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酷刑

《大明律》草創(chuàng)于吳元年(1367)，制定于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完備，洪武三十年(1397)頒行天下。在此之前，作為決獄標(biāo)準(zhǔn)的是朱元璋親手寫定的《大誥》。明初處元代法紀(jì)縱弛之后，故太祖決定法外用刑，以嚴(yán)刑峻法治亂世，以達(dá)到移風(fēng)易俗的目的。

見于《大誥》的酷刑，有族誅、凌遲、極刑(凌遲本已是極刑，則這一極刑之殘酷定甚于凌遲)、梟令、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常加號令(至死而止)、枷項游歷(遍九州之邑)、免死發(fā)廣西拿象、人口遷化外、充軍、全家抄沒、載罪還職、載罪充書吏等三十余種，多為《大明律》所無，那項“免死發(fā)廣西拿象”更是帶著幾分幽默，此即所謂法外用刑。而量刑標(biāo)準(zhǔn)，也比《大明律》嚴(yán)酷得多，四十年之中，據(jù)《大誥》所載，凌遲、梟令、族誅有幾千案，棄市以下的有一萬多案，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該受到輕微的懲罰。像官吏隱漏文書不報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糧違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誥》居然全都用凌遲之刑；有司濫設(shè)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誥卻是族誅。真是令人觸目驚心！

如此濫用刑罰，也難怪為了浙江的一件假鈔案，而“捕獲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尸相望”，連朱元璋自己也感嘆說“其刑甚矣”！(《大誥》偽鈔四十八)

而這些酷刑，真可謂設(shè)計巧妙，用刑者為了折磨罪人，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差不多同時，中世紀(jì)基督徒也在想盡種種法折磨迫害異教徒和女巫，兩相比較，不由讓人感嘆人性都是一樣的，東西方的智慧在這一點(diǎn)上也沒什么太大的差別。而我們也該慶幸這樣的時代大概是一去不復(fù)返了。

根據(jù)《孤樹裒談》等野史的記載，以下列舉一些較別出心裁的酷刑：

鏟頭會：這個刑罰是用來對付“頑民竄避緇流”的，把這些“盲流”抓起來，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頭露在地上，然后用大斧削過去，一斧頭砍下幾顆頭來。

刷洗：把犯人剝光了放在鐵床上，澆上沸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梟令：用鐵鉤鉤住犯人的脊骨，吊起來示眾。

稱竿：把犯人綁在竿上，另一頭掛上石頭。

抽腸：把犯人綁在竿上，用鐵鉤鉤入谷道，把腸子鉤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掛上石頭，犯人的身體向上彈起，腸子也就全鉤出來了。

剝皮：每一地的土地廟都是剝皮的場所，稱為皮場廟。凡貪贓六十兩以上的，梟首示眾，剝皮實(shí)草，放在官府公座的旁邊，以警告后來的官員。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該殺的都?xì)⒐饬?，朱元璋覺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讓子孫吃吃現(xiàn)成飯了，于是在這一年的五月下詔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親理天下庶務(wù)，人情善惡真?zhèn)?，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quán)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后嗣君統(tǒng)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并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太祖實(shí)錄》卷二三九)這里雖然說“止守律與大誥”，但從上下文關(guān)系看，他是不要后人守大誥的，一切以《大明律》為準(zhǔn)。他自己確實(shí)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孫不要像自己那樣依靠嚴(yán)刑峻法治國的。有一次與太子出郊，指著路旁的荊樹教育太子說：“古人用此為撲刑，以其能去風(fēng)，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dāng)念之?！?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晚年太孫參政，改重刑七十三條，朱元璋也很贊賞，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dāng)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明史》卷九十三)

洪武之后，對死刑的執(zhí)行大體上按照《大明律》，以上的那些酷刑算是消失了。《大明律》對死刑的規(guī)定還算是相當(dāng)人道的，只有斬、絞兩種。但此外還有不列于五刑的凌遲，專門用于對付大逆不道。凡是凌遲處死的，按例要?dú)⑷傥迨叩?，即所謂千刀萬剮，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斬首。行刑時在旁邊架一丫形木桿，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眾。國人似乎自古以來就喜歡看殺人，看凌遲時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199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