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覺得，當時我之所以不肯稱《繁星》《春水》為詩的緣故，因為我心里實在是有詩的標準的，我認為詩是應該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舊——音樂性是應該比較強的。同時情感上也應該有抑揚頓挫，三言兩語就成一首詩，未免太單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歲前后，一口氣寫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沒有像《繁星》和《春水》這類的東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寫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愛的》，寄到《晨報副刊》去，登出的時候，卻以分行的詩的形式排印了，下面還附有編者的按語，是：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寫了，放在詩欄里，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系，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并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極饒詩趣的東西，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開始大膽地寫些新詩，有的是有韻的，也有的是無韻的，不在這篇題目之內，暫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寫作歷史交代過，現在我自己重翻這兩本東西，覺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韻的，詩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點——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正如周揚同志所說的，“新詩也有很大的缺點，最根本的缺點就是還沒有和勞動群眾很好地結合”。也就是說當時的我，在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時代，卻只注意到描寫身邊瑣事，個人的經驗與感受，既沒有表現勞動群眾的情感思想，也沒有用勞動群眾所喜愛熟悉的語言形式。音樂性還是重要的，勞動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時候，唱出的總是有韻的，我還沒有讀過工農兵寫的無韻的詩。至于形式的短小，卻不是一個缺點，現在絕大多數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現出偉大的革命氣魄和崇高的共產主義精神么？勞動群眾的詩，短小而不單薄，豪邁而不草率，此中消息，還得從詩人的思想意識里去挖！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發(fā)表于《詩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四期，后收入散文集《我們把春天吵醒了》。）

附補充的幾句話：

這些年來，我常常收到小朋友的來信，信中附有短詩，要我給他們“教正”。我既不能一一作答，而且我也沒有什么作詩的秘訣，我想這件事，教師們倒可以指導、幫忙。假如你看見孩子們在課外作些小詩，千萬不要掃掉他們的雅興，告訴并介紹他們多讀古今中外的好詩，和詩的種種格律，在音樂性方面，要教會我國的“四聲”（平、上、去、入）“五音”（齒、唇、舌、鼻、喉），學會用抑揚頓挫的音節(jié)寫出他們心中真摯的感想，使人看過后，能肯得下來，就是一首好詩。這是我在《繁星》《春水》中所沒有做到的，希望小朋友的語文老師們，在這方面多教導他們，不要讓一個可以成為詩人的孩子，從你的手下滑過。

一九八〇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