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向來有正變之分。用正變來把握文學及其發(fā)展，是中國古代就已經(jīng)形成的一種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它的淵源，當然可以追溯到漢儒傳詩的正變之說，《毛詩大序》是這種學說的集大成，也可以說是后來文學正變之說的主要理論依據(jù)。此后魏晉文學重在風雅正聲的繼承，而南朝文學則變局詭生，其時如沈約、蕭子顯等人論文，都重視文學之變，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文體三變”之說，頗為后世文學史家沿承。劉勰遵守正軌，重視傳統(tǒng)，但是他在研究具體的文體、文風時，對于源流演變最為關(guān)注，為后人研究文學史演變提供了許多模式。齊梁文學一直在新變的道路上發(fā)展，卻被批評輕險淫放。于是人們對變的實踐方式與理論觀點產(chǎn)生嚴重的質(zhì)疑。初盛復古諸家，又多以繼承為重，超越齊梁，重接漢魏傳統(tǒng)，并且一直追溯到《國風》《大雅》，以為文學的“憲章”。李白《古風》其一就是這種文學思想的典型表現(xiàn)。中唐以后，詩文復古的呼聲一直存在，甚至在實踐與理論兩方面都比盛唐時期有所加強；但相對于盛唐正宗，其變化的一面是最為主要的。這其中又可分為兩層：前期文學中，大歷諸家繼承從沈宋到王孟聲律風骨并重的詩學正宗，但經(jīng)安史亂后，風骨漸衰，物色漸重，并且在趣味格局上又不知不覺地靠近齊梁的前軌，這就是學術(shù)界熱衷于討論的“大歷詩風”；但是，重古意的作法也一直是存在的，如劉長卿、韋應物兩家，都有這方面的表現(xiàn)。元結(jié)則不惜犧牲文人詩在風格美學上數(shù)百年積累的成果，想重新制作古老的風雅，可以說是復古中最為激進的一派。元白正是對元結(jié)的策略加以調(diào)整之后形成其新樂府的理論并付諸實踐的。另一方面，從文的方面來看，真正的復古卻似乎是剛剛開始，李華、梁肅等人的實踐，引出了韓柳的古文。但這中間的傳承推進環(huán)節(jié)，還沒有很好地被勾勒出來。這樣看來，中唐相對盛唐，大體上可以說是承中之變。

本書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就是在研究晚唐文學之變的時候，將探討的前端追溯到對上述中唐“承中之變”軌跡的尋找。如其中對李商隱古文道路的研究，以其“處士叔”為主要線索，尋找義山早年古文創(chuàng)作的具體背景，得出結(jié)論說：“在李商隱早年所處的中晚唐之際，雖然文壇上沒有再出現(xiàn)能與韓柳比肩的新一代古文大家，但中唐以來古文寫作的風氣還是在以某種方式延續(xù)著?！边@一結(jié)論看似平常，卻是建立在一個很可靠的事實的基礎(chǔ)上的。又如對于詞史早期人物王涯，作者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認為“從德宗貞元（785—805）、憲宗元和（806—820）到文宗大和（827—835）這前后五十年間，實為文人填詞的重要時期”。至于對長吉體直接影響溫李新聲這個環(huán)節(jié)的梳理，也是本書相對前人研究掘進更深的課題之一。從這些方面來看，本書雖然以晚唐文學變局為研究對象，但在很多方面，都由“溫李新聲”這個概念出發(fā)，探尋其與中唐甚至盛唐文學的關(guān)系。不僅如此，作者對晚唐文學與中唐以前文學的關(guān)系，也有所探尋。如在討論樊南四六文的時候，深刻地感到徐庾駢文的勝境以及溫、李在藝術(shù)上對他們的心摹手追。這個環(huán)節(jié)，前人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但確實還是鉤沉得不夠。當然，這樣的課題，以后還有不斷研究、推進的空間。

本書的核心論題，是晚唐文學變局中的溫李新聲。晚唐文學之變，在傳統(tǒng)的評價上，比中唐文學又下一階。從宋代慶歷諸家開始，就將晚唐五代文學作為一種帶有反面性的參照對象來觀照，至元祐諸家，幾成定論。黃庭堅就說：“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與趙伯充書》）此后歷代學者，在論晚唐文學之變的時候，也都強調(diào)其衰變的事實。但是，問題并不這樣簡單，黃庭堅本人，論者就曾指出他學習李商隱、唐彥謙的事實。王安石更是從晚唐絕句的結(jié)構(gòu)精致、新意獨絕入手，形成荊公絕句獨特的風格，為黃庭堅所欣賞，并給誠齋活法絕句以很大的啟發(fā)。誠齋更是“拈著唐詩廢晚餐”（《讀笠澤叢書》），這里說的也是中晚唐絕句，而非盛唐絕句。更往后面，情形變化得更加出人意料，永嘉四靈這樣幾位處于下層的詩人，因?qū)Ｗ谕硖贫L行海內(nèi)，形成江湖詩派。這種情形，似乎是晚唐苦吟詩派的重現(xiàn)。從這個角度來看，晚唐的詩文，雖然傳統(tǒng)的看法認為是一種衰變，但是從美學價值來看，又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的意境，甚至是新的詩學法則。作者此書中著重研究的杜牧、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這幾位晚唐作家，在中晚唐的文學流變中，是屬于能夠自立的大家、名家之流。尤其是“小李杜”，文學理想與格局都比較宏大高遠，初一看都是不為晚唐文學一般的格局所限，但他們也都是在晚唐整個文學風氣中存在的。他們在文學上對時風及流行之體的超越又是怎樣達到的呢？換句話說，晚唐詩文創(chuàng)作中仍然出現(xiàn)大家，并且在文體、文風、文法上相對于前幾期都有推進，這樣的文學事實應該怎樣去認識呢？本書通過對溫、李等家文學之淵源流變的梳理，部分地回答了上述問題。比如對李商隱對中唐韓柳文道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以及作者另一部專著《李商隱詩學體系研究》對李商隱詩學本體論言志與緣情、自然元氣與人工造極之關(guān)系的分析，能夠解釋其作為晚唐卓然獨立的大家的部分成因。又如本書通過對溫庭筠先是刻意學習長吉之法作樂府，并受李白古樂府創(chuàng)作方法的影響，寫作大批“倚聲樂府”，希望能夠重現(xiàn)南朝之美；但最后真正絢麗的花朵卻在作為新聲樂府的詞體創(chuàng)作上。這一梳理，也不能不說是一個明顯的推進。

晚唐文學之變，與許多時期的文學之變一樣，從當時的立場來看，其實就是古今之變。詩體方面的古近體之消長，文章方面的古文與駢文的消長，以及作者用心梳理出來的古樂府與詞體的承變與消長，這幾個核心的問題，都涉及到“古今之變”。本書雖然將這個視野鋪展到全局，但在溫、李一派中這些脈絡已經(jīng)呈現(xiàn)得比較清楚了。當然，研究晚唐文學，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近年來比較流行的“唐宋變革論”。作者也曾試圖引入這一把握方式，但最后還是更多從歷來關(guān)注較淺的文體方面入手來解釋何為“溫李新聲”。這也未始不是一種側(cè)重。因為作者所重視的，在于文學本身。至于談詩論文的細膩獨到、心思綿密，更能見其治學行文之特長。這都緣其對藝事本身的熱愛。我認為這是研究文學者的基本素質(zhì)。同樣，在文獻與引證方面，對于前賢時秀也有充分的尊重。

當年元好問提出“溫李新聲”這個說法，其實是在一個很大的文學史時段中思考問題的，尤其是有關(guān)文學上的南北問題。正如本書“溫李詩歌中的南朝主題”一章所展示，溫李是以北人身份而醉心南朝文藝、人物。這正是元遺山似譏似贊的意趣所在。其實不僅溫、李，王維、杜甫何嘗不是如此。李白雖是南人，卻自稱北涼武昭王之裔，其對于吳越之地的情結(jié)之深，更是深刻地影響到他的人生與文學。本書對于這些話題，其實都有所觸及。但這無疑都是一些還可充分展開的領(lǐng)域。我們也期待作者對于晚唐文學變局、對于溫李新聲有進一步的研究。同時也期待學術(shù)界的同仁對本書中提出的一些思路、問題與結(jié)論的共同關(guān)注。

文學正變之說雖是傳統(tǒng)研究方法，但進入現(xiàn)代學術(shù)以后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如何將其臻于史學與美學并重的一種文學史研究中“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科學方法，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書無疑是這方面的一個有意義的實踐。

戊戌夏初，東嘉錢志熙序于滬上枕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