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請來了西方的法律專家，以協(xié)助制定民事法典。但是我對西方政策的影響能力遠不如我的基金會對蘇聯(lián)的影響力。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可能是東西方在認知上的差異。東方正在經歷系統(tǒng)性的崩潰，而西方的一切一如既往地正常運作。當我于1989年在波茲坦（當時還屬于民主德國）的東西方會議上提出新的馬歇爾計劃以拯救蘇聯(lián)時，卻遭到了嘲笑。（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報道說，這個建議受到了嘲笑。）

蘇聯(lián)體制迅速地崩潰了，引領蘇聯(lián)從一個封閉社會轉變?yōu)殚_放社會的任務絕非我的基金會單槍匹馬可以完成。相反，基金會自身也在蘇聯(lián)解體的過程中陷入了困境。我們發(fā)現(xiàn)基金會的一些官員很腐敗，但卻失去了改組領導層的寶貴時機。如果基金會正常運作，我們會取得多大的成就，又有誰會知道呢？

當時，我深陷政治動亂的風口浪尖。對于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不同派別的經濟改革者之間發(fā)生了權力斗爭，而我同他們中的每一派都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我同格里戈里·亞夫林斯基走得很近。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條與我父親的信條頗為相似，即在革命時代，一個人必須嘗試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他是500天計劃（500 Days Program）和沙塔林計劃（Shatalin Plan）背后的真正力量。這些計劃試圖以歐洲共同市場之類的經濟聯(lián)盟替代蘇聯(lián)。我請來了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為他提供咨詢，結果這些經濟學家被反對亞夫林斯基的那一派改革者逮住了，并在一處鄉(xiāng)村別墅被軟禁了一天。最后，我把亞夫林斯基及其團隊帶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的年會上。他們正在努力同反對他們的人達成共識。盡管我給他們爭取到了列席會議的機會，但他們還是空手而歸，而且戈爾巴喬夫拒絕了他們的經濟改革計劃，而是選擇了不太激進的計劃。之后不久，戈爾巴喬夫自己也喪失了權力。

此時，柏林墻已經倒塌了，蘇聯(lián)帝國解體了。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臺之后，我迅速在多個國家建立了開放社會基金會。1989年圣誕節(jié)前夕，我剛好在布拉格。我從后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代總統(tǒng)馬瑞安·恰爾法那里了解到，他已經決定將權力和平移交給瓦茨拉夫·哈維爾。哈維爾本人之前對此也并不知情。1990年1月初，也就是羅馬尼亞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被處決之后不久，我到達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我發(fā)現(xiàn)這座城市處于被包圍狀態(tài)。于是，我便從布加勒斯特動身前往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以期在保加利亞設立基金會。我還在蘇聯(lián)的各加盟共和國來回奔波，并在它們獲得獨立之前建立基金會。

我的烏克蘭之旅特別值得懷念。我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同該國文化領域的精英們舉行了一個會議，他們圍繞著基金會的工作各抒己見，提出了許多建議。我發(fā)現(xiàn)他們都不切實際，而且直言不諱地向他們表達了我的想法。在會議接近尾聲之際，我就我的消極反應向他們道歉。雖然我否定了他們的提議，他們卻毫不介意。他們告訴我說：“你不知道有人直截了當?shù)卣f‘不’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我們的政府總是說‘是’，但是他們什么也不做?！边@件事給我上了深刻的一課。從那以后，如果我發(fā)現(xiàn)有不切實際的提議，我會立刻將其否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