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海岸不寂寞

近日從網(wǎng)上讀到曾因撰寫電視政論片《河殤》而名噪一時的蘇曉康的兩篇妙文，一篇是《晚涼天凈月華開——話說海外的〈河殤〉與我》，描述《河殤》在海外華人學界和漢學界引起的反響，據(jù)說至今未衰，且被一些大學列為中文教材云；一篇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在美國看網(wǎng)上中文世界》，根據(jù)一些失實的傳聞對他一無所知的中文網(wǎng)絡極盡嘲笑、謾罵之能事，連《新語絲》也成了專門供那些發(fā)表欲極強、用了筆名所以不覺得不好意思的人發(fā)表繽紛雜陳的詩歌習作的網(wǎng)絡了。這倒引起了我重讀《河殤》的興趣，想看看這位“精英”當年謾罵中華文化時是不是也像今日謾罵中文網(wǎng)一樣信口開河、口無遮攔。

《河殤》當日掀起軒然大波，海內(nèi)外評論它的文章不少，據(jù)說后來還組織過對它的批判，但這些評論文章，即使是反對乃至批判它的，著眼的都是《河殤》的思想，乃是見仁見智的事，難以服人，似乎還沒有人給它具體地挑挑毛病，看看它所依據(jù)的史實虛假到何等程度。我當年看《河殤》，面對“繽紛雜陳”的畫面和聽著慷慨激昂的解說，也未曾留意其解說的細節(jié)?，F(xiàn)在從圖書館借來《河殤》解說詞，讀著干巴巴的文字，才發(fā)現(xiàn)其撰稿人的中國歷史常識水平實在令人不敢恭維，不提中國歷史倒罷了，幾乎一提便錯。最離奇的一處是“要不是他(張衡)曾經(jīng)當過幾天太史令和尚書一類的御用文人官，恐怕連這堆骨頭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誰見過一生布衣的大科學家祖沖之和宋應星的墓冢嗎”？兩句話提到三個歷史人物，卻每一個都錯了。張衡從23歲時任南陽太守的主簿起，一生都在官場上混，歷任郎中、侍郎、太史令、公車司馬令、侍中和河間相，臨死前不久還被授予尚書，全都是高官要職，絕非只當過“幾天”“御用文人官”。那“尚書”在東漢時已成為實際處理政務的高官，跟后來的六部尚書已沒太大的不同，也不是“御用文人官”。關于祖沖之的史料幾近于零，但記載了其發(fā)現(xiàn)的《隋書·律歷志》仍不忘告訴后人祖沖之是“南徐州從事史”，這是多大的官職待查，但不是布衣是肯定的。至于宋應星，29歲中舉后屢次參加會試不第，也終于在49歲那年外出為官，累任分宜縣教諭、汀州府推官和亳州知州，在南明時還可能被授予過滁和道和南瑞兵巡道這種掌握兵權的要職。類似這樣的錯誤還有的是，像第一位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僅僅因為信了天主教取人腦髓的傳言就被視為愚昧的代表，而自稱“藥方只販古時丹”、從未提到要向西方學習的龔自珍卻被吹捧成了中西沖突時中國唯一清醒著的人，這樣的顛倒，也真滑稽得可以了。

《河殤》反反復復提到明朝的閉關鎖國和海禁政策，在它看來，好像明朝之時的海上貿(mào)易根本就不存在，與西方繁盛的海上貿(mào)易相比，中國的東南海岸線是“長期沉睡在荒寂之中”，是“一片寂寞”，是“流動、遷徙、貿(mào)易都被窒息了”；就連鄭和下西洋，也只是“一次毫無經(jīng)濟目的的大規(guī)模航?；顒印薄ⅰ皫缀跫兌旨兊恼温眯小?，連甲午海戰(zhàn)失敗的賬也要算到鄭和頭上。其撰稿人難道根本就沒聽說過“海上絲綢之路”，根本就不知道導致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大陸的原因是為了開辟一條與中國貿(mào)易的新航道，當時西方的海上貿(mào)易很大一部分是跟中國合作的？

鄭和七下西洋，固然是帶著“欲耀兵外域，示中國富強”的政治使命，但同樣具有與西洋諸國進行貿(mào)易的經(jīng)濟目的。這些船，在當時被稱為“寶船”，全稱是“西洋取寶船”，是取寶去的。從這些船的設計上看，也不是戰(zhàn)船，而是龐大的貿(mào)易船。鄭和的屬下馬歡著有《瀛涯勝覽》一書，詳細地記載了鄭和船隊的行動，里面提到寶船一到某地，就派出小船去做買賣，而當?shù)氐纳倘艘捕碱A先收購好了中國所需的物品準備與寶船交易。其中有一處非常詳細地介紹了貿(mào)易情形：

“其二大頭目受中國朝廷陛賞，若寶船到彼，全憑二人主為買賣。王差頭目井哲地未訥幾計書算于官府。牙人來會，領船大人議擇某日打價。至日，先將帶去錦綺等物，逐一議價已定，隨寫合同價數(shù)，彼此收執(zhí)。其頭目哲地即與內(nèi)官大人眾手相拿，其牙人則言某月某日于眾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貴或賤，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戶才將寶石、珍珠、珊瑚等物來看議價。非一日能定：快則一月，緩則二三月。若價錢教議已定，如買一主珍珠等物，該價若干，是原經(jīng)手頭目未訥幾計算，該還纻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還，毫厘無改?！?/p>

正因為鄭和之行的貿(mào)易性質(zhì)如此明顯，當時的人都以為鄭和就是去貿(mào)易的，以致有政治覺悟比較高的人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講政治：

“然則(鄭)和豈貿(mào)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為天子光，和亦賢矣！”(《典錄·三佛齊國》)

如果說鄭和之行乃是國營貿(mào)易的話，私營的又如何呢？事實是，明廷一開始對海外貿(mào)易并不完全禁止。朱元璋還在當吳王時，就已設市舶司，專門管理對外貿(mào)易，“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土貿(mào)易”。后來倭寇來犯，為了杜絕對倭寇的接濟，才下了“不許片板下?！钡暮＝睿⑷∠胁八?。永樂元年，倭患平息，又在福建、廣東和浙江設市舶司，令士民通番如故，這一次，一直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猖獗，才又罷置福建、浙江的市舶司，但廣東市舶司仍保留。而到了隆慶改元，倭患稍平，就完全取消了海禁，準許人民航海前往東洋、西洋貿(mào)易。

明初的對外貿(mào)易還可說是朝貢的附屬物，但是在正德之后，就有了越來越多的純粹的商業(yè)交易，其繁榮程度已不下于宋元，海禁法令早已成一紙空文，相應的商務政策也跟上了，所以《明史·食貨志》說：“關市之征，宋元頗煩瑣，明初務簡約，其后增殖漸多?！背膶ν赓Q(mào)易中得不到什么好處，但地方政府卻可以從中抽分收稅。收稅是既收商稅又收牙稅，蕃貨由牙行報官后，官方又來一次抽分，按例是十分取一。如果有上好的貨色，則官方先買了下來，美其名曰“博愛”。隆慶以后因為蕃商報貨不實，干脆改用“丈抽”，測量商船的長短，根據(jù)其尺寸收取銀兩。當時兩廣、閩、浙一帶的軍政費用，很大一部分竟要仰仗這些稅收，以致嘉靖之時廣東市舶司一度被罷，當時的巡撫就急忙上疏力陳開市的好處，請求重開，否則就會“軍國無所資，且失遠人心”(《殊域周咨錄》卷九)，可見當時海外貿(mào)易對政府財政之重要了。當?shù)仄矫癜傩眨瑯訌闹械玫搅撕锰?，發(fā)家致富了：“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奈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同上書)漳州府的月港，因為海道便利，成為走私貿(mào)易的中心，異常繁榮，成化、弘治之時被稱為“小蘇杭”，嘉靖之時在地方官的建議下，終于把它升級為縣，也就是海澄縣(見《漳州府志》、《海澄縣志》)，成了福建人民往呂宋諸島做買賣的據(jù)點。

福建商人往販呂宋，在成化之時已屬常事。他們主要是跟從南美來的西班牙人做生意。中國的工業(yè)品和農(nóng)產(chǎn)品，特別是絲貨，源源不斷地涌入?yún)嗡?。當時開抵馬尼拉港的船舶，除了每年有兩三艘墨西哥來的大帆船以外，都被中國的商船占據(jù)了。這些福建商人不需要從西班牙人手里購買任何東西，他們只要白銀。前往呂宋的福建商船，滿載白銀而歸，不輸入任何貨物，以致大明政府專門對輸入白銀征收進口稅，名曰“加增餉”，一船收銀一百五十兩，光這一項，政府每年就有一兩萬兩的收入。每年西班牙人從南美運到呂宋的白銀大約有兩三百萬比索(一比索約等于銀七錢二分)，又幾乎全部都轉(zhuǎn)輸入了中國。西班牙政府對這種貿(mào)易逆差憂心忡忡，硬性規(guī)定每年從南美運往呂宋的白銀不能超過五十萬比索，但是這項法令并沒有得到執(zhí)行。大量輸入的白銀甚至改變了中國的貨幣制度。明朝本來是以銅錢為貨幣(以及幾同廢紙的寶鈔)，在閩廣一帶卻只用銀不用錢了，其他地區(qū)則銀、錢混使，中國的貨幣制度實際上已由錢本位變成了銀本位。

當時(1630年)在呂宋傳教的一位西班牙教士，在目睹了這繁華的一幕之后，如此感嘆道：

“在這個異常龐大的國家(中國)中，任何生活所需的物產(chǎn)都非常豐富，……那里的大小不同的船只，幾乎數(shù)不清那么多，每年都裝運各種食物和商品，駛往鄰近各國交易。其中光是駛往馬尼拉的，每年經(jīng)常有四十艘，或四十艘以上。……這些商船又往暹羅、柬埔寨……等國貿(mào)易?！鼈儼咽澜缟纤械你y子都運回去，……因此，中國可說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我們甚至可以稱它為全世界的寶藏，因為銀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監(jiān)禁在牢獄中那樣?！?轉(zhuǎn)引自全漢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卷第一期，香港九龍，1969年7月)

而三百多年后，我們的“精英”看到的卻只是“一片寂寞”！

1996年9月

長城隨想

1990年4月5日，清明節(jié)，我在北京作畢業(yè)論文。這一天北京各大學放假，郊游疏散。中國科大研究生院便組織大家去游剛剛修好的慕田峪長城。我當時正好在那里寫本科論文，就跟著去了。

我便在這一天，在無數(shù)中國人“欲斷魂”的日子，第一次看到了我們中華民族舉世聞名的象征。看著那蜿蜒起伏在山巔上延伸至無窮無盡的遠方的褐色城墻，想到的是我們祖先的圖騰——龍。我本來對這個拼湊出來的兇猛的怪獸毫無好感，那一刻，面對著這悲壯地掙扎著的身軀，卻被感動了。腳下的磚塊是嶄新的，這是現(xiàn)代長城，不是我朝思暮想的明長城。我在城墻上向西往前走，鉆過了鐵絲網(wǎng)，是一片殘磚斷垣，這才是真正的未加修飾的明長城。這時候已經(jīng)無法走了，而必須手足并用往上爬，爬到了最高峰，放眼望著塞外，想起了《明史》上的那段話：

“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二面近塞。正統(tǒng)以后，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nèi)f里，分地守御。”

說起長城，大家馬上想到的是秦始皇。但是秦長城雖說是遺址猶存，真的讓你去看那些遺址，不說你很難想象那是長城。我們今天的所謂長城，都是明人修的。清時塞外歸附，沒有必要修長城，就讓明長城歷經(jīng)幾百年風風雨雨，破破爛爛地以原貌保留到了今天。

明人也并非一開始就想到修長城。在洪武、永樂、宣德的時候，大明國力強盛，在與北元的作戰(zhàn)中處于絕對優(yōu)勢，采取的是擴張的姿勢，不會想到去修長城把自己圍起來。徐達、鄧愈他們，只是加固一下邊塞各城的城墻而已。

到了英宗正統(tǒng)元年(1436)，明朝的國勢開始衰落，才有一個叫朱純的給事中上疏請修塞垣。土木堡之變之后，大明與北元的對抗從攻勢轉(zhuǎn)為守勢，修長城——明人稱之為邊墻，才變得十分迫切。但是邊墻的真正開始修筑，卻一直拖到了孝宗成化九年(1473)，由延綏巡撫余子俊開始，在西部共筑了一千七百七十里。

這時候，遼東的局勢也變得危急了。成化十三年(1477)，開始在遼東增修墻堡。弘治六年(1493)，御史李善請筑遼東邊墻，從山海關一直筑到了鴨綠江，雖然工程簡陋，不可與山海關內(nèi)相比，但是在明人的眼中，那的的確確是邊墻，也就是我們今天之所謂長城。這樣，“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nèi)f里”，就有了綿綿不絕的屏障！

說起長城，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戚繼光。他在清除了倭患之后，又帶著三千英勇善戰(zhàn)的浙江兵，北上當薊遼都督同知，為國家守邊了。他的主要功績，就是在其治內(nèi)大修特修邊墻。我在慕田峪看到的那段長城，大概就是當年戚繼光監(jiān)修的。起初，戚繼光管的是薊州。俺答汗入貢之后，薊門安然無恙了，而遼東邊患又起。圖們汗率遼東土蠻襲擊錦州、義州、沈陽等地，屢敗明軍，甚至一直打到了山海關。已升為左都督的戚繼光這時候就屢屢到遼東作戰(zhàn)，與李成梁(朝鮮族)配合，擊退了蒙古兵的一次次進攻。遼東那些簡陋的長城，在這些戰(zhàn)斗中自然是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為什么要大修特修長城？這個問題恐怕就跟問當時的城市為什么要修城墻，大戶為什么要修院墻一樣的簡單。而長城真的有用嗎？自以為高明的今人也許要嘲笑長城不過是座廢物，何嘗抵擋得住外族的入侵。就連魯迅也這么說：“其實，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但最后的抵擋不住并不等于在此前長城就毫無用處，至少使得敵人的入侵會困難得多，就像大戶的院墻抵擋不了飛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卻可以令一般的小偷望而卻步。明人對長城的重要性的體會，一定要比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今人深刻得多。就說明末吧，清兵雖然三次入寇打到北京城下，每回卻都要繞著長城兜一大圈尋找薄弱環(huán)節(jié)，到真的打入內(nèi)地，早已人困馬乏，不敢久留，搶掠一番就又退了回去。直到吳三桂打開了山海關的大門，長城才真正成為了廢物。至今還有人對吳三桂咬牙切齒罵之為大漢奸，正可以說明長城在防守中的重要性。

然而在當時，當我站在明長城的頂端，卻并沒有心思去想長城的這些是是非非。我想到的是死于長城下的億萬冤魂：

古長城

曾經(jīng)有過那樣的時候

招魂的骷髏旗痙攣地升起

這一具用淚痕血跡涂抹的木乃伊啊

據(jù)說因此將要復活

那些殉葬的人們

垂死的呻吟也成罪惡的謊言

只有祭神的歡歌和暴君的虐笑

忽遠忽近綿綿不絕

綿綿不絕的圍墻

擋不住還是綿綿不絕的風

再也沒有塞外風光

大纛無存旗桿依舊在

炮筒死死盯著的

早已是漢家的天空

只有山峰依然如利刃

曾被割破的天空啊

寧靜如六月的一個夜晚

紛紛揚揚地撒落是一地的斷磚碎瓦

究竟要撿起哪一塊

才算是我們的天

清明時節(jié)

秦時的太陽燦爛然而貧血

桃花在堅硬的尸骸上開放

冤魂們或新或久一起歌唱

1995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