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鼎盛期

（武帝建元初至元帝初元初）

武帝初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廢刑名，興太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1]開啟了漢代文化的新篇章。

這是一個政權穩(wěn)固、軍事強大的時期。在政治上，經(jīng)漢初數(shù)十年夷和安定，武帝繼文、景之治，施行了“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漢書·諸侯王表序》）的內政方針，并廣土斥境、提封萬里而完成了大一統(tǒng)帝國格局。在軍事上，武帝時爆發(fā)了歷時三十九年的反匈奴侵擾戰(zhàn)爭，鐵馬雄風，關山雷動，不僅募民十萬徙于朔方，而且贏得了多次戰(zhàn)役的勝利和較長時間的和平。盡管漢武帝內窮侈靡、外攘夷狄留下了無窮后患，然在當時，確實表現(xiàn)了一種生龍活虎的英雄主義精神和展示了一個宏偉壯麗的輝煌時代。

這是一個經(jīng)濟繁榮、文化昌盛的時期。經(jīng)漢初休生養(yǎng)息，農業(yè)秩序的調整與農業(yè)經(jīng)濟的回升，關中和北方的原野上出現(xiàn)了一派生機；而手工業(yè)的興起，又給漢代商業(yè)經(jīng)濟增添了活力。經(jīng)濟充裕，文化事業(yè)也出現(xiàn)了“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shù)，協(xié)音律，作詩樂，號令文章，煥焉可述”（《漢書·武帝紀》）的興盛景況。在此情形下，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絕非狹義的儒術獨尊，而是在漢初文化匯聚基礎上以儒學為主兼綜眾家的政治一統(tǒng)思想，并建構起適應強大帝國行政需要的大文化圖式。在歷史發(fā)展意義上，這是先秦文化終結，漢文化的真正形成。

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與豐富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以其所表現(xiàn)的心胸、氣勢、情采，匯入了漢文化的洶涌巨潮。從文學思想發(fā)展趨向看，武帝時藩國地域文學向宮廷統(tǒng)一文學的轉化，喻示了在政治一統(tǒng)情勢下漢文學博采地域文學色彩而自立體系的完成。從文學思想形態(tài)看，地域文化的兼綜，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外文化的交流于其時掀開新頁，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正此大文化態(tài)勢的展露。而代表有漢一代文學的散體大賦，又以其體國經(jīng)野的氣勢，鋪張揚厲的風格，形象地表明了文學思想的雄風壯采。同時，廣泛采自民間的樂府詩，則以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情感特征溝通了宮廷與民間的文學交往，開拓了盛漢文學的思想視野。在此時期，司馬遷《史記》創(chuàng)作思想之實錄與愛奇的兩種傾向，反映的正是漢文化兼融性審美特征，而其“發(fā)憤著書”說的形成，又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強大帝國的陰影和士子的悲哀。《毛詩序》的出現(xiàn)雖有一傳承與潤色過程，但從其對詩歌內容與藝術的總結，并由此奠定了漢代詩學批評理論的基本形態(tài)，又顯然是兼綜漢初詩學的鼎盛期文學思想現(xiàn)象。

這時的文學盡管有崇尚自然的審美，有簡樸守真的風格，有楚騷的浪漫激情，有體物的征實面貌，有坦誠的致用精神，有感傷的幽怨心理，然而這一切均已非極端表現(xiàn)，而是匯融于以統(tǒng)一文化為背景、以寫實與浪漫相結合的、具有廣泛人文精神的文學政教意識之中。

阮元云：“大漢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揅經(jīng)室三集》卷二《與友人論古文書》）；于慎行云：“兩漢文章，莫盛于武帝時”（《榖山筆麈》卷八《詩文》）；前說明于漢代文章之獨立，后說明于漢代文章之盛況，合此二說，正是我們對漢代鼎盛期文學的理論總括。

第一節(jié) 藩國地域文學向宮廷統(tǒng)一文學轉化

從藩國文學之盛衰到宮廷文學之興起，猶如一條紐帶，連結了漢代文學思想肇造與鼎盛兩個時期。而藩國文學的地域特點，宮廷文學的統(tǒng)一趨向，又顯示了兩個時期文學思想的差異。

一 藩國地域文學

漢初分封諸侯，藩國并起?！稘h書·諸侯王表》載：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而藩國大者夸（跨）州兼郡，連城數(shù)十。

這種分封之勢，潛伏了侯國橫逆自主危機，盡管文帝時滅異姓王，武帝時又用主父偃之計，下推恩之令，使藩國自析，然在文、武之間，劉姓諸侯王國卻有一段政治勢力強大，文化思想獨立，文學藝術燦爛的時期。這也就是漢初以地域文學為特征的諸多區(qū)域性的藩國文化圈。

在諸多藩國文化圈中，楚、吳、梁、淮南文術尤盛?！稘h書·楚元王傳》載：元王劉交“多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他自作詩傳，號《元王詩》，使其藩國成為漢初《詩》學研究中心之一。吳王劉濞，亦通文術，聚集大批縱橫游說之士，其中有鄒陽、嚴忌、枚乘等兼擅文詞，使吳地文學興盛一時。后因吳王挫敗，文士游附梁王，藩國文風終致轉興于梁。^[2]《漢書·文三王傳》載：七國叛后，梁拒吳、楚有功，遂為大國，招延四方豪杰，有丁寬傳《易》，成施、孟、梁丘三家之學；有羊勝、公孫詭、韓安國以辯智著稱；有吳客歸梁文士，騁才競技，掩壓眾國。與梁媲美的有淮南王國。其時，河間獻王劉德也好書博學，求尋先秦典籍，立《毛詩》、《左傳》，山東諸儒，多從附游，甚邀時譽。合觀諸藩文學，可以說武帝朝統(tǒng)一文學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匯合眾藩之結果，而其中淮南、梁國文學思潮盛勢，尤具過渡性質。

漢初形成之藩國文學有三個特征：其一，劃地封疆決定了藩國文學因承先秦文化的地域特點；其二，戰(zhàn)國養(yǎng)士之風的復起，出現(xiàn)了以藩國政治文化為中心的作家隊伍；其三，由于漢初諸侯國設置不盡按先秦古國舊址，其文士多具戰(zhàn)國縱橫家游說之風，故其作家與文學又表現(xiàn)出流動性。由此藩國文學形成之三大特征，又可窺探其向統(tǒng)一文學思想轉化的三層次過渡性意義。

第一層次是藩國文學既遠紹先秦地域文化特征，又具有時代的新祈向，以構成先秦文學向漢文學過渡的漸變階段。如淮南封國古屬楚地，故其文學思想以楚文化為主，崇尚“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于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淮南子·本經(jīng)訓》）的自然審美；但是，從地理方位與文學來看，淮南國又不限于荊楚文化范圍，而是以“疆土千里”之勢向東北延伸，兼取燕齊方士文化特色，^[3]因而其文學思想又出現(xiàn)了兼綜而又獨立的藝術情態(tài)。

第二層次是作家隊伍的相對集中，決定了藩國文學興盛，而其流動，又決定了藩國文學的更替、衍變。吳、梁文學之關系即為一例?！稘h書·賈鄒枚路傳》載：“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鄒）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菚r，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于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庇纱丝梢姰敃r藩國文學由吳向梁轉移，實為文士流動之力，而文士流動本身，既淵承戰(zhàn)國時期世卿制度衰落、客卿制度流行的風氣，又說明了文士自我意識的增長在不斷沖擊著藩國文學的地域限囿。

第三層次是藩國間的交互和藩國與宮廷間的交互，加速了藩國文學的解體?！稘h書·地理志》載：“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fā)，故世傳《楚辭》?！边@里通過對漢初《楚辭》學的考定，在客觀上揭示了藩國與藩國，藩國與宮廷的文學交互。就《楚辭》在漢初文學中的地位而言，它既屬藩國文學，又屬宮廷文學，而二者間的相異在于對《楚辭》藝術的接受方式之不同：藩國地域文化圈偏重于繼承，宮廷統(tǒng)一文化圈則偏重于包容；前者擺脫不了舊文體，后者于融會中產(chǎn)生新文體。

漢初藩國文學的盛衰雖已暗含過渡性的轉化傾向，但在時代進程中卻留下了文學思想的歷史價值。歸納起來有以下四點：

一是為藩國的侯王政治服務。漢初朝廷與藩國間的政治始終處于一種相互利用、制約、抗衡的微妙狀態(tài)，藩國政權也在依附于朝廷而又相對獨立的情況下生存；因此，侯王招客養(yǎng)士既有鞏固藩國地位（甚至有取代朝廷的野心）的目的，又有粉飾清平、消遣娛樂的作用?！稘h書·文三王傳》載：梁孝王劉武趁七國叛亂之機，贏取朝廷信任，得以“居天下膏腴地”，受“賞賜不可勝道”；以至“筑東苑，廣三百余里，廣雎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余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擬于天子”。而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與文士鄒陽、嚴忌、枚乘和司馬相如附梁、游梁，正與此政治情勢有關。枚乘之《七發(fā)》，假設楚太子有疾而諷諫當權，恐其侈游縱欲，荒政致敗，是以文學干預政治和為藩國政治服務的典型。

二是文學的地域觀念。在統(tǒng)一的漢王朝走上鞏固，國家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情形下，宮廷與藩國對待地域文化見解迥異。立足宮廷的人多主張以大文化包容地域文化，而立足于藩國的人則主張珍重地域文化，不可以氣勢冒然干犯，如淮南文士集團的主張便屬后者?！痘茨献印R俗訓》云：“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所由各異，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鬋，其于服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边@種以不齊為齊的文化意識，正是地域文學以各自特色見長的理論依據(jù)。

三是有較強的個性情感。這種主要來源于藩國的政治憂患意識的情感，又突出表出于三個方面：其一，在宮廷勢力日益強大的現(xiàn)實面前，藩國侯王在感受到強大政治壓力時文士也受到巨大的文化壓力，產(chǎn)生了“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蚊虻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淮南子·俶真訓》）的難以自守的苦痛和因文見情的人生煩憂之悲哀。其二，在侯王昏昏然醉心于藩國勢力膨脹的現(xiàn)實中，文士清醒地認識到盛極必衰的危機，這是鄒陽上書吳王，又上書梁王的痛陳肺腑之言的深心所在，也是藩國文人因侯王“欲乘累卵之?！保ㄠu陽《上書諫吳王》）激起的具有普遍性的藩國盛衰的悲劇情感。其三，通過文學作品發(fā)抒志士屈承藩國蔭庇下的不遇之悲，嚴忌《哀時命》之“夫何予生之不遘時”的疑問和退隱求仙的托詞，實緣于此。

四是注重淵承，而缺乏開創(chuàng)。這一點不僅在漢初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理論中有清晰展示，而且可在藩國文學之解體、宮廷文學之興起的大文化氛圍中得到證明。

二 宮廷統(tǒng)一文學

宮廷文學經(jīng)漢初數(shù)十年之消長，至武帝朝才定型、成熟，成為統(tǒng)攝全國的中心。武帝初年淮南王劉安獻書奏傳，河間獻王劉德獻雅樂貢奉朝廷，藩國文士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徐樂、嚴安等會聚朝中，說明宮廷文學中心的形成是對當時藩國文學的會通。然探考這種轉化現(xiàn)象之實質，又殊非藩國文學之數(shù)的相加，而是一種質的變革，董仲舒倡導之“春秋大一統(tǒng)”、王吉上疏所謂“春秋所以大一統(tǒng)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從根本上概述了這種轉化的時代要求。

從大一統(tǒng)文化與地域文化的區(qū)別看宮廷文學與藩國文學之思想異同，十分明顯。而宮廷統(tǒng)一文學之新氣象亦于此比較中嶄然呈露。

（一）為大一統(tǒng)政治服務，是宮廷文學的重要特征。這種由為藩國文學服務到為宮廷文學服務的轉化，是經(jīng)歷了漢初文學之演變和諸多文士努力以至失敗的教訓（如賈誼之不遇，晁錯之殞身）而完成的。至司馬相如的大賦創(chuàng)作，則已是為大一統(tǒng)政治服務的典范。從相如的生平來看，他自經(jīng)楊得意舉薦侍武帝側，便開始了積極為王朝服務的生涯。他繼《子虛》奏《上林》，娛悅圣心，“天子以為郎”；為郎數(shù)年，干祿求進，為武帝安撫巴蜀民心，大倡“人臣之道”、“人臣之節(jié)”（《喻巴蜀檄》），^[4]成為得力謀臣，旋拜中郎將。出使蜀地，作《難蜀父老》，為武帝開脫罪愆。后奏較《上林》“尚有靡者”的《大人賦》，更使“天子大說（悅），飄飄有凌云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史記·司馬相如傳》）。從相如在梁國所作《子虛賦》與在宮廷所作之《上林賦》的比較來看，又明顯表現(xiàn)出為宮廷統(tǒng)一政治服務是其思想之旨歸。在《子虛賦》中，相如從楚國的子虛先生向齊國的烏有先生夸言楚云夢澤落筆，鋪陳壯勢；繼述齊國海濱苑囿之“吞若云夢者八九于胸中”，視野恢闊。如果說上述所描述的楚、齊二地之美限于地域景觀，且代表藩國文學特征，那么《上林賦》中“亡是公”的出現(xiàn)，以言壓楚、齊之勢，恢宏天子上林之“巨麗”物態(tài)，正表現(xiàn)出大一統(tǒng)的宮廷文學風采。在這幅上林巨麗圖景面前，代表楚、齊的子虛、烏有皆“愀然改容，超然若失”，而代表天子的亡是公縱橫騁談，以頌揚大漢一統(tǒng)的天聲大美。

（二）在文化大傳統(tǒng)中表現(xiàn)出開放性態(tài)勢，是宮廷文學興盛的重要原因。在中國文化史上，很早就以“雅”與“俗”兩層意義代表大、小兩種文化傳統(tǒng)的分野。而這兩種文化傳統(tǒng)在交互過程中形成一定的模式并產(chǎn)生開放的大文化氣象，則在西漢武帝朝最為明顯?！稘h書·藝文志》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云，兼含雙重文化交融，即朝廷與民間、宮廷與藩國的文化交融。這是其時文化在大傳統(tǒng)范圍內對民間文學進行“雅化”而形成的開放性體系的第一層次。在此意義上，西漢中葉學術思想也改變了漢初的限囿，^[5]出現(xiàn)了以政治大一統(tǒng)思想兼容先秦儒、道、墨、名、法、陰陽六大思想流派的態(tài)勢，完成了學術思想新構架。盡管這種學術包容是以儒學為核心，然又因非“醇儒”，^[6]故儒學亦以革新的精神融入漢文化之熔爐，孔孟心性之學在這里的變化，荀子儒法思想在這里的揚舉 ，其中心任務都在于建設一個新的文化秩序。作為大文化的分支，這時文學思想也呈多層次、多元性的開放態(tài)勢，因此，與藩國文學相比，宮廷文學的思想突出于“一”與“多”的統(tǒng)一。由“多”觀之，這里既有為王朝政治服務的教化目的，又有本乎人情制禮作樂的意義；既有想象豐盈的奇思，又有莊嚴肅穆的典雅；既有抒心言志的才情，又有體物攬勝的胸懷；既有寓意刻摯的諷諫，又有熱情洋溢的頌美；既有宛曲深邃的心緒，又有騁思縱游的神幻……而這多元的創(chuàng)作思想與審美心態(tài)，又集中反映了一統(tǒng)文化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