學教授們精彩的講課以后，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像是“嚼口香糖，越嚼越有味”。等他們工作幾十年以后，他們更是體會到，楊晦先生當年的話是多么正確，實踐證明，不論在什么工作崗位，誰的基礎(chǔ)好，誰的知識面廣，誰的成績就好。

四

1957年的“反右斗爭”，中文系是重災(zāi)區(qū)，一批學生和青年教師被劃為右派?！按筌S進”的三年，我連續(xù)參加開門辦學、大煉鋼鐵、下放農(nóng)村，以后又患病曾在小湯山療養(yǎng)三個月，幾乎完全離開了學校。60年代，我開始走上講壇，講授“文學概論”。這時候楊晦先生雖還在文藝理論教研室工作任職，但他已把研究重點轉(zhuǎn)向中國文藝思想史，還帶有研究生，所以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和楊晦先生沒有什么接觸。

沒想到十年動亂時期，正當“文化大革命”開展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又去“拜訪”了一次楊晦先生。這大約是1967年，抄家、大字報、兩派斗爭還很激烈的時候。我也參加了一個“戰(zhàn)斗隊”，每天必做的工作就是去學生宿舍看大字報。一天，我正在宿舍的走廊里看大字報，離我不遠有三四個學生在說話。突然，一個名字“楊晦”傳到我耳朵里，我不由地看了他們一眼，我都不認識，估計不是中文系的學生。我裝著若無其事繼續(xù)看大字報，這才聽清楚，他們打算去抄楊晦先生的家。我當時心內(nèi)一驚，想，必須去告訴楊晦先生，讓他好有所準備。我悄悄地下了樓，騎上自行車，直往燕東園奔去。

我的心情很不平靜。這是一條我多么熟悉的路。我不由得想起：

1956年新年，我和賴應(yīng)棠、石汝祥幾位年輕教師去給楊晦先生拜年。當時供應(yīng)已經(jīng)比較困難，楊師母正在小湯山療養(yǎng)院養(yǎng)病，她托人在附近農(nóng)村買了幾斤豬肉帶回來，讓保姆包餃子請我們吃。師生圍坐一桌，邊吃邊聊，是多么融洽?？上н@是唯一的一次。

還有一件事，那是1956年夏天，我懷了老二。由于工作繁忙、經(jīng)濟也不富裕，我想把孩子拿掉。請示楊晦先生，他同意了。但是楊師母不贊成，她說，我還年輕，把孩子打掉可能對我的身體不利。楊晦先生覺得有道理，改變了主意。以后每當我回憶這段往事，就感到特別溫暖。我常對老二說，你的命是楊晦先生和楊師母保下來的。

而現(xiàn)在，楊晦先生要遭到這樣的不幸，我真是感到不安。當時抄家成風，紅衛(wèi)兵那種野蠻粗暴的作風，他們會怎樣對待這樣一位老者，我簡直不寒而栗。我加緊了蹬車的速度。

來到楊晦先生家，走進客廳，靜悄悄的，沒有人。我熟門熟路，就直接上了二樓楊晦先生的書房。楊晦先生正坐在書桌前，手里拿著放大鏡，專注地看著一本外文書。他聽到有人進來，轉(zhuǎn)過臉，看見是我，感到有些意外。

我急急忙忙地對他說：“剛才我聽到幾個紅衛(wèi)兵在說，準備來抄您的家。楊先生——您是不是做一些準備——”楊晦先生聽了站起身來，我隨著他的目光，環(huán)視四周，書房里靠墻擠滿了書櫥，里面塞滿了書，靠窗是一張大書桌，別無他物。楊晦先生一臉的無奈。我知道，他的客廳和其他房間陳設(shè)也都非常簡單。楊晦先生一生儉樸清貧，有什么可抄的？可當時是無理可講的。

我怕被紅衛(wèi)兵撞見，匆匆忙忙離開了?；氐綄W校里，我一直忐忑不安。還好，后來沒有聽說楊晦先生家被抄的消息。

五

這次見面在我印象深刻的幾次回憶里是最后一次。

此后，在1969年深秋，我們北大還有清華的教工，幾乎都連鍋端地發(fā)配到江西南昌鄱陽湖邊的鯉魚洲，這是用大堤圍起來的一大片看不見邊的湖邊荒地，我們的任務(wù)就是開墾這片荒地并種上水稻。我們的工作證都被收走了。何時能回北京？何時能回北大？一片茫然。

經(jīng)過了兩年多的磨練，1971年秋天，我們又回到了學校。從這以后一直到1977年，我都和工農(nóng)兵學員輾轉(zhuǎn)在幾個工廠開門辦學。1977年高?；謴?fù)招生，我又投入了緊張的教學工作。雖然同在燕園，但是我不記得什么時候再見過楊晦先生。

1982年，我接受教育部和北大的派遣，到民主德國柏林的洪堡大學任教，任期一年。就在這期間，1983年5月14日，楊晦先生去世。我知道這一噩耗，無比悲痛。尤其是我遠在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xiāng)，不能趕回來見他老人家最后一面，真是感到無比愧疚和遺憾（楊師母姚冬先生離世時我也未能前去吊唁）。

從民主德國回來以后，我讀到了為紀念楊晦先生逝世出版的《楊晦選集》和《楊晦文學論集》。其中還有楊晦先生的老朋友馮至和臧克家先生的回憶文章。它們使我對楊晦先生的一生及其偉大人格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馮至先生的回憶有一段是寫他在北大擔任西語系主任時候的事情?！?964年暑假，北京大學黨委為了貫徹當時對知識分子和教育文化估計錯誤的‘左’的路線，曾召集黨員干部在十三陵北大分校集中學習，許多人在會上檢查本單位、本人的所謂右傾思想。楊晦卻不隨聲附和，他根據(jù)1961年通過的《高教六十條》的精神提出異議。一時議論紛紜，與會者感到驚奇，他的發(fā)言被摘錄在‘簡報’上，成為批判對象的材料。”當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感到無比震憾。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教學秩序受到錯誤思潮的干擾，我是深有體會、深受其害的。可是在經(jīng)歷了“反右斗爭”之后，對這種現(xiàn)象誰敢說什么呢？我沒想到，楊晦先生居然敢站出來仗義執(zhí)言。

在那個歲月里，仗義執(zhí)言的后果會是怎樣呢？我們都清楚。但我也存僥幸心理，楊晦先生這樣一位跟隨黨多年的老教育工作者，當局或者會網(wǎng)開一面吧？但，現(xiàn)實是無情的，一篇回憶里說，1965年，校長公開宣布，楊晦是“敵我矛盾”。到底楊晦先生有什么罪狀呢？卻沒有公開。我讀到這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面對重重壓力，楊晦先生沒有低頭。在生命的最后歲月里，他的堅強性格沒有因為體弱多病而衰退。為了能閱讀馬克思原文著作，他還買了德語字典，自修德語。他還繼續(xù)“中國文藝思想史”的研究，常常讀書到深夜。

在兩本楊晦先生的作品集里，都選入了《魯迅百周年紀念隨想》一文。文章回憶，四十五年前魯迅先生逝世的時候，楊晦先生和一個朋友抬著花圈走在那被悲痛完全籠罩的行列之中，反反復(fù)復(fù)吟唱著悼念魯迅先生的哀歌，其中有一句是：“一生到老志不屈”。文章說：“時隔多年，那哀歌的曲調(diào)我早已忘卻了，唯有這一句歌詞卻深刻在我的記憶里。因為在我看來，‘一生到老志不屈’這七個字，準確地概括了魯迅畢生不屈不撓地探求真理的偉大精神。”

楊晦先生在文章里還寫了這樣意味深長的一段話：“現(xiàn)在，魯迅生活過的中國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開始走上了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但這條道路上并沒有前人的足跡可循，徹底卸掉歷史的負擔更遠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此我想，我們?nèi)缫獔猿肿呱鐣髁x道路，以便能更加無愧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發(fā)揚魯迅‘一生到老志不屈’的精神，并使它擴大到全民族當中去，還是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

這段話寫于1981年8月，距離楊晦先生去世不到兩年。這是他給我們后代人留下的最后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