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影的發(fā)展，故事片日漸成為拍片主流，電影不再是生活實錄。故事片里既有社會生活的自然反映，又有通過藝術(shù)方式表達的人生觀、價值觀與文化觀，而這些觀念，不必說在社會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國度會引起爭議，就是在一個國家內(nèi)部，也會由于社會階層和生活環(huán)境的差別而引起不同的反響。民國年間電影檢查呼聲的出現(xiàn)，就與故事片上映的日漸增加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美國影片取代一度流行的法國影片，占領(lǐng)了中國市場。此時正值美國開始流行連集偵探片，如《火車盜》、《鐵手》、《黑衣盜》、《蒙面人》等。這些影片均為當時在中國上映時的譯名，原名如何，今多已不可考。，在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壞人，如強盜、暴徒及黑社會人物，都是外國的，不是中國的，以前亦未見過。壞人干壞事，亦是形形色色，如搶劫綁架，謀財害命，奸淫擄掠，殺人拒捕……宛如壞人展覽會，描寫得像英雄好漢，叫人眉飛色舞。偵探片好像壞事教課書，敘述得出神入化，使人興趣盎然”。20年代早期，上海租界內(nèi)“盜匪橫行，白晝行劫，動不動開槍拒捕，擄人勒贖”，作案者自稱是照電影學的。

這些案件中尤以被搬上銀幕的閻瑞生案最為轟動。1920年，上海某洋行買辦閻瑞生，為圖財害命，勒斃妓女王蓮英。案破后，“閻瑞生在審訊時，供認謀殺情況，都從美國偵探片看來的。案件的本身，的確就是一部外國偵探片的翻版”有論者謂：“自偵探長片輸入而后，國內(nèi)之盜劫偷竊之數(shù)，遂與此等影劇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術(shù)，亦即本影劇上傳來之西方方法”。因此，“偵探長片實有百害而無一利”。其時，天津警察廳已有訓令給各警所云：“近今津埠盜案多乘摩托車行劫，推其原始，皆受電影之教誨。蓋在電影未有此種影片之前，人民尚不知有此種技術(shù)，自影片指導，遂以增匪之智，而變幻更日出不窮。蓋演者以為神奇怪誕，可以藉廣招來，而觀者驚為思議所不能及，不免因喜而生惡，斫喪心術(shù)，敗壞道德，玩視警章，紊亂秩序，莫此為甚”；要求“該管區(qū)署，嚴行檢查，如有該項誨盜誨淫之影片，飭即禁演，倘屢戒不悛，并即逮案，依法罰辦”。論者將上海租界治安的惡化歸于美國偵探片

在美國本土，不少人同樣認為，電影是“培養(yǎng)墮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學校”，“電影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影片內(nèi)容不道德的居多”，等等，反映了宗教勢力的道德觀和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他們也因此極力主張實行電影檢查。但我們并未見到對其時上海租界治安情況的詳細調(diào)查研究，因此租界治安的惡化是否為事實尚待考查，而即使此種惡化為事實，當亦有更為復雜的原因，遠非歸之于看了幾部作案片便起而效法如此簡單。

人們對治安惡化的關(guān)注往往源于傳媒的報道，而在現(xiàn)代傳媒的作用下，個案的意義可能被放大，從而使受眾得出今不如昔之印象。不過從當時人的評論中，我們可以領(lǐng)略到人們對于電影的關(guān)注及其處境迥異于他種藝術(shù)形式之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