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進入歷史的寫作

讀王任叔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莽秀才造反記》時，我同時展讀的還有列入“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沈從文的《長河》，這也算是一種比較閱讀吧。在王任叔進行歷史、土地、革命的宏大敘述時，沈正在用文字的青石壘砌他精致的美的小廟。說實話，在現代作家中，我沒有見過比王任叔的文字更沒有個性和沒有節(jié)制的了。三四十年代是白話文的生長期，文風熾盛，有魯迅的冷峻、知堂的沖淡、錢鐘書的博識和滬上新感覺派的五光十色。文學史家通常把二三十年代的王歸入鄉(xiāng)土小說一脈。但在我看來，他的鄉(xiāng)土氣味也有點不明不白，用龐大的歐化的句式來寫浙東鄉(xiāng)間總覺得隔了一層。但不能不承認，閱讀他的小說還是有某種東西打動了我，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思忖這打動我的到底是什么，后來我明白了，這種力量來自他對暴虐的自然主義的描寫?！睹悴旁旆从洝防镛r民“反教平洋”暴動中那些嗜血的場景的描寫，筆觸的陰冷真讓人窒息。造反后的農民發(fā)瘋似的笑，動怒，商量如何殺死曾是族人的品松夫婦，刀剮，火燒，用蜈蚣和蛇咬，真稱得上是一部刑罰的大典。

“首先由董增祥向赤裸裸的品松老婆的奶子上戳了兩刀，然后一揮刀把那個女人的頭劈下了”，“那品松的腦袋就象被急激地標出來的血柱送到空中去，落下地滾著，直滾到那女人的頭上，張著的嘴就咬住那女人的左耳朵，好象再也分不開了”。特別是村民們圍觀朱神父被開膛剖腹的場景，那種猥褻的原始思想和盲目的嗜血的描述，更讓人有一種生理上的嫌惡。雖然小說家有其批判的立場，但這樣的敘述方式總讓我感到有問題。

這只是我對王任叔小說的感性認識，不可能像文學史家一樣條分縷析面面俱到。作為文學研究會的重要小說家，王的小說創(chuàng)作自1922年起，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至1928年赴上虞春暉中學執(zhí)教，計已出版短篇集《監(jiān)獄》《破屋》《殉》，中長篇《阿貴流浪記》《死線上》《某夫人傳》等，以及大量的小說手稿，王任叔已作為“民間小說家”浮上水面。粗讀之下，感覺王的早期小說“龐雜不純”，筆墨搖曳多姿，但總體風格不夠成熟。過于歐化，用詞繁蕪，了無結構。就王賴以成名的鄉(xiāng)土小說來說，在“五四”時期的影響，他不及王統照、許地山等人。他的農村題材小說，既缺乏許杰的氣勢，也沒有王魯彥、彭家煌、臺靜農的沉郁和細膩。但已經開始顯露舒展、從容、哀婉中夾雜詼諧的筆調，有一種甘旨而微澀的氣味。綜觀其小說全景，現代文學史家楊義有一個公允持平的評價：作為小說家的王任叔是晚熟的，但他以此為代價，換得了三四十年代的開闊和深邃。他失去了先聲奪人的機緣，卻養(yǎng)就了堅實發(fā)展的底氣。

可以這么說，他的成功之訣，在于及時地找到了當時文學思潮中的兩個波峰：魯迅的堅實性和文學研究會的革命性。在這個創(chuàng)作轉變期里，他置身于大革命的旋渦中，并與變動中的農村和覺醒了的農民保持密切聯系。這一轉變使他確立并保持了在現代小說史上的地位。他的寫作是進入歷史的寫作。這也是他的小說除了具有社會文獻價值，尚能進行美學討論的一個原因。

50年代修改完成長篇《莽秀才造反記》后，王任叔就不再寫小說了，他去操持雜文這一已不合時宜的文體，因文罹禍。1960年后，創(chuàng)作權利也被剝奪了。浩然回憶，他的長篇出來后他去送書，王“揭開書的封面，瞇著眼看著，說聲，出來了，有四十多萬字呢，隨后把書舉在鼻子下，聞聞散發(fā)著的油墨味兒。他的眼睛紅了，‘卻沒讓淚水流出來’”。

這一細節(jié)里傳達出了一個再也不能握筆寫作的作家的苦悶，而這一苦悶當是這一時期幾乎所有中國作家的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