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五院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在北大問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問“靜園六院”在哪。因為五院只是6個院落的其中一個，按順序分別命名為一院、二院、三院等。這樣簡單的名字并不好聽，不像朗潤、蔚秀、鏡春、暢春等那樣能引起各種美麗的聯(lián)想，所以也難叫得起來。不過本系老師同學也都喜歡叫幾院幾院的。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習慣說“去五院”。

靜園六院在燕園中部，東側緊靠圖書館，往西是勺園，南邊矗立著第二體育館，三面包圍的中間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十多年前這里還不是草坪，是果園，每到秋天我還進園去買新摘的蘋果。那時最大的草坪在圖書館東邊，圖書館要擴建，把草坪占用了，學生抗議，校方只好派人把靜園的果樹砍掉，改造為草坪。六院就坐落在靜園草坪的東西兩側，每邊三個院落，一個挨一個。

六院中的一院至四院建于20世紀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學女生宿舍。幾年前國民黨前主席連戰(zhàn)從中國臺灣回大陸訪問，特地到一院尋蹤，他母親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曾寄宿于一院。燕京是教會學校，學生比較貴族化，每間宿舍只住一人，還有保姆侍候。五院和六院是后來加建的，這樣東西各3座，顯得對稱完整。如今6個院落都是人文學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這種傳統(tǒng)的風格比較協(xié)調(diào)。草坪西側是歷史系、信息管理系（圖書館系）和社科部，東側是俄語系、哲學系和中文系。6個院落的風格統(tǒng)一，院墻由花崗巖壘砌，大門進去，左、右、前各一廂房，成品字形，其間以環(huán)廊相通，都是兩層，磚木結構，脊筒瓦頂，兩卷重檐，青灰磚墻，朱漆門窗。近年北大新建了許多樓，大都是現(xiàn)代新式建筑，盡管也力圖往傳統(tǒng)風格靠，畢竟難得真味，在眾多簇新樓宇中，六院更顯出它獨特的韻致。

中文系五院居東側3座院落之中，坐東朝西。進單檐垂花朱漆院門，拾級而上，是個大院子。右邊一古松，蟠曲如蓋，常年青綠。左邊桃樹幾株，幽篁數(shù)叢。門內(nèi)側兩花架，垂?jié)M紫藤，最引人矚目。到春天，院門被一串串紫藤裝點得花團錦簇。盛夏來了，枝繁葉茂的紫藤又把院門遮蓋得嚴嚴實實，從外往里看，真是庭院深深。還有那院墻和南廂背陰屋墻上滿布的“爬山虎”，也是五院的標志物之一。燦爛的時節(jié)在深秋，紅、黃、綠三色藤葉斑駁交錯，滿墻揮灑，如同現(xiàn)代派潑墨。盛夏則整扇整扇的綠，是透心涼的肥綠。頂著太陽從外面踏進院門，綠蔭滿眼，頓生清爽，即便有煩惱也都拋卻門外了。

踏過院子的石板小徑，便到了正廂門，朝上看是兩卷紅藍彩繪重檐，下為連排的朱漆花格門窗，莊重大方。進屋去，上為木雕天花橫梁，下為紫紅磨石地板，往左或往右都有環(huán)廊，再拐彎，是一個個分隔的小房間。二樓結構和地下大致相同。整個樓宇全由磚木構設，沒有炫耀的裝飾，卻有內(nèi)斂溫和之氛圍，讓人親切放松，毫無壓迫感。

五院南側還有一小門，出去，又一個園子，是后院，和哲學系所在的六院相通。后院毫無章法地長滿了側柏、加楊、香椿、水杉、石榴等各種植物。哲學系劉華杰教授曾很留心做過調(diào)查，這里的植物種類居然達到三四十種，簡直就是一個別有洞天的小植物園了。因相對封閉，平日少人問津，園子有些荒蕪，卻更顯幽靜。有時看書寫字累了，到后院伸伸懶腰，活動活動，容易想起魯迅筆下那個神奇而又溫馨的“百草園”。五院北側原來也是一個對稱的園子，近年變成了停車場，可惜，可惜。

“文革”前北大中文系辦公機構不在五院，在文史樓，“文革”中師生“三同”，一度搬到學生宿舍32樓。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到學?？窗?，還是到32樓。我正在門口張貼的復試告示上“欣賞”自己的名字，盧荻老師（當時她還在北大中文系，曾擔任過毛主席的古詩“伴讀”）從樓梯下來，向我連連“恭喜”。不過等我?guī)滋旌笳綀蟮?，中文系已?jīng)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0年都過去了。

五院雖小，卻用的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一句。平時比較安靜，外來聯(lián)系公務或參觀的不算多，來者多為本系師生。遇到學術會議、開學報到，或者研究生報考、復試、答辯等，就人流不斷，甚是熱鬧。來中文系講學的國內(nèi)外學者名人多，講座完了，都喜歡在五院門口照個相留念。暑期給外國留學生辦培訓班，世界各地留學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織，中西合璧，華洋雜處，也是一種別致的風景。

五院兩層不到30個房間，少部分是教務行政辦公室、收發(fā)室，大部分是教研室，還有幾間大一些的是會議室和報告廳。收發(fā)室原在東南角，里外兩間，老師和學生來得最多的是此處，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樞。20多年前，幾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端坐其中，接待師生，他就是馮世澄先生。馮先生負責收發(fā)，兼做教務，說話細聲慢氣，謙和有禮，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馮先生記性極好，20世紀50年代后畢業(yè)的歷屆學生他幾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檔案。好幾部以北大為題材的小說，都曾把馮先生作為原型。那時老師收信拿報紙都要到馮先生這里。每天下午5點左右就看到王瑤先生騎著單車，叼著煙斗，繞過未名湖來到五院收發(fā)室，拿到信件轉身就走。謝冕教授大致也是這個時辰來，也是騎單車，卻西裝革履，頗為正規(guī)，見到人就熱情洋溢地大聲招呼。而芩麒祥、陳貽焮、褚斌杰等許多教授多是步行來的，時間不定準，除了拿信，順便打聽消息，聊天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陳貽焮、黃修己、汪景壽等先生斜靠在收發(fā)室椅子上，天馬行空地侃大山。那時收發(fā)室就是老師們的聯(lián)絡站。這些年為了方便，在五院為每位老師設了一個信箱，還開辟了一間教員休息室，有沙發(fā)電視，香茶招待，可是來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休息室經(jīng)常都空著，只有一位打掃衛(wèi)生的阿姨在里邊打盹。五院一層東頭豎立一排老師信箱，分隔成近二百個灰色鋁制小柜，每人一個，許多響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現(xiàn)，甚為壯觀。這里倒是來人不斷，偶爾見到有外來的文學青年、民間學者，甚至是上訪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見名人，或者就某個問題要“打擂臺”。他們大都心懷熱望，個性執(zhí)拗，渴求能引起關注，時來運轉。

五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教研室。中文系有9個教研室（還有幾個研究所和學術基地），每個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個專用房間。其格局多年不變，無非桌子板凳，三五書架，既沒有“二十四史”，也不見字畫墨寶，很是簡陋。20年前，經(jīng)常要組織政治學習，比如討論某個領導的指示，或者報紙社論，起碼一個月有一兩回，老師都來這里碰碰頭，發(fā)發(fā)議論牢騷什么的。有時也開全系老師大會，百十號人坐不下，就在走廊里湊合。記得有一回，某領導到五院傳達上級什么文件精神，點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自由化傾向”，剛說到一半，坐在樓梯旁一位白發(fā)老師蹭的就站起來，激動而大聲地發(fā)表自己不同的“政見”。那時我剛留校，對此舉未免有些吃驚，但眾多老師似乎見怪不怪了，覺得這很平常。這些年沒有政治學習一類活動了，全系大會一學期也難得一兩回，老師們愛來不來，不知何故大家是越來越忙，來五院少了，彼此見面都要電話預約了。

五院學術活動還是多，用時髦說法，是名副其實的學術“平臺”。幾乎每天都有各種學術講座，或小班教學，在五院舉行。門口有一告示牌，總貼滿各種講座的通告，同學們有事沒事會到這里看看，選擇有興趣的聽講。即使是學界“大腕”要出場，告示也就是極普通的一張紙，說明何時何地之類，不會怎樣的包裝和張揚。也許名人講座太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謂“轟動效應”是比較難的。但這不妨礙學術影響。1995年，美國著名的理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樓東北角的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設壇收徒”。一張油光锃亮的厚木方桌，圍坐十多位學生，用英文講了一個學期，所謂“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熱潮，便從這里洶涌傳播開去了。如今在美國當教授的唐小兵、張旭東、黃心村等，名氣不小了，當時都還是研究生，在這間房子里拜詹姆遜這個“洋教頭”為師。類似的名流講座在五院不知有過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歷來大大咧咧的，也沒有個記載。

也有些老師不喜歡在教室上課，就把教研室當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給研究生開的“陶淵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數(shù)，好開展討論，在五院會議室正合適。謝冕教授主持的“批評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請一些作家、評論家來討論熱點問題，學生自然也是熱心參與者，那是沙龍式的文壇“雅集”?！版菝駥W術論壇”是專為博士生開設的“名家講壇”，匯集了學界各路頂尖的角色，?？梢姷礁鞣N學術觀點在五院的交鋒。有些學生社團，包括以創(chuàng)作為主的“五四文學社”或偏愛古風的“北社”，也不時在五院某個角落精心謀劃。特別是研究生的Seminar、開題、資格考試等，如果人數(shù)不多，大都在教研室進行。大家對五院都有某種自然的歸屬感。有些老師住得遠，課前課后還是要到五院歇歇腳。王理嘉、陳平原、周先慎等許多老師，好些天才來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郵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揀處理。年輕教師住家一般比較窄小，有時也躲到教研室來，寫字、看書或和學生談話。

五院二層東側原來有個資料室，藏書不多，是大路貨，并沒有孤本珍本之類，卻是訪學進修的學者常去之地。來訪學進修的老師很多，而北大居住條件艱苦，有的還被安排到近處的小旅館里，吵雜不便，紛紛都到資料室來看書。資料室青燈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圖書館人多，非常安靜，正好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這里的書越積越多，怕樓板承受不住，早幾年就搬到外邊去了?？粘龅姆块g稍加修整，改成學術報告廳。系里有專用的報告廳方便多了，雖然布置沒有什么新奇，只有簡樸的講臺，八十多個座位。來訪中文系的名家大腕總是絡繹不絕，每學期少說也有五六十人，做報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過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聽族”蹭課的也不少，報告廳常常坐不下。在外邊找教室也不難，提前到教務部預約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風味比較“學術”，老師們還是樂于在這里開講。也有稍微麻煩的。記得有一回我邀請臺灣詩人余光中先生來講座，70多人的報告廳擠進150多人，臨時換教室來不及，許多人只好站在過道和講臺旁邊聽。人多熱氣高，余先生大受感動，更是情懷激越，詩意盎然，直講到滿頭大汗，最后大獲成功。和報告廳相對的樓下，還有一間小會議室，主要供開會或者論文答辯用。許多從這里畢業(yè)的碩士、博士生可能終生忘不了這個地方，因為他們答辯通過后便在這里和老師拍照，從此翻開人生新的一頁。

順著北邊樓梯上去二樓，靠西一間稍大的，是會客室，也曾做過“總支會議室”。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上研究生時，每隔十天半個月一次的小班講習，就在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圍繞某個專題講讀書心得，接著大家“會診”，最后由王瑤、嚴家炎、樂黛云、孫玉石等導師總結批評，比較有見地的就指點思路，整理成文。記得錢理群講“周作人思想研究”，吳福輝講“海派作家”，趙園講“俄羅斯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關系”，凌宇講“沈從文小說”等，我也講過老舍與郁達夫研究。每人風格各異，但初次“試水”，都非常投入。老錢一講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滿頭冒汗；凌宇則聲響如雷，氣勢非凡。當初講習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學者，他們學術研究的“入門”，最早入的就是五院的“門”。

如今北側樓上除了會議室，是幾間系行政班子的辦公室，面積窄小，好在朝南都有一排大窗戶，推窗外望，花木扶疏，小榭掩映，倒也別有洞天。1995年，費振剛教授執(zhí)掌中文系，拉著我擔任副系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我沒有單獨的辦公室，就和費老師及另外一位副主任三人合用一間。分給我的只有一張桌子，歪歪扭扭的。有時找研究生談事，沒有地方坐，就對站著說上幾句，倒是可以節(jié)省時間。后來圖書館系（原在西側地下一排）從五院搬出，中文系寬裕一些了，每位負責行政的老師才有單獨的辦公室。1999年我擔任系主任至今，辦公室一直就在西側樓上緊東的一間（就是剛才說的詹姆遜教授講學那一間）。說來我與這個房間有特殊的干系。1986年冬我趕寫博士論文，那時家住暢春園51樓，筒子樓，房小擠不開，每晚只能到五院，就在這個房間用功。20世紀80年代北大不像現(xiàn)在熱鬧，即使周末晚上隔開的“二體”有舞會，十一點鐘差不多也就收場。夜深了，窗外皓月當空，樹影婆娑，附近果園不時傳來幾聲鳥叫蟲鳴，整個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讀，是那樣寂寞而又不無充實。我的第一本書《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的流變》，就殺青于此。想不到十多年過去，這里又做了我的辦公室。

辦公室十五六平方米，只能擺一張桌子和幾個書架、沙發(fā)。我每天都要收到好多書刊，幾年下來，房間就被圖書占去一半，許多書刊上不了架，只好臨時堆在地上。我又有個壞習慣，自己的書刊只能自己整理，怕別人代勞找不到，而自己又難得來辦公室，結果一摞一摞的書都快把沙發(fā)給淹沒了。不過，和師友交談或者會見校內(nèi)外文人墨客，甚至外賓，我都不太喜歡到會議室或咖啡館，盡量還是在五院的辦公室，盡管書堆得很擠很亂，端杯茶都不知放哪里好，但我知道讀書人對書并不反感。

近十多年，北大多數(shù)院系都蓋了新樓，每個教授有一間專用辦公室，硬件大大改善。唯獨文史哲等幾個“窮系”沒錢蓋樓，教授也無地“辦公”。校方發(fā)善心，決定撥款在未名湖畔建一座人文樓，專供幾個文科系使用。請人設計了圖紙模型，拿到系里征求意見，讓大家選擇式樣，老師們好像不是特別有興趣。2007年年底新樓終于奠基了，很排場的儀式，校領導都來參加，校新聞網(wǎng)還專門發(fā)了報道。有“好事者”竟把報道轉貼到學生網(wǎng)頁，換了一個標題，叫做《五院的挽歌》，喜事成了“喪事”，有點“無厘頭”。不過我能理解，他們是有些舍不得五院。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學者在五院讀書、講學、交往，諸如王力、游國恩、魏建功、楊晦、袁家驊、吳組緗、季鎮(zhèn)淮、朱德熙、王瑤、周祖謨、林庚、林燾、褚斌杰、徐通鏘等，這樣一批鼎鼎有名的學問家，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跡。五院的書香味濃，文化積淀厚，五院承載著沉甸甸中國文化分量，每位師生在這里都能勾起許多難忘的記憶，五院已經(jīng)融入到生命中，有一種難于割舍的感情了。

新樓肯定比較現(xiàn)代而又寬敞，每人能有一間，也是早在期盼的，但中文系真的從五院遷到新樓了，也許又覺得還不如現(xiàn)在，在傳統(tǒng)的優(yōu)雅的五院自由出入，畢竟可以那樣的隨性自在。

2008年2月5日

1. 本文發(fā)表于《海燕》2009年第1期，收入《書香五院》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