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吉田松陰更具理論性、影響也更大的，是福澤諭吉的文明論。福澤在他的文明解釋中，更是娓娓闡述了滿腹的歧視。那樣露骨的他者歧視，在今天假惺惺的文明氣氛中讀來，竟讓人不敢相信白紙黑字。但是無疑，這位日本式帝國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謳歌的，就是吞噬弱小的殖民主義。

他在《脫亞論》中的述懷，最為著名：

為今日謀，我國不可猶豫于鄰邦，待其開明然后共圖興亞。毋寧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至于支那朝鮮相交之法，無須因鄰國之故而顧慮。惟徑以西洋人風，予之處理可也。與惡友交親者難免共有惡名，我應自內(nèi)心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

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著的，這個“脫亞入歐”、弱肉強食的烙印，依舊還是那么清晰。

日本學到的陽明儒學，是簡化和畸形的知行合一。軍艦，既然它最重要，日本就不顧一切要得到它。幕府仰求法國助力，禮聘了正在上海修造炮船的法國技師貝爾尼，在橫須賀創(chuàng)建了最早的制鐵所和造船廠。后來幕府滅亡，明治親政，這個國家并沒有廢止敵功。事業(yè)由新政府繼續(xù)，把法國人創(chuàng)建的攤子，一直發(fā)展成海軍造船廠、橫須賀海軍工廠。

僅在一年之內(nèi)，橫須賀就已嘗試了“蒼準丸”“震風丸”的建造但都失敗了。于是造船廠攔上幕布，點起燈籠，于“黑船”來襲的次年即1854年，造出了日本第一艘洋式軍艦“鳳凰丸”。再過一年，勝海舟、榎本武揚等大弄潮兒被派赴長崎，1855年在那里建立海軍傳習所，日本的近代海軍隨之誕生。

新式軍艦重于一切?！昂诖贝文?，日本向荷蘭訂購了一艘三桅十二炮的軍艦“咸臨丸”。

這艘船沒打過什么仗，但它的隱喻，含義巨大。1860年，“咸臨丸”載著福澤諭吉和勝海舟等日本政治家和海軍將領，離開橫須賀的碼頭。它和福澤諭吉完成了一對互佐的比喻：福澤諭吉很快就要發(fā)表他著名的背棄亞細亞，吞噬朝鮮、中國的理論，為日本民族舉起“脫亞入歐”的旗幟；“咸臨丸”則作為美國軍艦的伴隨艦完成了橫渡太平洋的處女航——它隱喻了日本國家今天的世界角色。

這一切，距他們震驚于英國對中國發(fā)動的鴉片戰(zhàn)爭、距他們立誓發(fā)憤突破殖民主義羅網(wǎng)和被人魚肉的命運，僅僅過了十五年。

而距離甲午年的戰(zhàn)爭——距離他們最后張開大口、實踐以蛇吞象吃掉中國的預想——也僅僅還有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