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不是一部體系完整、首尾呼應的專著，而是作者二十年間某一專題的文章結集——選擇從“報刊”及“出版”的角度，談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及文化。至于談論“新文化”，為何需要兼及晚清與五四，我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的“導言”中已有詳細論證，此處不贅。

十三年前，我與日本大學山口守教授合作，在北京大學召開“大眾傳媒與現(xiàn)代文學”研討會。開幕式上，我曾提及：“大眾傳媒在建構‘國民意識’、制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文學’。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現(xiàn)代文學’之不同于‘古典文學’，除了眾所周知的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還與其生產過程以及發(fā)表形式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報章等大眾傳媒不僅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寫作者的思維與表達。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大眾傳媒，不僅僅是新聞史家或媒體工作者的責任，更吸引了無數(shù)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學史家的目光?！保ā段膶W史家的報刊研究》，《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9日）此文之所以需要副題“以北大諸君的學術思路為中心”，就因為涉及我1984年進入北京大學隨王瑤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很快意識到北大學者之談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最具史的意味，“這與他們很早就走出自家書齋、浸泡于圖書館的舊報刊室大有關系”?？紤]到“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在小說研究中比較容易得到落實，我最初的兩部著作（《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也曾切實有效地討論了報刊生產過程以及報刊連載形式對于作家寫作心態(tài)、小說結構和敘事方式的影響。

雖然從未撰寫過報刊史方面的專門著作，但我長期關注報刊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及文化的深刻影響，這一學術趣味，在相關著作中不時有所表露。正是基于此私心，我選擇在進京念書三十年這個特殊時刻，盤點零篇散簡，湊成一冊小書，交給北大出版社，約定明年春夏推出，以紀念現(xiàn)代史上最為重要的雜志《新青年》（1915—1926年）創(chuàng)刊一百周年。

在我已刊各書中，涉及不少晚清以降重要的報刊及書局如（如初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期3期及2003年1期，收入《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曾獲第二屆王瑤學術獎優(yōu)秀論文一等獎[2006]的《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若系統(tǒng)梳理，容易與以前的著作重疊，念及此，采用“拾遺補闕”的辦法——不動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學術著作，而從其他隨筆集中截取四文，加上未入集的九篇，編成這冊紀念性質的小書。

編輯此書，最初是基于“公誼”——紀念《新青年》創(chuàng)辦百周年；可編著編著，越來越偏向于“私情”——爬梳每篇文章的寫作過程，追憶問學路上師友們之援手，實在是感慨萬千。

書中寫作時間最早的，當屬“1993年11月8日于東京白金臺”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說的類型特征》。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在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從事專門研究，邀請者是東大文學部藤井省三教授。在日期間，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彭小妍研究員籌備國際會議，邀我參加。那時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尚未正式開啟，我此前多次申請赴臺，都被有關部門友好地拒絕了。藤井教授建議我試著從東京飛臺北，結果居然辦成了。這是我第一次赴臺參加學術活動，遇見不少舊雨新知，還順便參訪了父親早年工作過的《中華日報》社，故印象特別深刻。

《氣球·學堂·報章──關于〈教會新報〉》一文，雖署“1997年11月25日于[北京]西三旗寓所”，真正得益的是此前半年的美國之行。1997年3—7月，我與妻子夏曉虹得到美中學術交流基金的資助，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邀請者是王德威教授。不用上課，除了偶爾外出演講及游覽，主要時間是泡圖書館。出于好奇，我逾越自家專業(yè)范圍，仔細閱讀了哥大東亞圖書館收藏的影印本《教會新報》，做了不少筆記?；氐絿鴥?，整理成這篇此前很難入集的文章。

《以“圖像”解說“晚清”》是我和夏曉虹合編的《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序言，寫作時間標注頗有玄機——“2000年10—11月于海德堡/東京”。因撰寫此文時，夏曉虹在東京大學客座，我則應瓦格納教授（Rudolf Wagner）的邀請，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講學（2000年10—12月）。得益于剛剛熟悉的互聯(lián)網(wǎng)，我們每天交流讀書心得及寫作進度。此書序言我寫，注釋歸她，因即時對話，實際上早就“互相滲透”了。

《晚清：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是錄音整理稿，不同于專業(yè)論文，讀來別有一番風味。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我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客座，邀請者是梅家玲教授。為本科生及研究生講授的專題課“晚清文學與文化”，因臺大學生錄音整理，于是有了《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梅家玲編，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這么一冊奇書。這里選錄2002年9月25日在臺大文學院演講廳的第二講，以紀念那次奇妙的講學經(jīng)歷。

《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原本提交給臺灣中正大學主辦的“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學術研討會（2003年11月），文章刊出時，我剛好應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邀請，在巴黎的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講學（2004年2—6月）。約定講授兩門課，基礎課是中文寫作，專業(yè)課一半講余華小說（對方指定），一半自由發(fā)揮。這自由發(fā)揮的半門課，我講了這篇文章以及其他幾篇相關論文。何碧玉教授很開心，于是請丈夫安必諾教授（Angel Pino）合作，編譯成《中國現(xiàn)代小說與文化七講》（Sept le?ons sur le roman et la culture modernes en Chine，LEIDEN·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

《作為“文化工程”與“啟蒙生意”的百科全書》是為我和米列娜合編的《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撰寫的“代序”。組織一個國際團隊，研究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發(fā)起人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著名的捷克漢學家米列娜（Milena Dole?elová Velingerová，1932—2012），而最終順利完成，則得益于瓦格納教授的鼎力相助。故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書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署米列娜、瓦格納合編。為此英文著作，我只貢獻了中文本《晚清辭書及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可在長達十年的合作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歐洲學者治學的認真與嚴謹。兩次工作坊（海德堡大學，2006年3月；臺北：中研院，2007年10月），加上無數(shù)的電郵，不斷的打磨，方才成就今日這本英文書。相比之下，匆促問世的北大版，只能說是“初稿”。

《在“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之間》乃不久前貴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的“導讀”。文末稱：“為重編本《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撰寫‘導讀’，對我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因寫作時間拖得太長，學界不斷有新成果面世，等到自己出手時，只好刪繁就簡，以回避‘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困境?！?006年底交出重編本目錄，而后便開始撰寫這篇“導讀”；之所以寫寫停停，除了學術興趣不斷轉移，更重要的是，2009年秋季學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大系》研究”專題課，在與研究生深入交流的過程中，調整了寫作策略。雖有此波折，我很懷念那師生間如切如磋的溫馨場面。

此書有四文選自仍在市面流通的隨筆集；日后舊書重印，將據(jù)此重新調整篇目。至于我談及大眾傳媒的大小文章，散落在各評論集或隨筆集中的，還有《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1年）中的《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中的《大眾傳媒與現(xiàn)代學術》《懷念“小說的世紀”》，以及《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7年）中的《從左圖右史到圖文互動》《學術文化視野中的“出版”》《數(shù)碼時代的人文研究》等，敬請有興趣的讀者參閱。

2014年9月13日于香港中文大學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