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為社會中的人，每個人都追求“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我們既可以從他者那里贏得“榮譽”（honor），也可以從他者那里遭致“羞辱”（humiliation）。以色列政治哲學家馬格利特說，雖然榮譽和羞辱在人類生活中都占據(jù)著核心位置，但是相比之下，消除令人痛苦的惡（羞辱）要遠比創(chuàng)造讓人愉悅的善（榮譽）更為緊迫。

對于分分秒秒生活在現(xiàn)代國家中的個體來說，最大的他者不是別人，就是那個無處不在并且自始至終影響甚至決定著我們生活遠景和性格養(yǎng)成的政治制度。因為不是生在北京，所以即使舍身救人也無法享受最為基本的災后救濟，因為沒有北京戶籍，所以即使擁有完整的學籍也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凡此種種，借用馬格利特的觀點，就是赤裸裸的“制度性羞辱”。

所謂“正派社會”就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的社會。對于一個民主社會，它的正派就體現(xiàn)在“保護社會成員不受自由市場的羞辱”，比如“重視貧困、無家可歸、剝削、惡劣工作環(huán)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而對于一個正在邁向或者宣稱準備邁向民主的社會，它的正派就還需要表現(xiàn)在保護社會成員不受肆意妄為、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的傷害。

我們曾經(jīng)有過正派的人，他們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篤行，有恥且格。但是社會并沒有保護好這些正人君子。從“三綱五常”，到“紅五類”“黑八類”，再到城鄉(xiāng)二元戶籍制，總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

也許時間會促成正派社會以及正派的人快點出現(xiàn)，就像米歇爾所說：“我也許沒有機會實現(xiàn)夢想，但也許我的孩子們會有……也許我的孫子孫女們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