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們應(yīng)該怎么辦呢？我們東西雙方都要從歷史和地理兩個方面的宏觀上來看待中國文化，決不能囿于成見，鼠目寸光，只見片段，不見全體；只看現(xiàn)在，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個看法，只有一種評價。漢唐盛世我不去講它了，只談16、17世紀以后的情況，也就能給我們許多啟發(fā)。這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從明末到清初，在歐洲約略相當(dāng)于所謂“啟蒙時期”。在這期間，中國一方面開始向西方學(xué)習(xí)；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也大量西傳。關(guān)于這個問題，中西雙方都有大量的記載，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加以征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較詳細而扼要的介紹。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資料介紹一下在這期間中國文化流向西方的情況。

中國經(jīng)籍之西傳

“四書”、“五經(jīng)”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如果中國經(jīng)籍西傳，首當(dāng)其沖的理所當(dāng)然的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jīng)”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xué)》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于廣州及印度果阿?！墩撜Z》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滴醵辏?681年），傳教士柏應(yīng)理返回歐洲?？滴醵辏?687年）在巴黎發(fā)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xué)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滴醵辏?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滴跷迨辏?711年），布拉格大學(xué)圖書館出版衛(wèi)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jīng)》、《幼學(xué)》，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wèi)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xué)》，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jīng)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xué)家萊布尼茲，討論中國哲學(xué)及禮俗?，F(xiàn)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jīng)》之華文稿本14種，宋君榮曾譯《書經(jīng)》，劉應(yīng)譯《禮記》的一部分?？滴跄┠?，馬約瑟節(jié)譯《書經(jīng)》、《詩經(jīng)》?？滴跛氖辏?707年），馬約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制《皇朝一統(tǒng)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圣澤有《道德經(jīng)評注》，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jīng)》。赫蒼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jīng)》。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中籍西譯繼續(xù)進行。宋君榮所譯之《書經(jīng)》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于巴黎。他還研究中國經(jīng)籍之訓(xùn)詁問題。孫璋為后期來華耶穌會神父中最精通漢學(xué)者，他所譯拉丁文《詩經(jīng)》附有注解。他又譯有《禮記》，稿成未刊。蔣友仁制作圓明園中的噴水池，為人所艷稱。他又深通漢籍，用拉丁文譯有《書經(jīng)》、《孟子》等書。乾隆時有一個叫錢德明的人，精通滿漢文，譯有《盛京賦》，并研究我國古樂及石鼓文等，他是西人中最早研究我國苗族及兵學(xué)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著《華民古遠考》，列舉《易經(jīng)》、《詩經(jīng)》、《書經(jīng)》、《春秋》及《史記》為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在北京刊印《孔子傳》，為錢氏著作中之最佳者。此外，他還有《孔門弟子傳略》，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或次年刊于北京。韓國英譯有《大學(xué)》及《中庸》，又著有《記中國人之孝道》。韓氏可能是19世紀前西人研究我國經(jīng)籍的最后一人。他的本行是生物學(xué)。

從明末到乾隆年間，中國經(jīng)籍之西傳，情況大體如上。既然傳了過去，必然產(chǎn)生影響。有的影響竟與熱心翻譯中國經(jīng)書之耶穌會神父的初衷截然相違。我在下面介紹方豪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