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初即位，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為，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顧文藝，不管國事。這一年的三月，發(fā)生了日食。趙佶下詔求直言，即征求批評意見。新皇帝剛繼位，說不上什么政治上的失敗，但是，能下詔求直言，對當時已顯疲弱的大宋朝很是鼓舞。江西筠州一個類似幕僚的地方推官崔晏給宋徽宗上書，說：臣聽說提意見的道理，“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就是說，給上級提意見，不激烈，就不能打動上級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詆毀甚至誹謗上級了。對此，皇帝您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說話，因為提意見的人很害怕背負詆毀上級、污蔑領導甚至造謠中傷的罪名，就不敢說話了。這就是官員們對同僚和朝政鉗口不言的原因。人都不敢說話，所以才讓那些諂邪之人得到了暢通無阻的發(fā)展空間。

崔推官進而慷慨陳詞：當今的國家形勢，“政令繁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問題多得數不勝數，“未暇一二陳之”?；噬夏媾R的是這樣的局面：好多年以來，朝中負責給皇帝提意見的諫官，都不提意見了，有的都變成了歌頌專家；負責糾察百官的紀律檢查部門，都不彈劾處理犯罪的官員，對群眾的舉報置若罔聞，對貪官的處置還不如不處置，因為處置不當，反而會殺傷天下人心對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門下（類似辦公廳）負責審核皇帝的詔書，從不提出自己的意見，哪怕是詔書有失當之處，也不加絲毫矯正，這樣就使皇帝擔負所有的責任，“天下之惡盡歸于上”，即老百姓的怨言都是針對皇帝的，而他們都自以為不盡職盡責，反而是很會做官。（“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所以說，問題很多，很嚴重。但是，主要問題還是在朝廷的上層高官，把這些人的問題處理好了，天下別的事就不算事，會迎刃而解的。

“帝覽而善之”，宋徽宗聽從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見，并將他提拔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經過幾次折騰，國力疲弱，尤其是打擊“元祐黨人”，動搖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無法為國家效力。喜愛文藝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別細膩柔弱，耳根子尤其軟，很喜歡那些諂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罷斥奸邪，也要纏綿悱惻似的。所以，雖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興旺時期的正氣一直無法恢復。到了后來才給“元祐黨人”平反，毀“元祐黨人碑”。可是，人心已經疏離，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覺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祐黨人”很光榮。朝廷毀了“元祐黨人碑”，人家的子孫反而又重新刻上，離心離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詔求直言，被稱為“建中初政”，看著陣勢挺大，但沒多久，就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