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chǎn)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前“第三種人”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xiàn)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xiàn)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jīng)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xiàn)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jīng)，是攻守的手足。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xiàn)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xiàn)在和未來的戰(zhàn)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xiàn)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zhàn)斗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nèi)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里面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里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于上海之且介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