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我們這代人對“偉大”已經(jīng)沒有心理訴求了，我們這代人對寫作如果還有一點理想的話，在我是，我希望自己能寫一點漂亮文字，寫出我對人生最切膚的感受，這感受既是我個人的，也是一群人的。

我在念中學(xué)的時候看過一句話，后來一直牢記這句話，把它貫穿于我的寫作，就是“小說是人生的藝術(shù)”。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經(jīng)忘了這句話，忘了小說首先是藝術(shù)，是語言文字的藝術(shù)，是關(guān)于人生、人性的藝術(shù)。我又想起另一句話，“文學(xué)是人學(xué)”，誰都知道文學(xué)是人學(xué)，但人在哪兒？我的回答是：人在“日?！崩?，與日常休戚相關(guān)。哪怕是戰(zhàn)爭年代，非常時期，天災(zāi)人禍，人也有最基本的訴求，就是穿衣吃飯；有最基本的情感，痛苦或者歡樂。無論我們寫什么，都是在寫人，哪怕是寫戰(zhàn)爭，為的還是寫戰(zhàn)爭底下的人。

所以這些年來，我真的非常困惑，我們現(xiàn)在所看重的、所強調(diào)的，恰恰是與文學(xué)本體、文學(xué)精神不相干的一些東西，是一些細枝末節(jié)，是本末倒置。我們過多地強調(diào)文學(xué)以外的東西，強調(diào)它的社會承載功能、批判功能，強調(diào)題材的大與小，就是“寫什么”的問題。其實寫什么在我看來從來就不是問題，對于一切文藝來說，怎么寫才是大問題。

我的困惑就在于，我們的文學(xué)經(jīng)過幾十年的意識形態(tài)的壓力，就是“寫什么”的壓力，也是“宏大敘事”的壓力，到了80年代中期，由馬原他們作了糾正，好像是回到了文學(xué)本身，但是十幾年以后的今天，對“宏大敘事”的追求又回來了。

我不是說“宏大敘事”不能寫，一切題材在我看來都是等值的，我關(guān)心的是，宏大敘事“怎么寫”。我前陣子讀黃仁宇的書，名字忘了，是抗戰(zhàn)時期，他作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個副官，在緬甸和印度戰(zhàn)場，為《大公報》寫的一組戰(zhàn)地通訊。黃仁宇太了不起了，雖然他那時還不是個作家，后來也沒有成為“作家”，他那時連記者都算不上，就是一個普通軍官……可你看他是怎么寫戰(zhàn)爭的，他寫了陽光，寫了一個日本軍官的尸體，他身上的護身符和一封家書，他還寫了硝煙中遍地的尸體，但是他沒有去寫尸體，他寫了一棵小草，手一掐，指尖上留下了青草的汁兒……我覺得是太有力量了，這力量勝過千軍萬馬的廝殺，我覺得這就是大與小的辯證，日常與宏大敘事的辯證?！靶　背３１取按蟆备辛Α⒏鼊尤?。

《紅樓夢》算得上是“偉大作品了”，但《紅樓夢》的偉大并不因為它是“宏大敘事”，它本身的題材并不大，一個富貴人家的男男女女，吃吃喝喝。《紅樓夢》的偉大是，它寫了最實在、最瑣屑的日常，卻指向大的人生的虛空?！都t樓夢》是我讀過的把“日常”和“偉大”結(jié)合得最好的典范，它做到了極致，最不可思議的是，它差不多全是對話組成的，寶玉怎么說，黛玉怎么說，兩個人如何斗氣，全是小兒女情態(tài)。黛玉穿什么，寶釵穿什么，全是日常小事，一字不落大處，但《紅樓夢》的魔力就在這兒，它寫的是大東西，卻不直接寫，它去寫小東西。

某種意義上，所有的文學(xué)都應(yīng)該是“日常寫作”，我們不寫日常寫什么？我們就住在里頭啊，每天肌膚相親。但是我對當(dāng)代“日常寫作”也不滿意，比很多評論家還要不滿意，評論家指責(zé)日常寫作，而我卻指責(zé)作家。因為這些作家沒有心，沒有痛，他們沒有活在人生里，而是活在所謂的“寫作”里，他們是為寫而寫，為瑣屑而瑣屑，他們糟蹋了日常。如果日常沒有精神籠罩，它就是一塊破抹布。

我心目中的日常寫作，就是寫最具體的事，卻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哪怕油煙味嗆人，讀者也能讀出詩意；貼著自己寫，卻寫出了一群人的心聲。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總而言之，哪怕是寫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讀出光來。