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1913～2002）研究

他“唱出了時代要求的歌”

——孫犁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

劉宗武^[1]

2015年是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現(xiàn)代著名作家孫犁的代表作《荷花淀》發(fā)表70周年。這一篇膾炙人口的優(yōu)秀作品，能和這個偉大的日子聯(lián)系在一起，是非常有意義的，它不僅代表了孫犁在抗戰(zhàn)時期——也可以說創(chuàng)作前期（包括1950年代初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而且也概括了他的作品的特質。它完全是生活的再現(xiàn)，關于那一時期的“家鄉(xiāng)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緒的真實記錄”。同時，還可以由此及彼地聯(lián)系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作品，看到許多人共同擁有的東西。因此，在紀念這個偉大日子的時候，回顧一下孫犁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很有意義的。

一

1913年，孫犁出生于冀中農村的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父親在安國縣經商。因此，他在安國縣上完了小學，又到保定育德中學繼續(xù)上中學。在育德學習六年，孫犁打下了堅實、牢固的各方面的知識基礎。特別是他閱讀了大量的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名著（有的是英文原文）。更突出的是，他認真深入地閱讀了五四以來大量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最主要的是魯迅的作品，深刻地確立了為人生的文學觀，并開始了寫作練習。

孫犁的早期創(chuàng)作，據(jù)現(xiàn)在已經發(fā)現(xiàn)的，有初中時孫犁在《育德月刊》上發(fā)表的四篇小說《自殺》《孝嗎？》《棄兒》《麥田中》，以及劇本《頓足》。孫犁說，這是他真正的處女作。寫作時間皆為1929年至1930年，即“九一八”事變前夕，他剛17歲。

《孝嗎？》和《頓足》都是寫朝鮮愛國青年不甘心忍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或是投身革命，發(fā)動群眾，領導群眾游行示威，或是表示極大憤怒，堅決斗爭，作品中充滿了青春朝氣和奮發(fā)向上的精神?！蹲詺ⅰ访鑼懥饲嗄昴信疄闋幦』橐鲎灾鞫黄入p雙自殺的悲劇。《棄兒》則揭露了封建禮教扼殺了青年婦女的婚姻自由，小說中直接痛斥“舊道德之魔”吃去了人的“仁慈的本性”，呼吁“我們要殺死那些舊禮教之徒，將舊禮教焚化，使那可愛的有希望的嫩芽任意生長，在這黑暗的世界上，多開幾朵光明的花”。孫犁說：“我的作品，從同情和憐憫開始，這是值得自己紀念的?！?sup>[2]

很明顯，上述兩個主題，在當時都有積極的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而且富有強烈的戰(zhàn)斗精神。從處女作開始，孫犁就實踐了文學為人生的正確主張，做到了“它是給我們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們民族繁榮興旺的，充滿光明的”^[3]。

但是，1933年，孫犁以優(yōu)異成績高中畢業(yè)后，家庭經濟拮據(jù)，無力供給他上大學。因此，他曾在北平流浪了兩年，先后做過機關的小職員、小學校的事務員等，但都不稱心如意；他想寫作投稿維持生活，也毫無希望，不得已回到家鄉(xiāng)閑居，后經同學介紹到白洋淀邊的同口鎮(zhèn)小學教書。剛過一年，就爆發(fā)了“盧溝橋事變”，華北地區(qū)首先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孫犁回憶說：“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風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農民的愛國、愛民族的觀念，是非常強烈的。在敵人鐵蹄壓境的時候，他們迫切地要求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他們苦于沒有領導，他們終于找到共產黨的領導?！?sup>[4]于是，在冀中、在晉察冀、在全中國，“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把祖國各地各個角落的有志有為的青年，召喚到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前線。每天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奔向前方，他們是國家一代的精華，蘊藏多年的火種，他們?yōu)榭谷斋I出了青春才力，無數(shù)人獻出了生命”^[5]。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1938年春孫犁投筆從戎，跨入抗日戰(zhàn)爭——民族解放的戰(zhàn)斗行列里。

他先在冀中抗戰(zhàn)學院做教官，敵人侵入縣城后，又在短時間內帶劇團到各地演出，1939年春，調到冀西山區(qū)，在晉察冀邊區(qū)從事通訊、文藝創(chuàng)作和教學工作。

這時，他一邊在敵后打游擊，一邊開始了文學創(chuàng)作。他身上的武器就是筆和兩枚手榴彈，它們一同掛在腰上，他說：“抗日戰(zhàn)爭年代，每天行軍，輕裝前進。除去脖項上的干糧袋，就是掛包里的這幾本書最重要了。于是，在禾場上，河灘上，草堆上，巖石上，我都展開了魯迅的書。一聽到繼續(xù)前進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來。這樣，也就引動我想寫點文章，向魯迅先生學習。這樣，我就在魯迅精神的鼓舞之下，寫了一些短小的散文。它們是：有所見于山頭，遂構思于澗底；筆錄于行軍休息之時，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題擬高巖而挺立?！?sup>[6]

于是，在征戰(zhàn)的路上，開始了他的文學的路。而且，他說“寫作竟出乎意料地成為我后半生的主要職業(yè)”。

二

全面抗戰(zhàn)的八年，孫犁完全在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堅持革命文藝工作。

早期，他對文藝理論有很濃厚的興趣，曾研讀了當時出版的許多翻譯的理論著作，并被同伴譽為“中國的吉爾波丁”。^[7]1938年，他寫了《民主革命戰(zhàn)爭與戲劇》、《現(xiàn)實主義文學論》和《魯迅論》（后一篇散佚）在刊物上發(fā)表（從第二篇論文開始，他用筆名孫犁，這個名字伴隨了他一生）?？梢哉f這幾篇論文是他這一時期學習的心得和總結，也為他后來在理論上的深入和進行文藝批評創(chuàng)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1939年春，孫犁被調到晉察冀通訊社，做指導通訊工作，每天給各地的工農通訊員寫信，少則十數(shù)封，多則數(shù)十封。根據(jù)日常工作的積累和總結，他寫了一本小冊子《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這是一本“通訊員及通訊寫作問題的一個初步的和入門的書”；他“認為它是我那個特殊的時期，寫下的一本有特殊內容的書”，“它不只片段地記錄了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也零碎地記錄了全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爭。在這本薄薄的小書里，保存了全世界被侵略、被壓迫、被剝奪、被殺戮的弱小之國的人民，奔赴、呼號、沖擊、戰(zhàn)斗的身影，記錄了40年代之初，蔓延在整個地球之上的一股壯烈的洪流，一股如雷鳴般噴發(fā)的正氣”?！霸谄渲?，也記錄了我在那一時期的生活和感情”^[8]。

1941年秋，孫犁一度回冀中，應戰(zhàn)友王林之邀參加編輯《冀中一日》，之后，根據(jù)編輯心得與經驗，又寫出一本書——《區(qū)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后改名為《文藝學習》）。他在“新版題記”中說：“書中所引的一些斷片文字，包括當時的一些未用稿，在真實而生動地反映抗戰(zhàn)時期，冀中人民所進行的戰(zhàn)斗和經歷的苦難方面，現(xiàn)在看來不是更值得珍貴了嗎？其中所表現(xiàn)的火花一樣的激情，不是仍然在我的眼前閃爍，并能擴而大之，對我的思想感情起著鼓舞砥礪作用嗎？”^[9]并說它“保留了抗日游擊戰(zhàn)爭時代冀中人民可紀念的戰(zhàn)斗精神”^[10]。在這本書中，作者深刻地闡明了作家的文學觀，全面地論述了文學的特性，以及“文學——生活，或者說是人民——文學之間的血肉關聯(lián)”^[11]等。全書洋溢著勇于進取的革命精神，文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對晉察冀邊區(qū)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在晉察冀邊區(qū)培養(yǎng)起來的作家，寫出的著名的作品，無不從中汲取了寶貴的營養(yǎng)。正如孫犁說的：“不只看見了這里面的初生的枝葉，也可以仰望那累累的果實了?！?sup>[12]

這個時期，孫犁還熱衷于文藝批評。在寫作了兩本書的前后，又寫了一些論文，他確立了“我以為批評之于創(chuàng)作的任務，主要的應是引導、幫助和提攜，對初學者尤當如此”^[13]的觀念。這個批評原則，可以說貫穿了他一生的理論批評工作。如他在《文藝學習·油印本后記》中說的：“我想起過去店鋪，一個先進店學習的師兄，怎樣在工作上教助師弟。在戰(zhàn)場上，幼小者教助更幼小者，尤其是當然的事。”^[14]

此外，在普及有關魯迅的知識方面，孫犁做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孫犁最崇拜、最景仰魯迅，而且可以說，在學習魯迅、師承魯迅方面是出類拔萃的?？箲?zhàn)初期，在晉察冀邊區(qū)，他最熱心于普及魯迅，而且建議“使男女老幼對魯迅都有清楚的認識，使他們很熟悉魯迅，像他們熟悉孔子一樣（當然魯迅不是孔子，而我們讓他們熟悉魯迅，也不是叫他們像熟悉孔子那樣）”^[15]。為此，他于1941年，率先編寫了《魯迅、魯迅的故事》和《少年魯迅讀本》并出版發(fā)行。在這兩本書中，孫犁把魯迅的生平事跡和他的創(chuàng)作、言論，以及個人對魯迅的感受，編寫成通俗曉暢的小故事，供少年們或念書不多的成年人閱讀，讓他們從中“發(fā)現(xiàn)一些魯迅的腳印”，并把這些故事，當作對我們社會的教育，看“我們自己或我們身邊的人，還有沒有像魯迅批評指責的那種情形，以繼承和光大魯迅的偉大精神”。

在窮鄉(xiāng)僻壤的山區(qū)農村，這是有重大意義的一項工作；在全國，在抗戰(zhàn)初期，這樣重視魯迅、宣傳魯迅，也是獨一無二的首創(chuàng)之舉。

那么，普及魯迅與抗戰(zhàn)有什么關系，也就是說有什么重大意義和作用呢？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即《論魯迅》中，概括了魯迅的三個特點：政治的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幾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并指示“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zhàn)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16]

孫犁做的普及魯迅的工作與這個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

后來，孫犁在一篇紀念魯迅的文章里，也從幾個方面做了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在魯迅的創(chuàng)作里，“科學地革命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突出地鮮明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方向”^[17]，這些作品“直接教育中國革命的先鋒隊”，同時，對工農讀者，“在解放區(qū)的群眾運動中間，改變了他們的精神和面貌”^[18]，而且“強烈地號召了人民堅韌的戰(zhàn)斗”，“號召了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等。

今天，雖然抗戰(zhàn)勝利已經70周年了，但普及魯迅的基本精神，恐怕仍不失其巨大的現(xiàn)實意義吧。

三

孫犁在《文藝學習·校正后記》中說，“我自己，從寫了這本書以后，就開始學習創(chuàng)作”。又說，“抗日戰(zhàn)爭，我才正式地從事創(chuàng)作”，實際上，在抗戰(zhàn)時期，他最早創(chuàng)作的是詩歌作品。

在冀中時，孫犁首先編了一本中外革命詩歌選集《海燕之歌》，鉛印出版，又為抗戰(zhàn)學院寫了一首校歌。之后，隨著街頭詩運動在晉察冀邊區(qū)展開，他于1939年寫出了小敘事詩《兒童團長》《梨花灣的故事》《白洋淀之曲》，以及稍后的《春耕曲》和《大小麥粒》等。這是孫犁對30年代中國新詩歌運動做出的寶貴貢獻。

魏巍在《晉察冀詩抄·序》一文中說：“這些詩篇給我們繪下了動人的人民戰(zhàn)爭的風俗畫，使我們好像又回到了那斗爭的年代，人民大眾覺醒的年代，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鮮明地戰(zhàn)斗風采，可以說是這些詩篇共同的特色?！?sup>[19]

孫犁的詩正是具備這個特點的。他所描繪的兒童團長，一個13歲的小孩子小金子，傍晚去布置工作、查崗哨，戰(zhàn)勝寒冷、戰(zhàn)勝恐懼的心理，是什么力量支持了他？一句話“我是在抗日呵”，這點睛之筆，使人物的精神境界得到升華。而梨花灣的窮苦人“放羊大王”李俊，不堪日本侵略者的蹂躪和欺凌，不顧老母年邁，兒女幼小，毅然參軍上前線，也是因為他的精神覺醒了：一生，不能“這樣活下去”！

所以，他的詩也是符合這個論斷的：“詩與戰(zhàn)斗生活密切結合，而這種結合，是詩人在行動上，在思想感情上，已經是戰(zhàn)斗人民中間的一個，而且是比較堅強，覺悟比較高的一個?！?sup>[20]

眾所周知，孫犁是以小說蜚聲文壇的，在解放區(qū)時就贏得了“有天才的新作家”（荃麟、葛琴語）的崇高聲譽。雖然在抗戰(zhàn)時期，他的小說、散文不過二三十篇，加上解放戰(zhàn)爭時期乃至新中國初期的創(chuàng)作，他寫抗戰(zhàn)的小說也只有四五十篇，他的成名作《荷花淀》卻是一篇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傳世佳作。且不說，人們曾以此命名了荷花淀派，即以被編入中學語文教材來說，它也是從新中國成立初迄今，最經得住考驗和篩選的篇目之一。因為它“表現(xiàn)出在人民抗日戰(zhàn)爭中，人民的英勇、愉快自由的精神；他們沒有畏懼、悲觀和苦惱；但也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他們是一種所謂‘一種常常有力量，微笑的，活潑而充滿精力的人’”。“這篇小說，從斗爭中寫出了解放以后中國農民性格與品質上的美麗的特質，而從這里也照明了一切被壓迫的中國農民一幅未來的美麗的生活圖畫?！?sup>[21]

縱觀這一時期孫犁的小說，與同時代作家相比較，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第一，“以生活見長”的選材。孫犁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學遺產》中說：“第一是現(xiàn)實取材問題，很多人以為中國小說的傳統(tǒng)是傳奇的，但仔細研究宋人話本和幾部優(yōu)秀的長篇，其長處還在于豐富地反映了當時當?shù)厝嗣竦纳?，反映了很多當時的社會制度，而這種生活具有很大社會思想感情的共通性，人民聽起才有興味?！?sup>[22]能抓住“共通性”的東西，的確是小說成功的關鍵，孫犁小說，所描寫的完全是以白洋淀一帶人民的生活為主的，擴大一點說，冀中地區(qū)，再擴大一點說，晉察冀邊區(qū)。這是抗戰(zhàn)時期最主要的敵后戰(zhàn)場之一。同時，也是革命文藝最活躍的地區(qū)之一。孫犁的名篇，如《丈夫》《第一個洞》《荷花淀》《村落戰(zhàn)》《蘆花蕩》等，雖然沒有直接寫戰(zhàn)斗生活，但處處都和敵后的游擊戰(zhàn)斗息息相關。如同趙樹理以晉東南地區(qū)人民的生活為主的作品，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孟祥英翻身》、《地板》和《李家莊的變遷》等，多偏重于新中國成立后農村新生活中新與舊、先進與落后的斗爭，乃至激烈的階級斗爭。這些作品都具有很大的社會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所以，他們寫了白洋淀、晉東南，也就寫出了敵后北方廣大農村的基本面貌和人民的情緒、意志。

第二，以平凡的人物為主的描寫對象。一部好的作品寫了什么樣的人物，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尤其是具有顯著性格的人物。在不多的短篇小說中，孫犁特別精心地塑造了農村青年婦女的鮮活形象。不論是支持丈夫參加游擊隊的水生妻，把光榮看得比生命還要緊的秀梅，好說好笑、嘴快腳快手快的淺花，還是精明能干的蒿兒梁的婦救會主任……個個展示了北方勞動婦女豪爽、質樸、健壯、無畏而又深明大義、感情真摯的可愛性格，但她們又各具個性，絕不雷同。

誠然，文學作品要塑造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給人力量，以激發(fā)人民的斗志。但是，習見的平凡人物，與讀者的心靈更接近，讀者更易受到感染，獲得教益。它所突出的是群體中的一員，不是高不可攀的人物，這在抗戰(zhàn)時期對人民的影響、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即使今天讀之，也富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第三，經過錘煉的群眾語言。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從接受美學來說，語言的選擇，關系作品的傳播和生命力。孫犁說：“我的語言，像吸吮乳汁一樣，最早得自母親。母親的語言，對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影響最大。母親的故去，我的語言的乳汁，幾乎斷絕。其次是我童年結發(fā)的妻子，她的語言，是我的第二個語言源泉?！?sup>[23]當然，這與他主要寫農村的青年婦女有關系，但他絕不是原封不動地把她們的語言拿過來，而是結合自己的文學修養(yǎng)——中國古典文學、五四新文學和外國文學的修養(yǎng)，對農村女性的語言做了精心的錘煉，所以既是通俗易懂，又是耐人尋味的。這較之一般的通俗小說，是更高的一個層次，更富有美學意義。比如，我們隨便摘取一段：

禿大娘做好飯，端到大門過道，放在一張小白木桌上，小桌旁邊，放上兩個麥秸編的蒲墩，自己卻坐在那塊捶布用的青石板上，等候二梅和她爺回來。

二梅還沒有進門就尖著聲喊：

“奶奶，飯熟了沒有？”

奶奶站起來笑著說：

“熟了，有功的回來了?！?/p>

二梅和爺爺把背回來的麥個放在院里，一邊擦著汗，一邊坐在蒲墩上。她望一望飯碗，把小嘴一撅說：

“又是秫面餅！”

奶奶說：

“折死你，秫面餅還不好，你要吃什么？忘記那二年吃糠咽菜的日子了？”

這是小說《麥收》開頭的幾句對話，活生生地把奶奶和孫女兩個人物勾勒出來。這為后來孫女領著群眾去破路保護麥收做了鋪墊（不然，讓敵人來了把麥子搶去，就吃不上白面餅了）。這個片段中的敘述和對話，都簡練得不能再簡練了，給人留下的卻是難忘的印象。

至于孫犁小說中，常被人稱道的是富有詩意的語言，這方面的例子更不勝枚舉。

孫犁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洋溢著浪漫氣息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嫻熟運用的白描手法等，在抗戰(zhàn)時期的小說作品中，也是獨辟蹊徑、獨領風騷的。已有許多評論家對此做了詳盡的論述，在此也就從略了。

四

對于全面抗戰(zhàn)的八年，孫犁深情地說：“我看到農民們的愛國熱情，參戰(zhàn)的英勇，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看到真善美的極致，我寫了一些作品?！?sup>[24]它們“是我個人對這一偉大時代、神圣戰(zhàn)爭，所作的真實記錄。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進的腳步，我的悲歡離合。反映這一時代人民精神風貌的作品，在我的創(chuàng)作中，占絕大部分”^[25]。

他之所以能夠盡心盡力，盡情盡致地進行創(chuàng)作，又與時代的要求和環(huán)境的寬松密切相關。孫犁說：“抗日戰(zhàn)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是有槍出槍，有力出力。我的家鄉(xiāng)有些子弟就是跟著槍出來抗日的。至于我們，則是帶著一支筆去抗日。沒有朱砂，紅土為貴，窮鄉(xiāng)僻壤，沒有知名的作家，我們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馳騁起來?！菚r的寫作，真正是一種盡情縱意，得心應手，既沒有干涉，也沒有限制，更沒有私心雜念的，非常愉快地工作。這是初生之犢，又遇到了好的時候：大敵當前，事業(yè)方興，人民其才，物盡其用?！?sup>[26]孫犁親身經歷了抗戰(zhàn)的全過程，他的感受和認識，絕對是可信的。

這個時期的確是充分地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腦力勞動的，讓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專長和熱情得到了充分發(fā)揮，這種環(huán)境為鼓舞全國人民積極投入抗日戰(zhàn)斗，發(fā)揮了空前巨大的歷史作用。

對他和同時代人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孫犁從兩個方面做了獨到的論述。一方面，從社會發(fā)展來說，是啟蒙工作，即對人民群眾，要開闊他們的思想，擴大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文化。孫犁的一生，不妨說都是為這個事業(yè)奮斗不息，鞠躬盡瘁的。戰(zhàn)爭年代是這樣的，在和平時期，他依然沒有放下他那耕耘了半個世紀的一支筆。

另一方面，從文學發(fā)展上說，是“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難解決的文學大眾化的難關”。文學大眾化是新文學誕生后不久被反復討論、爭論不休的老問題，孫犁在《談趙樹理》一文中所做出的極其精辟的論述，是值得重視的。他認為，五四白話文學的革命，是破天荒地使文學走向大眾的一次努力，但其影響仍然局限在少數(shù)讀者的范圍里。理論上的不斷探討，不能解決大眾化的實踐問題。這個論斷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那么文學作品如何能通俗傳遠？孫犁認為，要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主要是現(xiàn)實生活和現(xiàn)實斗爭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在這兩項條件之外，作家的思想鍛煉，生活經歷，藝術修養(yǎng)和寫作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條件?！?sup>[27]

對趙樹理的成長、發(fā)展過程，孫犁的總結是：“這一作家的陡然興起，是應大時代的需要產生的，是應運而生，時勢造英雄。”^[28]這是非?？茖W的、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論斷，也實事求是地闡明了抗戰(zhàn)時期廣大作家之所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

一言以蔽之，對趙樹理，同樣也是對孫犁自己，以及其他從抗戰(zhàn)時期的解放區(qū)成長起來的作家，用孫犁的這段話來描述，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他同身邊的戰(zhàn)士，周圍的群眾，休戚與共，親密無間。

他要寫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講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傳、鼓動，就必須用戰(zhàn)士和群眾的語言，用他們熟悉的形式，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而這些東西，就在趙樹理的頭腦里，就在他的筆下（《談趙樹理》）。^[29]

他認為：“如果不是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和生活條件，作家是不會如此得心應手，唱出了時代要求的歌?！?sup>[30]

[1]劉宗武，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2]《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403頁。

[3]《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92頁。

[4]《孫犁文集》（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217頁。

[5]《孫犁文集》（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195頁。

[6]《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16、317頁。

[7]吉爾波丁，蘇聯(lián)早期文藝理論家，生平不詳。

[8]《孫犁文集》（續(xù)編二），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66、67頁。

[9]《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6頁。

[10]《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7頁。

[11]《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11頁。

[12]《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153頁。

[13]《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152頁。

[14]《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149頁。

[15]《孫犁文集》（續(xù)編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251頁。

[16]《毛澤東論文藝》（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第10頁。

[17]《孫犁文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第409頁。

[18]《孫犁文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第410、411頁。

[19]《晉察冀詩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第9頁。

[20]《孫犁文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第266頁。

[21]《孫犁作品評論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第9頁。

[22]《孫犁文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第406頁。

[23]《孫犁文集》（一），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4頁。

[24]《孫犁文集》（四），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91、392頁。

[25]《孫犁文集》（一），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2頁。

[26]《孫犁文集》（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219頁。

[27]《孫犁文集》（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16、317頁。

[28]《孫犁文集》（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17、318頁。

[29]《孫犁文集》（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18頁。

[30]《孫犁文集》（三），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第3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