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家世與生平

一、司馬遷的時代

偉大的時代孕育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人物又催生了偉大的歷史文化。臺灣學者賴明德在《司馬遷之學術思想》一書中指出：“司馬遷是我國繼孔子之后，二千多年以來歷史文化界最偉大的巨人。他那卓越的歷史觀點，豐富的人生體驗，深刻的社會見解，精湛的學術造詣，以及高度的文學修養(yǎng)，除了一部分得之于秉賦以外，大部分都和他所生長的時代與社會有不可割斷的密切關系。”司馬遷的活動生涯大致和漢武帝相始終，所以賴明德認為，司馬遷那淵博的學識，豐富的閱歷，豪放的風格，和大漢帝國的磅礴氣勢是息息相關的。繁榮的經(jīng)濟和壯盛的國威，孕育了司馬遷那種海闊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偉氣魄；學術文化從多元趨于單一，使司馬遷深深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可貴和思想自由的難求；森嚴的法紀，使司馬遷感受到被蹂躪的人性是多么可憐。那是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也是一個激發(fā)智慧的時代。司馬遷的一生便是在這樣的時代和社會中成長，《史記》一書也是在這樣的時代和社會中寫成的。因此，要正確了解和評價司馬遷和他的《史記》，必須先了解司馬遷所生活的時代。

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時期，這個時代是我國封建歷史上的一個強盛時代，一個氣勢宏大、蓬勃發(fā)展的時代。在經(jīng)濟上，由于秦末連年戰(zhàn)爭，生產(chǎn)受到嚴重的破壞，大批農(nóng)民破產(chǎn)流亡，社會經(jīng)濟凋敞不堪，出現(xiàn)了“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的上下普遍窮困的狀況。但劉邦在建立漢朝后，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穩(wěn)定社會秩序，積極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經(jīng)過惠帝、文帝、景帝的相繼努力，使社會經(jīng)濟日趨繁榮。到了武帝初年，經(jīng)濟的繁榮程度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劉邦剛剛建國的時代。司馬遷概括這時的經(jīng)濟形勢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史記·平準書》）經(jīng)濟的繁榮不僅促進了西漢政權的鞏固，而且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這為司馬遷撰寫《史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zhì)文化基礎。

在政治上，漢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諸侯王的措施，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斷加強，西漢王朝在政治上達到極盛。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tǒng)一帝國創(chuàng)立于秦始皇，但只曇花一現(xiàn)，就被農(nóng)民起義推翻了。漢高祖劉邦重建帝國，在斷然消滅了異姓諸侯王的同時，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訓，大量分封同姓子弟為王，想借此達到藩屏漢室、鞏固統(tǒng)治的目的。可是事與愿違，由于這些同姓諸侯王的轄地很廣，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稅賦，自鑄貨幣，自己管理軍隊，處于一種半獨立狀態(tài)，所以形成了一種干弱枝強的局面。隨著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一些大諸侯王國的勢力迅速膨脹，對中央政權的威脅也日益嚴重，終于在景帝時釀成了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損黜王國官制及其職權，規(guī)定諸侯王只征收租稅，不管政事，從此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局面大為緩和，中央集權顯著加強。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又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國土分給子弟為列侯。按照漢制，侯國是隸屬于郡的，地位相當于縣，這事實上就把諸侯王的領地逐漸變成了朝廷直轄的區(qū)域。推恩令下后，王國紛紛請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國很快就變成了眾多的小侯國，再也沒有力量與中央政權相對抗了，西漢王朝終于達到了空前的統(tǒng)一。

在削平諸侯王割據(jù)勢力的同時，各種政治制度、等級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大大加強。在此基礎上，漢武帝憑借漢初數(shù)十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充分發(fā)揮其雄才大略，不但對內(nèi)多有建樹，而且對外連年用兵，伐匈奴，征閩越，通西南夷，征朝鮮，伐大宛，大大擴展了西漢王朝的版圖。這為司馬遷寫作《史記》時，能把視野擴大到大宛、朝鮮、匈奴、西南夷等邊遠地區(qū)，首創(chuàng)國內(nèi)各民族地位平等，樹立我國作為一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思想，提供了客觀條件。同時，統(tǒng)一的國家，遼闊的疆域，四通八達的道路，使司馬遷有可能暢行無阻地游歷全國，考察地理形勢，了解風俗民情，搜集遺聞軼事，而這一切對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幫助是巨大的。

西漢建國以來文化事業(yè)的開放和發(fā)展也為司馬遷修史提供了充足的文獻資料。因為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不準民間藏書和讀書以來，古代文化瀕于滅絕的境地。漢朝建立后，廢除了“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到了武帝時代，還“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于是“百年之間，天下遺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這是指文獻資料的搜集情況而言。在著述方面，漢初以來，“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劉安又召集門下學者編寫了一部“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開始了以道家思想為指導的學術工作；接著董仲舒又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兼采陰陽、道、法諸家以治《公羊春秋》；接著司馬談又以道家為基礎，全面地研究先秦諸子，寫出了高屋建瓴、氣象宏大的《論六家要旨》。這些都標志著一個對先秦文化進行全面研究、系統(tǒng)總結(jié)的時代到來了。司馬遷寫作《史記》，就是在當時對學術進行綜合、總結(jié)的氛圍下進行的。而漢王朝的統(tǒng)治者也需要一部巨大的歷史著作來記錄從古到今社會發(fā)展的全貌，并總結(jié)歷史的經(jīng)驗，為當時的社會發(fā)展做借鑒，以達到補敝起廢的目的。司馬遷正是適應著時代的需要，自覺地擔負起了這一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妒酚洝返漠a(chǎn)生，是歷史發(fā)展的要求。

在西漢，除了學術文化繁榮發(fā)展外，文學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尤其是政論文和辭賦的成就，對《史記》的寫作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西漢前期的各家政論文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重視總結(jié)國家興亡的教訓，從而為鞏固新興的漢王朝的統(tǒng)治服務，這也是《史記》一書所要表述的重要內(nèi)容。在《史記》中，司馬遷經(jīng)常以秦喻漢，告誡統(tǒng)治者不要重蹈秦王朝滅亡的覆轍，《史記》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維護漢王朝長治久安而作的一部“治安策”。又如，當時的政論家如賈誼、晁錯等人，都對陳涉、吳廣農(nóng)民起義表示肯定，司馬遷更是把這次秦末農(nóng)民大起義和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戰(zhàn)爭等量齊觀，和孔子寫《春秋》成“素王之業(yè)”“為一代立法”相提并論，這除了他本身的識見外，也是受了賈誼等人的影響，所以他把賈誼的《過秦論》直接收在《陳涉世家》后面作為該篇的論贊。從文章風格說，漢初的散文上繼戰(zhàn)國散文放言無忌的特點，疏直激切，暢所欲言，而《史記》顯然也有這種特點?！妒酚洝芬浴皩嶄洝敝Q，司馬遷對社會問題的揭露非常深刻尖銳，對封建帝王的批判也毫無顧忌，書中洋溢著作者匡時救弊的熱忱和“不虛美，不隱惡”的精神。漢初散文有時為了講究文章的氣勢而常常忽略細節(jié)的真實，不少地方甚至有意夸張，這種例子在《史記》中比比皆是，而《史記》文章之所以精彩動人，也正和文章的這種講氣勢、重感情密切相關。

從西漢前期開始，辭賦的發(fā)展已經(jīng)進入黃金時代，當時的散文普遍受到辭賦的影響。司馬遷擅長寫賦，本身也是一位辭賦家，所以《史記》中的一些文章也具有辭賦的特色。在語言上，它韻散結(jié)合，句式長短相間，音節(jié)和諧，抑揚有致，而且重鋪敘，多排比，議論風發(fā)，氣勢磅礴。我們認為，《史記》之所以文采照人，和作者注意吸收、借鑒漢代散文、辭賦的表現(xiàn)手法及其語言藝術是有一定關系的。

以上說的都是漢帝國建立以來的積極向上、蓬勃發(fā)展的一面，是影響司馬遷積極豪邁、豁達宏偉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性因素。但是，隨著漢帝國經(jīng)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形勢的發(fā)展變化，隨著統(tǒng)治者物質(zhì)與精神的掠奪欲望的膨脹，一些為維護統(tǒng)治者專制，為禁錮全國人民思想的嚴厲措施出臺了，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漢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按照董仲舒的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zhèn)鳌?/span>）。他們表面上說是尊“儒”，其實這種“儒”既不代表孔丘，也不代表孟軻，而是漢武帝專制統(tǒng)治下的一種特有產(chǎn)物，是熔鑄先秦各家統(tǒng)治術于一爐的專門為漢武帝的專制政治作粉飾和辯護的東西。“儒”家的思想禁錮是其表，法家的嚴刑酷法是其里，外儒內(nèi)法，或者叫儒學加酷吏，是漢武帝尤其是漢武帝后期政治的最本質(zhì)的特征。這種政治與漢武帝的對外發(fā)動戰(zhàn)爭、對內(nèi)殘酷掠奪相輔相承，惡性循環(huán)，愈演愈烈，直到民生凋敝，四海動搖，把整個國家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司馬遷就正好是生活在這個由強到弱、由盛到衰、由寬到嚴、由開放到封閉、由興旺到腐朽的轉(zhuǎn)折時期。司馬遷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激烈，《史記》之所以有如此深刻尖銳的批判性，是和漢武帝政治的這個特定方面，以及它的嚴重后果密不可分的。

二、司馬遷的家世

關于司馬遷的家世，歷史材料很少，僅見的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追述，他說：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荨⑾逯g，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wèi)，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wèi)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后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于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于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nèi)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在這段敘述中，有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第一，司馬遷把自己的祖先遠溯到傳說中的顓頊時代，他說他們家是從重、黎時代傳下來的，他以自己出身在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世代史官家庭而自豪。因為他家在顓頊以及夏、商、西周時代曾世世代代為史官，到其父司馬談時又恢復了家族的史官傳承，所以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也都非常樂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xù)從事這個職業(yè)，而怕這種傳統(tǒng)在他們手里中斷。同時，這種悠久的史官家世，還為司馬遷積累了豐富的修史知識和經(jīng)驗，培養(yǎng)了司馬遷優(yōu)良的史學品德。這種優(yōu)良的品德突出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能夠以修史為己任，在漢武帝時代義不容辭地自覺承擔起述史的任務；二是繼承了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那種“威武不能屈”的敢于同強權作斗爭的反抗精神，以及寧死也要直書的強烈正義感。司馬遷慘遭酷刑后，還能“隱忍茍活”，發(fā)憤著書，就與此密切相關。

第二，在司馬遷的祖先中，司馬錯等人作為司馬氏家族中杰出的軍事人才，對司馬遷掌握軍事知識及其戰(zhàn)爭觀的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張大可在論述司馬遷戰(zhàn)爭觀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說：“司馬氏祖先源遠流長，有著兩大光榮的祖德傳統(tǒng)，即或為文臣世典周史，或為武將建立功名。司馬遷的直系祖先是秦國的司馬氏，八世祖司馬錯是秦國的著名大將，與白起同時，年齡稍長。在秦國發(fā)展史上，司馬錯和白起是兩個顯赫人物，一前一后建立了不朽的功業(yè)。司馬錯和白起從未打過敗仗。勝則進取，不勝絕不盲目行動，具有唯物的求實精神和抗強梁的品德。這種思想和品德在其子子孫孫口耳相傳和身行言教之中遺傳下來，這就是司馬遷兵學思想的家學淵源。司馬談臨終，拉著司馬遷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義發(fā)誓效法周公以發(fā)揚祖德、光耀先人。司馬氏世典周史和治兵置陣的兵學，就這樣在《史記》中得到了發(fā)揚光大?！保?span >《司馬遷的戰(zhàn)爭觀》，見劉乃和主編《司馬遷和史記》）這個分析，是有道理的。

第三，在司馬遷的先人中，還出現(xiàn)了兩位經(jīng)濟方面的人才，一是他的四世祖司馬昌，在秦始皇時做過管鐵礦的官；二是他的三世祖司馬無澤，在漢代做過管理長安集市的市長。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有關司馬昌和司馬無澤的詳細情況已經(jīng)不得而知，但是他們既然能在當時做經(jīng)濟官，那么他們自然具備管理經(jīng)濟的專業(yè)知識，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他們離司馬遷都不算太遠，在一個很重視家學淵源的家庭里，他的祖先從事經(jīng)濟工作的經(jīng)驗及知識，肯定會不同程度地被留傳下來。司馬遷熟悉各地的物產(chǎn)和市場行情，具有較好的經(jīng)濟頭腦，他是第一個在歷史著作中寫入經(jīng)濟問題的人，而且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一反秦朝以來抑制、貶低私人工商業(yè)者的態(tài)度，充分贊揚他們的卓越才能及為國家社會做出的貢獻，為他們樹碑立傳，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獨一無二的，我們認為這和他從小受到的家教有關。在研究司馬遷的經(jīng)濟思想時，應該結(jié)合歷史背景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司馬遷的家世久遠而簡略，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是他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談生年未詳，卒于元封元年（前110）。他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間。太史令的級別并不高，但司馬談很珍惜這一職務，把它視為自上古以來的世傳祖業(yè)，并決心堅守這個職業(yè)。他經(jīng)常用“世典周史”這一光榮家譜來教育司馬遷，讓他肩負歷史的使命，成長為一個自覺的歷史家。為此，司馬談對司馬遷從小就進行了嚴格的訓練，在司馬談的督促和培育下，司馬遷十歲時就能誦讀《左傳》《國語》《世本》等古代史籍，后又向今文學派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向古文學派大師孔安國學習《尚書》，而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至于司馬遷的壯年漫游，也是司馬談為司馬遷以后寫史作準備的一次精心安排，和簡單的游山玩水有本質(zhì)的不同。

司馬談是個學問淵博、知識豐富的人，他的這些知識，可以說全部都傳授給了司馬遷，使司馬遷成了融貫古今、兼通百家的大學者。司馬談對先秦諸子素有研究，寫了著名的學術論文《論六家要旨》，他認為戰(zhàn)國時代的學術思想最主要的是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大家，他比較公正地評論了各家的優(yōu)劣長短，而竭力肯定了道德家的學說?！妒酚洝分械脑S多評論常常流露出對黃老思想的推崇，就是司馬遷受其父影響的結(jié)果。司馬遷撰寫《史記》，包容百科知識，“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得益于司馬談的方略教導是不言而喻的。為了繼《春秋》以后編纂一部新的歷史，司馬談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搜集材料，擬訂體例，還草成了一些篇章，臨終前又遺命司馬遷，鼓勵他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yè)?！妒酚洝肥撬抉R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心血的結(jié)晶，司馬談的遺囑，成了司馬遷著述的動力之一，《史記》的最終寫成，也是司馬遷完成父命、懷念父親的一種表現(xiàn)。

三、司馬遷的生平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馬遷的少年時代是在他的家鄉(xiāng)夏陽度過的，那里有滔滔滾滾的黃河，有被大禹疏鑿過的龍門山，地勢壯闊而神奇，給幼小的司馬遷以精神氣質(zhì)上的陶冶。長大后，司馬遷又實實在在地參加過耕種牧畜等農(nóng)業(yè)勞動。司馬遷在二十歲以前，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當時西河那個文物之邦的故鄉(xiāng)。在這段時間里，司馬遷除了跟著孔安國學過用古文字（大篆）寫的先秦典籍外，還跟著董仲舒學過用當時的文字（隸書）寫的《公羊春秋》。二十歲以后，他離開家鄉(xiāng)到各地考察游歷，前后十幾年，周游的地域非常廣。向南他到過今湖南、浙江；向東到過今山東的曲阜，以及今安徽、河南的許多地方。關于這段生活，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是這樣說的：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這是一次飽覽祖國河山，訪尋文化遺跡，收集歷史資料，向社會和勞動人民進行調(diào)查和深入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對于司馬遷眼界的開拓、知識的積累，以及他進步歷史觀的形成，都有著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氐介L安后不久，司馬遷便入仕做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從人員，由于當時正是西漢王朝最興盛的時期，又正值武帝盛年，所以巡行、祭祀之類的活動很多，因此司馬遷曾扈從武帝到過許多地方。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平定西南夷，在今天的四川南部和貴州、云南一帶新設了五個郡。司馬遷曾接受武帝的派遣，到那些地方去進行視察，這次他到了邛、笮、昆明等地，這是他的第二次大游歷。這些經(jīng)歷，都為他提供了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搜集遺聞舊事，考察山川地理的大好機會。

就在司馬遷這次出使歸來的時候，其父司馬談已經(jīng)病危。司馬遷匆匆趕到周南（今河南洛陽一帶），見到了生命垂危的父親。司馬談臨終前再三囑咐他一定要寫好《史記》。這是司馬遷一生中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從此他便更加有目的地搜集資料，為寫《史記》做準備工作。這一年是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遷三十六歲。

但是，父親死后，司馬遷卻未能立即開始寫作《史記》。這以后的幾年中，他主要是忙于“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他跟著漢武帝先后到過泰山和長城內(nèi)外的許多地方。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做了太史令，從此他得以“?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可以充分利用朝廷收藏的這些圖書和檔案資料了?？墒牵@時還有一件事情急著要他做，就是修改歷法，這個工作又用了三年的時間，一直到太初元年（前104），新歷法才修訂完成并開始使用。在這萬象更新的日子里，司馬遷正式開始了他著述《史記》的浩繁工作，這年他四十二歲。

這時的漢帝國還在積極對外用兵。在此以前，衛(wèi)青、霍去病曾多次遠征匈奴；路博德等平定了南越、東越，勝利是可觀的，但那種勞民傷財也是不可計量的。司馬遷對此都有自己的看法。到天漢二年（前99），已經(jīng)埋頭寫《史記》六年的司馬遷忽然大禍臨頭了。事情是這樣的：這年的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兵伐匈奴，與右賢王戰(zhàn)于天山。武帝召李陵為李廣利“將輜重”。李陵不肯，自請獨當一面。經(jīng)再三請求，武帝同意讓他率領五千步卒從居延出發(fā)北行，以分匈奴兵勢。結(jié)果，這支小部隊恰好遇上了匈奴的大軍，李陵與部下雖奮勇戰(zhàn)斗，終因沒有后援，寡不敵眾而失敗，李陵也被匈奴俘虜。消息傳來，那些平日交口贊譽李陵的人一反故態(tài)，紛紛落井下石，“媒糵其短”。司馬遷深感不平，當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時，他便陳述了李陵的平時為人和他這次孤軍奮戰(zhàn)的功勞，認為不應過分責備。這使?jié)h武帝勃然大怒，他認為司馬遷這是轉(zhuǎn)彎抹角地說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壞話，而且還像是有意地在攻擊自己，于是便把司馬遷下了監(jiān)獄，并于次年（前98）將他處以腐刑。關于這件事，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有詳細記述。

受宮刑對司馬遷是一種極大的打擊，他在極度痛苦中，也曾想到過“引決自裁”，但是為了完成他那尚未完成的不朽著作，他忍辱負重地頑強活了下來。出獄之后，他做了中書令。這是一個為皇帝掌管文書、起草詔令的官職。他之所以要接受這個職務，仍是為了不離開他所需要的國家圖書館里的這些圖書資料，為了能繼續(xù)完成他的偉大著作。就這樣忍辱發(fā)憤地過了八年，到征和二年（前91），他的朋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下獄，在獄中給他寫信，司馬遷因此寫了著名的《報任少卿書》。從信上看，此時《史記》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關于司馬遷的卒年，史無詳載，說法也不統(tǒng)一。我們認為，他大約死于征和三年（前90），也就是寫完《報任少卿書》后不久。

關于司馬遷為什么要著《史記》的問題，他在《報任少卿書》中是這樣說的：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記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就是說，《史記》是通過記載和考察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三千余年的歷史，來研究天地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總結(jié)歷代成功、興盛的經(jīng)驗和衰敗、滅亡的教訓，探討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而且還要提出作者自己的社會理想，以及改良現(xiàn)實政治的某些主張。司馬遷之所以能夠提出這樣的目標，是與他所處的時代分不開的。自孔子以后，天下大亂，戰(zhàn)爭頻仍，秦始皇雖然完成了統(tǒng)一中國的大業(yè)，但很快就被農(nóng)民起義軍推翻了。西漢建國以來，最主要的任務是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總結(jié)秦朝滅亡的教訓，采取各項措施鞏固統(tǒng)治。到了武帝時期，漢王朝進入了鼎盛，同時又由盛而轉(zhuǎn)衰，政治的統(tǒng)一、經(jīng)濟的繁榮、文化事業(yè)的興盛，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外戰(zhàn)爭、民生凋敝、經(jīng)濟崩潰、思想禁錮，都為《史記》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司馬遷要全面系統(tǒng)地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來為當時的統(tǒng)治者作借鑒，這也是時代的需要。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和《報任少卿書》外，還有《悲士不遇賦》一篇、《素王妙論》軼文一段，其他都已散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