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當下社會

主講人 / 范小青（2013年11月19日）

［主講人簡介］范小青，1955年生，著名作家，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代表作有《褲襠巷風流記》《女同志》《范小青文集》《范小青自選集》等。

各位同學，各位老師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興來到淮陰師范學院跟大家一起來聊聊文學創(chuàng)作。40、50、60年代出生的一些人，年輕的時候都會有個文學夢?！拔膶W”這個情結在現代的年輕人的心里能有多少，我不太了解。但是我平時接觸很多人，跟我年齡相當的，比我稍微小一點的都會說，雖然我現在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但我年輕的時候喜歡看文學作品，有過當作家的夢，但是這個夢在現實的社會當中已經基本上都醒過來了?，F在的年輕人基本上不再做這樣的夢，他們可能做的是演藝明星、歌星夢，或者企業(yè)家這樣的夢。這就是時代的變化。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題，就是“文學與當下社會”。

因為我是從70年代末開始寫作的，寫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這個感受非常深。文學和社會、歷史是完全分不開的，所以要談文學首先要談它的歷史、時代背景。那么當下的文學與社會，也就是說當下社會的文學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剛才李院長介紹我的時候報了我的一些作品，我想可能很多同學和老師都是不知道的，這非常正常。如果有人知道，我非常開心、非常欣喜，但是不知道，我覺得也很正常，為什么呢？這里有兩個原因：一個當然是我們文學本身的原因。我現在先講社會的原因。我們都知道，現在是一個物質化的社會，尤其是近30年來的發(fā)展，著重在物質方面的發(fā)展。這個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條發(fā)展道路是必須走的。如果沒有物質的發(fā)展，其他什么都談不上。我們的物質確實是發(fā)展了，但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卻忽視了一個人類社會、民族、國家、個人都需要的另外一張翅膀——精神的翅膀。我們社會、民族、個人都是需要有兩張翅膀才能飛得高飛得遠，但是我們現在普遍感覺到，精神的這張翅膀很弱。

說一個簡單的現象，這個現象比比皆是。我們現在的生活比起過去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可以說基本上一半的家庭都是不愁吃不愁穿，想買什么東西都可以。最基層的，最底層的人也已經解決了溫飽。近30年來，物質高速發(fā)展。但是為什么全社會經常會有不滿的聲音？網絡或者媒體，只要有一個現象出來，幾乎全部是罵聲。不管這個現象本身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它得到的反饋幾乎都是在罵這個社會、罵這個現象。人們心中難道有那么多的不滿嗎？從自己一個家庭，一個個人來講，縱向比較的話，確實是進步了。我們社會也進步了。但是為什么我們社會越是進步，不滿的聲音越是多呢？這就是我想說的，我們內心缺少信仰，缺少理想，甚至缺少夢想。我們的發(fā)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日子雖然好過了，但是我們的空氣被污染了；我們的衣服雖然穿得漂亮，但是我們的水臟了。

社會存在著各種矛盾：醫(yī)患的矛盾、教育的矛盾、城管與小販的矛盾，等等，非常復雜。社會發(fā)展到今天，這是一個必然現象。在30年前沒有這些現象，也沒有這些不滿。這些不滿產生于30年的發(fā)展當中。我們過度開發(fā)，好像有了錢、有了物質就什么都能解決。這句話在30年前說沒有人會懷疑，但是過了30年，我們開始對它產生一些懷疑——是不是有了物質有了錢什么都能解決呢？我現在有錢了，有物質了，但是我心里不舒服、郁悶，我想罵人。這個就是先前所說的現象。我們說，沒有錢的時候，肚子餓的時候，你只能想著去吃飽飯，但一旦人有飯吃了，就會講到文學。有個作家開玩笑說：“文學是什么？文學就是吃飽了撐的。”吃不飽的時候你只想著掙錢去把肚子填飽，把身上穿暖，吃飽了就開始考慮問題。生活有了物質基礎之后，人的精神需求就出來了。當下社會，是一個物化社會，一切以物質作為評判標準。當下社會什么人最牛？有錢的人最牛。什么樣的人得到尊重？有錢有權的人得到尊重。這種社會的發(fā)展其實是一個畸形的發(fā)展，但也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回過來講精神這個話題?？赡苡行┩瑢W會問，精神也看不見，是個什么東西呢？有沒有呢？肯定有?，F在我舉個例子。在座的有不少是文學院的同學，我也是大學中文系出來的。我當時就讀于前江蘇師范學院，現在改為蘇州大學了。我1978年上大學。大二的時候上到外國文學的課，外國文學的老師給我們講西方的現代派文學，就舉例說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一些特征。西方現代派的一個典型代表作《椅子》，是一個獨幕話劇。話劇很簡單，舞臺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椅子，人只有兩個。兩個人一邊說話一邊從舞臺的一側上來，他們整個演出的目的就是要穿過這些椅子，然后從舞臺的另外一側下去，這個戲就完了。這兩個演員在臺上轉來轉去，在椅子中轉不出去，最后還是沒能下得了臺。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派的文學作品，這就是現代派文學的特征。也就是說當西方社會物質高度發(fā)展了，人的精神就失落了，找不到出路。椅子象征著物質，要從舞臺這側走到另一側，象征著人的精神出路找不到，人被物質所困。當一個社會物質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的精神必然會痛苦、迷惘，必然會找不到出路。當時老師講的時候我們完全聽不懂，聽不進去，不肯承認，也不相信。為什么呢？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窮啊。我上大學的時候，師范學院還有伙食費提供給我們，每個月14塊錢，連飯票、菜票。我和我的一個女同學，每天兩人合吃一份五分錢的青菜，每個月十幾塊的菜票還能節(jié)省下來，拿去換成現金，然后上街去買衣服——這是女孩子最喜歡的。家里沒錢，個人也很窮，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打工，就是靠著從伙食費里省下錢來去買一點喜歡的東西。那個時候也沒有化妝品，也不用護膚，買一件新衣服就是最大的開心了。所以那個時候老師告訴我們，等到有一天，物質高度發(fā)展了，像西方社會那樣，我們就會很痛苦，誰能相信呢？誰也不會相信。但是現在我肯定相信了，現在我就有很多困惑。這么多年過下來，我慢慢就體會到了，精神這個東西是有的，雖然看不見摸不著。正是因為看不見摸不著它可能更重要。如果說一個社會、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它只有一個翅膀在飛，它可能能夠飛30年，但再飛30年可能就比較累。

30年過去了，我們回頭再看這個問題，現在很多人有很多困惑、很多怨言，都是由此產生。我們在這樣一個物質化的社會里邊，每個人都逃脫不了。剛才我說的《椅子》，它是一個象征的手法。其實在我們生活當中，我們被物質所困的事情多之又多。比如說我自己就寫過幾個有關使用手機的小說。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人都被手機所困，既離不開手機又嫌它煩，這就是現代生活、現代科技給人帶來的一種困惑。當然也有很牛的人，他堅決不用手機，這是極少數。也有的人很享受手機帶來的快樂。但是大多數人都像我這樣，手機開著，好多電話、事情來煩擾，關了心里又不踏實，總怕錯過了什么重要事情，總覺得有什么事情要發(fā)生了。這就是物質對你的束縛，你不能自由。所以，沒有手機的時候很自由，但是很不方便，這都是兩方面的，這就是物質和精神兩者之間的一種關系。

文學處于這樣一個物質化的社會，一切以物質來衡量，所以文學很尷尬。為什么尷尬呢？因為許多東西在物質化的社會走向了市場，都可以被物化，但是文學很難。我所說的這個文學是指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創(chuàng)作，而不是指現在的一些借用新的科學的東西。文學有各種各樣的文學，我三十幾年來從事的是傳統(tǒng)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就是說自己在家里寫，寫完了以后投稿投出去，然后忐忑不安地等著編輯的回信。我記得我從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寫小說、投稿，最害怕的就是退稿。因為那個時候一個班級共用一個信箱，信箱里的信是由一個專門的同學負責收了以后發(fā)給大家。如果信是從報社發(fā)來的厚厚一沓紙，那肯定是退稿，這就非常難為情。如果有一次收到雜志社的信，是很薄的一張紙，就知道是用稿了，那就很高興、很興奮，這種心情我到現在還記得。這是傳統(tǒng)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樣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的形式在現在這個時代是非常尷尬、非常邊緣的。現在很多人不讀傳統(tǒng)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也是這個時代的特征。有人甚至說，傳統(tǒng)的文學衰落了，甚至消亡了。因為新興的媒體出現以后，連報紙之類的都會消失，何況紙質的文學呢？文學本身就很小眾，連那些晚報什么的可能最后都會被電子化，那小說今后可能就會沒有出路，很多人是這樣認為的。所以在這樣一個強大的物質社會面前，文學的處境確實是很尷尬，很多寫作的人都坦率地承認現狀就是這樣。

文學很難跟市場的經濟效應完全地結合在一起。一些省市級的書畫界的朋友因為成為書畫協(xié)會會員，作品價格隨之提升，但文學作品是不行的，主席、會員的稿費和非主席、非會員的稿費是一樣的，沒有身份上的差別，這是第一。第二，當代書畫市場也很火，很多當代的書畫家大筆一揮就會有很多可以用價值、物質來衡量的收入。這個市場的催生是有原因的，第一是因為有很多人有多余的資產可以進行保值投資，第二是腐敗之風造成的，如行賄送字畫。而文學作品進入不了這樣的范圍，很難說這是文學的悲哀還是榮幸，但事實如此，這就是文學現在的處境。但是不能悲觀地說文學一無用處。據我所知，各地企業(yè)內寫作的人相當多，給人一種春風吹又生的感覺。他們默默無聞地寫作，即使現在寫作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樣能給人帶來命運的變化。既然文學都不能給人帶來名利、不能改變命運，為什么還有人愿意繼承，在角落里默默地寫作？而且這種寫作是大量的，非常多。只有一個理由，就是喜歡寫作。這種自我內心的精神的享受是別人不能了解的。這些為數眾多的基層寫作者，也許他的文章一輩子都上不了省級刊物的版面。比如有一次我到一個鄉(xiāng)鎮(zhèn)的文學社和鎮(zhèn)上許多文學愛好者一起聊天，他們自己承認作品只能在地方的小報上登一個“豆腐干”，稿費也非常低，一輩子也許就這樣了。為什么還要寫呢？就是因為寫作能帶來內心的平靜和愉快，這是一種精神的需求。這種需求就像穿鞋一樣——穿在腳上舒不舒服只有你自己知道。別人覺得這人太傻，寫這種東西一點意思也沒有，又不能賺錢，又不能出名。但他堅持要寫，他覺得寫了人生就有價值，有意義，不寫就渾身不舒服，沒著沒落的。

我寫了這么多年也是這樣的感受，工作很忙，會議、事情都很多，但是如果沒有一點時間讓我靜下來寫點東西我會很浮躁、很煩。只要一兩個星期中有那么半天的時間讓我靜靜地坐在電腦面前寫作，那就是我最快樂、最寧靜的時候，什么煩惱都沒有，什么東西都扔開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寫作是一個最自由的活——喜歡寫作的人會體會到這一點，寫作的時候你是最自由的，沒有任何的框框，內心的東西可以自然流露，筆下的人物可以讓他任意而為。人生有“自由”兩個字還有何求？當然，金錢、名利也是要求的，但是這些都比不過那一瞬間我內心的愉悅、自由。寫作者說到底是為了自己內心而寫的，我們可以說寫作要為人民大眾寫，但是歸根結底還是為自己的內心寫作，我這里說的還是傳統(tǒng)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說是為了市場寫的，那就是另外一些作品，如校園文學等為市場寫作的文學。“為人民寫作”這個概念太大。有一次與一個教育界的領導聊天，他說：“‘辦人民滿意的教育’這個話是‘偽命題’，因為人民的概念太過廣泛，它由很多群體組成?！彼哉f，“為人民寫作”大方向是對的，寫作確實是給人民看的，但是具體該如何操作呢，給哪些人看呢？如果走向市場，給誰看那是很明確的。但是我們的傳統(tǒng)文學基本上都是為自己的內心寫的，這個內心絕不僅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生活反映到作家內心，然后作家覺得有話要說，再從內心變成文字反映出來。所以說在寫作的時候，這種精神的享受是非常難求的。

有的人認為寫作沒有意義，尤其在當下物質社會這樣的現狀下從事傳統(tǒng)文學創(chuàng)作。但是精神上的享受別人可能體會不到，只有寫作者自己能夠體會。比如一個寫小說的作家，他完全可以去寫電視劇。如果從物質的角度來講，寫電視劇的稿費比寫小說的稿費要高出不止幾倍。寫一部長篇小說，二三十萬字，恐怕前前后后得花上一年時間，包括做準備，寫作醞釀、修改。等到出書以后，一般有一點知名度的作家，印刷也就一萬到兩萬冊，拿到手的錢也就兩三萬塊錢。極個別的作家可能會高一些。像莫言、賈平凹等人，畢竟是極少數，全國數得出的也就幾個。大部分的作家，基本上就這么一個水準。但是如果寫電視劇呢？一般來說，一集電視劇，要求15000到20000字，一部長篇小說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同一個人去寫，一集電視劇就超過一部長篇小說的稿費。差距這么大，為什么呢？這很不公平啊。其實很公平，為什么呢？因為它是根據你創(chuàng)造的文化產業(yè)和創(chuàng)造的效益來換算的。電視劇看的人多，收視率高，收視率高了廣告就做得多，電視臺收入就高，這些都是用錢來衡量的。你寫一本小說，印一萬冊，充其量一萬個人看，其實根本就不到。我知道一萬冊也不可能有一萬個人在看。看的人數少，創(chuàng)造的價值小，那么收入肯定就低，從這個角度講，它又是公平的。因為這是一個商品經濟社會，一切以商品的價值來衡量。有人或許會說，你們這些寫小說的人不是很傻嗎？不能放棄寫小說去寫電視劇嗎？

當然電視劇也不是容易寫的，不是說你想寫就能寫好的。很多成名的小說家，都被電視劇的制片人請去寫過電視劇，我個人也寫過。很多人都是寫了一次，或者寫了半次，或者有的人寫了十分之一次，就說不寫了不寫了，錢我也不要了。我們江蘇這一批作家，差不多四十多歲五十多歲的這些寫小說的作家，都仍然堅持在寫小說。我們互相都講，寫小說的人是最自由的，寫電視劇是最不自由的。因為我們沒有進入電視劇的操作程序，我們的思維不能像那些影視編劇那樣子。寫電視劇不是為自己寫的，是為“錢”寫的。兩個概念的“錢”，一個是自己掙的錢，還有一個就是從電視劇當中能掙到錢的所有人，從投資方開始，到制片人、導演、演員，他們都要通過這個劇來掙錢。一個字，就是“錢”，所以是為“錢”寫作。你自己覺得寫得很精彩的東西，在錢的面前，可能一錢不值?？赡軙恢破?、導演，甚至演員責問：“你會當編劇嗎？你會寫作嗎？你是怎么來做編劇的？”把你搞得自信心全無，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寫作了。有好多作家就說：“當編劇寫得想吐?！庇械恼f：“你想吐，我都想跳樓！”所以寫電視劇也不是一個好干的活，雖然它掙的錢多，但是它很不自由，它要一改二改三改四改，改到最后，肯定想吐。而且你的寫作往往受到很多牽制，制片人要這樣，投資方要那樣，演員要這樣，導演要那樣。你精神要很堅強，否則的話，是要瘋掉的。

我也有一個好朋友，過去是寫小說的，小說寫得非常好，得過全國獎，后來就去寫電視劇。他跟我說：“我掙點錢再回來寫小說吧。”然而掙了錢以后回不來了。因為做編劇與寫小說完全是兩個思路、兩套系統(tǒng)。做編劇只能去適應市場，市場要什么東西，就去寫什么東西。而小說是為自己的，我要怎么寫，我就怎么寫。所以就看你要什么啦。你想要錢，你就硬著頭皮去寫電視劇。但是很多人都不要錢，很多人都退回來了。像我自己也寫過，但現在也不寫了。我吃不消，寫不動，太折磨人了。所以說，寫作沒有辦法不受物質社會的影響，這對每個寫作者都是一個考驗。只有當你是真正愛好寫作，你才會在物質社會當中堅持下去。如果說是想通過寫作，達到其他目的，而不是從內心真正地覺得“我不寫我就難受，我離不開它”，那你肯定是中途要退出的，也不需要堅持。人生可以走的路很多，不見得寫作就是最了不起、最高尚的，寫作只是人生很多道路中的一條而已，但真正要想在現代物質社會環(huán)境之下將寫作進行下去，那么你內心必須真正地覺得它是你的精神享受，否則肯定會半途而廢，這是我多年來的一個體會。

在當今物質社會背景之下，文學確實是比較尷尬的。這個社會的一些東西都是靠媒體來宣傳，但是媒體很少宣傳作家。媒體的娛樂版，都是演員、歌星或者體育明星，宣傳的都是這樣的人物。為什么呢？因為他們身上有很多東西觀眾喜歡看。比如緋聞之類的東西，但是作家是最不喜歡這樣炒作的，你看到哪個稍微成名的作家要出新書了，就假離婚，制造一個假新聞的？沒有一個作家會這么做。制造假新聞，跟作家的個性是不符合的。作家是幕后人物，他不應該走到前面去跟讀者直接見面。

過去的話，像我現在這樣來講課就已經有點“恬不知恥”了。過去讀者和作家是不見面的，他們的交流就是通過作品——神交，進行精神的交流。其實作家和讀者，未必需要見面。比如我們不認識的作家互相之間就經常是這樣的，我看了他的作品，通過這個作品我就可以跟他進行交流。只是在當今社會，文學，尤其是傳統(tǒng)文學社會影響力非常低。當然去年因為諾貝爾獎的原因，文學火了一陣，但是它還是會回歸平靜。文學熱一陣，莫言的書賣了一陣，但是你現在賣賣看！今年的諾獎又出來了，然后明年又有，每年都有，所以“莫言熱”也慢慢會平息下來。包括莫言自己，也說希望盡快平息，不要一天到晚找他。這就是一個成熟作家的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與當下社會是不相吻合的。當然我指的這個“社會”是帶有一點貶義的。不相吻合怎么辦呢？那我寫自己的。為什么呢？因為我還是放不下它，我還是要寫啊，我不寫怎么辦呢？賈平凹近幾年的創(chuàng)作量也非常大，一個長篇一個長篇不斷地出來，他說自己就像一個老母雞，有蛋在肚子里，不下憋得慌。因此他今年又出了一部厚厚的《帶燈》。但是現在的人對下蛋的老母雞并不關心，只對這個蛋比較關心。而對于作家來說，讀者拿這個蛋去炒還是煮或者是做蛋湯，是他們的事情，跟我無關。這是一個作家應該有的心態(tài)。

90年代以后，有些作家的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后，這些作家跟著就紅起來了。有些作家寫的時候就會想：我這個作品是不是適合改編成電影，適合誰來拍？或者適不適合改成電視劇，能寫多少集，能賺多少錢？這樣一想，就完蛋了。這個作家就不是為自己真正內心在寫，他已經摻雜了其他的一些想法。真正成熟的作家是不考慮這些的，而且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改成影視劇的難度都應該是非常大的，不是輕而易舉就能改的。因為各個藝術門類是不相同的，雖有相同的部分，但是主體的東西是不相同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它講究語言。但是文學的語言和電影的語言是不一樣的。一個文學作品可能在故事上可以改成影視劇，但是整個文學作品的氛圍是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一個影視劇的。在這種情況下，寫作如果摻雜了其他的一些想法，就不自由了，那干脆就不要寫了。

現在為其他的東西寫作的人很多，比如網絡作家。網絡作家的寫作非常艱辛，對此我是很了解的，他們搞創(chuàng)作就像一條龍生產。比如跟某網站簽約了，要寫某個題材的小說，網站馬上會提供：這個小說需要幾個部分，人物、故事之類的，早就請其他人給你準備好了，然后你就必須按照他的路子寫。我聽好幾個網絡作家說過，他們寫的一些東西，自己覺得還有一些文學感覺的，網站卻根本不要。因為閱讀網絡文學的人其實層次很低。他們的文化層次不低，但是文學層次很低，他們不要看那些文學的東西。這就是大量的網絡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現狀。他們碼字碼得很辛苦，尤其是中低層網絡作家。網絡文學也分好多階層，只有頂尖上的少數幾位成為富豪，大部分網絡作家一天要寫十幾二十個小時，才能掙到一定的錢，所以說這種寫作極其艱辛。這種創(chuàng)作，長期下去，對文學的本質是有影響的，但它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有一部分人就是要看網絡小說，這是社會的需要，有人需要就會有人去寫，這也是社會的一種分工。

反復地談這樣一個社會背景，只是為了說明，我們現在做文學創(chuàng)作，有我們自身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就是，不能像其他人那樣，到社會上推薦自己。好多作家都很低調，你們看到哪個作家在媒體上胡編亂造，或者制造緋聞的？很少很少，作家往往對采訪，尤其是電視采訪，都是推三阻四的，從來不肯上電視。但社會上有的人就不同，他們出錢去上電視，做宣傳，做推廣。相比之下，作家這種心態(tài)非常好，但同時又帶來一些問題，就是讀者少了。因此在一定范圍之內，還是要做一些宣傳、推廣的。這個工作我覺得應該由社會來做，應該由作家協(xié)會來做，而不是由作家本人來做。作家本人做了，他就變了，他就不是他了，他就換了一個人了。他本人應該去安心地寫作。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對社會閱讀的引導。因為我們的閱讀鑒賞習慣還處于一個比較低的層次。這并不是說，我所從事的文學創(chuàng)作水平就高，這不存在高低之分，就像我剛才說的電視劇和小說，它們之間也沒有高低之分，它們只是種類不同，在這個社會當中的地位不同，在社會當中呈現的形態(tài)不同。電視劇也有非常棒的，小說也有非常爛的，反過來，小說也有非常棒的，電視劇也有非常爛的，這都說明不存在哪一個門類就高尚，哪一個門類就比較低賤。

但是我們整個民族的閱讀水平較低，中國人讀書讀得太少。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出書的大國，但是讀的書卻是全世界相對較少的國家。閱讀里面還分好多種，如果從閱讀中再把文學作品分開來看看，有多少人在讀呢？肯定是很少。讀者不想讀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有沒有責任呢？有責任，但是社會也有責任，因為社會需要引導。

前幾年我看過一個訪談張藝謀的電視節(jié)目。張藝謀在訪談中講了一個事情，他說他非常崇拜日本演員高倉健。在座的同學可能不知道高倉健是誰，但跟我同齡的人都知道，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看高倉健的電影，對他崇拜得簡直無以復加，感覺怎么會有這么棒的演員！他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偶像，不是你們的偶像。張藝謀和我是同齡人，他年輕時候也看高倉健的《追捕》等電影作品，他一心想跟高倉健合作拍一部電影。高倉健也知道張藝謀是我們國內最著名的導演，也看過他的一些電影，也非常愿意和他合作。當高倉健表態(tài)以后，張藝謀非常興奮，就非常著急地想盡快把這個事情做成。但是當時手頭沒有成熟的本子，這個電影本子也不太容易搞。有一個本子是成熟的，已經準備開拍了，就是《英雄》。當時演《英雄》的全是明星，請的全是大腕，這個班底都已經全都確定了。張藝謀就想，我憑著這個本子，憑著我請的這些國際影星，去請高倉健加盟，他一定會答應的。他就去跟高倉健說了，高倉健卻斷然拒絕了。他說他這一輩子已經拍了兩百多部電影，其中有一百多部都是動作片，他再也不想拍這樣的片子了。

張藝謀在節(jié)目中說，那一瞬間感到無地自容，非常慚愧。這個事情就沒有辦成。然而張藝謀不死心，他是個很執(zhí)著的人，他很快就搞出了另外一個本子，非常好，準備請高倉健來演，高倉健一看，馬上就答應了。這個戲很快就拍出來了，叫作《千里走單騎》，是一個非常棒的文藝片，非常感人。但是《千里走單騎》幾乎沒有票房，是一個賠錢貨。而《英雄》的票房恰恰是開創(chuàng)了我國大片的一個先河，從《英雄》以后我們就開始進入大片時代了，好多大片一下子就是幾個億多少個億的，票房回報一直很好。

這件事情說明了什么呢？我覺得，《千里走單騎》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非常安靜的一個文藝片，但是它沒有票房，老百姓不愛看，即使是張藝謀導演的，即使是高倉健演的，都沒有人去看。這說明它沒有吸引市場的東西。如果研究市場，就要研究這些東西，所以張藝謀從中吸取了教訓，后來就拍那些大片了。

前不久我注意到一個叫閻建鋼的導演，今年導了一部片子，在中央臺播的，叫《趙氏孤兒》。它不是一個穿越的歷史劇，也不是一個搞笑劇，而是一個正劇。這個正劇在上海的白玉蘭電視節(jié)上得了一個金獎，最大的一個獎。但是這個電視劇收視率不高。應該說劇本寫得很好，導演導得也非常好，演員演得也很好，但是收視率不高。為什么呢？因為它沒有飛來飛去，沒有穿越，沒有胡搞，沒有三角戀、五角戀，什么都沒有，就是一個比較正的，寫人心、人性的歷史正劇?，F在的導演一聽收視率不高，心里就會很郁悶。閻建鋼在領獎時說的一段話很有意思，我特意把它抄了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說：“我要感謝一下這部戲的導演閻建鋼，起碼在這部劇里，守住了一個導演的職業(yè)底線。明天，在日益惡化的電視生態(tài)環(huán)境下，他還要不要臉，我不知道，我希望他好自為之?！边@是這個導演領獎的時候，自己對自己說的。也就是說，對收視率他有想法，因為它叫好不叫座。這個戲拍得相當不錯，但是看的人少，為什么呢？因為它缺少那些現代年輕人喜歡的東西。比如穿越啊、玄幻啊、在竹子上飛來飛去啊、在水面上怎么樣啊，它沒有這些東西，不能吸引人?？上攵覀兠褡宓男蕾p水平、欣賞習慣。如果長期這樣下去的話，我不知道會變成什么樣！其實美國也有科幻片，也有這種非常超乎想象的東西，但是它也有很扎實的現實供給的東西，兩樣都有。好多又叫好又叫座的美國大片，都是很嚴肅的片子。

如果我們一味跟著市場跑，去迎合日趨低俗的大眾欣賞習慣，尤其是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跟著市場跑，會跑到哪一步，我們也不知道，但是總覺得有一些擔心。雖然我們很難說清文學作品有多大的社會功能。文學作品的功能，70年代末80年代初達到了頂峰。我們有一定年齡的人都知道，當時一個小說，幾乎全國人民都會看，一個小說甚至能夠改變很多人的想法，讓很多人認識到一些問題。比如劉心武的《班主任》。一個短篇小說，讓好多好多人都知道，教育必須改革了，教育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比如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讓好多人都知道，企業(yè)不能這樣下去了，企業(yè)要改革了。那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小說的作用真的很大。但是這種作用大不是一個正常現象。我不能說它不是好現象，好當然很好，但是它不正常。為什么呢？因為“文革”，包括“文革”前的一段時間里面，我們的文學作品太少，幾乎全部封閉掉了，突然之間有了這樣一些作品，那么只要認得字的人，能夠把小說讀下來的人，都會去看。那個時代文藝形式很單一，除了八個樣板戲之外沒有什么東西。突然之間有了小說，它這個時候就承擔了非常大的歷史的作用，但是回歸到正常的環(huán)境之下，小說就沒有這么大的能量了。我講的是文學，我們傳統(tǒng)的文學，不只是小說，還包括詩歌。像舒婷的《致橡樹》，可能至今大家都能背，在那個時代就感動了很多人。當時用那樣一種形式去寫愛情，是之前所沒有的。但現在多了，現在的愛情怎么寫都可以，大家已經都不稀罕了。

現在文學也面臨一種多元化。面對這樣一種多元化，文學又回歸到自身，尤其是傳統(tǒng)文學，它本身就是比較小眾的。說實話，我當然希望很多人來讀我的小說，讀我們傳統(tǒng)作家的小說，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它相對來說是小眾的，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那么多好玩的東西，那么多可以看的東西，那么多可以讀的東西，為什么非要來讀你這個傳統(tǒng)文學作品呢？沒有必要。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但是文學有沒有作用呢？有作用！我覺得至少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講是有作用的。比如我有時候很心煩很困惑很難平復急躁的情緒，但我寫作品的時候心情就完全撫平了。我個人這樣，如果很多人都這樣，這個社會就會有變化，這是一。第二，一個讀文學作品的人，比如像我自己，晚上睡覺前，不管多晚，都要拿一本文學刊物來翻一下。有時候翻幾頁，突然看到一句話，一下就感覺到自己心弦被撥動了一下，叮咚一聲響，很快就過去了，但是這個心弦被撥動一下就是文學作品的作用。如果你撥動一下，我也撥動一下，社會上很多人都撥動一下，它就會對這個社會產生影響，文學的影響就是這樣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我覺得就是這樣，不能把它看得太重。用文學來改變社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文學對人的精神會有一種撫慰的作用，甚至像我這樣的人有時候都會覺得文學是一種宗教。我接觸過很多寫作的人，有成名的，有根本一輩子都不會成名但仍然在堅持寫作的人。文學治好了有些人的抑郁癥，我就碰到過這樣的人，他因為參加了文學社，經常寫作，慢慢地就自己想開了。當然文學不是醫(yī)藥，也不是醫(yī)治社會的良藥，它只是有這樣一種功能，它通過意識的形式，讓人的精神得到撫慰，尤其在這樣一個物質化的社會，這種精神的撫慰是非常必要的。我這樣說可能有一點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但是我一直強調，這個只有自己能夠體會到，有許多人他是沒福來享受這種感覺的，因為他不了解，但是他可以享受其他東西。這個社會可以享受的東西很多，根據每個人不同的需要來選擇和判斷。對當前社會的文學創(chuàng)作，我一點也不覺得悲觀。因為有那么多的基層作家在默默無聞地創(chuàng)作，給我感覺就像30年前的那種文學創(chuàng)作景象。很多很多人，每個市每個縣都有很多人在寫作，而且來自各行各業(yè)，甚至有好多我們的政府官員。剛才坐在臺上的左部長，他是組織部副部長，也是一個作家，他還牽頭成立了企業(yè)文學協(xié)會。這些都是真實的。我們的社會，看的都是在頂尖上的幾個人。莫言得了諾獎，大家只看到莫言，但是如果沒有那樣強大的基礎，沒有那么多基層的作家在默默無聞地寫作，那這個金字塔就不會那樣高，這是必然的一個聯(lián)系。有的人認為基層寫作都是浪費，根本沒有用，不能給你帶來變化，不能產生效應，根本不需要寫。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想，如果這些人都不寫了，那么金字塔塔尖上的人就會掉下來，這是必然的。只有基礎又大又扎實，金字塔的塔尖才會更高，各行各業(yè)都是一樣的，不僅僅是文學。不同的在于文學在當前社會不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名利，但是還有那么多人在堅持。這就是我說的，我們需要一個精神家園。什么叫精神家園？搞不清楚。我自己的體會是，我寫作的時候就是在我的精神家園里面，這個精神家園是和物質社會沒有關系的。我不寫作的時候，我脫離不了物質社會，沒辦法脫離，但寫作的時候我就可以暫時地跳出物質社會，來反觀物質社會，這時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樣。我寫的都是現在社會上發(fā)生的事情，但是我寫的時候，我的心不那么煩躁、不那么著急、不那么焦慮、不那么郁悶，也沒有牢騷。我跳到外面來看這個社會，這就是寫作給我?guī)淼木裆系南硎堋．斀裆鐣鋵嵾€有很多特點，我剛才講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個物質化的社會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思考。我認為現在這個社會對文學來講，既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又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有好多朋友都習慣早上起來先看微信，再看微博，再看博客，一個小時看下來，腦子里就裝滿了。我就想起佛教里的小故事：有一個學禪者，學了一點東西了，知道自己學得比較淺，就上山去請教一位老禪師，他說：“老禪師，我學了一點東西，今天來請你指教，我應該怎么學禪？”老禪師不回答他，拿了個茶壺往茶杯里加水，加滿了還在加，水都溢出來了還在加。這個學禪者就覺得奇怪，說：“老禪師，這個杯子已經滿了，不要再加了，再加就溢出來了?！崩隙U師和他說：“是的，如果當你腦子里裝滿了東西，你還來向我請教什么呢？你還學得進嗎？你只有把腦子清空一點，雜亂的觀念不要太多?！蔽覀兠總€人的腦子里都有很多很多東西?，F在是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天生都有好奇心，忍不住要去看。一條信息還恨不得比一比誰先知道、誰晚知道。哪個先知道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心理，每天早上起來第一眼就看今天什么新聞，到了辦公室爭取最先發(fā)布。一條新聞出來了，兩個小時后就把它否定了，再過兩個小時又是第三種說法，這樣的事情層出不窮，搞得你腦子里很亂，常常會真假不分。這個時代是寫作最好的時代，因為它聲音多，如果只有一種聲音，大家都認同這種聲音，沒有其他說法，那么這不是寫作的好時代。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有困惑，每個人都有疑問，每個人都想不通，每個人都有很多抱怨，每個人都有想法，這就是最好的時代。對作家、寫作、文學來講，這是千載難逢的。如果說一個事情都給了你答案，那就沒什么好說的了，因為寫作本身不是給出答案，而是用藝術給出一種現象?，F在這個時代可反映的東西太多了，我現在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寫的東西非常多，只是苦于沒有時間。

比如一個手機我可以寫好多東西。我寫過一個被手機所困的故事，叫作《我們都在服務區(qū)》?！拔覀兌荚诜諈^(qū)”里的這個人是個現代的人，他的面目是不清的，不像我們傳統(tǒng)的寫作方式，寫一個人，要交代是男的還是女的，女的的話，長辮子還是短辮子，鵝蛋臉還是什么臉，都要形容一下，然后周邊的環(huán)境，春天還是秋天還是夏天，這是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寫作方式?，F代主義寫作不講究這種方式，作品中的人是個概念上的人，這個人代表了我們所有的人，也代表了我。我寫的是某某單位的辦公室主任，他被手機搞得煩不勝煩，但又不能關機，關機了，領導要找的話找不著。后來有人教他一招，說幾年前有人躲債的時候想出來一個辦法，就是用那種有電板的手機，在開機的狀態(tài)下，把電板直接拔出來，這個時候打他的手機，就不是告訴你已關機，而是告訴你，您呼叫的用戶不在服務區(qū)。不在服務區(qū)意味著手機開著，但是信號不好，找你的人也不會生氣，你又省掉了很多麻煩。但是這個只是里面非常小的一個細節(jié)。我還寫過一個用手機的文章，叫《人群中有沒有王元木》，這是根據我自己的體會寫出來的。手機通訊錄里面可以儲存很多人的名字，我手機里面恐怕有近千個人的名字，其中可能有很多我都不知道他是誰。只是曾經接觸過，有過聯(lián)系，但過一段時間這個名字就記不得了。這種情況可能每個人身上都存在，只要你儲存的號碼比較多，說不定就有幾個記不得的。我就經常這樣，經常想不起來。有一個人老是給我發(fā)短信，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又不好意思去問他。于是我寫了這個小說。這是一款手機病毒，王元木其實是他的一個朋友，叫汪遠林，被病毒拆解了漢字，所有手機里的備注都被病毒拆解了，手機里的人他一個都不認識，他很慌張，以為自己得病了，怎么都不認識了呢？其實是沒有這種手機病毒的，只是現實社會中我們存的信息太多了，大腦必然會排斥，必然會忘記一些事情。這就是現代社會，時時處處可以讓我們寫作，只要我自己身上發(fā)生的事情我都可以寫好多東西，這就是現代社會的豐富性。

退回去30年，沒有手機、電話，這些東西我肯定都不能寫，現在物質這么豐富，可以寫的東西太多了。何況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往往大變革大變動都是會產生大作品的，像歐洲的工業(yè)革命，那個時候產生了多少大作家啊。社會大變革的時候就是個好時代，但我同時又說它是個對文學藝術很傷害的時代，為什么？簡單地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語言是講究打磨的。古人有句詩“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半夜里這個情境之下，是用“推”好還是用“敲”好，大家爭論了好多年，也沒有得出結論。我們不妨想一想，晚上月光下，山間有個小寺廟，一個老和尚在想這扇門是應該輕輕地推開來，還是輕輕地敲一下呢？這個東西就是意境，就是語言的滋味。古人還說“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說的是要把一個字用得妥當，要捻斷好幾根胡須，左捻右捻，最后才想出來。但是現在不行，現在我們都在時代快車上，你不能慢慢磨，你捻斷幾根須，把頭發(fā)捻光了，這個時代早就把你拋下了。誰也不想被這個時代拋下，包括我，也要趕上時代列車，我還希望越快越好。我從南京坐高鐵到蘇州，我希望火車還可以更快。“快”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我們大家都希望“快”。滬寧城際高鐵很了不起，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建這個高鐵要七年時間，我們只用了一年半時間就通車了，真是大快人心，振奮人心。但是我心里總是隱隱覺得是不是太快了，我們會不會違反了一些事物的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