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學研究最基礎的工作，是對具體文學作品的閱讀。而對于一篇具體文學作品的閱讀，實包含著三個要素：一，文本解讀。二，藝術分析。三，審美判斷。

首先，我們要讀懂作者在“說什么”。這就是“文本解讀”。文本解讀有兩種不同的定位：“作者定位”與“讀者定位”。所謂“作者定位”，是指讀者以作者為本位，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盡可能做到客觀、冷靜，在作品文字所給定的彈性范圍內(nèi)，披文入情，力求對作品做出有可能最接近作者本意的解讀。它關注的焦點，是作者的創(chuàng)作。所謂“讀者定位”，是指讀者以自我為本位，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不關心作者想說的是什么，只關心我從作品中讀到了什么。這種定位，理論后盾是西方的“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在中國古典傳統(tǒng)則是“六經(jīng)注我”，“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它關注的焦點，是讀者的接受。作為一般讀者，普通文學愛好者，愛怎么讀就怎么讀，這是他的自由，不容他人置喙。但作為學者，專業(yè)研究者，當我們在對具體作家具體作品創(chuàng)作的本身進行研究，而非對其作品的大眾接受進行研究時，通常都采取“作者定位”。

然而，光讀懂作者在“說什么”還不夠。還要探討作者“怎樣說”，審視其寫作技術，這就是“藝術分析”。然而，光讀懂作者在“說什么”，弄明白作者“怎樣說”，也還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最終，我們還必須對該作品作出評價：它“說得怎樣”？“說”得好還是不好？好到什么程度，不好到什么程度？這就是“審美判斷”。文學之區(qū)別于其他文字著述的本質(zhì)屬性，在語言藝術之審美。其他文字著述，或求真，或求真且善，至于其語言運用，辭達而已，作者說得清楚，讀者看得明白，目的便達到了。而文學作品則不僅求真，求善，更求其美。因此，將文學等同于其他各類文字著述，閱讀文學作品僅求其真、其善，而不提升到審美的層次，即無異于對蒙娜麗莎做人體解剖，真正是煞風景了。

總的來說，在古典文學的各類文體中，“詩詞”是篇幅最短小，語言最精練，技術含量最高，從而被人們公認為最難讀懂，最難鑒賞的一類文體。一般讀者不必說了，一般學者也不必說了，即便是資深的專家，乃至于大師級的學者，對具體詩詞作品的文本閱讀，誤解的現(xiàn)象也時有發(fā)生；對某些詩詞作品的藝術分析與審美判斷，也未必切中肯綮，甚或不免于隔靴搔癢。

筆者這樣說，并非信口雌黃，而是以事實為根據(jù)的。三十多年前，筆者還在攻讀博士學位，承蒙上海辭書出版社信賴，誠邀筆者作為《唐宋詞鑒賞辭典》的總審訂者之一，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副總編輯陳振鵬先生共同審訂了該書的全稿。該書是上海辭書出版社繼《唐詩鑒賞辭典》開創(chuàng)體例并獲得巨大成功、巨大社會效益之后編輯的第二部鑒賞辭典，約稿規(guī)格是很高的。撰稿人當中，不乏當時詩詞研究界的著名專家學者乃至大師級的學者。但即便如此，書稿在文本解讀、藝術分析與審美判斷這三個方面，還是存在著大量的失誤。筆者前后花了一年多時間，細細審讀，寫下了數(shù)千條具體的審讀、修改意見。這些意見，絕大多數(shù)都經(jīng)陳振鵬先生裁決認可，由他親自操刀對原稿做了訂正；或反饋給作者，請他們自行修改。

在筆者的審讀印象中，鑒賞文字質(zhì)量最高，幾乎無懈可擊的撰稿人為數(shù)并不太多。而在這為數(shù)不多的撰稿人當中，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便是周嘯天先生。當時嘯天碩士生畢業(yè)不久，尚未成名，筆者與他素昧平生，緣慳一面，亦無通訊往來。但每讀其文，輒擊節(jié)嘆賞，欽服不已。筆者在與《唐詩鑒賞辭典》《唐宋詞鑒賞辭典》的責任編輯湯高才先生閑談時，對嘯天所撰鑒賞文章曾做過大意如下的評價：別人沒有讀懂的詩詞，嘯天讀懂了；別人雖然讀懂了，但沒能讀出其好處來，而嘯天讀出來了；別人雖然讀懂了，也讀出好處來了，但下筆數(shù)千言，剌剌不能自休，卻說不到位，而嘯天的鑒賞文章，既一語破的，文字又簡凈明快，絕不拖沓，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高才先生對此評價深為贊同，并說他在《唐詩鑒賞辭典》的組稿過程中就已發(fā)現(xiàn)嘯天的長才，因此一約再約，以致在此兩部鑒賞辭典中，嘯天所撰稿件篇數(shù)獨多。高才先生實在是一個愛才的前輩，真能識英雄于風塵之中，不拘一格用人才啊！

三十年后，筆者與嘯天已成為熟識的朋友。嘯天應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約，將其歷年精心撰寫的古典詩詞鑒賞文章匯編出版，而不以筆者為谫陋，來電命序。義不容辭，乃重述當年所見如此，今日所見依然如此的評價，以為喤引。如此精彩的古典詩詞鑒賞文集，必將得到廣大讀者的寶重，其傳世是必然的！

2017年5月23日，鐘振振撰于南京仙鶴山莊寓所之酉卯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